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尊刘歆：“专慕刘子骏，刻印自言私淑”

章太炎与旧时读书人一样，幼承庭训，课以举业，熟读经史。其九岁时，其外祖父朱左卿先生为之讲学课经，并言及船山、亭林著述大旨及明清易代之事，章太炎遂暗生民族大义之心。其十三岁时，偷阅蒋良骥（1723—1789）《东华录》，知戴名世（1653—1713）、吕留良（1629—1683）等汉族士人被清政府迫害案，民族之恨遂深埋于内。因此，章太炎渐渐对制义文章、经济事业失去兴趣，其十六岁时迫父命而应童子试，但因病未能举，随后便彻底放弃举业，“先君亦命辍制义，颇涉猎史传，浏览《老》、《庄》矣” ^[3] ，这是他读书生涯中第一次读及庄子。之后，章太炎博涉经史，最终负笈于俞曲园门下，主治小学。光绪十五年（1889）年，俞曲园（1821—1907）与廖季平（1852—1932）在苏州会晤，俞对廖放弃之前“平章古今”而变为“抑古尊今”极为不满。曲园尊古文，不能对章太炎无影响，章太炎自况，“余始治经，独求通训诂、知典礼而已；及从俞先生游，转益精审，然终未窥大体。二十四岁，始分别古今文师说” ^[4] 。当时其已经接受古文，并贯穿其一生而尊之。章太炎在南京俞曲园之诂经精舍受业近八年，此期间除受专业之朴学训练外，章太炎亦多涉猎明季稗史，反清之意虽未成为其显在思想，但已经潜含于其思想深处。

章太炎不甘心于埋首书斋，二十九岁（光绪二十二年，1896）时离开诂经精舍，赴上海参加梁启超（1873—1929）、夏曾佑（1863—1924）等人《时务报》编辑工作，并出资赞襄维新派的强学会。但后来相处中，他发现《时务报》为康南海弟子今文派之阵地，此派持托古改制、虚君共和之说，与自己政见完全相左，“康氏之门，又多持《明夷待访录》，余常持船山《黄书》相角，以为不去满洲，则改政变法为虚语，宗旨渐分。然康门亦或儳言革命，逾四年始判殊云” ^[5] 。彼时，南海以圣人自居，诸弟子奉之为教皇，“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 ^[6] ，章太炎对近乎妖魔化之今文派十分不满，便愤然离开《时务报》，以避蛊毒也。

面对康派今文学对刘歆之贬抑，章太炎则针锋相对以尊刘子骏（刘歆）。他在《自定年谱》“二十九岁”条中云：“专慕刘子骏，刻印自言私淑。” ^[7] 当时康南海与俞曲园有交往，俞对康十分不满，他曾对弟子章太炎云：“尔自言私淑刘子骏，是子专与刘氏为敌，正如冰炭矣。” ^[8] 按，南海著《新学伪经考》，认为汉学家所研究之古文经传皆为刘歆伪造。章太炎深嗜古文，自不以为然，南海要辟刘，章太炎则尊刘，以学术立场之对立影射其政治立场之分野。

值得强调的是，从离开诂经精舍（1896）一直到戊戌变法（1898）期间，章太炎在经学上崇尚古文，与康有为、梁启超所代表的今文经学派形同冰炭，但在政见上，又对康梁一派的虚君共和思想抱有幻想，换言之，章太炎不同意康梁之学却赞同康梁之政。当然，其赞同康梁之政却也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忠实的保皇派，其思想中暗涌着革命的怒潮，戊戌当年，他对梁鼎芬指出：“内中国，外夷狄，《春秋》三家所同。弑君称君为君无道，三家亦不有异。” ^[9] 民族性的“内中国，外夷狄”与弑君性的“杀无道”都隐含着反清的革命思想。此期间其撰写的《客帝》（收入《訄书初刻本》）一文正是这种思想矛盾的体现，他一方面指出，孔子作为素王为“震旦之共主”，正如诸侯会接纳客卿，中华接纳一个客帝又有何不可；另一方面则呼吁：“客帝诚圣明，则必取谋于陆贽，引咎降名，以方伯自处。” ^[10] 此处委婉地劝诫清主放弃天子之号，以方伯自处，还天下于汉人。这是章太炎当时所理想的和平革命，不是后来的暴力革命，也不是康有为式的虚君共和，但时局最后将章太炎逼向暴力革命。 Ds2u0ZdI8nL6QFwbNPqT4bYIqKdOxWIbO+CpmYI78qBOevw9EZghFB9QHJK4hKy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