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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中世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西欧社会的发展，但它同时也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创造了必要条件。首先，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尤其10世纪以后大量工商业城市的出现，构成了从中世纪到早期资本主义过渡的重要桥梁。其次，随着中世纪后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欧洲城市中产生出来的市民阶级成为新兴时代的社会中坚力量，他们在人身权利上追求自由，在政治权利上追求民主，在法律权利上追求平等，市民社会在教会体系下默默成长。在此背景下，欧洲社会对古希腊古罗马“人文主义”的复兴成为必然，而欧洲城市同样因为“人”的觉醒而展现出不同以往的精神风貌，城市思想因此从“天国”回到“人间”。
1453年，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灭亡。大量学者、商人、工匠以及他们收藏的古希腊古罗马文献再次流向意大利，欧洲社会思想文化上的“人文主义”精神复兴水到渠成。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在惊讶的西方世界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失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繁荣，这种艺术繁荣重启心灵。” [15] 正是这些来自东方的精神遗产，“重塑”了中世纪晚期欧洲社会的精神面貌。
如果说“文艺复兴”首先表现为一种精神、思想、观念以及文化上对于古希腊古罗马“人文主义”的复归，那么就其深层次本质而言，我们毋宁说“文艺复兴”是一场新兴资产阶级为改变旧有生产关系以推翻封建统治而掀起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运动首先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发展开来。为了突破封建主义以及教会神学的思想桎梏，新兴资产阶级借用了“复兴古典主义”的名义，而其事实上塑造了一种新的社会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为新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制度进行辩护。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借用它们的名号，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16] 简而言之，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思潮，大致表现出几个特点：哲学上向人文主义复归，科学上倡导理性和实验精神，政治上主张自由和平等。早期资产阶级正是从其全新的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出发，高举“人文主义”大旗，提倡人性、人道、人权，主张发现人、重视人、尊重人、以人为中心、实现人的解放。
人的“觉醒”再次引起人们内心深处对世界和宇宙的惊讶与爱慕。同时人们对“美”的追求也更加强烈。这时候古希腊基于“数学理性秩序”的古典美学复活并被发扬光大。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推崇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追求理性的美、理念的美、秩序的美，把美的客观性用几何和数的比例关系固定下来。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普遍认为美是客观的、内在的，之所以“赏心悦目”是因为人们感知了美的理念的结果。他们认为美是和谐完整的。“美就是各部分的和谐按照这样的比例和关系协调起来，以致既不能再增加什么，也不能减少或更动什么。”“一致性的作用是把本质各不相同的部分组成一个美丽的整体。”“美产生于形式，产生于整体和各部分之间的协调，以及部分之间的协调。” [17] 自古希腊以来，人们始终相信客观存在着的美是有规律的，文艺复兴进而认为城市的内在美是和世界的整体规律一致的，这个规律就是数学的规律。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主张追求科学、提倡文化、反对愚昧、赞扬人性，于是，一种与自然科学发展相关的唯物论和唯理论哲学开始在西欧世界成长起来。一切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都以此为基础。正如达·芬奇所说的那样，“我们全部认识都是从感觉开始的，凡是不通过感觉而来的思想都是空洞的，都不产生任何真理，而只不过是一些虚构” [18] 。思想家们运用数学原理来理解自然世界，同样运用自然原理来理解城市，认为自然千变万化的背后唯一不变的是数学的一般规律。世界的一切运动都有确定的比例和轨迹，即数学关系。和谐的数学比例使得自然成为完善和神圣的。学者们相信，越是深刻把握自然世界背后的数学规律，就越能理解上帝创造世界万物的基本规律，艺术只要带上了数学的特征，就会上升到更加崇高的地位。这种“用数学研究自然”的思想，为西方世界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念基础。
14—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最早在意大利的城市里开始萌发。文艺复兴运动，不仅仅是一场基于“人文主义”的有关社会精神、思想文化、主流价值的再造，更是一场有关城市的文化精神上的革新。一方面，这些全新的思想、观念、意识使城市里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另一方面又使得城市展示出全新的积极面貌。人们在认识自身的同时，也开始重新认识城市，编织着全新的城市生活图景。
文艺复兴时期西欧城市生活的全新形态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城市生活对人文主义的追求。人文主义的核心是人性、人道、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意义。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倡导人们努力去欣赏他人、欣赏自我，欣赏世界，并享受人生天然享有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自由、平等、尊严、财产、幸福等，关注人本身欣赏人本身的思想观念一出现很快就成为社会的主流观念和社会共识。它与中世纪神学主宰的思想格格不入。人们普遍厌倦教会思想的贫乏、僵化和刻板，内心对丰富多彩的世俗生活充满期待和向往，这种期待和向往，又再次强化了整个社会对个人价值的肯定与追求。早在1321年，佛罗伦萨自治共和国中的佛罗伦萨大学就已经开始反对宗教神权、提倡人本自由，甚至对该市市民“强迫入学”。这种社会氛围在教会看来或许属于“离经叛道”，但对于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和上层建筑而言，人本自由的“觉醒”只是时间问题，显然，如果没有新兴生产方式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市民阶层的兴起，也就不会诞生此后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文化和艺术的辉煌成就。
中世纪时期，西欧城市中最为突出的标志性建筑是居于城市中心地位的教堂以及宫殿。15世纪以后，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成长，日益要求城市彰显资产阶级的重要地位，于是行会、市场、机关、民居等新兴建筑开始取代教堂和宫殿，逐步占据城市的中心位置。同时，城市中各种满足世俗生活的衣食住行、文化教育等需求的场所也越来越多。总之，新的生产方式、上层建筑、社会文化，都要求对中世纪以来的城市中的道路、广场、生活区、生产区进行重新梳理，而这一切都需要首先为教会及其权力象征的教堂重新安排位置。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建设主旨日益显现出世俗化的发展趋势。以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为例，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建设后，终于在文艺复兴时期完成了。它的政府机关、图书馆、学校、市场等世俗建筑与先前的教堂一起构成了新的城市中心。在其他城市，市中心也不再被教堂据为己有，取而代之的是由市政厅和市政广场组成的公共空间。总之，公共生活和市民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中取得了长足发展。
首先，与中世纪的“上帝之城”和“田园诗”不同，文艺复兴的城市开始追求“理想王国”的城市图景。中世纪曲折、内敛、惬意的城市风格已经不能适应新兴生产方式的发展需要。文艺复兴早期的一些城市如米兰、西耶那、佛罗伦萨等，为了应对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纷纷进行“城市改革”。包括城市布局、公共卫生、城市交通等都在所谓的“改革”之列。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思想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居于核心地位，被一次又一次提起。而数字与几何关于美的规律的认知，则决定了城市存在的“理想形态”，学者们认为，城市的产生、发展、变迁及其未来，是可以用人的思想意识加以建构和控制的。因此，城市开始逐步抛弃中世纪所秉持的自然而然、亲近宜居的思想观念，开始日益重视所谓的科学、规范和理性，再次回到理性主义的倾向上来，各种理想城市的布局也随之层出不穷。
哲学家阿尔伯蒂在其撰写的《论建筑》一书中，将城市空间视为一种既符合人类需求又追求内在秩序美的布局结构。他从地形、地貌、海拔、水源、气候、土壤、植被等方面着眼，对城市的选址建设以及城市布局在军事上的最佳形式都进行了系统探讨，提出了“理想城市”平面图。阿尔伯蒂将他的城市思想归纳为两个要点：一是便利；二是美观。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西欧出现了一大批“理想城市”的规划设计者并提出了各自的“理想模式”，这种“理想”，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是一种基于“人文主义”精神复苏的对古希腊“理想城邦”的再现与回归。当然，由于社会生产的巨大进步，此时的“理想城市”内在结构的复杂程度相较于古希腊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或许也正是黑格尔历史哲学中“带有丰富内容的向起点的回归”。 [19]
正如马克思常说的那样，思想理论往往会超前于时代。文艺复兴时期虽然产生了大量“理想城市”的思想理论，但由于历史的积淀和惯性，换句话说由于已经存在的大量的封建城市的历史烙印，新兴的资产阶级无法全面掌握城市政权，“理想城市”更多的只是一种思想观念中的模型，而非现实的建设方式。文艺复兴时期，按照“理想模型”建立起来的城市屈指可数，只有那些新兴的交通要塞或者军事要塞，会采取所谓的“理想城市”建设方式。“理想城市”最为重大的贡献，事实上更在于它直接影响了整个欧洲的城市思潮——尤其对后来的“巴洛克主义”和“古典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状况还没有为城市的快速发展创造好必要条件，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规模城市建设工程，除罗马、米兰等少数几个城市外，一般也并没有真正实施。于是学者们不得不放弃“理想城市”的理想，而仅仅“改良”城市中的某一些细节问题，并由细节逐步扩大到周围的环境。
其次，“高雅”成为文艺复兴城市思想的重要主题。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新兴资产阶级文化，在同传统封建文化进行斗争的同时也逐步脱离市民的“世俗”文化而转向“精英”路线。社会“精英”阶层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们，大多聚集于封建王公和教皇教会周围，利用其权势和财富来实现自己的种种理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事实上也是一种以“高雅”为标志的“精英主义”思潮。这一时期，与世俗生活相关的建设成为城市发展的主题。它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引领下，提倡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文化，龙其是复兴其城市理想和建筑风格。在城市理念上追求理性的秩序之美。
最后，“巴洛克主义”兴起。16世纪末，在西欧的城市思想领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一种是追求城市风格形式上新颖别致的“形式主义”，它在17世纪被教会运用并发展成为巴罗克艺术；另一种是追求城市发展恪守古代理念的“古典主义”，它后来为君主专制政体所推崇。一般认为，早期文艺复兴只是对西欧中世纪城市进行了十分有限的修改，而真正对西方城市及其哲学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巴洛克主义”。
在中世纪的意大利，罗马教廷率先兴起巴洛克艺术。从外在形式上看，巴洛克风格是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一种延续，但与人文主义精神不同。它的理论出发点并不是人本身，而是力图使用大量夸张甚至造作的表现手法，来营造一种独特的空间氛围，烘托教会的神圣性存在。与早期文艺复兴相比，巴洛克城市理想具有特色鲜明的建构目标和风格体系：它的建构目标在于彰显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威，或者教会的神圣不可动摇。在风格体系方面，它彻底抛弃西欧中世纪城市中自然而然的“田园诗”，而追求基于理性和几何的美学特质。通过建立完整的具有强烈秩序感的城市网络系统，来凸显城市空间的秩序美和规划美。这种理念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风格特色、不同地域文化的城市建筑整合到了一个统一的体系之中，从而构成一个整体的理想秩序。当时以教皇、君主、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等为主流的城市社会生活，具有明显的豪华特性。盛大的阅兵、铺张的宫廷生活和繁琐的社交仪式，都非常需要借助于巴洛克的环境和场所来展开。
巴洛克城市思想对后世城市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它的影响下，法国产生了理性主义和古典主义城市哲学，再后来的北美城市建设同样如此。直到当代世界，它依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部分国家的城市理论。它的宏伟壮观甚至豪华铺张，对大多数统治者都有巨大吸引力。正如芒福德所言：“巴洛克的城市，不论是作为君主军队的要塞，或者是作为君主和他朝廷的永久住所，实际上都是炫耀其统治的表演场所。”“将城市的生活内容从属于城市的外表形式，这是典型的巴洛克思想方法，但是它造成的经济上的耗费几乎与社会损失一样高昂。”“逐步改建城市其他地方所迫切需要的财力、物力，被强制地集中到一个区。”“巴洛克的规划师们，自以为他们建立的式样是永恒不变的，他们不仅严密组织空间，而且还想冻结时间；他们无情地拆除旧的，同时又顽固地反对新的。”“在这流行风尚的背后，是巴洛克规划师对绝对权力虚摆架势的迷信。” [20]
总之，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思想史中，由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变迁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文化的变革，城市已经成为封建权贵阶层和新兴资产阶级的专属空间。与中世纪城市彰显“神圣性”和“自然性”不同，文艺复兴城市的主要功能在于彰显统治阶级和政治力量的政治理念以及艺术主张，新兴资产阶级将城市作为他们表达政治意图、炫耀物质财富以及歌颂丰功伟绩的艺术载体，他们的思想和理念逐步形成一种全新的“城市理想”。与此同时，平民的生产生活则被置于无关紧要的地位。这种以“理性”为名的全新生产方式对城市的控制欲望，在资本主义城市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这直接开启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城市的价值批判。
16世纪以后的欧洲社会，伴随新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封建制度和教会体系开始动摇。学界普遍认为，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经过普法战争，直到巴黎公社运动，是欧洲封建社会的瓦解时期，也是资本主义制度初步建立和稳固发展的时期。
文艺复兴运动动摇了教会神权的统治，也使得西欧多国久被压抑的封建王权得以释放并不断扩张。而此时市民社会领域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也迫切需要一个更为广阔而统一的市场，这种需求与封建统治者巩固王权、统一国家的目的一拍即合，于是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新贵结合起来，共同反对教会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封建君主通过保护工商业、封官许爵等方式笼络资产阶级，赢得了资产阶级暂时的支持。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16—19世纪中叶在欧洲先后建立了一批强大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法国、德国、奥地利都是如此，而尤以法国的绝对君权最为鼎盛。
在17世纪的法国，路易十四建立了欧洲最为强大的君权统治，并宣称“朕即国家”。此举被哈贝马斯认为是欧洲社会历史“再封建化”的标志性事件。之所以“再封建化”，是因为在中世纪晚期，伴随资产阶级的兴起，欧洲社会出现过一次短暂的“去封建化”过程，或者说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绝对权力真空。路易十四宣称“朕即国家”之后，欧洲各国纷纷从政治、思想、文化甚至生活方式上效仿法国。绝对君权的哲学基础，来自于促使自然科学重大飞跃的唯理论哲学。它的政治任务是颂扬罗马帝国之后最强大的专制政体。当时欧洲许多思想家，如培根、霍布斯、笛卡尔等都是君主制度的支持者，笛卡尔甚至把君主政体看作普遍理性的最高代表。在这样的背景中，启蒙运动最先在法国发生。从本质上看，启蒙运动是资产阶级用来进行宗教神权批判和封建制度批判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为资产阶级革命进行着舆论的准备和思想上的铺垫。
首先，启蒙运动一般是指17、18世纪欧洲社会的科学与理性思想的开启，虽然其在形式上表现为对理性主义的追求，但其实质上却是人文主义的进一步深化。此时人们已从对上帝的顶礼膜拜转向对人的尊崇赞扬，并相信人类凭借自己的理性能够完整地认识整个世界。启蒙运动的代表思想家有英国的培根、洛克、休谟、霍布斯，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德国的菜布尼兹、康德等。其中以法国的启蒙运动最为激烈、彻底，影响最大，它直接促成了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启蒙思想具有一个共同的核心价值观，那就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其中包含了“天赋人权”“生而平等”“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内容。按照哈贝马斯的考察，在17、18世纪的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各大城市中，逐渐兴起了许多“沙龙”这样的民间团体，人们在这些“沙龙”当中交流思想、切磋文学、探讨艺术甚至谈论政治，这类“沙龙”成为人们获取新思想新知识的重要场所。这就是资产阶级“城市公共领域”的最初形态，此后“城市公共领域”逐渐发展成熟，并融入政治话语体系，成为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
其次，“启蒙运动”以“科学理性”作为其思想的根基所在。这里的“理性”有其特殊意义。如果说古希腊的理性是关于世界本源与自我意义的深刻思辨，中世纪的理性是关于神学体系和宗教信仰的精密论证，那么“启蒙运动”的理性则更倾向于一种全新的科学精神。理性主义或者说唯理论哲学，其本体论、认识论以及方法论都与当时的自然科学密切相关。理性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近代西方社会的主体精神之一，首先得益于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理性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相辅相成共同成长起来。在中世纪，人们研究世界都要受到教会神学的严格束缚，但随着教会影响力的势微，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完全摆脱了神学的影响，他们只相信通过科学实验和逻辑推理而建立起来的知识。他们非常明确地相信认识自然的目的是为了控制自然和改造自然。
最后，“启蒙运动”具有深刻的批判精神。启蒙运动就其思想本质而言天生具有批判的属性，或者说革命属性。它拒绝一切外在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来自宗教、自然、社会还是国家，一切传统的思想观念都必须接受理性的检验，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进行辩护。总之，要么合乎理性，要么就放弃存在的权利，衡量一切事物的唯一尺度就是理性本身。18世纪以后，启蒙运动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宗教迷信和专制制度。启蒙学者认为人类社会历史上所产生的灾难都是由于思想的愚昧和制度的腐朽所造成的。启蒙的任务就是要消除一切非理性、反理性的存在，无论它是思想还是制度。通过理性的批判，人类自己取代上帝成为自己存在及其意义的唯一合法理由。
总之，17、18世纪在欧洲兴起的启蒙运动，是一场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用理性代替了蒙昧，用人权代替了教权为日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确立以及快速发展奠定了深刻的思想基础。启蒙运动对于每一个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追求，深刻影响并持续激励着马克思的思想探索与革命实践。
由于封建王权与新兴资产阶级雄厚的经济实力的结合，“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城市思想主旨在于通过城市这个载体对“绝对权力”进行展现。1655年，法国国王成立“皇家绘画与雕刻学院”，并于1671年又成立了“法兰西建筑学院”，法兰西建筑学院严格恪守路易十四对学院的训诚而宣称：“学院将使建筑重放古时的光彩，将为国王的荣誉而工作。学院的任务是为建筑学说建立起规范，然后把这规范教给人。” [21] 毋庸置疑，这种“规范秩序”就是“精英”“高雅”“权力”“理性”的代名词。
理性主义城市思想，首先从法国的古典主义园林中发展起来。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阿尔伯蒂在《论建筑》一书中就有关于园林布置的论述，强调外部景观对于城市设计的重要意义，提出使自然地形服从于人工造型的主张，认为应把地势和植物塑造成规则的几何形状，并使大自然从属于人的尺度。在古典主义城市理念中，对称和比例是物质关系的唯一准则。古典主义并不欣赏自然之美。比如笛卡尔就曾提出“艺术高于自然”的观点。布阿依索更是认为：“人们所能找到的最完美的东西都是有缺陷的，必须加以调整和安排，使它整齐匀称。”“我们在任何一种艺术美中所能感受到的一切满足，都取决于我们对规则和比例的认识。” [22] 他们以数学和几何为基础，以理性判断来完全替代直接的、感性的审美经验，并把它完全运用于对城市的建设和发展的认知之中。
在理性主义主导下的西方城市思想，区别于历史上的各类理论，彻底完成了人对自然和城市的种种人为塑造，使人们看到了一个完整而有序的城市。强调轴线轴心、主从关系，追求抽象的对称与协调，寻求布局的数学关系和几何结构，突出表现了人工的秩序美、设计美、规范美。反映出人类控制自然、驾驭自然、改造自然以及创造秩序的超级能力。其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欧洲传教士曾将中国与西欧的城市进行了对比，并得出一个简练而精辟的结论：“中国的城市是方方正正的，而园林却是弯弯曲曲的；西方的城市是弯弯曲曲的，园林却是方方正正的。” [23] 这个观察可谓深刻揭示了东西方历史文化的本质差异。面对中世纪相对分散的社会结构，封建统治者力量并不足够强大，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思想和理念对城市进行大规模建设，因此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园林中实现自己的城市理想。而中国古代的情况恰恰相反，封建统治阶级由于相对富庶的财力物力以及强大的统治力，可以在城市建设初期就实现宏大的建设理想，因此对城市内的园林景观反而追求自然和谐、曲径通幽。
总之，启蒙运动时期的城市思想，以近代唯理主义哲学作为其思想的根源所在。其对城市本质的认识，融合了封建君主专制与新兴资本主义的双重内核。一方面城市被认为是彰显君主权威的最佳舞台，于是以封建君权为核心，城市呈现出宏大、豪华、庄严的一面；另一方面，城市被认为是新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佳载体，于是它又呈现出以工业、商业、贸易为依托的现实一面。伴随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生产方式的不断革新，城市哲学中上述两种逻辑不断纠结，相互影响，相互竞争，最终，历史的天平开始逐渐倾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巨大的力量面前，封建君权开始衰退，资产阶级在借用君主政权完成其资本原始积累之后，开始要求彻底的生产关系变革。欧洲城市因此纷纷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柱所在。过去关于城市的一切所谓的“圣神性”“自然性”“唯理性”“秩序性”“人文性”，或者一切所谓的“巴洛克主义”“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全都让位于一个唯一的主义——“资本主义”。
[1] 本章所引有关城市史的观点和素材，主要来自[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和张京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4] 张京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
[5] 张京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6] 张京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7] 张京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8] 张京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页。
[9] 张京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页。
[10] 张京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9页。
[11] [美]汤普逊：《中世纪社会史》，转引自《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4页。
[12] [美]汤普逊：《中世纪社会史》，转引自《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4页。
[13] 张京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5页。
[14] 张京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6页。
[15] 转引自张京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页。
[16] 转引自张京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页。
[17] 转引自张京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8页。
[18] 转引自张京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8页。
[19] 转引自张京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2页。
[20]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363页。
[21] 张京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9页。
[22] 张京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2页。
[23] 张京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