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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韩愈首倡庄子出于子夏之儒（韩愈《送王埙秀才序》）、苏轼认为庄子对孔子“阳挤而阴助之”（苏轼《庄子祠堂记》）以来，代有学者将庄子视为儒门三传弟子，章太炎也不例外，不过章太炎并不是一开始即持此说。 [32] 章太炎对儒家之态度，辛亥以前基本是批评和引抑；辛亥之后，特别是章太炎因詈骂袁世凯而被幽禁北京钱粮胡同期间（1914—1916），他重估儒家经典，开始给予儒学很高之评骘，甚至认为宋人所言“半部《论语》治天下”并非唐人无验之言。1915年出版之《检论》已经将孔子视为中夏“创业垂统”之“圣人”。相应的，章太炎对思想史上之庄子出于儒门说先是持“消极评论”（详见杨海文，前揭）之立场，对韩愈、苏轼、章学诚等“庄子出于儒门”说持否定态度，认为仅凭《田子方》篇就认定庄子出于子夏是“唐人率尔之辞，未尝订实”，“以庄生称田子方，遂谓子方是庄子师，斯则《让王》亦举曾原，而则阳、无鬼、庚桑诸子，名在篇目，将一一皆是庄师矣” [33] 。应该说，章太炎之辩驳还是有说服力的。辛亥之前，章太炎深嗜庄佛，对儒家圣人多有不满，自然也不赞成学术史上所推重的庄子出于儒门。
不过，如其所自况“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章太炎在辛亥以后慢慢成为庄子出于儒门说的肯定者。据杨海文教授考证，1922年4—6月，章太炎在上海讲学时才第一次承认庄子出于儒门，不过不是出于子夏之儒而是出于颜氏之儒：
儒家之学，在韩非子《显学》篇说是“儒分为八”，有所谓颜氏之儒。颜回是孔子极得意门生，曾承孔子许多赞美，当然有特别造就。但《孟子》和《荀子》是儒家，记载颜子的话很少，并且很浅薄。《庄子》载孔子和颜回的谈论却很多，可见颜氏的学问，儒家没曾传，反传于道家了。《庄子》有极赞孔子处，也有极诽谤孔子处，对于颜回，只有赞无议，可见《庄子》对于颜回是极佩服的。《庄子》所以连孔子也要加抨击，也因战国时学者托于孔子的很多，不如把孔子也驳斥，免得他们借孔子作护符。照这样看来，道家传于孔子为儒家，孔子传颜回，再传至庄子，又入道家了。 [34]
章太炎根据《韩非子·显学》篇认定孔子之后当有颜氏之儒之传承，但孟荀显然不是颜氏之儒的传承者。也许并非偶然的是，《庄子》中恰恰有很多孔颜之对话，且《庄子》书对孔子有褒有贬，而对颜子只褒不贬，这是呵佛骂祖而不骂本师，毕竟那个时代假孔子太多，只有骂倒假孔子才能让真孔子现身，这一正一反正可证庄子当是颜回之后学。章太炎反对韩愈等将庄子视为子夏之儒，那么他将庄子视为颜氏之儒就没有问题吗？其以颜回为庄子师之用意在何？细读此则文献，章太炎实则揭示出一个晚周诸子传承的暗线：“老子—孔子—颜子—庄子”；以学派论之则是：“道家—儒家—儒家—道家”。章太炎重序圣贤传承谱系之用意何在呢？
孔承老学，即所谓孔子曾问礼老子事，不见春秋末期经典，而秦汉间及汉初典籍如《礼记》《吕览》《说苑》《淮南子》《史记》等都有其说，但其可靠性一直存疑，也不被以儒家为主导的思想史重视。故这里需要追问，章太炎反对庄子出于子夏说，却重拾旧案并拟定这个“老子—孔子—颜子—庄子”之“新道统”的背后思想史线索究竟是什么？事实上，章太炎对这条晚周思想史暗线极为重视，除前文所引外，其至少还有四次提到这条“老—孔—颜—庄”相传授之暗线：
（一）孔子问礼于老聃，《戴记》所述，则其仪文节奏，斯非孔老之本。《老子列传》记其言曰：“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乃老子所称上礼。（上礼解见《韩子》）及仲尼所以告颜回者，亦曰“克己复礼”而已，正本老子义耳。 [35]
（二）内圣外王之道，不能宴处山林明矣。老聃语孔子曰“为人臣者毋以有己，为人子者毋以有己”，即为臣子而令趣入无我。颜渊欲说卫君，孔子示以心斋，即其近暴人而令瞻彼阕者，此所谓事理无碍也。 [36]
（三）老聃所以授仲尼者，《世家》称：“为人臣者毋以有己，为人子者毋以有己”，《列传》称：“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毋以有己者，无我也。骄气，我慢也；多欲，我爱也；态色，我慢所呈露也；淫志，我爱所流行也：是皆去之，与毋以有己相成。……老以诏孔，其所就为无我；孔以诏颜，其所就为克己。授受不爽如此，而儒者多忽之。 [37]
（四）最观儒释之论，其利物则有高下远迩，而老聃挟兼之。仲尼所谓忠恕，亦从是出也。夫不持灵台而爱其身，涤除玄览而贵其患，义不相害，道在并行矣。故庄周援引其文且颂之曰：“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神动而天随，从容无为而万物炊累焉。” [38]
按，关于孔子向老子问礼事，《礼记·曾子问》涉及一条具体之“仪文节奏”，与老学全无关系；《史记·孔子世家》和《史记·老子列传》则记载老子向孔子传授道家相关之内容，文献三所引即本之《史记·孔子世家》。《大戴礼记》所载之“仪文节奏”与老子无关，而《史记》之《孔子世家》与《老子列传》所载老子向孔子授学则其来有自。仔细勘对《孔子世家》所引老子授孔子“为人臣者毋以有己，为人子者毋以有己” [39] 和《老子列传》所引老子授孔子“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 [40] 两则文献，结合《老子》“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第十三章），可以将老子向孔子授学之内容概括为“无我”二字。事实上，在章太炎看来，孔子所谓“绝四”亦可会归于“无我”，此正来源于老子，孔子再将老子的“无我”传授颜回，此谓“克己”；颜回之学再传庄子就是“心斋”，此即所谓“老以诏孔，其所就为无我；孔以诏颜，其所就为克己”。文献四则认为老子曾向孔子传授忠恕之道，这种忠恕之道再辗转传授至庄子，是以《菿汉微言》有“尽忠恕者，是惟庄生能之”与《检论·订孔》有“体忠恕者，独有庄周《齐物》之篇”等语，不过，老孔相传之忠恕绝非后世思孟学派之忠恕。儒家“推己及人”不究竟，因为其以有己为前提，难免会强人合己，苟为其难；而老庄之学以无己为前提，“从容无为而万物炊累”（《庄子·在宥》），后者才是真正的忠恕之道，这种忠恕可称为无己之忠恕。
可见，此四则文献实则都是以“无己”为核心将“老—孔—颜—庄”排列成一个师承传授系统，这意味着，老、孔、颜、庄的核心思想都是“无己”。不难发现，这种“无己”与佛学之“空”大有因缘，章太炎这里终究没有抹去其根深蒂固的佛学思想。事实上，章太炎认定庄子出于颜回之儒的奥秘也在这里：
（一）绝四之说，人我、法我俱尽。“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者，亦除法我执矣。此等自得之语，孔、颜之后，无第三人能道。（佛、庄不论。） [41]
（二）子思作《中庸》，孟子著七篇，皆论学而及政治者也。子思、孟子既入天趣，若不转身，必不能到孔、颜之地，惟庄子为得颜子之意耳。 [42]
这两则文献中，文献一认为孔子之“绝四”即人我、法我之兼空，孔颜之后除佛、庄之外不能论之，也就是说，孔颜与庄的最高修持造境皆达佛乘；文献二则认为思孟虽已达天乘，但还没入佛乘，即思孟尚不明孔颜“无己”“屡空”之佛旨，如此说来颜庄要比思孟更近孔子。《论语》中孔子以“克己复礼”传授颜子，在章太炎看来这是《庄子》书中“坐忘”“丧我”“心斋”之渊源，如此就能看出一条隐而不彰的圣人传授线索。章太炎《菿汉昌言·经言一》论这种学术渊源云：
庄生传颜氏之儒，（颜氏之儒，见《韩非·显学》篇。）述其进学次第。……《人间世》篇：仲尼告以心斋，颜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实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此与克己相应者也。《大宗师篇》：颜回曰：“回忘仁义矣。”仲尼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忘礼乐矣！”仲尼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枝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夫告以为仁之道而能忘仁，告以复礼而能忘礼，离形去知，人我与法我同尽，斯谓“克己”。同于大通，斯谓“天下归仁”。此其造诣之极也。 [43]
在章太炎看来，佛学之“人我与法我同尽”—孔子之“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庄子之“同于大通”等三语构成一组可以一一互相印证之思想体系。如果将思想之横向相似性诉诸一条线性的传授关系，并佐以相关文献，“老—孔—颜—庄”就形成一个授受不爽之师承谱系。当然，章太炎对“老—孔—颜—庄”等传授关系之证成背后是佛学思想。辛亥前后，章太炎先后经历“以佛证庄”再到“以庄证孔”的思想转换 [44] ，从“以佛证庄”到“以庄证孔”，不是后者将前者之扬弃，而是形成一个蝉联摄纳的思想递进过程，“以庄证孔”是以佛学化的庄子来解释孔子，此时之孔子既有庄学色彩，又有佛学色彩，其实是将佛、庄、儒进行一种内在的会通，比如他认为孔子之“绝四”分别是破末那识、破恒审思量、破法执我执、破人我法我，所谓“因果依持，皆已排遣” [45] 。章太炎还指出：“依何修习而能无意无我？颜回自说坐忘之境……自胜之谓克己，慢与慢消，故云复礼。我与我尽，性智平等见前，此所以为仁也。颜回庶几之才，闻一知十，乍聆胜义，便收坐忘之效。” [46] 不唯如此，章太炎还将“老—孔—颜—庄”相传授之“无我”比喻为“禅宗心法”：
无我之言，《老子》书中所无，而《庄子》详言之。太史公《孔子世家》：“老子送孔子曰：‘为人臣者毋以有己，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二语看似浅露，实则含义宏深。盖空谈无我，不如指切事状以为言，其意若曰一切无我，固不仅言为人臣为人子而已。所以举臣与子者，就事说理，《华严》所谓事理无碍矣。于是孔子退而有犹龙之叹。夫唯圣人为能知圣，孔子耳顺心通，故闻一即能知十。其后发为“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论，颜回得之而克己。此如禅宗之传授心法，不待繁词，但用片言只语，而明者自喻。然非孔子之聪明睿智，老子亦何从语之哉！（老子语孔子之言，《礼记·曾子问》篇载三条，皆礼之粗迹，其最要者在此。至无我、克己之语，则《庄子》多有之。） [47]
老子教孔子语之所以未明言“无我”，而以人子、人臣为孔子说法，乃“指切事状以为言”，与华严学“理事无碍”近似。以“无我”为心法，“老—孔—颜—庄”授传不爽。
为证成佛庄孔颜之内在相通性，章太炎不仅从孔颜这种克己之工夫论着手，并给予一种存在论之解释，这表现在他对《论语》“屡空”之解释：
颜渊坐忘，所至卓绝。《论语》独称其“不贰过”，以为好学。《易传》独称“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以为庶几。后生见其平易，遂作异说，专务求深。案：《成唯识论》说修习位菩萨云：“邪行障者，谓所知障，俱生一分。及彼所起，误犯三业。彼障二地极净尸罗，入二地时便能永断。由斯二地说断二愚：一微细误犯愚，即是此中俱生一分；二种种业趣愚，即彼所起误犯三业。”然则永断微细误犯者，二地位也。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者，初地位也。此则颜渊初入极喜地时境界，其后日进，以至屡空。言屡空，则有时不空矣。《成唯识论》云：“微细烦恼见行障入四地时，便能永断。彼昔多与第六识中任运而生，执我见等同体起故说烦恼名。今四地中既得无漏菩提分法，彼便永灭，此我见等亦永不行。”然则微细我见烦恼永灭者，四地位也。微细我见烦恼虽任运生而能屡空者，三地位也。由是言之，颜渊始证初地者，后证三地。 [48]
“屡空”见《论语·先进》：“回也其庶乎！屡空”，这本是经验意义上“箪瓢屡空”之“空”。章太炎则将这个“空”解释为佛学之“空”，《齐物论释》称之为“颜回屡空而寂照”。不过，“屡空”云者，意味着有时还“不空”，所以颜回虽证三地，但尚未证四地，即没到究竟觉地。如前文所言，章太炎笔下之庄子是一位大乘菩萨，而作为庄子之祖师之颜回自然也是一位菩萨。颜回这位菩萨也是“空”与“有”之融合体，其在佛学之“空”中摄入儒学之“仁义”：
世儒徒见其云瞠乎后者，以为贤圣相去，才隔一臂，望其卓尔力不能从，于是颜苦孔之卓之论起，遂成大谬，不悟仲尼方请从颜渊后也。盖非与仁冥，不能忘仁；非与礼冥，不能忘礼。所见一毫不尽，不能坐忘。忘有次第，故曰屡空。非谓一有一无，如顾欢之说也。由是言之，云其心三月不违仁者，尔时犹有仁之见也，逾三月则冥焉忘之矣。由仁义行，非行仁义，斯时违与不违皆不可说。（“得一善则卷卷服膺而弗失”，此子思述先君子语，盖难尽信。） [49]
这段文字是将佛、孔、颜、庄、孟进行内在会通。章太炎通过对《庄子·人间世》“心斋”与“坐忘”之重新解释，在存在论上摄入佛学之“空”，在价值论上摄入孔子之“仁”“礼”，二者绾结点是庄子之“忘”，以佛学之“空”解释孔颜之“屡空”，以庄学之“忘”开出“与仁冥”“与礼冥”之“真仁”与“真礼”，并最终以孟子之“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作为佛、孔、庄、颜之共同会归。在章太炎看来，这才是庄学的真精神，至此，庄子已经向儒学彻底地回归，不过这也是以庄佛改造后的儒学。杨海文教授根据《黄侃日记》推断章太炎撰写《菿汉昌言》“始于1925年之后，终于1931—1933年之间” [50] ，此段文字见于《菿汉昌言·经言一》，可见此文完成于1925年之后，即章太炎五十六岁之后，以章太炎世寿六十七岁而论，这应该是其思想成熟之后之“圆善”。章太炎最后以孟子之“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绾结庄佛，可不可以说与后来的牟宗三经过康德而发皇的孟子“自由无限心”是殊途同归呢？事实上，章太炎曾以“智无留碍然后圣，人各自主之谓王”（《齐物论释定本》）来重新解释庄学的“内圣外王”之道，此中“智无留碍”“人各自主”与康德所言“自由意志”是不是有些内在的相通性呢？ [51]
如前文引章太炎自况其学为“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这一方面固然是他治学阶段性的心路历程，也是其日益圆融的治学造境，是其思想之“圆教”。所谓教分三教而道无二道，章太炎之学在“俗—真—俗”之回还摄纳中最终走向儒、释、道之三教合一。具体来说，他将佛、老、孔、颜、庄、孟融贯为一体，得出“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之结论，崇尚自在的佛老庄与崇尚仁义的孔颜孟在这里圆融无碍，这是章太炎晚年持“庄子出于颜回之儒”的最后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