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我们则可以说：“现代社会，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城市之中。”城市，对于我们每一个社会个体而言，是一个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

说它熟悉，是因为现代社会许多人出生于此、成长于此、工作于此、生活于此，每天早晨醒来睁开双眼，我们就无可选择地置身于这样一个庞大而又繁复的系统之中，无法逃离。生活于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的衣、食、住、行，生产、交往、消费，都离不开其所生活的城市，即使身处乡间的人们，也无法彻底割裂与城市千丝万缕的联系。说它陌生，则是因为身处城市中的我们，很少会在忙碌生活的间隙回头想一想，城市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它要到哪里去，什么是我生活的城市，什么是我期待的城市。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事实上我们仅仅是城市的寄居者。最为熟悉的场景，往往却又最为陌生，这恐怕也正是海德格尔写作《我为什么住在乡下》的重要原因，因为在现代的城市中，我们往往迷失了自己的“存在”而面临着一种“堕入错误的危险”。正如康德指出的那样，哲学将时刻面对三个永恒不变的主题：我能知道什么，我能做什么，我能期待什么。对这三个终极问题的反思，构成了哲学最为根本的三个旨趣：“真”“善”和“美”。关于城市，我们同样有理由从哲学的视角进行一些反思，尝试回答关于城市的本质问题。什么是城市的本质，什么是当下的城市，什么是我所期待的城市。这种关于城市的系统反思，就是哲学语境中的城市理论形态。人们对于城市本质的系统反思，从古希腊开始便与哲学的发展相伴而行，其历史源远流长。而马克思关于城市产生、变迁以及发展的思想，则是城市思想史长河中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本书的研究，即围绕马克思哲学语境中的城市理论而展开。

在当代国内外学界，每当谈及“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的时候，事实上往往会因为语境不同而指称不同对象。它至少包含三种不同学科类型的含义。其一是“马克思学”，这门学科以马克思的生平及文献作为研究对象，以文献考证和文本解读为最为重要的工作，力图“客观”呈现马克思思想的“原貌”。其二是“马克思哲学”，这门学科以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为研究对象，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力图详细梳理并系统阐释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理论渊源、发展脉络、逻辑结构、理论形态，以及历史意义。其三是“马克思主义”，以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为研究对象，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经典著作和经典理论之外，还将研究范围扩展至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的众多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在本书中，当我们提及“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的时候，一般是在第二个意义上进行使用，即专指马克思（包括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及其思想理论。

本书内容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范畴。主旨在于详细梳理并系统阐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文献中关于城市内在发展逻辑的思想理论，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文献中对人类城市历史形态变迁的现实呈现。城市的产生、发展和变迁，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论题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并未用专门的著作讨论城市理论，但关于城市的论题始终贯穿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各时期的论著之中。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到《资本论》及其手稿，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系统阐述了城市中的社会分工与社会交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私有制与市民社会、资本积累与城市化关系等一系列理论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城市的研究和论述，可谓是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经典呈现。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研究为基础，从马克思的城市思想出发，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新研究成果，系统论述城市的发生和发展逻辑；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动因及特点；现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现代城市的空间、政治、文化和阶级等问题。本书不同于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我们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文献研究为基础，着重梳理经典文献中关于城市理论的方方面面的经典论述，从而在内在逻辑和现实历史两个方面展现马克思哲学语境中城市理论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具有范式建构的重要意义。在马克思城市理论范式基础上，我们将其运用于剖析当代资本主义城市，揭示与当代城市相关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重要问题，最后我们还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马克思哲学语境中城市理论视角出发，关注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路径选择问题，既肯定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巨大成就，也反思中国城市化建设的部分问题。从而为当代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提供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论题。

本书第一章总论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理论以及马克思的城市理论，探讨哲学语境中的城市理论与哲学理论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哲学语境中的城市理论，顾名思义，即关于城市产生、变迁、发展内在逻辑的一种理论范式。有学者将其称为“城市哲学”，但“城市哲学”概念本身产生较晚，其内涵和外延尚未形式明确定论，因此，在本书中我们避免使用“城市哲学”这一概念，而将其更加客观地表述为哲学语境中的城市理论。究其本质而言，它与历史哲学密不可分，是城市发展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产物，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一方面，它以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并不关注城市发展的细节和具体问题，可以说关注的是“城市一般”，即城市产生、发展、变迁的内在逻辑向度。另一方面，它又类似于历史哲学，以探寻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为根本理论旨趣，但由于只专注于城市的历史，因此其外延比历史哲学要小得多。城市理论的历史，自人类文明产生之日起，便伴随思想史的演进而不断发展。从柏拉图《理想国》所论述的人类文明第一个理想城市模型，到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以神学为核心的城市乌托邦，再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直至工业革命。每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们都在思考城市的内在逻辑——它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马克思的城市理论自马克思主义在欧洲诞生之日开始，就始终是思想家们和革命家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当代国外马克思城市和城市化思想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是广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式内部，关于马克思城市理论的研究又可以分为诸多流派。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借鉴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综合运用社会学方法，形成了具有马克思主义背景的城市社会学，以“批判”的视角对抗西方主流城市社会学的功能主义和实证主义研究思潮，力图扬弃功能主义和实证主义中“非历史的”的理论弊端。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综合运用马克思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理论方法，剖析并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城市体系以及城市化进程中以资本为导向的内在发展逻辑，试图将城市理论还原为一种批判哲学。其三是最为广泛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置于“公共性”“全球化”“现代性”“后现代”等语境之中，以资本主义城市热点问题作为切入点，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系统批判，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生态问题都是其关注的焦点。

第二种是国外“马克思学”相关研究。该范式致力于马克思恩格斯重要文献的考证和解读，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MEGA2）为基础，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进行系统考证。其中也有部分内容涉及城市理论问题。比如日本学者望月清司所提出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工展开史论”和“所有制展开史论”的不同逻辑路径，就直接关系到我们如何去理解马克思的城市发展史论述，更进一步，对此问题的探讨还将关系到我们如何从马克思的城乡发展逻辑中去理解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此外，“马克思学”关于“异化”“外化”“分工”“交往”“市民社会”“商品”“资本”等概念的研究，多处涉及马克思城市和城市化思想。在本书中，我们重视并吸收了部分“马克思学”最新研究成果。

与国外相比，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城市和城市化思想的系统研究少之又少。比较而言，相关成果大致有以下类型。其一是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理论研究。如陈忠教授的城市批判史研究，致力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构建一门当代中国的城市学理论体系。强乃社教授同样从不同视角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进行了考察。张京祥教授的《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则系统梳理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的西方城市理论史。其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马克思城市理论研究。如高鉴国教授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研究，取得了重要的开拓性成果。其三是在马克思经典文献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涉及城市问题。如张一兵教授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为我们的马克思城市理论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其四是城市社会学理论研究。如夏建中教授的城市理论研究，虽然更多偏向于社会学，但对哲学思考同样具有启发意义。其五是各类具有决策咨询性质的“新型城镇化”研究，该领域多属于“实证”和“决策”性质，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思想理论范畴。本书将致力于系统梳理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力求呈现一个相对完整的马克思城市理论研究。

本书第二章将对西方思想史上的城市理论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和综述。在西方思想史上，古圣先贤从人类文明开端起就在思考城市的相关问题。城市的特点是什么？城市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样的城市才算好的城市？不同时代的思想家脑海中都有一个自己的“城市乌托邦”。我们大致将这一“城市乌托邦”历史划分为古希腊时期、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启蒙运动时期、资本主义时期五个典型阶段。古希腊时期的城市理论，以柏拉图《理想国》为代表，构建了一个以最高的“善”为神圣目标的城市理念，城市被视为人类通向“至善”的重要路径。中世纪的城市理论，以神学为依托，以教会为核心，整个城市的发展都围绕宗教生活而展开，城市被视为天国在人间的现实呈现。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理论，在神学之外重新发现了“人”的价值，城市生活因此变得生动起来，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也从此初现端倪。启蒙运动时期的城市理论，将科学和理性引入城市，个人的自由、平等、财产等天赋权利在城市的制度设计中被赋予了优先等级。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时期的城市理论，以马克思的城市和城市化思想为典型代表，从社会历史最为根本的前提即物质生产和市民社会出发，揭示城市发展一般规律。

本书第三章主题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城市理论的经典文献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生，主要生活于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的各个城市。这些城市都是西欧诸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理论探索、革命实践以及人生理想与这些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以英国工业城市为研究对象，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系列特殊现象。他阐明了城市里工业无产阶级产生的内在逻辑，并强调指出城市中工人和资本家利益不可调和。城市无产阶级所处的这种地位必然会推动它去为自身自由和解放而斗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城市问题进行了系统考察。这种考察存在两个充满张力的内在逻辑维度：第一种逻辑是从现实社会生产出发的建立在分工、交往、所有制等社会关系基础之上的历史逻辑；第二种逻辑是立足于资本主义批判的、对城市经济和政治进行价值批判的批判逻辑。在历史逻辑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城市视为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产物和文明形态，客观上高度肯定城市对于人类文明的重要意义。在批判逻辑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城市视为城乡对立、阶级对立以及剥削压迫的空间场所，从而在道德上对资本主义城市予以谴责。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唯物史观剖析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揭示了物质生产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并阐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城市的本质是一种具有聚集性特征的生产方式。尽管城市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产物，但城市确实直到资本主义社会才得以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可以从资本主义城市批判中找到内在逻辑。这种逻辑包含了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工业化以及城市化等城市论题。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商品、劳动、货币和资本作了详细而系统的论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系统探讨了资本主义产生以前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其中包含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以前人类城市历史形态和发展脉络的系统研究。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分析了巴黎公社的发展过程和历史意义，概括了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首次明确阐释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进行无产阶级城市革命的可能性问题。巴黎公社运动包含了深刻的社会生产矛盾以及阶级矛盾问题。革命内在动力只能发生于城市之中，以工业无产阶级为主力军。而乡村以及农民则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本书第四章基于《资本论》等相关文献，系统讨论马克思的“城市化”理论问题。如果说马克思城市理论是一门关于城市产生、发展、变迁的内在逻辑的学说，那么“城市化”这个概念则更多表达一种历史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经典著作中虽未明确使用“城市化”概念，但却大量论及资本主义社会农村向城市变迁的历史趋势，并且往往与现代化、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乃至生态环境等问题联系在一起。

在西方学界，马克思往往被认为是现代哲学的鼻祖之一。他与尼采、叔本华、克尔凯格尔等人一道，被视为是十九世纪欧洲社会对黑格尔基于绝对精神演绎的庞大哲学体系进行彻底和系统“反叛”的最具代表性并最为重要的思想家。甚至可以认为，整个20世纪哲学，都沿袭着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包括存在主义）以及分析哲学（包括结构主义）三大路径继续从事反黑格尔主义理论建构工作。而作为历史概念的“现代”和“现代性”问题，则比哲学概念要出现得早得多。在西方思想史研究中，“现代”一词最早可追溯至中世纪的经院神学。有学者认为它最早用于指称罗马帝国向基督教世界的过渡时期。历史学家汤因比则把“现代”的起点定位于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而更多学者所认为的现代时期则是指以工业革命、民主政治以及理性主义价值观为典型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

在马克思所生活的年代，欧洲社会“城市化”进程往往伴随了“现代化”“工业化”和“资本积累”过程。只有城市化进程才能够为资本提供工业生产方式所需的一切生产资料，才能在城市中形成马克思所说的“一般政治”，即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生活，同时只有城市才能为现代社会提供其所需要的基于启蒙精神的理性主义价值观。简言之，现代化是一个社会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复合过程，包括了经济的、政治的、价值观的一系列重塑与建构，而工业化和城市化，作为现代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典型特征，共同构成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态环境同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讨论“城市化”问题时最常提到的问题之一。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逻辑在于对自然不断开发和索取，进而获得最大利润。这一内在取向显然与自然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背道而驰，因此，生态环境问题从产生之日起就注定无法在资本逻辑框架下进行解决。生态文明的发展，必然要与人类对资本逻辑的“扬弃”相同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环境批判，事实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批判。

本书第五章着重阐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研究代表性成果。一方面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对马克思思想遗产的吸收继承情况；另一方面则剖析其基于唯物史观进行的理论“创新”。如社会生产与城市空间问题、空间政治问题、城市权利问题、都市文化问题等。总体而言，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资本主义城市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其基于资本运作的城市发展逻辑以及因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而与生俱来的城市危机倾向。在经济批判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着重考察资本主义城市的运作模式及其背后的资本逻辑，他们运用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揭示资本主义城市产生和发展均以资本逐利性为根本导向。资本主义城市完全忽视马克思提出的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诉求，将个体视为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手段而非目的。因此，资本主义城市不可避免地必然深陷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这一基本矛盾之中。其基于经济危机的各种危机在所难免。就政治批判而言，资本主义城市与生俱来的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全社会的公平正义最终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阶级对立所遮蔽。列斐伏尔和哈维所提出的空间正义和城市权利问题，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城市理论的最新拓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接导致城市空间在生产和分配领域的不公，以及城市政治因阶级对立而产生的更大不公。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城市公共空间的论述，同样涉及资本主义政治核心问题，即“公共性”问题。城市“公共领域”的起源、发展、实现及衰微，恰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内在逻辑一致，与资本主义社会合理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相契合。就资本主义城市文化批判而言，詹姆逊深刻剖析了当代资本主义“都市文化”中“主体丧失”“历史缺场”“时空碎片”等独特文化现象，指出其内在逻辑在于当代城市资本运作方式及其以利润为导向的盲目发展态势。为了回归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马克思哲学的根本主旨，詹姆逊认为必须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维度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系统批判，以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不合理性。

本书第六章，同时也是本书的结尾，探讨马克思城市理论对当代中国的重要启示。总体而言，现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经历了大致三个主要阶段：其一为20世纪上半叶新中国成立以前以传统社会惯性延续为特征的粗放式城市发展时期；其二为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以工业化建设和政治任务为主导的城市建设时期；其三为改革开放后工农互补，工业、农业、第三产业协同发展的城市化大发展时期。尤其2012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发展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协同发展为典型特征。“五位一体”的城市发展理论，恰恰与马克思哲学每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旨趣相契合。从当代中国城市化发展历史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发展是第一要务”，“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有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中去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城市才能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城乡二元结构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历史产物，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马克思城市理论的终极理想；只有在“五位一体”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实践中，我们才能够兑现马克思哲学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庄严承诺。

总之，在当代马克思哲学语境中，马克思城市理论发展应当立足高远、不断创新、回应时代、引领风尚，在与其他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的对话交流中，既保持自身的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又更深刻更有效地回应时代关切，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提供更为丰富更具创造性的理论成果。研究马克思城市理论，能够为中国城市发展乃至社会进步找到一面镜子，启发人们关注马克思经典理论，关注时代精神，关注社会发展，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尽量减少甚至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城市发展经历的歧途，从而为全人类的美好城市未来提供一种可行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