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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考察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文明历史及其精神渊源的时候，必然首先要聚焦于古希腊这样一块哲学土地。在今天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结构中，处处流淌着来自古希腊的渊源，处处铭刻着来自古希腊的痕迹。城市理论同样也不例外。
马克思对古希腊文明充满敬仰，这种敬仰在他著作中随处可见。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及附录》即以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哲学思想为主题。马克思认为：“希腊哲学看起来似乎遇到了一出好的悲剧所不应遇到的结局，即平淡的结局。在希腊，哲学的客观历史似乎在亚里士多德这个希腊哲学中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那里就停止了，甚至勇敢坚强的斯多亚派也没有取得像斯巴达人在他们的庙宇里所取得的那样的胜利：他们把雅典娜紧紧捆在海格立斯身旁，使她不能逃走。” [2] 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源自于他对古希腊哲学的深刻理解，在马克思看来，古希腊哲学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内，其“客观性”精神已经发展到极致。而与“客观性”相伴而生并且相互对立的“主观性”精神，即我们今天所说的“自我意识”或者“自由意志”，却远未得到正常的发育和生长。这既是古希腊哲学发展逻辑的必然，又是古希腊哲学历史形态的遗憾。古希腊精神的“主观性”特质，在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代表的“亚历山大里亚主义”一统天下之后，直到伊壁鸠鲁、斯多葛主义和怀疑主义，才逐渐开始萌发并彰显出鲜活的生命力。这种哲学的“主观性”精神，在个体、世俗、社会和国家层面，表现为一种以“自我”为基础的精神上的和实践上的双重自由。马克思高度认同并赞许希腊哲学中的这种“自由”精神，正因为如此，他才以伊壁鸠鲁为代表的“主观性”精神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并将这种精神视作自己毕生为之追寻的理想。马克思指出：伊壁鸠鲁、斯多葛主义和怀疑主义所彰显出来的哲学精神，或许正是古罗马精神的起源。他们与古希腊那种“亚历山大里亚哲学”，那种“幻想与混乱”以及“只承认意向的普遍性”格格不入。当然，古希腊哲学从“客观性”精神迈向“主观性”精神，从发生、繁荣，走向衰亡，恰恰正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之处，就历史逻辑而言，这一过程并不令人惊奇。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有一种老生常谈的真理，说发生、繁荣和衰亡是一个铁环，一切与人有关的事物都包含于其中，并且必定要绕着它走一圈。” [3] 古希腊哲学，正如他们的卓越才华和社会实践那样达到了一个当时其他民族或许无法企及的高度。
与古希腊哲学精神相一致，古希腊文明关于城市的构思与理想，尽管起源于星罗棋布的大小城邦，它们有着不同的自然条件、人文精神、社会环境、历史传承，但最终受到一个统一的、“客观”的哲学精神的影响，都收敛于一种柏拉图式的对“理想”城市或者“理念”城市的追寻之中。这就是一般意义上“乌托邦”的起源。
公元前11世纪，一些小规模氏族城邦就出现在了希腊半岛、小亚细亚、地中海沿岸以及黑海沿岸等地区。公元前8世纪，通过连续不断的贸易以及战争，这些小规模氏族城邦逐渐形成了数十个相对稳定的奴隶制城邦。其中最繁荣的有雅典、斯巴达、米利都等。由于贸易和战争的影响，城邦之间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交流十分发达，并且经常在抵御外敌入侵的时候团结起来共同抵抗，久而久之，这些城邦遂逐渐形成了一个大致统一的名称——“希腊”。从此，希腊便以统一的民族与文化身份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从城市发展的角度看，学界一般将古希腊文明大致划分为四个时期：荷马时期（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古风时期（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古典时期（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和希腊化时期（公元前4世纪末至公元前2世纪）。从荷马时期到古风时期，是古希腊文化孕育时期。公元前6世纪，波斯人自东向西入侵亚欧地区，造成了许多城邦与国家的变迁、民族的迁徙、文化的融合，使得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更加频繁。伴随着这个大交流、大迁徙、大融合的过程，东方的医学、历法、天文、算术、度量衡等知识与技术开始传到了希腊地区，内外文化的碰撞孕育出新思想和新文化，这为古希腊文明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公元前5世纪，雅典联合周边各个城邦与波斯展开决战，最终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希波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也从此奠定了雅典在希腊诸城邦中的主导地位。于是大量的精英与财富源源不断涌向雅典，由此成就了雅典乃至整个希腊文明的鼎盛时期。公元前4世纪，伯罗奔尼撒战争造成了希腊城邦共和国的逐步解体，而在那之后北方马其顿人入侵地中海和爱琴海沿岸地区，建立了包括希腊在内的横跨欧亚非的马其顿帝国，原先希腊地区的各个城邦成为马其顿帝国统治下的行省，希腊的古典文化也凭借着这个庞大的帝国流传到了北非和西亚，并与当地文化互相交流融合，这就形成了历史学家常说的“希腊化时期”。与古典文化时期相比，这时候希腊文化中的科学技术更加繁荣，城市公共设施更加发达，城市公共生活更加丰富，建筑艺术更加恢弘。“希腊化时期”形成的城市群落被古罗马统治者完整继承下来并大为发扬。
正如马克思所表明的那样，古希腊哲学充满了“客观精神”与“主观精神”的交织。马克思的这一认识与判断，在西方学界是自古以来的共识。只不过西方学界对古希腊精神的概括使用了另外两个更具有希腊意味的概念——“逻各斯”（Logos）与“努斯”（Nous）。就一般意义而言，逻各斯本意为逻辑，它象征着一种文化精神中的客观、理性、逻辑、秩序等积极因素；与逻各斯相对，努斯本意为精神或者灵魂，它象征着一种文化精神中的主观、感性、直觉、自由等特征。这两种精神，在尼采《悲剧的诞生》中，以“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名称，再次得到系统而深刻的阐释。希腊哲学的文化精神，不仅形成了古希腊独特的城市艺术，更支撑了后来整个欧洲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复兴，并从根本上影响了当今西方社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架构。概括起来，其大致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客观”的世界观。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它的世界观一开始就呈现出一种对自然进行不懈探索的“客观”精神。古希腊的思想家们一开始就提出了关于世界的本原问题和宇宙的构成问题，并在总体上坚持了“客观”这一认知路线，例如米利都学派的自然哲学、德漠克里特的“原子说”、毕达哥拉斯的“数学”等，都是产生于对“客观世界”的追求。历史学界普遍认为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够克服中世纪教会哲学的束缚而实现科学启蒙，并进而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从深层次的文化角度看，完全得益于古希腊文明中对“客观”和“逻辑”的情有独钟。对此，马克思始终将古希腊哲学精神视为现代科学精神的一个重要源头。
其次，“主观”的人文情怀。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指出，人类最初的文化形态是神话和宗教，而人类最初的城市同样是一种以神话和宗教为核心的文化形态。哲学的历史学的出现要比宗教和神话晚得多，可以说，世界各民族基本上都有各自的神话和宗教，但并不是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观点，以古希腊哲学为代表的人类哲学思想源头，大致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段时间里逐渐从古代的宗教和神话中独立出来，并走上了哲学自觉的发展之路。这个时期也被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就整体而言，除去对世界的“客观性”认知以外，古希腊的哲学精神还包括一种以“人”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精神。可以说，从关于“世界本原”的研究到探求人的“认识你自己”，是古希腊哲学思想脉络的自然延伸。在古希腊，人被认为是“有理性的动物”“政治动物”“社会动物”等，大量古希腊神话和艺术作品，都反映出“人本主义”的世界观，其中包含着对人类征服自然的英雄主义的歌颂，对人体健康强壮的赞美，对人类智慧、坚毅和勇敢的欣赏，即使神灵也被描写得与人类一样拥有七情六欲。事实上，在古希腊人的内心深处，或许从来没有超越人类意义上的“彼岸”，古希腊人的精神家园依然根植于丰富多彩的“此岸世界”。
最后，“理性”精神。今天我们所说的“辩证法”一词事实上出自柏拉图，它的本意是对话和辩论的意思。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任何严肃的对话都充满了陈述、推理和论证的过程。只有通过充分辩证检验的语言，才能够成为真正的思想。古希腊人对“理性”与“逻辑”的执着，与其生产生活方式密不可分。在对自然世界的探索中，古希腊人时刻去关注并努力发现天文、地理、高山、海洋等自然现象的神秘规律。一旦自己的认知通过经验观察得以证实并能进行进一步的验证甚至预测时，他们心目中的世界与宇宙就不再神秘，不再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受到“外部力量的支配”。世界的变化与变迁对于古希腊人有迹可循、井井有条。他们相信：在世间运动变化的事物之中，隐藏着可以被不断认知的秩序和规律。与此同时，一批职业哲学家的出现，使他们可以摆脱生存的压力而专注于纯理性的思考与研究，这又促进了古希腊民族整体逻辑思辨精神的发展，上述古希腊人的精神特质，最终都深刻反映在了他们对城市的理解之中。
古希腊人关于城市的构想或者说理论，主要围绕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而展开。希波战争以前的希腊城市大多是以自然地理条件为前提自发形成的。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希腊文化在宗教、世界与人三个维度均得到了长足发展，在三者的共同作用下，城市生活初具规模。正如亚里士多德指出的那样，人们聚集到城市是为了期望更美好的生活。为了这个朴素的目标，古希腊的思想家们持续探求着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国家或者理想的城市形态——古希腊时期，城市与国家往往是同构的，国家即城市，城市即国家。
苏格拉底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一种幸福的生活，而单就幸福生活而言，没有什么能比城邦和城市生活来得更好的了。城市就其根本意义而言就是幸福生活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柏拉图的经典著作《理想国》更是生动地描绘了一幅理想城市的生活图景。他试图从自己关于正义的思想出发，将希腊社会引向一个永恒的理想彼岸。柏拉图认为，一个理想的城市或者城邦，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理想国”，是用绝对的理性和强制的秩序建立起来的。理想的城市应该通过社会等级制度和劳动分工来构建一套完满的城市秩序。城市居民应该严格划分为三个等级——哲学家、武士以及平民。平民包括工匠和农民等自由民，但不包括奴隶。三个等级分别对应三种“美德”，哲学家的理性、武士的勇敢以及平民的节制，三者各司其职，各安其分，共同构成城市的主体。哲学家是“理念”的化身，他们具有最多的知识、最高的智慧、最强的理性，哲学家作为国王来治理国家，在柏拉图看来这是理想城市的第一要务。武士的地位仅次于哲学家，他们负责对外的战争，同时负责国家的行政管理事务。平民是城市中最为庞大的阶层，一切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事情，比如耕种、制造、贸易等都由平民来完成。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设计的城市图景，可以说是按照“几何学”的理想设计出来的，城市的三个阶层好比一个“金字塔”，自上而下构建起来。这个“金字塔”完美并且稳固。在柏拉图看来，任何事物的完整性和均衡性只存在于完整的体系之中，城市的状况同样如此。理想城市不能容忍任何不完整、不均衡的存在，为了城市的整体图景，可以牺牲平民的生活，甚至也可以牺牲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从而实现“理想城市”的总体目标。与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的城市思想要“务实”得多。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提倡建立由“中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并实行以下原则：第一，城市公民的财产应当私有公用，这样可以防止贫富分化；第二，城市应该由“中产阶级”轮流执政，既不搞终身制，也不搞世袭制；第三，在城市中，必须实行法治的治理方式，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四，城邦面积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大小适中是最好的城市理想。 [4]
与哲学家的“理想”略有不同的是，古希腊城市所反映出来的气质充满了“人的尺度”。在古希腊大大小小的城市中，追求“人的尺度”成为其城市规划和建筑风格最为突出的特征。所谓“人的尺度”，即人对世界的直接感受，以及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即使在雅典这样重要的中心城市，我们也没有明显看到人工规划的强烈痕迹。古希腊的许多城市及其建筑，在风格上并不一味追求视觉上的整齐、对称、平衡、统一，相反，他们乐于顺应和利用各种复杂的地形与自然条件，构成丰富多彩的城市景观。按照芒福德的考察，古希腊城市往往以祭祀地点“祭坛”或“神庙”为核心，呈放射状拓展开来。这是城市哲学中一种早期的人本主义精神和自然主义情怀，它在城市史上获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其中的杰出代表是雅典卫城。雅典卫城的城市布局和整体风格呈现出明显的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由不羁、自然融洽、和谐统一，这种理念既照顾了从雅典卫城四周仰望它的美学效果，又照顾了市民置身其中时的生活感受。雅典卫城可以说是西方古典城市的最高艺术典范。 [5]
在古希腊的城市思想中，除了最初围绕“神圣”而展开的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哲学之外，随着古希腊美学精神的逐步确立以及自然科学和理性思维的逐步发展，也产生了另外一种彰显着强烈“理性建构”特征的城市理论——希波丹姆斯主义。
古希腊哲学家希波丹姆斯认为：“数为万物的本质，宇宙的组织在其规定中是数及其关系的和谐体现。” [6] 城市作为宇宙的一个部分，更应当遵循数的规律。亚里士多德也说，“美是由度量和秩序所组成的” [7] ，城市的各部分间的关系，就是度量和秩序的问题。城市的规模、功能和区域，应当以某种整体的比例关系进行设计和构建，使得城市公民既自由而又有节制地工作和生活。基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有关社会秩序的理想，希波丹姆斯在希波战争后总结了希腊哲学中关于城市的终极思考，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也因此被称为“西方城市思想之父”。“希波丹姆斯主义”遵循古希腊理性哲学基本原理，探求数与几何的和谐关系，强调以几何路网为城市骨架，构建明确、规整的城市公共空间，以求得城市整体的几何美和秩序美。在西方城市哲学思想史的长河中，希波丹姆斯主义被大规模地应用于城市的构建与发展过程，其影响力甚至延续至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城市。这种理性化、规范化、程式化、几何化的城市思想，满足了古代社会在大规模城市建设过程中对便利性和实用性的要求，也确立了一种关于城市理性秩序的理想追求，它在符合古希腊数字、几何、美学原则的同时，也满足城市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希波丹姆斯主义城市理论在取得空前成功的同时，也使得古希腊城市的精神气质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从传统城市人与自然的和谐融合转向形式上的理性和规整。甚至为了平面构图的形式之美而全然不顾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限制。这给城市生活的便利性及城市空间的拓展性带来了诸多桎梏，为“城市专制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希波丹姆斯的理性主义城市理想，与马克思所批判的以资本为导向的资产阶级城市思想具有某些理念上的相似之处。只不过其背后的逻辑一个是“理性的专制”而另一个则是“资本的专制”。
当我们谈论西方文明渊源的时候，除了古希腊往往也会把古罗马一起纳入进来，并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早年罗马城的建立和繁荣，以及此后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辉煌，为古罗马的城市文明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西方谚语以“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以及“条条大路通罗马”来形容古罗马时期城市的繁荣景象。当然，由于古罗马城市几乎都因袭和保留了古希腊城市的框架，同时古罗马城市思想也几乎来自于古希腊的哲学土壤，因此，我们将其纳入古希腊城市理论的话语体系中进行简要梳理，不再单独展开。我们这里所说的古罗马，专指公元476年之前的罗马。
首先，就古罗马哲学思想而言，其最大的特点莫过于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主义”成为时代的主流。伊壁鸠鲁反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性至上主义，把快乐作为其思想的核心，主张人的一切行动和取舍都要从快乐出发，要以感觉而非理性来判断一切善恶。究其原因，一方面，古希腊后期城邦制的逐步瓦解造成社会动荡，普通人流离失所，这全面动摇了既有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关系模式。人们在迅速变化的复杂社会环境中，普遍渴望现实和安宁的生活，到了古罗马时期，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更加强化了这种社会文化倾向。另一方面，罗马人的实用主义倾向和来自东方的宗教思想逐渐融合，最终瓦解了希腊哲学中固有的思辨精神。于是，古罗马的人生哲学不再像古希腊那样讲究理性、追求智慧、追寻至善。古罗马更看重现实的和感官的幸福生活；反对“为智慧而智慧”的思辨精神以及“追问世界本原”的探索精神。正如黑格尔所言：“罗马的原则是主权和强力的、冷酷的抽象观念。是纯粹意志的自私，它本身不包括任何道德的实现，全凭个人的利益获得内容。” [8]
其次，古罗马的文化精神融入城市中，表现出独特的城市风格。随着物质财富的集聚和人类享乐心理的不断扩张，在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一百年中，以罗马为代表的大量城市得到空前发展，古罗马的城市表现出世俗化、君权化和军事化特征。所谓世俗化，即在古罗马时期各大城市的中心，世俗生活的设施和氛围完全取代古希腊的“理想”和“神圣”。古罗马的城市中充斥着宫殿、剧场、澡堂、斗兽场、集贸市场等“私人生活”或者说“市民社会”的设施。所谓君权化，即在古罗马时期的城市中，如广场、宫殿、雕塑等，处处体现着统治阶级和统治者的权威，对统治者“丰功伟绩”的歌颂取代了古希腊城市中那种平和的“公共生活”。所谓军事化，即古罗马城市建立的最初目的都是为了军事征服和军事占领，因此，古罗马的城市往往拥有大量的兵营、坚固的城墙、宽阔的街道，城市为军事目标而服务。
最后，古罗马的历史和文化特征深刻影响了古罗马时期的城市思想。古希腊人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其城市思想具有明显的人文主义情怀，以及人工建筑对自然环境的谦逊态度。而古罗马人并不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是彻底的实用主义者，欣赏现实的强大的人工力量，因此他们不那么尊重自然，而是通过人力去强有力地改造地形，并以此来显示雄厚的财富和强大的力量。在城市思想史上，罗马人更加强调实用目的。他们将逻辑理性和实用主义结合起来，应用于城市的法律制定、工程技艺、城市管理和国家治理方面，使城市服务于统治阶级，成为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最好工具。“古罗马城市思想的最大成就与贡献，就是对城市开敞空间的创造，以及对城市整体秩序感的建立。如果说古希腊广场中所表现出的那种自由、凌乱、不规则的空间形态隐喻了希腊人的自然主义精神，那么古罗马人却将广场塑造成为城市中最整齐、最典雅而规模巨大的敞开空间，并通过娴熟地运用轴线系统、对比强调、透视手法等，建立起整体而壮观的城市空间序列，从而体现出了罗马城市规划中强烈的人工秩序思想。” [9] 古罗马哲学家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城市理论著作，他在继承古希腊哲学思想和城市理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城市理论体系。他把理性主义和直观感受结合起来，把思想美和视觉美结合起来，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起来，把自然精神和人文精神结合起来，强调城市构建过程中整体秩序性与局部灵活性的辩证统一，强调城市各部分之间功能的协调完善。开启了西方思想史上系统的城市理论先河。
总之，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对于城市的本质，还是从一种超越性的“神圣”去理解，从一种非现实的“理念”去理解，从一种理想的秩序或者美去理解，而不是从社会生产去理解，从市民社会去理解。而在古罗马时期，由于整个社会的哲学精神以及意识形态从理念回归现实，从精神回到物质，因此人们对城市的理解或多或少开始具备现实性要素，但这种现实性往往以权力和军事为核心，城市被视为权力和军事的象征，因此，其依然不是生产性的或者社会性的。将城市的本质理解为某种神圣、精神、观念或者权威，而非市民社会，这或许是古代城市思想最为普遍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