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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所处晚清民国之时代，时人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称之。对于章太炎来说，如其所言“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菿汉微言》） [1] ，其学术和思想始终与时代之忧患相激荡，他绝非清儒那样“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 [2] 的皓首穷经之经师。正是带着这种经国救世、赈民水火的学术热肠来谛视传统，章太炎发现中国晚周诸子百家无非都是救世者。但庄子是比较特殊之一位，他见识之高、忧思之深、用心之苦，远非其他诸子所可比。章太炎在《齐物论释序》中写道：
昔者，苍姬讫录，世道交丧，奸雄结轨于千里，烝民涂炭于九隅。其唯庄生，览圣知之祸，抗浮云之情，盖齐稷下先生三千余人，孟子、孙卿、慎到、尹文皆在，而庄生不过焉。以为隐居不可以利物，故托抱关之贱；南面不可以止盗，故辞楚相之禄；止足不可以无待，故泯死生之分；兼爱不可以宜众，故建自取之辩；常道不可以致远，故存造微之谈。维纲所寄，其唯《消摇》《齐物》二篇，则非世俗所云自在平等也。体非形器，故自在而无对；理绝名言，故平等而咸适。……作论者其有忧患乎！远睹万世之后，必有人与人相食者，而今适其会也。文王明夷，则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则国可知矣。 [3]
章太炎这段序文以近乎光影蒙太奇之叙事笔法描绘出一幅战国衰世之景象，这是一种近乎绝望的黑灰色意境。所谓“苍姬讫录，世道交丧”，“苍姬讫录”用赵岐《孟子题辞》之语：“孟子亦自知遭苍姬之讫录。” [4] “苍姬”代指周代，《周礼正义·祭礼》与《晋书·天文志》并引汉人纬书称周文王姬昌为“苍帝子”，苍帝为东方之帝，“苍姬讫录”即指晚周战国末世。“世道交丧”用《庄子·缮性》“由是观之，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章太炎用此语表达庄子所处之战国世道之黑暗与浇漓。具体说来，那个时代，“奸雄结轨于千里，烝民涂炭于九隅”，诸侯征伐之铁蹄踏过，民人死伤无数。在这个乱世之中，学者如飞鸟投林，各寻诸侯，齐国稷下就有“不治而议论”之三千先生，其中固然有不少“吃饭秀才”如淳于髡者，但亦不乏以救世为襟抱的哲人，比如孟子、尹文、慎到等（章太炎认为孟子是稷下先生），庄子却不入稷下，因为他对一切救世之术都已经彻底失望。包括孟子在内的哲人无非都幻想以圣知、兼爱、偃兵去说服诸侯，然则，圣知、兼爱、偃兵本身何尝又不是祸呢？故庄子从来就没想过要去稷下议论，仁政、兼爱、偃兵这些说教在庄子看来根本没用。庄子深知“南面不可以止盗”，他既不是孟子一样之义仕派，也不是张仪、苏秦那样之禄仕派，在那个“盗亦有道”之时代，禄仕派固然是大盗之帮凶，而义仕派也不过是给大盗增加一些骗取民心之筹码，因此他却聘楚相，高尚其事，不事王侯。（钱穆先生将战国士人分为劳作派、不仕派、禄仕派、义仕派、退隐派，道家庄周属于退隐派。详钱穆《国史大纲》第六章）
既然不能仕，那么能不能隐呢？庄子也不会隐，“高尚其事，不事王侯”固然可以洁身自好，但无奈庄子还有一腔救世之热肠。清人说庄子“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热肠挂住” [5] ，可谓入木三分地描摹了庄子在乱世之下的复杂心境。救世之热肠使得他不能做与鸟兽同群（《论语·微子》）之隐者，章太炎称之为“隐居不可以利物”。既不能仕又不能隐，庄子究竟该何去何从？庄子只能托抱关之贱而陆沉于他难以割舍的世间。
“隐居不可以利物，故托抱关之贱”，此处“抱关”当取孟子所言“抱关击柝”之意，具体来说当指庄子任漆园吏之事，事见《史记·庄子列传》，司马迁称“周尝为蒙漆园吏”只是一般性叙事描写，今人考证漆园吏相当于漆园啬夫 [6] ，即今所谓守门人或护林人。章太炎则认为庄子任职漆园吏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行为，更是一种思想行为，当然这不是孟子式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孟子·万章下》）之思想，庄子以这种方式一方面与“不治而议论”的稷下先生们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与“传食于诸侯”的孟子派划清界限。庄子甘愿“抱关击柝”本身就是对稷下学派（不仕派）、孟子学派（义仕派）甚至禄仕派的一种无声的否定。 [7] 同时，作为一介守园微吏而不是泉林隐者，庄子正可以借机观察君子小人、人情冷暖、民风世相，特别是看统治者如何杀人，民人如何被荼毒。章太炎后来说庄子“眼光注射，直看见万世的人情”（《佛学演讲》），可能正与庄子这种仕隐之间的处士身份有关。
既然庄子不做稷下先生，也不谈仁义道德；不做隐士，也不出任卿相，那么他凭什么救世？他凭什么本事能“抗浮云之情”？章太炎看来，庄子救世之术一破一立主要有二。其一，从否定之维上讲他是对儒墨文明甚至一切文明进行颠覆，这种颠覆不是道德虚无主义，而是对仁义道德进行反思并警惕，这种否定性的反思和警惕与孔墨正面性的立说施教一样重要。其二，从肯定之维上讲是让每个个体进行自我心灵之救赎，“体非形器，故自在而无对；理绝名言，故平等而咸适” [8] ，庄子以“自证而证他”的方式创造一套哲学，没有一个抽象之天下，只有一个个血肉饱满之生命体，当一切皆无可奈何之时，毕竟还有心体可以自我把控。儒墨的仁义与兼爱都要靠“格君心”来实现，但君心的承诺向来都不会兑现，而且往往还会变本加厉地走向仁义或兼爱之反面。因此，庄子将人民的自我拯救最终诉诸心灵的“自取”“无待”“自在”“咸适”，摆脱现实的苦难终究要靠每个个体“心”之转化、纯化、净化、辩证，可见心终是救赎之源。当然，心亦是万恶之源，“苟人各有心，拂其条教，虽践尸蹀血，犹曰秉之天讨也” [9] ，人类之一切祸患莫不归本于私心，正是私心作祟再文以条教，纵然是践尸喋血，犹以天讨为号，杀人有理，师出有名，此正天下祸乱之所由生也。庄子挺立起每个个体的自在而无对之心的同时瓦解统治者的私我之心，“《齐物》本以观察名相，会之一心”（《齐物论释定本》），庄学救世之法不过是心法以及心所有法，这也是他最终以法相解庄的原因。
章太炎之所以将庄子描摹为“抱关救世之处士”，应该说这正是自己当下世道和处境与庄子所在世道和处境之一次视域融合。如前文所引《齐物论释序》之言：“作论者其有忧患乎？远睹万世之后，必有人与人相食者，而今适其会也。”这里联合引用《易传》之“作论者其有忧患乎”与《庄子·庚桑楚》之“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又见《徐无鬼》）两句名言，并郑重地指出“而今适其会也”。可见，章太炎是将19世纪以至于20世纪初期之“人与人相食之世”投注到庄子所处之战国时代。当时黑格尔主义、斯宾塞主义、蒲鲁东主义等盛行一时，这些潜含着种族优劣、优胜劣汰、灭国有理之“公理”“进化”“唯物”等理论恰恰为“人吃人”提供了合法性和合理性根据（应该说，章太炎对黑格尔、斯宾塞、蒲鲁东等存在误解），而庄子所推崇的“文野异尚”和所否定的“文明灭国”（详见第三章）正可以对这些理论进行釜底抽薪式的批判。可见，章太炎以救世定义庄子哲学，乃为其良苦用心之所在。
如前文所言，章太炎最终将庄子哲学定义为心学，要破除“践尸蹀血”之人类罪恶，就要做足“吾丧我”之工夫，不要以己夺人，将文明与落后平等视之；要做到在无常之苦难中自我赈济，也要做足“吾丧我”之工夫，即在遭逢际遇中“自主”，不要受外在生死得失所左右。总之，章太炎笔下之庄子是一位位卑而志卓的乱世哲人，笔者称之为处士。所谓处士，是说其有思想、有知识，学而优却不仕，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晴耕雨读而不与朝廷打交道，其托“抱关之贱”充满思想意义，属于思想史事件。 [10] 同时，晚近乱世与战国乱世是章太炎与庄子共同的生存体验，故章太炎在《庄子》中发现救世之道，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