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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四年（1908）戊申初，由于《民报》鼓吹革命甚烈，清廷派唐绍仪（1862—1938）照会日本政府将之查禁。《民报》解散后，章太炎开始为留日学生讲学，据当时及门弟子朱希祖（1879—1944）、刘文典（1889—1958）等人的“日记”或“回忆”，此次讲课之内容不仅有小学，还有《楚辞》《庄子》等，其中讲《庄子》最多。是年七月，章太炎《庄子解故》完成 [47] ，此书是在其早年《膏兰室札记》（完成于光绪十八年，1892）中之《庄子札记》基础上删润而成的，旧说有一半被删去，可见其对《庄子》用力极深。 [48]
章太炎在《庄子解故·序》中云：“若夫九流繁会，各于其党，命世哲人，莫若庄氏，消摇任万物之各适，齐物得彼是之环枢，以视孔墨，犹尘垢也；又况九渊、守仁之流，牵一理以宰万类者哉。微言幽渺，别为述义，非《解故》所具也。章炳麟记。” [49] 作为一篇小学类著作之序，章太炎言在此而意在彼，并没有守汉学家法。经过多年之佛学熏染，当他再次与诸生细绎《庄子》时，所获俨然与当年单纯从训诂之角度著《膏兰室札记·庄子札记》（二十五岁时完成）大为不同。这篇序中，作者明言“命世哲人，莫若庄氏”，庄子被提高到无以复加之高度，不仅儒、墨、陆、王不能与之相颉颃，其所谓“命世”“莫若”云云，似已暗指佛学以及西学亦已在其下。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这篇为《解故》作序之短文，除略论及庄学史上几位训诂名家（名著）外，并没有就“解故”论“解故”，而是越过汉学师法而大讲玄学（这在汉学家看来很不可思议），其提出庄子思想之核心为：“消摇任万物之各适，齐物得彼是之环枢。”可见章太炎在撰写这部以训诂名世之著作时，心境已然不在小学，而是驰骛于对庄生玄言哲理之追寻，然受体例影响，此书未能发明其玄理，但似已经成竹在胸，所谓“微言幽渺，别为述义，非《解故》所具也”，由之，章太炎为未来之研究计划伏下一笔。
问题是，当章太炎将佛学奉为圭臬，认为法相学精微“理极不可更改”之时，为何又突然将庄子抬出并认为“命世哲人，莫若庄氏”，章太炎当年由尊荀而转为尊佛，今又由尊佛而转为尊庄，其道费而隐，其学实而严，“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言为心声，心随境转，章太炎最后尊庄，必有以也；个中究竟，不可不察也。如前文所言，《民报》解散后，章太炎为留日学生讲学，此期间是他对庄子进行深入检讨并重新抉发其思想价值之时，反思之结果是，庄学是世间法，佛学是出世间法；由于“纯佛法不足以维风教”（《菿汉昌言》） [50] ，故他希望借庄学以补救佛学之偏失。
事实上，早在其学佛之初，就存在佛学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之困惑，他对佛学这种出世间法非常不满，或许此正是他当年婉拒夏曾佑、宋平子劝他学佛之原因。后来他以佛学倡言革命，实则乃是通过否定之否定律而注重其世间法性：“佛法本来称出世法，但到底不能离世间法。……所以‘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两句话，是佛法中究竟的义谛。” [51] 章太炎承认佛学是兼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之二者。然毋庸讳言者，佛学之于世间法终究有所不足，随着他对《庄子》特别是对《齐物论》之重新研究，佛学之不足亦日益彰显，章太炎后来回忆他在日本研佛读庄并平章二者之得失云：“佛法虽高，不应用于政治社会，此则惟待老庄也；儒家比之，邈焉不相逮矣。” [52] 佛法固然高深，但若应用于政治社会，毕竟隔着一层，此一扫当年“以勇猛无畏治怯懦心，以头陀净行治浮华”之佛法万能论，而是开始反思仅仅将佛学用于政治社会之不足。章太炎在另一次演讲中，亦比较庄佛长短云：“若专用佛法去应世务，规画总有不周。若借用无政府党的话，理论既是偏于唯物，方法实在没有完成。唯有把佛与老庄和合，这才是‘善权大士’，救时应务的第一良法。” [53] 《庄子·齐物论》“尧伐三子”章，章太炎认为此章是庄子最关注之问题，庄子要消解文明与野蛮之成见，尊重“世情不齐”，提倡“文野异尚”，这是老庄“第一高见”，然佛法之于这种对政治社会之关怀隐而未发，仅仅“说几句慈善事业的话”并不能在根本上对政治社会产生深刻之影响，此所谓“专用佛法去应世务，规画总有不周”。虽然佛学在理论上是唯物论，但其于方法论终究有所欠缺，即如何将佛学之心法推明于政治社会之中，佛学并没有给出答案。因此，唯有把佛与老庄和合才是救时应务的第一良法。
如前文所言，章太炎在革命形势高涨之情况下，提倡佛学，乃为革命提供一种精神信念，让青年人发心革命，推翻清朝异族政权。但革命并非社会、人生之常态，靠宗教信念来挽救世道人心亦非长久之计，佛教建基于信仰，但信仰并非人人易致之无条件许诺，若信仰在，求仁而得仁，则自然能成就人生、国家、天下；然若无信仰，纵然有十万恒河沙数又于家国天下也何庸！章太炎所谓佛法“不应用于政治社会”“规画总有不周”“方法实在没有完成”等云云，可以一言以蔽之，佛学之内圣学虽深，外王之道却流于阙如。
如何补救佛学所不足的外王之道，唯庄生能之，庄子既有佛学之精深义理，又有对于世道人生之切身关怀，能兼世间出世间二法，“上悟唯识，广利有情，域中故籍，莫善于《齐物论》” [54] ，“上悟唯识”即内圣，“广利有情”即外王，庄学是“内圣”与“外王”两全之学。《菿汉微言》判摄佛学、孔学与老学、庄学之各自特色云：
印度素未一统，小国林立，地狭民寡，才比此土县邑聚落，其君长则宗子祭酒之伦也。其务减省，其国易为，则政治非所亟，加以气候温燠，谷实易熟，裘絮可捐，则生业亦非所亟。释迦应之，故出世之法多，而详于内圣。（佛典有《出爱王经》，为世尊论政之言，绝无深语，足知非所措意也。）支那广土众民，竞于衣食，情实相反，故学者以君相之业自效，以经国治民利用厚生为职志。孔老应之，则世间之法多，而详于外王。兼是二者，厥为庄生。 [55]
章太炎此论深意大焉。梵土释迦之学为出世之法，详于内圣，外王不足；东土孔老之学务于“经国治民利用厚生”，固然强调外王，但内圣有所欠缺。平心而论，章太炎此处对华梵两种文明之比较，虽言说似激，但亦并非没有击中其要害。晋唐之后，三教逐步合流，按照陈寅恪之说法，佛学作为一大因缘而最终成就的是宋明理学（心学），不管宋明儒者承认不承认，他们的确是以佛学之内圣学来对先秦儒学进行理论补充或修正，儒家实用主义（李泽厚）之学转而为宋明儒精微之心性学——形而上学，宋明新儒家（冯友兰）之新或正在于斯。当然，佛学作为出世间法最终经过唐代高僧和宋明诸儒一起努力转变为世间法，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以中华外王学而补救佛学仅言内圣学之不足。然而，章太炎此处则独尊庄生，认为唯有庄学能兼内圣与外王二者，则颇具章太炎之自我特色。庄子何以能双兼内与外、梵与华之二者之道，章太炎给出理由是：
即《齐物》一篇， 内以疏观万物 ，持阅众甫，破名相之封执，等酸咸于一味； 外以治国保民 ，不立中德，论有正负，无异门之衅，人无愚智，尽一曲之用，所谓衣养万物而不为主者也。远西工宰，亦粗明其一指。彼是之论，异同之党，正乏为用，撄宁而相成，云行雨施而天下平。 故《齐物论》者，内外之鸿宝也 。 [56]
章太炎此段文字对庄学内圣外王之解读以及其对《齐物论》“内外之鸿宝”之定性，在其整个庄学中处于枢机之位。以内圣而言，庄子疏观万物、持阅众甫、名相兼破、酸咸同味，此与佛学之内圣无异；以外王言之，庄学之过佛学者在于更能经济天下、治国保民，将凌轹个人之上之权威进行消解（“不立中德”），让民众自由言说而不会党同伐异（“无异门之衅”），同时强调物尽其用、人尽其性，最终实现“云行雨施而天下平”。章太炎深信，庄学为经世致用之利器，他甚至直接以《齐物论》与《孙子兵法》并提，指出“言兵莫如《孙子》，经国莫如《齐物论》” [57] 。
这里依旧需要提及者，章太炎作《齐物论释》期间将庄学推崇至无以复加之高度，但并非其一生之学术定论。章太炎中晚年之后开始将学术重心放在儒学之上，“癸甲之际，厄于龙泉，始玩爻象，重籀《论语》，明作《易》之忧患，在于生生，生道济生，而生终不可济，饮食兴讼，旋复无穷。故唯文王为知忧患，唯孔子为知文王。《论语》所说，理关盛衰，赵普称半部治天下，非尽唐大无验之谈” [58] 。“癸甲之际”是指中华民国三年（农历癸卯年，1914）至中华民国四年（农历甲寅年，1915），当时章太炎因愤慨袁世凯（1859—1916）称帝而被袁氏软禁于北京龙泉寺，此期间章太炎开始重读儒家经典《易》《论》并开始重估其价值，虽然还没有将儒家提到最高位置，但这是其对儒家态度的一大转捩。
直至中华民国九年（1920），章太炎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演讲中承认：“我从前倾倒佛法，鄙薄孔子、老、庄，后来觉得这个见解错误。佛、孔、老、庄所讲的，虽都是心，但是孔子、老、庄所讲的，究竟不如佛底不切人事。孔子、老、庄自己相较，也有这样情形。老、庄虽高妙，究竟不如孔子底有法度可依，有一定底做法。” [59] 是年章太炎五十一岁，在他看来，佛不如老庄，老庄不如孔子，以章太炎世寿六十七岁而言，斯可谓其“晚年定论”。20世纪30年代以后，他开始提倡读经尊孔，并开始以《孝经》《丧服》《大学》《儒行》等构建“新四书”，庄佛在“四经”面前也已等而下之。惜甚，盖章太炎由于早年用功过勤，晚年虽“回真向俗”，但其对儒学精义之抉发并未有创造性之建树，故其思想之黄金时代则非庄学莫属。
[1] 章太炎在《明见》中曾批评过庄子：“庄周方内之圣哲也，因任自然，惟恒民是适，不务超越，不求离系。故曰‘若人之形，万化而未始有尽，乐不胜计’（《知北游》）。虽足以斥神仙，轻生死，若流转无极何？此亦庄周之所短也。”[章太炎：《国故论衡校定本》，《章太炎全集》（一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12页]但后来，章太炎在《齐物论释》中承认，他这种对庄子之批评是不对的，“余曩日作《明见篇》，犹以任运流转，不求无上正觉为庄生所短，由今观之，是诚斥鴳之笑大鹏矣”。[章太炎：《齐物论释定本》，《章太炎全集》（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42页]
[2] 章太炎：《菿汉微言》，《章太炎全集》（一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0—71页。
[3] 章太炎：《自定年谱》，《章太炎全集》（一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52页。
[4] 章太炎：《自定年谱》，《章太炎全集》（一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53页。
[5] 章太炎：《自定年谱》，《章太炎全集》（一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55页。
[6] 章太炎：《与谭献三》，《章太炎全集》（一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4页。
[7] 章太炎：《自定年谱》，《章太炎全集》（一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53页。
[8] 章太炎：《自定年谱》，《章太炎全集》（一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54页。
[9] 章太炎：《自定年谱》，《章太炎全集》（一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55页。
[10] 章太炎：《訄书初刻本》，《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8页。
[11] 章太炎：《自定年谱》，《章太炎全集》（一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54—755页。
[12] 章太炎：《訄书初刻本》，《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
[13]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十一，载姜义华等编校《康有为全集》（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页。
[14] 章太炎：《自定年谱》，《章太炎全集》（一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54、755页。
[15] 章太炎：《后圣》，《章太炎全集》（一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6页。
[16] 本书征引《章太炎全集》文献，括号中内容皆为章太炎原文夹注或自注，特此说明。
[17] 章太炎：《菿汉昌言》，《章太炎全集》（一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9页。
[18] 章太炎：《訄书初刻本》，《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页。
[19] 章太炎：《訄书初刻本》，《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9页。
[20]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34页。
[21] 章太炎：《论诸子学》，《章太炎全集》（一〇），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5页。
[22] 章太炎：《齐物论释定本》，《章太炎全集》（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3页。
[23] 章太炎：《征信上》，《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7页。
[24] 章太炎随后在《与人论国学书》《诸子略说》《菿汉微言》中都以类似的理由反对将庄子定位为子夏后学。
[25]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57页。
[26] 蒙默等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廖平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4、86页。
[27] 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载姜义华等编校《康有为全集》（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页。
[28] 康有为：《万木草堂讲义》，载姜义华等编校《康有为全集》（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页。
[29] 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康有为全集》（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页。
[30] 关于庄子与近代今文经学之关系，可参见邢益海《从康有为看今文经学与庄学》，《经典与解释》2010年第33辑；魏义霞《康有为对庄子的定位与近代哲学视界中的庄子》，《中国哲学史》2009年第3期。
[31] 参见杨海文《“庄生传颜氏之儒”：章太炎与“庄子即儒家”议题》，《文史哲》2017年第2期。
[32]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31—132页。
[33] 章太炎：《菿汉微言》，《章太炎全集》（一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0页。
[34]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16页。
[35] 章太炎：《自定年谱》，《章太炎全集》（一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55页。
[36] 章太炎：《自定年谱》，《章太炎全集》（一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58页。
[37] 章太炎：《自定年谱》，《章太炎全集》（一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59页。
[38] 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章太炎全集》（一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95页。
[39] 章太炎：《菿汉微言》，《章太炎全集》（一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9页。
[40] 章太炎：《答铁铮》，《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87页。
[41] 参见王中江《章太炎的近代祛魅与价值理性——从“自然”“人性”到人的道德“自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42] 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章太炎全集》（一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95页。
[43] 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章太炎全集》（一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95页。
[44] 参见章太炎《答铁铮》，《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45] 章太炎：《答铁铮》，《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90页。
[46] 章太炎：《答梦庵》，《章太炎全集》（一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21页。
[47] 参见胡道静《庄子解故附记》，载《章太炎全集》（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48] 参见朱季海《庄子解故点后记》，载《章太炎全集》（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49] 章太炎：《庄子解故序》，《章太炎全集》（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49页。
[50] 章太炎：《菿汉昌言》，《章太炎全集》（一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02页。
[51] 章太炎：《佛学演讲》，《章太炎全集》（一〇），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56页。
[52] 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章太炎全集》（一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95页。
[53] 章太炎：《佛学演讲》，《章太炎全集》（一〇），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59页。
[54] 章太炎：《齐物论释定本》，《章太炎全集》（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8页。
[55] 章太炎：《菿汉微言》，《章太炎全集》（一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5—26页。
[56] 章太炎：《菿汉微言》，《章太炎全集》（一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6页。
[57] 章太炎：《国故论衡校定本》，《章太炎全集》（一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82页。
[58] 章太炎：《菿汉微言》，《章太炎全集》（一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0页。
[59] 章太炎：《研究中国文学的途径》，《章太炎全集》（一〇），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88页。
在章太炎笔下，随着其哲学思考之变迁和思想境域之变化，庄子也呈现出不同的形象面貌，这些不同之庄子形象背后实则是章太炎对庄子思想不同侧面之接受和诠释，故也关涉着章太炎本人思想之最几微之处。在战国乱世中，庄子不隐不仕，是抱关击柝之处士；就其思想特质来说，庄子内证佛果却不言涅槃，是白衣示相之菩萨；就庄子师承来说，庄子远祧孔子，师承颜子，是孔颜一脉之儒者；就其哲学之含摄性和周延性来说，庄子是古今中西第一之哲人。章太炎关于庄子其人其学的不同定位，既有传统学术儒释道三教的际会离合，也有直面当下“人间世”而以东方古典哲学对近代西学进行回应的学术襟抱。章太炎对庄子的不同定位蕴含着深刻的思想意蕴，这里包含着他对庄子之了解同情与思想默会，履行着他通过诠释庄子来回应时代难题的思想使命。
章太炎所处晚清民国之时代，时人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称之。对于章太炎来说，如其所言“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菿汉微言》） [1] ，其学术和思想始终与时代之忧患相激荡，他绝非清儒那样“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 [2] 的皓首穷经之经师。正是带着这种经国救世、赈民水火的学术热肠来谛视传统，章太炎发现中国晚周诸子百家无非都是救世者。但庄子是比较特殊之一位，他见识之高、忧思之深、用心之苦，远非其他诸子所可比。章太炎在《齐物论释序》中写道：
昔者，苍姬讫录，世道交丧，奸雄结轨于千里，烝民涂炭于九隅。其唯庄生，览圣知之祸，抗浮云之情，盖齐稷下先生三千余人，孟子、孙卿、慎到、尹文皆在，而庄生不过焉。以为隐居不可以利物，故托抱关之贱；南面不可以止盗，故辞楚相之禄；止足不可以无待，故泯死生之分；兼爱不可以宜众，故建自取之辩；常道不可以致远，故存造微之谈。维纲所寄，其唯《消摇》《齐物》二篇，则非世俗所云自在平等也。体非形器，故自在而无对；理绝名言，故平等而咸适。……作论者其有忧患乎！远睹万世之后，必有人与人相食者，而今适其会也。文王明夷，则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则国可知矣。 [3]
章太炎这段序文以近乎光影蒙太奇之叙事笔法描绘出一幅战国衰世之景象，这是一种近乎绝望的黑灰色意境。所谓“苍姬讫录，世道交丧”，“苍姬讫录”用赵岐《孟子题辞》之语：“孟子亦自知遭苍姬之讫录。” [4] “苍姬”代指周代，《周礼正义·祭礼》与《晋书·天文志》并引汉人纬书称周文王姬昌为“苍帝子”，苍帝为东方之帝，“苍姬讫录”即指晚周战国末世。“世道交丧”用《庄子·缮性》“由是观之，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章太炎用此语表达庄子所处之战国世道之黑暗与浇漓。具体说来，那个时代，“奸雄结轨于千里，烝民涂炭于九隅”，诸侯征伐之铁蹄踏过，民人死伤无数。在这个乱世之中，学者如飞鸟投林，各寻诸侯，齐国稷下就有“不治而议论”之三千先生，其中固然有不少“吃饭秀才”如淳于髡者，但亦不乏以救世为襟抱的哲人，比如孟子、尹文、慎到等（章太炎认为孟子是稷下先生），庄子却不入稷下，因为他对一切救世之术都已经彻底失望。包括孟子在内的哲人无非都幻想以圣知、兼爱、偃兵去说服诸侯，然则，圣知、兼爱、偃兵本身何尝又不是祸呢？故庄子从来就没想过要去稷下议论，仁政、兼爱、偃兵这些说教在庄子看来根本没用。庄子深知“南面不可以止盗”，他既不是孟子一样之义仕派，也不是张仪、苏秦那样之禄仕派，在那个“盗亦有道”之时代，禄仕派固然是大盗之帮凶，而义仕派也不过是给大盗增加一些骗取民心之筹码，因此他却聘楚相，高尚其事，不事王侯。（钱穆先生将战国士人分为劳作派、不仕派、禄仕派、义仕派、退隐派，道家庄周属于退隐派。详钱穆《国史大纲》第六章）
既然不能仕，那么能不能隐呢？庄子也不会隐，“高尚其事，不事王侯”固然可以洁身自好，但无奈庄子还有一腔救世之热肠。清人说庄子“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热肠挂住” [5] ，可谓入木三分地描摹了庄子在乱世之下的复杂心境。救世之热肠使得他不能做与鸟兽同群（《论语·微子》）之隐者，章太炎称之为“隐居不可以利物”。既不能仕又不能隐，庄子究竟该何去何从？庄子只能托抱关之贱而陆沉于他难以割舍的世间。
“隐居不可以利物，故托抱关之贱”，此处“抱关”当取孟子所言“抱关击柝”之意，具体来说当指庄子任漆园吏之事，事见《史记·庄子列传》，司马迁称“周尝为蒙漆园吏”只是一般性叙事描写，今人考证漆园吏相当于漆园啬夫 [6] ，即今所谓守门人或护林人。章太炎则认为庄子任职漆园吏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行为，更是一种思想行为，当然这不是孟子式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孟子·万章下》）之思想，庄子以这种方式一方面与“不治而议论”的稷下先生们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与“传食于诸侯”的孟子派划清界限。庄子甘愿“抱关击柝”本身就是对稷下学派（不仕派）、孟子学派（义仕派）甚至禄仕派的一种无声的否定。 [7] 同时，作为一介守园微吏而不是泉林隐者，庄子正可以借机观察君子小人、人情冷暖、民风世相，特别是看统治者如何杀人，民人如何被荼毒。章太炎后来说庄子“眼光注射，直看见万世的人情”（《佛学演讲》），可能正与庄子这种仕隐之间的处士身份有关。
既然庄子不做稷下先生，也不谈仁义道德；不做隐士，也不出任卿相，那么他凭什么救世？他凭什么本事能“抗浮云之情”？章太炎看来，庄子救世之术一破一立主要有二。其一，从否定之维上讲他是对儒墨文明甚至一切文明进行颠覆，这种颠覆不是道德虚无主义，而是对仁义道德进行反思并警惕，这种否定性的反思和警惕与孔墨正面性的立说施教一样重要。其二，从肯定之维上讲是让每个个体进行自我心灵之救赎，“体非形器，故自在而无对；理绝名言，故平等而咸适” [8] ，庄子以“自证而证他”的方式创造一套哲学，没有一个抽象之天下，只有一个个血肉饱满之生命体，当一切皆无可奈何之时，毕竟还有心体可以自我把控。儒墨的仁义与兼爱都要靠“格君心”来实现，但君心的承诺向来都不会兑现，而且往往还会变本加厉地走向仁义或兼爱之反面。因此，庄子将人民的自我拯救最终诉诸心灵的“自取”“无待”“自在”“咸适”，摆脱现实的苦难终究要靠每个个体“心”之转化、纯化、净化、辩证，可见心终是救赎之源。当然，心亦是万恶之源，“苟人各有心，拂其条教，虽践尸蹀血，犹曰秉之天讨也” [9] ，人类之一切祸患莫不归本于私心，正是私心作祟再文以条教，纵然是践尸喋血，犹以天讨为号，杀人有理，师出有名，此正天下祸乱之所由生也。庄子挺立起每个个体的自在而无对之心的同时瓦解统治者的私我之心，“《齐物》本以观察名相，会之一心”（《齐物论释定本》），庄学救世之法不过是心法以及心所有法，这也是他最终以法相解庄的原因。
章太炎之所以将庄子描摹为“抱关救世之处士”，应该说这正是自己当下世道和处境与庄子所在世道和处境之一次视域融合。如前文所引《齐物论释序》之言：“作论者其有忧患乎？远睹万世之后，必有人与人相食者，而今适其会也。”这里联合引用《易传》之“作论者其有忧患乎”与《庄子·庚桑楚》之“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又见《徐无鬼》）两句名言，并郑重地指出“而今适其会也”。可见，章太炎是将19世纪以至于20世纪初期之“人与人相食之世”投注到庄子所处之战国时代。当时黑格尔主义、斯宾塞主义、蒲鲁东主义等盛行一时，这些潜含着种族优劣、优胜劣汰、灭国有理之“公理”“进化”“唯物”等理论恰恰为“人吃人”提供了合法性和合理性根据（应该说，章太炎对黑格尔、斯宾塞、蒲鲁东等存在误解），而庄子所推崇的“文野异尚”和所否定的“文明灭国”（详见第三章）正可以对这些理论进行釜底抽薪式的批判。可见，章太炎以救世定义庄子哲学，乃为其良苦用心之所在。
如前文所言，章太炎最终将庄子哲学定义为心学，要破除“践尸蹀血”之人类罪恶，就要做足“吾丧我”之工夫，不要以己夺人，将文明与落后平等视之；要做到在无常之苦难中自我赈济，也要做足“吾丧我”之工夫，即在遭逢际遇中“自主”，不要受外在生死得失所左右。总之，章太炎笔下之庄子是一位位卑而志卓的乱世哲人，笔者称之为处士。所谓处士，是说其有思想、有知识，学而优却不仕，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晴耕雨读而不与朝廷打交道，其托“抱关之贱”充满思想意义，属于思想史事件。 [10] 同时，晚近乱世与战国乱世是章太炎与庄子共同的生存体验，故章太炎在《庄子》中发现救世之道，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