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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城市理论，就文献学依据而言，具有坚实的文献基础。近半个世纪以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即MEGA2的陆续编辑出版，以及中译本的陆续推出，直接为马克思城市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文献资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历次编辑出版，都极大地推动了世界范围内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深入研究。1921年，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列宁提议下成立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开始系统收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手稿、笔记以及书信。192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开始出版，至1941年基本完成，这是世界上第一套相对完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5—1966年，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1953年，经毛泽东批准成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系统翻译和整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至1983年完成。这就是国内通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学习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逐渐成为学术界的迫切需求。遗憾的是，可供阅读和进一步研究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版本极为有限。于是，学界计划重新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在此背景下，经由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多次协商，同时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开始陆续编辑出版。它以原文形式收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文献遗产。其中包括他们的著作、文章、手稿、笔记、书信等全部内容。按照编辑委员会总体规划，MEGA2共分为四个部类，其一为著作部分32卷，其二为《资本论》及手稿部分16卷，其三为书信部分45卷，其四为笔记部分40卷。1986年，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中央编译局开始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中文第一版除了重点著作外，绝大部分文献都是从俄文转译，中文第二版则全部根据原著文字重新校订。第一版误收了一些非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第二版经过考证后予以排除。第二版补充了部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从编辑体例来说，第二版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文献重新进行了更为科学、更符合学术规范的考证、编辑和出版。
对马克思城市理论的研究来说，MEGA2的陆续编辑出版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试举一例加以说明。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因为其存世的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部分手稿，他们本人并未对此部分进行系统校对以及正式出版，因此，如何编排此章以重现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形成史原貌，学界历来存在很多争议。中文第一版“费尔巴哈章”完全按照俄文第二版全文进行翻译，但俄文第二版的编辑者阿多拉斯基试图按照自己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的理解进行排序并添加了各部分小标题，此举并未从“发生学”的意义上再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写作顺序，也并未保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手稿上所作的一些对原文的修订。由于上述问题，“费尔巴哈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发生过程事实上并不清楚。而在最新版本中，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笔迹的区分，以广松涉和望月清司为代表的日本学者明确区分了该章中以分工为主线的社会历史叙述方式和以所有制为主线的社会历史叙述方式，我们简称唯物史观的“分工展开史论”和“所有制展开史论”。这一区分，同样明确呈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城市发展史的论述当中，即我们应该从分工与交往的变迁去考察城市发展史，还是应该从所有制的变迁去考察城市发展史，这将会把马克思关于城市本质的哲学思考导向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这个问题我们将会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进行专门论述。
以上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文献状况的简要回顾。在本书研究中，当我们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的时候，为了行文的相对方便，以及概念的相对明确，一般专指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及他们的思想。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加区分地视为一个思想和实践上的整体，一方面，单就历史发展及其结果而言，或者单就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共同理想而言，这完全是成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了伟大的友谊，共同为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而奋斗终生。但另一方面，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上讲，将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视为毫无差异的整体的做法，或许又并不严谨。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理论的差异问题，在20世纪以来的整个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始终是一个热点问题。当代学者卡弗的代表作《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就系统论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学术思想上相互影响的过程。此外，麦克莱伦的代表作《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同样涉及了这一问题的探讨，在麦克莱伦看来，“第二国际”及其以后的“正统派马克思主义”，或者说“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或许在更大程度上受到了来自恩格斯思想的影响。这里简要提出作为学术研究重要议题的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差异问题，仅仅是出于学术研究的严谨性考虑，这并不表明本书要对此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事实上恰恰相反，在本书的研究中，我们将马克思和恩格斯视为一个“整体”。
回到城市理论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共同的理想紧密合作，共同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但他们从未以某一单独的著作论述过城市问题。这是否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意识到城市问题的重要性呢？事实并非如此。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形态，城市话题始终贯穿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历史研究线索之中。这一线索，从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开始，其中就有一个章节叫作“大城市”。恩格斯后来的《论住宅问题》《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都对城市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哲学的贫困》《1857—1858经济学手稿》《资本论》《法兰西内战》都对城市问题进行了大量详细讨论。而两人合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更是我们研究马克思城市理论的核心文献。显然，将城市问题作为自己重要的研究对象，从城市社会历史的角度去审视人类历史，始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学术思路。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系统研究了英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并以伦敦、曼彻斯特等英国工业城市为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基本现象，指出工业革命的发生必然产生无产阶级这一内在逻辑，并且强调城市中的工人无产阶级和资本家的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导致经济危机周而复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大，无产阶级遭受的剥削日益深重。无产阶级所处的状况必然会推动它去为自身的自由和解放而斗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城市发展历史逻辑进行了系统考察。这种考察存在两个充满张力的内在逻辑维度：第一种逻辑是从现实的社会生产出发的、建立在分工、交往、所有制等社会关系基础之上的历史逻辑；第二种逻辑是立足于资本主义批判的、对城市经济和政治进行批判的批判逻辑。在历史逻辑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城市视为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产物和文明形态，客观上高度肯定城市对于人类文明的重要意义，并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将这一思想发展完善。而在批判逻辑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依照私有制和阶级对立的演进来说明城市发展，将城市视为私有制的产物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从而在价值和道德维度批判资本主义城市弊端。两种逻辑对于当代中国城市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融合在一起。以唯物史观剖析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揭示了物质生产在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并阐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互相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城市的本质是一种具有聚集性特征的生产方式。尽管城市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产物，但城市确实直到资本主义社会才得以迅速发展。现代城市代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特征和典型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从事的资本主义批判，本质上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切入点，可以从资本主义城市的哲学维度中找到其内在逻辑。这种逻辑，包含了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工业化以及城市化等城市哲学论题。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商品、劳动、货币、资本及其相互关系作了系统论述，阐述了商品以及创造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原理，资本的本质和流通，从货币到资本的转化，以及这种转化的必要条件，等等，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还系统探讨了资本主义产生以前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尤其是从原始公社制度到资本主义前的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发展过程。这其中，包含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以前社会城市形态和发展历史的系统研究。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分析了巴黎公社的发展过程和历史意义，概括了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首次明确阐释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进行无产阶级城市革命的可能性和实践路径问题。巴黎作为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中心城市，之所以爆发巴黎公社运动，其中包含了深刻的社会生产方式原因以及由生产方式所带来的阶级矛盾问题。革命内在动力只能发生于城市之中，以工业无产阶级为主力军。而乡村以及农民，则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就是巴黎公社作为城市革命的伟大意义。
总之，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以专著的形式讨论城市问题，但在他们的著作中，城市问题比比皆是，甚至可以说关于城市，尤其是资本主义城市的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整个思想体系和理论生涯之中。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文献，梳理并构建马克思城市理论的合理性及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这种在马克思哲学体系中普遍存在的、马克思本人并未以专著论述但却成为其重要思想理论的情况随处可见。比如，马克思并未以专著论述正义理论，但我们无法否认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存在；马克思并未以专著论述生态环境问题，但我们无法否认马克思生态哲学的存在；马克思并未以专著论述精神问题，我们同样无法否认马克思精神哲学的存在。马克思的城市理论，情况同样如此。
讨论马克思哲学语境中城市理论的逻辑基础，首先必须明确马克思整个哲学体系的逻辑基础，我们认为恩格斯对此进行了精辟的概括。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明确概括了马克思毕生作出的最为重要的两大科学“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
马克思的第一个科学发现是唯物史观。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生产是构成一切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及其方式就是经济基础，而国家的政治、法律、思想、文化、艺术等则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人们通过物质生产活动建立不同的生产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必然导致生产关系难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内在矛盾，从而引起生产关系变革。而随着社会经济基础发展变化，整个上层建筑也会相应地发生改变。每当上层建筑不再适应经济基础，革命也就不可避免。恩格斯写道：“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11]
马克思的第二个科学发现是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资本分为“购买物质生产资料的部分”即“不变资本”，以及“购买劳动力的部分”即“可变资本”。不变资本本身的价值并不增加。可变资本通过购买劳动力进行生产活动，则可以在生产活动中创造出一个大于自身价值的价值，这种资本家购买劳动力之后，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出的大于劳动力自身价值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根源所在。恩格斯指出：“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12] 总之，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
通过恩格斯的概括，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整个哲学思想体系的两大逻辑基础。一是唯物史观，二是资本主义批判。而马克思对于此二者的思考和建构，恰与其关于城市的诸多思考和论述密切相关。
第一，我们来看城市理论的唯物史观基础。前文已经指出，有关城市产生、发展和变迁的内在规律，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论题之一。从城市这一论题出发，马克思系统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分工与社会交往、私有制与市民社会等一系列理论问题，马克思关于城市的研究和论述，可谓是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经典呈现。为此，本书从逻辑与历史两个维度分别出发，既阐述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统一、私有制和市民社会辩证统一的城市发展内在逻辑，同时也将呈现基于社会分工、社会交往、所有制等唯物史观理论范式下的城市变迁历史。最终我们将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角度，将马克思的城市思想置于整个唯物史观视野之下，以表明马克思基于社会生产的城市理论对于整个唯物史观理论范式构建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这其中，自然也包括马克思城市理论对当代西方城市理论的深远影响，以及其对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指导意义。马克思城市理论，在城市理论的历史长河中独树一帜。一方面，在马克思城市理论视野下，城市的产生、发展和变迁逻辑，均以现实的社会生产为根本前提，或者说，城市的内在逻辑始终与市民社会的发展相辅相成、相伴而行。而其他任何诸如精神、意识、政治等非生产因素，都无法成为城市发展的根本前提。这是马克思城市理论区别于历史上其他所有城市理论的第一个重要特征。这个特征，就是唯物史观本身。
第二，我们来看马克思城市理论的批判性基础。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是一种科学式批判。它的基础在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考察。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最简单的要素——商品出发，通过缜密的逻辑分析和翔实的经验概括，逐渐揭示出资本增殖过程及其背后蕴藏的秘密。而资本主义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恰恰为资本运行提供了最为有利的载体。资本主义城市，由于其资源高度聚集的特征，为社会生产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物质资料、劳动工具、土地、资本、市场等一切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所必需的生产要素。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多次指出的那样，手工业生产造就手工业城市，商业贸易造就商业城市，蒸汽机和工业化生产造就资本主义城市，总之，什么样的社会生产方式造就什么样的城市。社会生产方式批判，必须通过那个时代的城市批判去实现。而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必然要求马克思去深入剖析资本主义城市发展及其内在逻辑。
第三，马克思毕生追求的理想在于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而哲学语境中的城市理论恰与人类自由和解放密不可分。马克思把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市化进程等历史现象与人类自由和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城市与农村的分离和对立，曾经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策略问题。共产主义运动中心应当围绕城市还是农村展开，这是马克思一直致力于思考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它实际上涉及唯物史观对城乡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本质区别的不同认知。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固然受制于复杂的社会分工和社会交往，但这种自由和解放，又只有在复杂的社会分工和交往方式的现实历史中去加以实现。换言之，只有在城市的那样一种复杂的生产和交往过程中，人类才可以对封闭与孤立的自我进行彻底扬弃。这个扬弃过程，既是一种逻辑的必然，又是一场现实的运动。它造就了贯穿于整个马克思城市理论中的两条根本线索——对城市现实历史的肯定以及对私有制条件下城市道义逻辑的批判。这种双重逻辑，构成了马克思城市理论的又一个逻辑基础。
第四，马克思城市理论的现代性逻辑基础。回顾现代城市史，现代社会的城市化进程始终与资本主义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几乎所有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都毫不例外地呈现出高度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特征。城市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社会化生产和消费的普遍形式。任何以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为对象的政治经济研究，都离不开其城市的根本特征，诸如资源整合、人口聚集、社会服务、文化传播、生产与消费分离等。马克思认为：现代城市不仅是一系列物质形态的分布与组合，而且是特定区域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聚集体，包含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现代城市作为一种人类文明“标志”，除经济因素外，对整个社会的政治建构、社会环境、文化形态乃至阶级关系都具有深远影响。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三个历史现象及其对应的理论概念，既互相联系，又严格区别。正如哈贝马斯所言，“现代化依然是一场未尽的事业”。现代化是一个复合的历史进程，与前现代社会相比，它包含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全面塑造与转型。城市化只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关于城市形态变迁的一个历史现象，城市化表明了一个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趋势，但单纯经济意义上的城市化并不代表整个社会的现代转型。工业化更是如此，它比城市化更为简单和直接地与生产方式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工业化可以说是典型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所注意到的那样，单纯就生产力发展而言，机器化大工业优于过去几千年来人类所有的传统生产方式。工业化生产催生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促进了工业化生产，二者共同统一于现代化历史进程之中，但它们却不能与现代化画上等号，整个社会的现代化，乃至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必须在对整个传统社会的扬弃中去实现。总之，在面对全球化、现代化、后现代等全新哲学语境的时候，我们时时刻刻都会想起马克思。正如德里达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幽灵”始终在欧洲上空游荡。我们谈论任何关于现代的哲学问题，都绕不开马克思的哲学语境。这也正是马克思城市理论之所以成立的又一个重要逻辑基础。
综上所述，我们从唯物史观、资本主义批判、人类自由和解放事业、现代性哲学话语四个方面，简要概括了马克思哲学语境中城市理论之所以成立并且必然成立的逻辑基础。基于上述逻辑基础，马克思城市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下一种独立的理论形态，具有理所应当的学术合理性以及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目前国内学界对此问题已经进行了一些探讨，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就整个理论范式的建构而言，工作还远未成型。这也正是本书研究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