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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城市理论，我们为什么要在哲学语境中研究城市理论，我们应当如何在哲学语境中研究城市理论，这是本节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就理论范式而言，城市研究方法众多、路径丰富、结构复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都与城市问题具有无可替代的紧密联系。换言之，以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等方法对城市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研究的一种常态。然而，这些研究是否足以揭示城市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哲学与城市是否存在某种尚未得以呈现的本质联系？纵观城市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有关城市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种种理论，事实上无时无刻不处于哲学的理论话语体系之中。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过去发生于城市、现在存在于城市、将来还将继续发展于城市，尽管很多先哲明确表达过对城市的嘈杂喧嚣充满厌倦并对农村的田园生活充满向往，但他们的思想和理论想要成为一门广为流传的学问，恐怕还是只有在城市中才得以实现。因为城市的“聚集性”特征恰恰为知识的积累和传播提供了最为契合的条件，而农村的“分散性”特征则很难为知识传播提供土壤。正如城市史学家芒福德所精辟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就是一座巨大的城市。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各种各样有关城市的哲学思考进行梳理，使之由一门学问成为一门学科，并以此为基础对城市的未来作出谋划和展望。城市理论的理论旨趣在于在历史的逻辑和语境中去把握那些有关城市本质之思想的发展脉络，其研究的要点不在于某个具体的城市，而是城市的产生、发展以及变迁的内在逻辑，即“城市一般”。研究城市理论，我们有着最为丰富的方法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实证主义的、现象学的、结构主义的等，城市天然就与哲学话语紧密联系在一起。本书的研究则是坚持黑格尔和马克思所开创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在城市历史中梳理城市逻辑，在城市逻辑中展开城市历史。
当我们讨论一门学问或者学科是否成立的时候，首先需要简单梳理一下这门学问或者学科的成立应该具备怎样的基本条件。当然，这里所说的学问是一个广义的范畴，它包括人类文明各种思想、观念、精神、智慧、经济、政治、社会的某个或者某些方面的知识谱系。而学科的意义更为精确，它是针对某一门学问的具体的学术研究体系，具有现代学术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特征。纵观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史，我们认为学科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要点。其一，在本体论意义上，一门学科应该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并且这个研究对象是有意义的存在。比如，中国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及其哲学，等等。其二，在方法论意义上，一门学科应该具有明确的研究方法。当然，即使同一门学科在不同的时代往往会有不同的研究方法，但就某一个流派而言，其研究方法是相对明确的。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我们可以以文献学方法进行研究，可以以思想史方法进行研究，还可以以现象学方法或者结构主义方法进行研究，无论如何，方法论是学科成立的必要条件。其三，在价值论意义上，一门学科成立，必须对人类文明进步具有明确贡献。这种贡献或者是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又或者是精神的、思想的、文化的。无论如何，于人类文明进步有益的学问，才可能成为一门学科。
当我们谈论“一般城市”或“城市一般”的时候，事实上往往涉及了三个不同的概念——城市、哲学以及城市理论。按照马克思以及大多数西方学者所共同持有的观点，城市乃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聚集现象。城市的本质特征在于聚集效应，城市的聚集效应既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同时也是一种延续数千年的历史现象和文明标志。城市不断发展变迁，它包含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乃至生态等各种人类文明元素，又无法用其中任何一种元素对其进行界定。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城市包含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生产与意识形态等一切社会现实的总和，总之，城市是一部历史。
反观哲学，哲学是一种思想，是人类思想与智慧的聚集。哲学的本质是什么，自古以来先哲对此进行了不懈的探讨。回顾哲学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西方世界几乎所有的哲学思想，都是在城市里发生的。城市天生就是哲学的发源地。
在古希腊语最早的词源学中，哲学一词由两个词根构成，即“爱”与“智慧”，哲学的本意便是“爱智慧”，这是哲学的起源。在古希腊城邦中，当苏格拉底说出“认识你自己”的时候，哲学反思第一次由自发迈向自觉，即从最简单的关于世界本源的思考，迈入关于“我”的存在的思考。从柏拉图《理想国》到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哲学在认识世界、认识自我，以及认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上，取得了质的飞跃，并为此后两千年西方世界思想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正如雅斯贝尔斯所提出的“文明轴心”理论那样，在那样一个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整个人类文明的基调事实上已经奠定了。也难怪当代哲学家海德格尔始终将自己的思想渊源追溯到古希腊，追溯到古希腊人对“此在”的追问。到了中世纪，作为“上帝之城”的罗马便是文明的象征。“上帝之城”的内外，便是文明与野蛮的分野。在“上帝之城”中，神学家们开始了他们关于理想城市的思考，在神学范式下探讨“神”与“人”的关系问题，人因为生活于“上帝之城”而得到幸福，同时因为背离“上帝之城”而遭受劫难，这就是神学世界的城市理想。伴随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两次“复苏”的到来，在威尼斯、在佛罗伦萨、在巴黎、在伦敦，哲学再次“从天国回到人间”。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标志着人类自我意识的再次觉醒，启蒙运动中的“天赋人权”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此后，在葛底斯堡，康德追问“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第一次实现了哲学的“哥白尼革命”，即“人为自然立法”并为信仰留出空间，这标志着信仰的神圣性问题与理性的科学性问题第一次得以融合在一起。在柏林，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第一次道出“哲学是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并且阐明历史与哲学的内在逻辑统一性，这标志着理性主义哲学达到顶峰。此后便是马克思的宣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显然，所有这些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的哲学思考，都来自于城市，这就是城市与哲学的渊源所在。
追溯哲学史发展脉络，我们发现亘古不变的哲学精神或许就是“人对世界（包括人自身）的系统反思”。城市与哲学，一种历史现象与一种精神现象，如何得以联系并最终形成哲学语境中的城市理论这门学科，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有学者给出了一个逻辑上的解释：“城市和哲学联系起来有两种基本的方式，其一是哲学的形成发展与城市作为一种社会环境之间具有联系，城市对哲学家及其哲学有影响；其二是哲学家对城市进行思考进而引导人的活动间接对城市产生影响。哲学家对城市的思考在哲学研究中形成所谓的城市哲学思想。” [1] 这一论述明确了城市理论在哲学史上或者说逻辑学上的起源，一方面，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作为一个时代的历史现象，必然对那个时代的思想产生影响，城市造就了哲学，哲学必然包含城市的影子；另一方面，哲学家关于城市的思考作为一种思想理论，反过来又会对城市的发展和变迁产生深远影响，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城市都必然打上深刻的哲学烙印。就这样城市和哲学自古以来就天然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阐述历史哲学语境中城市理论何以可能的时候，有必要简要讨论一下哲学、历史以及历史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理清哲学与历史之关系，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去理解和把握哲学语境中城市理论的内在逻辑。
哲学是时代的精神荟萃。一个时代之哲学，恰是那个时代之时代精神的显现。马克思同样赞同黑格尔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观点，只不过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与逻辑关系的解释进行了一个“颠倒”。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法的关系和国家的形式，由市民社会决定。不是精神决定国家，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重申了这一主张：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即一个时代的精神、思想、观念等，都与这个时代的历史发展相契合，更确切地说，一个时代的思想，由一个时代的社会生产状况及其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所决定。在马克思看来，是社会塑造了思想，而非思想决定社会。因此，理解一种精神的关键，往往就在于理解它的历史。
当我们聚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差别的时候，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人们对自然现象与人文历史进行认知的方法具有明显的差异。对自然现象认识距离越“近”，往往认识得越清楚。而人文历史现象则是相反，只有距离越“远”，也就是将其置入历史长河之中，认识才会更加清晰。因此可以说，历史对于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意义远远超出人们对其“纪实”意义的理解，它从根本上说是涉及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蓝图。我们研究社会发展，研究哲学理论，都应当回到历史的谱系中去。只有深入历史，才能理解过去，认知现在，同时期待未来。
在明确历史对于哲学的决定性因素的同时，我们还会看到哲学对于历史的反思与关照。正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所指出的那样要想了解历史和理解历史，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取得并且认识这种历史里所包含的思想。黑格尔的反思深刻指出了历史与思想的辩证统一关系，同时开启了后人对于历史、哲学、历史哲学三个概念的深入思考。正如后来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所共同持有的那样一种观点：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漫漫长河之中，自古绵延至今并且依然在事实上深刻影响着我们今天生活的历史痕迹，至少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数千年来不断增长的并逐渐沉淀下来的庞大知识体系和技术技艺，它使后人把前人的终点当成起点，正是在这里，历史不断向前发展；另一种是数千年来人们反复思考探索的问题以及由此形成的思想、文化、理论、意识形态等，总之一切精神的财富，正是在这里，历史不断重叠着历史。如果说前者属于科学史和技术史，那么后者则属于思想史和哲学史。思想史和哲学史尝试告诉我们：是谁，在什么时候，造就了怎样的智力成果和文明进步。而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思想史和哲学史可以被认为是揭示思想的“内在秩序”。 [2] 科林伍德曾经指出：“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时间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思想过程所构成的内在的方面；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因此，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3] 古往今来，古圣先贤们有的在探索世界、有的在体悟人生、有的则试图改变社会，他们思想不同、目的各异，这些相同或相异的认知在时空轴上的演变与连续，便形成了思想的历史谱系。因此我们认为，一门严格的哲学，实际上就是一部浓缩了的历史。它抛开了历史的偶然概率、随机过程、个别事件，把焦点集中于那些本质的、本真的、普遍的存在之上。从而在历史的根基上超越历史。
在上述意义上，城市理论被置于历史哲学的语境之中。按照历史学的观点，城市是人类历史上很早就存在的一种现象。自人类文明诞生之日起，城市就已经开始孕育。人们对于城市的“系统的反思”，同样伴随着哲学史的演进而发展。
古希腊时期，其城邦文明对于人类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可以从古希腊的政治生活和哲学思考两个方面，来发现古希腊的城市的景象。一方面，就政治生活而言，城市与政治表现出最为密切的关联关系。无论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他们都积极地参与到古希腊城市政治公共生活之中，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关于国家、社会以及政治的观点。他们都期望将自己关于国家和城市的哲学思考最终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这种理论上的诉求，可谓意识形态的起源，同时，这种城市公共性与哲学理论之关系的探讨，在哈贝马斯经典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得到再次阐发，成为现代社会城市政治生活的理想模型。另一方面，就哲学层面而言，在古代希腊城市中，城市与哲学的联系显而易见。比如苏格拉底在城市广场的哲学演讲，就充分展现了城市给予哲学的肥沃土壤。哲学家思考城市，他们在城市生活中逐步形成自己的语言、文字、思想、观念。在古希腊哲学中，城市提供了哲学思考所需的最基本素材。其中包括时间、空间、生产、交往、公共关系等，在古希腊人那里，城市生活往往和世界本源、宇宙万物、历史文化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在城市中所感受到的现实生活与世界本源以及宇宙万物形成对应关系。总之，古希腊的城市生活，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哲学生活。
中世纪的欧洲，就社会发展而言，城乡分离和城乡对立日趋明显，城乡逐渐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就思想观念而言，教会神学和封建统治对于整个社会各个领域的控制日趋强大。上述特征造就了中世纪人们对于城市的特殊理解。中世纪的欧洲，城市被赋予了光辉的形象，正如奥古斯丁《上帝之城》所表达的那样，只有城市，才是人类与上帝沟通的理想场所，它与生俱来带有神圣的光环，也只有城市，才是文明与进步的象征。一旦城市遭遇劫难，那便是整个人类的不幸。总之，在中世纪的学者看来，城市被赋予了“神圣”的属性。
工业革命以后，欧洲各大城市的面貌纷纷因为生产方式的转变彻底改变。工业生产代替手工劳动，城市就是最大的工厂。资本和市场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整个城市都被资本和市场所笼罩。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空前尖锐，工人劳动环境恶劣，生活困苦。城市的一切要素，房屋、广场、道路、公共设施，总之一切城市空间，都沦为了资本的附庸，城市自身的逻辑因资本而不再“正义”，城市的生活因资本而不再适合栖居。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城市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只有扬弃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才能彻底解放现代城市，使城市中的每一个人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综上所述，哲学语境中的城市理论恰恰就是这样一门基于历史的学说。人们习惯将城市喻为一本“石刻的史书”。我们研究城市，就是为了思索、吸收、传承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以史为鉴，不再重复历史的覆辙。就是为了使我们每一个人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人类文明造就了城市，城市又孕育了新的文明。正如亚里士多德常常说的那样，人们生活于城市之中，是为了生活得更好。然而，当我们面对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如何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不至于迷失自我，在丰富多彩的世界之中探索城市发展的意义和规律，在城市生活不断格式化的背景下努力张扬城市的人文情怀，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对此，我们必须去理解城市理论的历史脉络，将城市理论史与一般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一般历史的发展脉络中，去寻找城市理论的意义。我们不能容忍城市产生、发展、变迁的历史被杂乱无序地罗列在一起，或被当作一系列孤立、随机的事件毫无关联地简单重复。要想扬弃这看似庞杂的城市历史，就要找到其中的主线，即城市的“哲学史”。这就是城市理论存在于历史哲学语境中的重要意义。
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具有其明确的外延和内涵，具有明确的学科体系，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同样具有明确的学科边界。并非任何一个问题都可以称为哲学问题，我们前文已经指出：哲学作为一门严格的学科，其逻辑之成立，必须是“人对世界（包括人自身）的系统反思”。“人”代表了哲学的主体性维度，表明哲学只能由人来完成。“世界”代表了哲学的对象性维度，表明哲学思考不能是空无一物的，它必须要具备具体的对象。“反思”代表了哲学的方法论维度，即“思想的思想”，它不是针对某个具体问题的思想，而是对思想进行思想。“系统”代表了哲学的科学性维度，并非所有“反思”都是哲学，“反思”只有“系统”，才能够在科学和学科意义上成立。而哲学的终极追求“真理”则代表了价值维度，其终极理想就在于“求真”。伴随历史和哲学的发展，哲学研究对象逐渐超越古典时期的“存在”“本质”“幸福”“美德”“自由”等问题，逐渐发展出更为具体的分支，如心灵哲学、实践哲学、美学、科学哲学等，这就是部门哲学。
过去，城市理论一直被自然科学视为缺乏方法的“学科”，它仅仅是一门“学科”，还远非“科学”的范畴。而在人文社会科学界，情况同样如此。一方面，城市理论被视为没有思想体系的各种学术理论的“堆砌”；另一方面，城市理论还被认为仅仅是一门关于城市规划的自然科学。城市理论作为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在很多人看来既缺乏科学的逻辑思维，又缺乏厚重的人文情怀，这显然是对城市理论的深深误解。如果缺乏城市研究的理论自觉，我们不仅失去了对城市产生发展逻辑性和历史必然性的深刻理解，更会失去对各种已经存在和正在发生的城市现象的判断立场。从而造成现实中这样或那样的肤浅认知或盲目实践。城市理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的经济、政治、社会过程，即使在“西方世界”内部，由于发展与文化的差异，多种思想与思潮也是在不断交错、反复以及交替的矛盾中曲折发展。因此，哲学语境中的城市理论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那样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和清晰的内在逻辑。这也正是我们研究城市理论的难点所在。
很多关于城市的思想理论，与其所处的时代并不完全同步，甚至可谓是理论的“空想”，因此城市理论的思想史有时候并不能表现出一定的连续性。而这也正如中国画的最高境界一样，处处都有“留白”。“思想史的留白”并不简单地意味着“缺场”，而恰恰体现一种有趣的不完满，一种有意义的不连续。从另一角度看，人类的思想与认知水平并非总是不断“推陈出新”从而不断文明进步。思想的成果并不会如同知识和技术那样遵循所谓的进步规律。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精神曾经闪耀光芒，却最终湮灭于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禁锢之中。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为工业城市点亮了城市规划的明灯，却一再被工业化的浪潮所淹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早已被古人所认知，然而直到20世纪才重新焕发出时代的生命力。因此，我们将城市理论置于部门哲学的语境之中，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反思，减少人类在城市发展中不断重复的无知甚至错误。
任何系统的学科理论都是对该学科普遍规律的认知和呈现，并且以理论的形式来揭示研究对象的普遍规律。我们正是试图在丰富多彩的西方城市发展史和哲学思想史中，去寻求城市理论的逻辑线索，当然，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对西方社会历史以及哲学思想的深刻理解。与根据客观史料进行一般研究不同，任何一种哲学理论的建立，都在试图将哲学史“谱系化”以及“规范化”，这种做法事实上已经改变了历史或者哲学的原生面貌，而且必然充满自身的理解。以马克思为例，马克思对城市的理解，仅仅是诸多城市思想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他从社会生产方式变迁的角度，完美阐释了城市发展的内在逻辑向度。但关于城市发展逻辑，我们还可以看到几种重要的理论谱系。其中包括韦伯的经济、政治、伦理相结合的复合城市史观，芒福德的将城市理解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文化城市史观，现代芝加哥学派的功能主义城市史观等。他们都在某种意义上逻辑自洽地解释了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总而言之，部门哲学语境中的城市理论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同样伴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它思考的问题和思考的方式、它解释的话语和实现的途径，都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产生、重复、变迁、更新，它既在某种程度上保有了作为一门学科的时间和空间的延续性特征，同时又因为城市的变迁而深深印上了某一个时代的烙印。这就是城市理论存在于部门哲学语境中的魅力所在。
应用哲学，并不是一个严格的规范意义上的哲学门类。但在当代中国，我们往往习惯于追问一门学问或者学科有什么用处。具体的功用往往是成为一门学科成立的必要条件。因此，我们经常能够在国内学界看到应用哲学这个概念。简单来说，顾名思义，应用哲学就是研究一种哲学有什么用以及如何有用的学科。面对当代世界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城市理论在应用哲学语境中的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陈忠教授在《空间与城市哲学研究》中对城市理论的“功用”作了概述。
“第一，在本体论意义上，城市与人之间的密切相关性，是城市哲学何以可能的核心依据。如果说哲学的重要使命是认识人自己，那么，在城市化与城市社会语境下，对人自己的认识离不开对城市的认识。” [4]
城市表达了人类对于自我塑造的创造性欲望。人类正在经历怎样的生活，他们期待怎样的生活，都可以在其关于城市的思考中找到答案。“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始终是他所缔造成的城市。城市代表了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具有想象力的恢弘巨作，证实我们具有能够以最深远而持久的方式重塑自然的能力。” [5] 显而易见，城市文明史或许正是人类文明史的同义词，离开城市，人类文明将失去重要载体，离开了对城市的系统反思，或者说离开了城市理论，人们对自我、对世界、对社会、对历史的认知，都将大打折扣。从最本质的意义上去理解，人本身为之存在的那个存在，就是城市理论的本体论意义。就人类未来命运而言，随着全球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事实上已经全面步入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城市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生存、生产、生活空间。如果缺乏对城市的理解，就不会有对人的现实生活的理解，同样也不会有对人的未来的理解。城市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类链接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座桥梁，人类将在城市中建构自身的未来。正如芒福德所观察到的那样：“在长达5000多年的时间里，人们所眷恋的城市是政治和物质进步的主要场所，只有在城市这个古老的神圣、安全和繁忙的合流之地，才能够塑造人类的未来。人类用了5000多年的时间，才对城市的本质和演变过程获得了一个局部的认识，也许要用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弄清它那些尚未被认识的潜在特性。” [6]
“第二，在问题论层面，城市化是现时代的一个重大发展问题，城市化进程日益呈现出复杂性、辩证性，城市化对世界面貌、社会生活的影响和改变日益深刻、日益全面。可以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人与城市必然共存，其关系又存在诸多问题的时代。城市问题的复杂性、全面性，决定了城市哲学的必然出场。” [7]
城市容纳了现代人类文明的一切元素，它好比一个容器，将一切社会历史都接纳了进来。“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的东西为活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的繁衍为社会创造力。” [8] “如果没有城市，那些未能抽象化和文字化的多种多样的社会合作活动，能否继续繁荣，同样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只有很小一部分的生活的内容能够用文字记载下来。” [9]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城市在容纳人类文明的同时也产出了诸多反文明的产物。在芒福德看来，城市是一个巨大的“特殊容器”，一个“贮存信息和传输信息”的特殊容器。它在不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也积累着并且不断生产着人们之间的“消极的共生关系”，比如战争、奴役、剥削、压迫等，因为这些消极的元素，城市在经历繁荣之后往往总是走向衰败和消亡。文明与野蛮，正面与负面，进步与落后，成就与弊病，总之人类文明历史中的一切对立关系，都在城市的历史中找到自己的逻辑渊源，这就更加需要我们从城市理论的角度对其进行系统梳理。
“第三，在意义论层面，城市在给人们带来更多自由、选择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深刻而复杂的精神焦虑、精神危机。人类有能力把握日益膨胀的城市吗？城市是否是人类的终极家园？城市能否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幸福感？能否给人提供精神上的终极慰藉？这诸多问题的存在，要求我们建构一种对城市、城市人进行深切人文关注的城市哲学。” [10]
按照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解，城市一方面给人提供了生产和生活的空间，使人摆脱土地的束缚，使人从传统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给人以自由；但另一方面，城市分工、交往、所有制又再次将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人们束缚于资本、工厂和固定社会角色之中，使人异化、孤立、焦虑，备受剥削和压迫。城市使人从“人的依赖性”关系转化为“物的依赖性”关系之中，再次陷入不自由的境地。这恰恰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描述的“异化”现象，不但劳动及其产品会使人“异化”，城市同样使人“异化”。尤其是在工业城市的生产体系下，“人生产的越多，自己获得的越少”。人不断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与自己的劳动相异化，与他人相异化，最后与整个社会相异化。在马克思看来，城市的生产方式一方面促进社会发展。资本主义城市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财富超过以往所有社会的总和。城市的生产生活是使人走向自由解放的必由之路。但另一方面，城市化也产生了一系列“反人类”的思想和实践。剥削、压迫、奴役、暴力、不正义的现象并没有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而销声匿迹，反而越演越烈。如何合乎逻辑合乎规律地寻求城市发展路径，使城市发展与人的精神自由、精神发展共同进步，如何建构一个能够为人们提供精神家园的美好城市，如何在现代城市中寻求每一个人的自由解放之路，诸多城市意义问题的存在，要求我们必须建构一门哲学语境中的城市理论。
综上所述，由于人类文明史上城市与哲学的不期而遇，城市理论在历史哲学、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语境中，都呈现出十足的理论合理性与合法性。而当代城市理论作为一门严格的学科的蓬勃发展，恰恰印证了语境中城市理论必然成立的内在逻辑。这为马克思哲学语境中城市理论之成立，奠定了最为坚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