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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国会并不直接指定美国的军控与不扩散政策，军控条约的谈判、武器系统的配置、军控政策执行都是行政部门负责的领域，但国会可以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手段将其政策偏好注入政策之中，并影响军控政策的实施。也存在非常例外的情况，诸如最初在美俄之间实施后来推及到独联体国家的“合作削减威胁”项目，就是由于国会议员积极推动并主导的。回顾过去国会在军控政策中的作用，大致可以看到这种影响变化的三个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末，国会更多地认同行政部门在军控和不扩散问题上的主导权，同行政部门的合作较多。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包括：首先，在外交政策方面，国会与行政部门之间的信任度较大，总统几乎拥有“帝王般”的权力，当然具体到军控和不扩散政策也不例外。冷战初期，行政部门几乎垄断了军控和不扩散政策的制订与执行。其次，国会本身的制度安排也决定了只有较少的委员会和较少的议员介入军控和不扩散问题。有关武器的研究开发、试验、评估、采购和部署受到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拨款委员会的监管，与他国的谈判则受到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影响，同时两院的军事委员会也有相当发言权。多数情况下行政部门在重大的军控和不扩散政策上要与资深议员、党派领袖以及委员会主席进行沟通，而这种沟通几乎等同于国会与行政部门之间必要咨商。由于当时国会架构中资深议员的权力很大，几乎可以代表整个委员会，资历浅的议员很难挑战委员会主席的权力，因此行政部门同资深议员进行磋商就能减少同国会中多种声音打交道的麻烦。在当时，国会对军控政策影响主要体现为批准军控和不扩散条约。国会也曾经扮演过积极的作用，例如，国会曾经积极推动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的成立、支持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国会在军控和不扩散问题上影响不大的另一个原因是国会获取信息的能力有限，行政部门在军控和不扩散问题上更有权威。
20世纪60年代末以及整个70年代属于过渡时期，国会逐渐伸张在军控问题上的发言权，造成这种转变的背景是越南战争。首先，越南战争极大地损害了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之间的信任，这场战争“使国会得以在国家安全决策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国会不仅就越战问题与政府分庭抗礼，甚至敢于就其他安全问题与政府唱对台戏” [1] 。1969年8月，国会就是否在美国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进行了激烈辩论，这是国会伸张其发言权的标志性事件。游说反对部署反导系统的汤姆·霍尔斯特德精确地概括了当时的气氛：“反导系统的辩论带来了某些永久性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公众开始介入国家安全决策。国会作为橡皮图章的时代可能一去不返了。” [2] 随后的水门事件则进一步使得行政部门的形象受到损害，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信任遭到重大危机，国会不再可能任由总统完全主导外交与安全政策。其次，国会在70年代的内部改革让更多的委员会和议员获得了在军控问题上的发言权。尽管超过半数以上的国会委员会在外交和安全问题上拥有发言权，但真正在军控和不扩散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的有八个，它们分别是：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和众议院的国际关系委员会，参众两院的军事委员会、拨款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分别成立于1976年和1977年）。改革之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曾经在军控和不扩散问题上影响最大，因为它拥有批准军控和不扩散条约的权力，但经过改革之后，其重要性已经不如军事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改革的另一个后果是权力逐步从资深委员会主席向小组委员会主席下放，行政部门不再能通过与资深议员咨商来解决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之间的分歧。另外，新近当选的年轻议员的成长背景是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他们更倾向于挑战行政部门的政策，也更敢于挑战资深议员的观点并借此塑造自己的形象。造成国会在军控和不扩散问题上积极主动的第三个原因是国会具备了更强的信息获取能力。总审计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和国会研究处的加强可以让国会议员获得更好的政策分析，1969—1978年，国会研究处的人员增加了50%。国会还于1972年创立技术评估局（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OTA），该局主要为国会提供技术支持。1974年成立了国会预算局（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CBO）。不仅如此，外部智力支持也得到了加强，诸如军控协会、美国科学家联盟、争取可生存世界理事会、国防信息中心等重要的智囊机构、学术界以及利益集团为促进其政策倾向，向国会议员提供大量的政策分析或者技术分析。此外，在20世纪70年代，分配给参议员和众议员以及相关委员会的助手也大幅增加，这些助手大都是某个专门领域的专家，他们的作用不可低估。这样，到70年代末，国会议员不仅具备了在军控和不扩散问题上同行政部门分庭抗礼的意愿，而且也具备了相应的能力。这一时期，国会参与了《美苏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on the Limitation of Strategic Offensive Arms，简称SALT II，又称《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谈判，召集过很多的听证，并通过了很多议案。尽管如此，由于尼克松总统的任期内，军控和安全问题上的决策过程非同寻常，尼克松和善于秘密外交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极力将国务院等官僚机构排除在外，国会更不可能真正影响军控和不扩散政策。
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国会为美国的每一项军控和不扩散政策打上印记。经过70年代国会的改革，国会议员获得了更强的智力支持，对安全问题更加敏感，并且乐于在此类问题上施加自己的影响。经过多年对军控和不扩散问题的关注，一些议员几乎成了相关领域的专家，他们的能力得到了其他议员的认可，他们的政策立场能够影响那些犹豫不决的议员。另外，进入80年代以后，行政部门提出的不少军控、不扩散政策引起了较大争议，国会更有意愿介入这些争议问题并施加自己的影响。可以说，70年代末之后，国会在每一项军控和不扩散政策上都试图打上自己的印记。虽然此后国会对军控和不扩散政策的影响并不是恒定的，但其影响的增强是无可置疑的。国会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手段对美国的军控和不扩散政策施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