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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马克思城市理论的“西方话语”

马克思哲学语境中的城市理论之所以重要,除了上文所述文献依据和逻辑依据外,另一个重要依据,在于当代西方学者事实上已经初步构建了一个马克思城市理论话语体系。本节我们将对此问题进行简单梳理,以此呈现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世界学术话语体系中,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城市批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溯源

众所周知,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直至今天,西方世界始终存在着那样一批学者,他们或多或少地、或全部或部分地、或“原原本本”或“有所修正”地信仰或者认同马克思的思想理论和价值理想。西方学者所继承的马克思精神遗产中,包括马克思关于人类自由解放的价值理想、关于历史发展逻辑的生产性立场、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的科学批判、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的深刻揭示等。西方世界的这些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逐步形成了当今世界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学界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分析哲学、现象学一道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世界最为重要的三个哲学话语体系。但我们之所以不轻易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是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群体及其学说过于复杂,其中既包含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即共产主义者,也包含了仅认同马克思部分思想理论但不接受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学者。举例来说,“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像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属于严格意义的共产主义者。“第二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霍克海默、阿多诺、阿尔杜塞、马尔库塞、本雅明等,在实践上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者,但在思想上继承了马克思的大部分遗产。到了“第三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哈维、詹姆逊等,已经把马克思和“现代性”“后现代”彻底融合,其思想渊源就更为复杂了。当然,西方学者中还包括一些从未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却时常回应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的重要学者,如哈贝马斯,我们很难说清楚他们是否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因此,在这个导论中,我们使用“西方学者”这个称谓,而不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历史分期

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分散于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不同的学科,当时西方很多学者系统研究资本主义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自然是绕不开的话题,从而带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城市研究学科中的迅速发展。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这一全新学科。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国内学者高鉴国教授在其《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作了系统梳理,我们简要转述如下。 [13]

20世纪60年代以前,有关城市社会科学的主流理论主要包括两大流派:一是以美国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城市“功能主义”理论;二是建立在人类活动空间分布资料分析基础上的“人口和地理经验主义”理论。长期以来这些“主流理论”被不断继承和发展,但由于其不能为当代城市发展变迁提供新的理论支撑,当今世界城市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问题在固有理论中完全得不到积极回应。在此背景下,对“理论革命”的迫切需求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诞生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最早出现在法国,其代表人物是列斐伏尔和卡斯特斯。1968年“革命”后,法国大规模社会运动持续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其一,不断的社会运动打破了传统政治平衡,左派思想和理论在政府机构以及大学研究机构赢得大量自由空间。其二,抗议运动席卷整个社会,知识分子普遍迫切希望通过理论分析得出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特别是新出现的城市危机、后现代文化、妇女解放和移民劳工等热点问题。其三,统治阶级被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所震动,将整个社会的系统危机视为一种“城市危机”,迫切需要寻找其内在原因,客观上推动了城市研究。其四,工会、左翼政党、左派力量也认识到应当在复杂的城市环境中提高自身理论水平和斗争策略,因而鼓励他们的支持者尤其是学者从事城市研究。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研究的开拓阶段。当时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第一阶段的经济基础。在城市地理学领域,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出现被称为20世纪50年代“量化革命”以后的“第二次革命”。有人称这个阶段为“政治经济学”阶段,其主要特点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深入研究资本积累问题、生产和再生产问题、消费主义问题、城市社会运动问题、城市阶级问题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问题等。

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第一个发展阶段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和地域性特征。首先,它是以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作为先驱和主导,将历史哲学和社会理论包括唯物史观、结构主义甚至存在主义引入城市理论研究,运用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一些基本方式,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理论、资本主义矛盾理论、经济危机理论、阶级斗争理论等,分析城市政治经济的主要问题。正是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对包括欧美各国在内的整个西方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大致表现为几个方面。其一,法国学界使部分西方学者开始反对“陈旧的韦伯主义”和“刻板的经验主义”,主张以一种全新的立场去坚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其二,法国学界普遍重视将学术研究纳入一种特定结构的历史分析和社会分析之中,从而在历史学或者哲学意义上去理解具体理论问题,这加速了一般意义上城市史学和城市科学的理论创新。其三,法国学界首创了一套较为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话语体系。比如“空间生产”“空间政治”“城市权利”“城市革命”等,这为此后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总之,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彻底改变了传统城市研究只重视功能和规划,忽视政治和经济的倾向,推动了当代城市理论的方法论革命。

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当时西方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正在遭受空前考验,这场“合理性”与“合法性”危机对西方城市政治经济状况的影响恰恰为马克思主义多领域多学科深入发展创造了条件。比如城市分工问题,城市空间正义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等,都极大深化了学界对人类社会城市化进程和路径的深入思考。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渗透到城市科学包括城市经济、城市政治、城市社会、城市地理等几乎所有学科领域,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了当代城市理论研究的蓬勃发展。

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大致包括20世纪90年代以后直至今天的“多元发展时期”。经过前两个阶段的积累和发展,西方学界利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当代城市经济、政治、文化现象进行系统研究的方法已经比较成熟。时至今日,部分西方学者在对城市问题进行研究时仍然坚持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这一阶段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美国学者大卫·哈维。哈维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继承,逐步构建起自己独特的以“空间生产”“空间政治”和“城市权利”为框架的城市哲学理论体系。这使哈维成为当今世界或许是最为重要的城市理论家,引领学界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对当代城市问题进行持续研究。当然,与哈维不同的是,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最大特点在于大部分学者并不刻意突出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或是像过去那样大量直接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概念。他们一方面将自身明确区别于传统的芝加哥学派城市理论,另一方面则区别于过去的“正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这些所谓“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虽然具有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征,但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他们唯一的理论来源和方法论基础。这一方面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理论界开始出现退潮现象;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马克思唯物史观和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已经充分融入当代城市理论研究范式之中,不再需要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独特身份。

总而言之,当代西方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研究与20世纪相比取得了巨大理论成就。首先,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往往比较强调经济基础在城市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其研究对象也局限于城市经济领域,当代学者则将研究视野扩大至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都是其关注的重要主题。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当代马克思城市理论研究与过去单纯的宏观叙事相比更加注重个案研究,以更为丰富的理论形态和研究素材充实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基本逻辑。最后,当代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研究往往打破过去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城市发展界限,更加注重全球化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更加关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以及马克思晚年所关注的区域发展差异性问题。此外,比如房地产市场、金融体系、生态环境、社群、民族、种族、性别等过去马克思主义研究较少涉及的领域,都以城市话语为中心被整合到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话语体系当中来。这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注入了全新的时代生命力。

综上所述,从西方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研究的发展脉络和理论范式来看,我们发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体系中,显然存在一门以城市历史以及城市逻辑为研究对象的理论话语体系,尽管国内学界关注较少,但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对此西方学者已经做了大量开创性研究工作。对于国内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研究范式,我们与其说是“建构”,更不如说是“发现”,正如西方学者所做的那样,我们只要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以一种“在场”的方式呈现于当代中国城市发展历史进程之中,并以此关照当代中国城市发展最新问题,那么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综合力和时代生命力自然而然就会得到系统呈现。


[1] 强乃社:《空间视野中的当代城市哲学》,《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9期。

[2] 张京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3] 张京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4] 陈忠:《空间与城市哲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101页。

[5]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6]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7] 陈忠:《空间与城市哲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101页。

[8]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582页。

[9]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582页。

[10] 陈忠:《空间与城市哲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101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2—1003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2—1003页。

[13] 参见高鉴国《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一章。 4W6hkr9uSsxjO9iaN0Htxy1Sk1kgdLOqRpLhR6cs0PJNyk5ridG/2VwD24xf4Z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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