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章太炎以刘子骏之古文经学抗衡康南海之今文经学，同时，以荀子之法后王抗衡今文经学家之法先王，以《左传》《周官》等古文经传抗衡今文经学家之《公羊》和董氏。特别是，荀学、韩学被章太炎推举至无以复加之地步，在其《自定年谱》“三十岁”（1897）条中，他强调：“余所持论不出《通典》《通考》《资治通鉴》诸书，归宿则在孙卿、韩非。” [11] 其在1899年付梓出版之《訄书》（初刻本）中，将《尊荀》篇列为第一，他在《尊荀》中强调“荀子之道古” [12] ，真正的古不是远古而是近古，一味追求远古恰恰意味着立新，时代精神应该是法先王与法后王的结合。朝代因革兴废，如一幅水墨山水，中有大山亦有深谷，所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骤变并非不可能，但骤变并不意味着对古代之法的全部拒斥，而是有所继承、有所扬弃。一方面，后王之法终究是从先王之法传承而来的，故不能全部否定先王之法；另一方面，先王之法在后世中总是表现为后王之法，每一代皆有每一代之后王之法，故不能舍弃后王而远法先王，真正之因革损益既要法先王又要法后王，荀学“不过三代，不二后王”正是对先王之法（礼乐）与后王之法（霸道）的并举。孔子心目中之周法并非先王之法而是后王之法，孔子好古，并非托古改制。法先王与法后王并不矛盾，而当先后兼采，只法一法都会祸国殃民，如墨子不明此理而法先王，背周道而用夏政（《庄子·天下》），民不能得到福祉；李斯不明此理而法先王（即法泰皇，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以泰皇（即太昊）为名而厉行专治，最终遗患无穷。按，当时康南海托古改制，认为“无征不信，不信民不从，故一切制度托之三代先王以行之。……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 [13] 。章太炎却因荀子法后王说而论及孔子，孔子法的是后王而不是先王，更岂有托古改制之说？如此则将公羊派之托古改制之孔子形象彻底否定，章太炎赞同维新改制，但不赞同以公羊学为改制理论。当然，章太炎尊荀，除与经古今之争有关外，亦与当时汉宋之争、礼理之争有关，宋学尊孟子，章太炎反对宋学故宗荀卿；清代汉学尚礼而黜理，章太炎推重隆礼重法之荀学，自不待言。章太炎后来回忆云：“时余所操儒术，以孙卿为宗。”（《自定年谱》三十岁条，1897年） [14] 《訄书初刻本·尊荀》将荀卿与仲尼并提，认为唯荀子传儒术之真；此期间其撰写《后圣》，认为不是孟子而是荀子才是继承先圣孔子之后圣，“同乎荀卿者与孔子同，异乎荀卿者与孔子异” [15] 。
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戊戌变法前后，章太炎对维新派持观望态度，虽然赞同维新但却不是维新派的主力；章太炎此时暗生革命理想，但毕竟尚没有公然与清廷决裂而昌言革命。在学理上，章太炎尊荀可能既非为维新张本，亦非为革命正名，而是别有观照。与维新派或者传统儒家仅仅强调法先王相比，荀子将先王后王并法，而且突出的是法后王，荀子法后王在晚清时代的意义是，时代的后王之法是以西方文明为代表的制度文明和器物文明，而这是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最需要的，无论是维新还是革命，只有法后王才能实现中国的强大。故《菿汉昌言》指出：“《荀子·不苟》云：‘天地始者，今日是也。（此本仲尼告冉求说，所谓当下即是也。） [16] 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内圣外王之学，不出此十六字矣！七国大儒所以可贵。” [17] 战国七国的胜出实则是法后王的胜出，也就是荀学的胜出，后王之法实则即时代精神，对于晚清时代而言，法后王即立足时代、放眼全球而谋求中国的自力更生、富国强民。
此期间，章太炎虽然推重荀学，但庄子哲学是他一系列批判文章之重要理论来源。他甚至多处为庄子进行辩护，严判庄子与老子、庄子与申韩之异。此举数端，以见青年时代章太炎对庄子之看法和援用。
其一，《訄书·儒道》篇阐明老庄之异，为庄子进行辩护。章太炎云：“学者谓黄老足以治天下，庄氏足以乱天下。夫庄周愤世湛浊，已不甚其怨，而托卮言以自解，因以弥论万物之聚散。其于治乱也何庸？” [18] 庄子是托卮言自解，他本身对乱世已经苦不堪言，天下之治乱何足以让其动心？因此，“庄氏足以乱天下”之说为无稽之谈。相反，真正乱天下者或是老学，章太炎云：“故吾谓儒与道辨，当先其阴鸷，而后其清净。”“老聃为柱下史，多识掌故，约《金版》、《六弢》之旨，著五千言，以为后世阴谋者法。”“且夫儒家之术，盗之不过为新莽，而盗道家之术者，则不失为田常、汉高祖。”“然则愤鸣之夫，有讼言伪儒，无讼言伪道，固其所也。虽然，是亦可谓防窃钩而逸大盗者也。” [19] 此所谓田常、汉高云云，是指田常治齐以大斗出而以小斗收、刘邦入咸阳而财物妇女无所取等典故，此皆“欲取先予”之术。章太炎在《訄书重订本·订孔》中亦指出：“庄周则于《马蹄》、《胠箧》诸论，特发老氏之覆。老、庄之为一家，亦犹输、墨皆为艺士，其攻守则正相反，二子亦不可并论也。” [20] 章太炎后来更在《论诸子学》一文中强调：“庄生晚出，其气独高，不惮抨弹前哲。愤奔走游说之风，故作《让王》以正之。恶智力取攻之事，故作《胠箧》以绝之。其术似与老子相同，其说乃与老子绝异。故《天下》篇历叙诸家，已与关尹、老聃裂分为二。……其裂分为二者，不欲以老子之权术自污也。” [21]
在后来的《齐物论释》中，章太炎再次申言庄子所言“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与“机权”绝无关系，其云：
圣人内了无言，而外还顺世。顺世故和之以是非，无言故休乎天钧。……和以是非者，则假天钧为用，所谓随顺言说。休乎天钧者，则观天钧自相，所谓性离言说。一语一默，无非至教，此之谓两行也。详此一解，金声玉振，高蹈太虚，本非莅政之谈，从事之训，而世人以为任用 机权 ，寻其文义，既自不尔，又复两行之道，圣哲皆然，自非深明玄旨，何由寻其义趣。 [22]
章太炎相信庄子“其术与老子相同，其说乃与老子绝异”，且庄子《齐物论》所言“和以是非”并非“莅政之谈，从事之训”，因此其与政治机权绝无关系。章太炎与船山一样，严判老、庄之异，这实为他日后检讨庄学大旨“内圣外王”之道奠定基础。
其二，章太炎申明庄孔之异。章太炎云：“昔唐人言庄周之学本田子方，推其根于子夏。近世章学诚作《经解篇》取之，以庄子称田子方，则谓子方是庄子师，然其《让王》亦举曾参、原宪，其他若《则阳》、《徐无鬼》、《庚桑楚》，名在篇目，将一一是庄子师耶？” [23] 庄子本为寓言，韩昌黎、章学诚则将其当作信史来看，不过是“率尔之辞” [24] 。如此，其结论并不能服人，此似也在影射今文经学家把庄子看成“托古改制”者。按，“《春秋》经世”“六经”这些名相首先出自《庄子》，“素王”一词也首先出自《庄子》，因此，今文经学家廖季平、康南海都将庄子奉之甚高，章太炎在《訄书重订本·清儒》篇云：“闿运弟子，有井研廖平传其学，时有新义，以庄周为儒术。” [25] 按，廖平《知圣篇》认为：“素王之说，义本《商颂》……明文见于《庄子》。”“《庄子》所谓玄圣、素王之说，从《商颂》而寓之。《文王》篇‘本支百世’，即王鲁；‘商之孙子’，即素王。故屡言受命、天命，此素王根本也。” [26] 廖季平看来，庄子言素王是孔子受命改制。南海亦曾昌言：“庄子之心，必孔子别有所传。” [27] “庄子赞孔子极精，自赞孔子以来，以庄子为第一。” [28] “自孔子外，《庄子》为第一书。” [29] 如此等等，可见康有为亦极为推重庄子，章太炎显然不同意今文经学家这些“托庄改制” [30] 之说，他声明庄子并非出自子夏，自亦非出自孔子。
当然，章太炎中晚年之后，有很多地方提到庄与孔之相同处，甚至一改前说转而认为庄子出于颜子之儒 [31] ，然则这并不能构成其学术之主脉。如果说《齐物论释》代表着章太炎哲学之最高成就，那么至少在这部名著中章太炎还是严判庄孔之异，认为庄高于孔甚多。《齐物论释序》中认为庄子哲学出发点之一即“览圣智之祸”，其对孔子不满之意溢于言表；且他承认庄学能“括囊夷、惠，炊垒周、召”，换言之，庄子之学乃在儒家圣贤之上。意识到庄孔之异，正是他开显庄学“内圣外王”之独特性之处，庄子对世道之关怀另具只眼。
其三，章太炎借庄子立说。重订本《訄书》第一篇为《原学》，这篇相当于全书之凡例，论诸学派与地缘、风俗、才性之关系，此篇立论近乎淮南子之《齐俗训》，但其根源则可回溯至庄子之《齐物论》。章太炎云：“视天之郁苍苍，立学术者无所因。各因地齐、政俗、材性发舒，而名一家。”并引《逍遥游》：“庄周曰，封侯与治絖者，其方同也，惟其材性也。”因此得出结论：“今之为术者，多观省社会，因其政俗而明一指。” [32] 章太炎这种平章天下学术之眼光与勇气，拒绝理性的僭妄或知识的自负（哈耶克）而对天下整齐划一或安排造作，此实与庄学齐物精神有关，后来他自况“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菿汉微言》） [33] ，其实此时即已然如此。一部庄学之于章太炎辨章古今天下学术实具有方法论意义。
其四，章太炎借庄子以批判清廷。章太炎云：“朱棱曰：以清室丑声彰闻，犹能羁执谊士，芟夷杰侠，而四邻不以为咎者，诚新法翼之，为其刻饰也。……庄周云：田氏盗齐，与其圣智之法盗之。故有盗贼之名，而处尧舜之安。及夫龙逢斩，比干剖，苌弘胣，子胥靡，皆圣法假人之效也。” [34] 此揭穿清廷当年迫害汉族士人，却令名远播、四夷来仪。如此说来，清廷不仅盗取汉人之国，亦将圣人之法一并盗取，此对于清廷来说，可谓直击痛处；对于保皇立宪之南海派来说，亦中其要害。青年时代之章太炎，即已锋芒毕露，其以尊荀为旗帜，却暗以庄子为辅翼，无论是为其革命理想张本，还是与今文经学派进行理论辩难，都与庄学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