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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卢梭的自由观念以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卢梭自由观念产生的理论背景，这种考察将我们引向了现代世界的开端。这就是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所创造的追求自我保全的个人。而这正是卢梭抨击现代性的出发点。
我们从作为现代社会产物的个人说起。在古希腊时代，由于共同体价值优先于个体价值，所以古希腊世界特别重视共同体的价值。严格说来，古希腊时代的个人没有独立的政治和文化意义，他是作为公民参与到城邦政治生活中去而存在的。随着城邦的日渐式微，在古希腊时代没有获得应有地位的个人，首先以萌芽的形式在古罗马时代中出场。古罗马时代中对伟大人物丰功伟绩的推崇取代古希腊时代中与国家休戚与共的精神正是这一状况的真实写照。正如黑格尔所言，古罗马时代使人们感兴趣的“不再是这些国家的命运，而是那些伟大的个人” [5] 。当然，这些个人还只是崇高的精英人物，个人作为每一个平凡的个体则是在基督教中形成的。
基督教具有强劲的个人主义精神：保罗的“因信称义”肯定了上帝面前每一个人作为虔敬的信徒在精神上都是平等的，都具有不依赖任何他人和特定共同体的独立性；路德的宗教改革沿袭了保罗传统，再次肯定了每个人无须中介（兜售“赎罪券”的天主教会）只因信仰上帝就能够独立完成个人的灵魂救赎，每个人因其自身就是具有独立价值的“个人”。 [6] 基督教所秉持的是信仰内在性原则，因此它只创造了一个具有抽象平等人格的个人。而个人作为现代政治社会的主导人格则是在霍布斯和洛克的政治哲学中第一次获得了完整表达。
得益于施特劳斯的解读，我们了解到，古典政治哲学追求“自然”，追问“人应当如何生活”，追寻“最好的政体”。也就是说，古典政治哲学认为，每一个存在者依其自然（nature）都有一个特定的完满状态归属于它，实现这个完满状态就是它整个生命所指向的目的（telos）。根据这种目的论，追求和实现完满状态亦即追求和实现优异性是每一个存在者存在的最高目的。为了实现这一最高目的，人应当过一种沉思的生活、哲学的生活——因为只有沉思的生活、哲学的生活才是依靠理性辨认“自然”，从而实现人的优异性的生活；人必须生活在“哲学王”统治的城邦——因为只有“哲学王”统治的城邦才是最有利于实现人的优异性的政体，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哲学追求真理，城邦受意见左右，哲学与城邦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决定了理想国只是一个“乌托邦”，仅存在于言而非行中。正如柏拉图自己说的那样，合意的城邦是指在理论中建立起来的那个城邦，那个理想中的城邦。现实的城邦，哪怕是雅典城邦，也是乏善可陈的。不难看出，古典政治哲学在理解人的本性和设计政治制度上注定是失败的，就其本质而言，古典政治哲学无疑是一种政治理想主义，这也是现代政治哲学之所以要同古典政治哲学决裂的最根本原因。
既然目的论意义上的自然强调人的义务，而以人的义务来界定的社会秩序不过是乌托邦，那么，现代政治哲学如需实现自身的发展，必须重新阐释“自然”，以人的权利来界定社会秩序。因此，与古典政治哲学相对，现代政治哲学是一种政治现实主义：它追求人的权利，关注人的权利如何实现，追寻能够保障权利实现的“合法政府”或“有效政府”。而“以自然义务为取向转到以自然权利为取向的根本性变化，在霍布斯的学说中得到了最为明晰有力的表达” [7] 。
但是，在做出开创性贡献的现代政治哲学家霍布斯之前有一位我们不应该忽略的人物，他就是伟大的政治哲学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告诫君王应将政治行为和伦理行为截然分开，为了达到自己的事业或统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至今仍令人印象深刻。与亚里士多德相比，马基雅维利从发端或起源的视野描述政治——通常是充满暴力和不公正的——而非从其目的的视域加以考察。 [8]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人性和现实的公民社会都是非道德的：人类总是忘恩负义、反复无常的，他们妄自追求、伪装良善，见危险就闪、见利益就上；即使是声名远播的国家也逃不脱依靠兄弟相残、骨肉相争建立起来的恶名。无论是人性还是公民社会，都与“自然”的至善目的无关，其起源处就充满了罪恶。“起源”取代了“目的”，将政治哲学的目光拉回了现实，马基雅维利的探讨为霍布斯提供了某种理论准备。
“现代灵魂中最为根深蒂固的特征就是对善的怀疑，对优越性的轻蔑和嘲笑，以及丧失清白的情欲。” [9] 霍布斯就是这一现代灵魂的精确表达。既然要使“自然”摆脱目的论释义，霍布斯所要做的就只能从人们实际生活的状况出发，诉诸实际支配大多数人情感的自然激情；而当“人”失却了宇宙的归属，抛弃了上帝的眷顾，那么，仅存的自然激情就只有自身可以感觉到的那个身体以及竭力保存那个身体的欲望 [10] ，霍布斯称之为“对暴死的恐惧”或“自我保全的欲求”。在霍布斯看来，每一个人都用尽一切手段来保全身体，每一个人都有一项不受任何约束的保全身体的绝对权利。也就是说，“自我保全的欲求”在人的“自然”欲望中居于首要地位，自我保全的权利乃一项人的最基本的自然权利。但正是自我保全的权利导致战争状态是自然状态的常态。霍布斯认为，每个人天然地具有对于公共的东西平等欲求的权利和“用他自己的判断和理性以为最适合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 [11] ，而出于自我保全的需要，每个人与其他人行使平等和自由的权利之间必然产生冲突，这是导致自然状态是相互竞争、相互猜疑、相互攻讦状态的重要原因。再加上人的天性中竞争、猜疑、荣誉这三种好斗因素使自然状态更易于成为人与人冲突的战争状态。 [12] 因此，在霍布斯眼里，由于公共权力的缺失，自然状态“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 [13] ，自然状态必然会成为永久的战争状态，而结束自然状态只能寄希望于“利维坦”。
比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走得更远，他彻底否认了“旧道德哲学家所说的那种终极的目的和最高的善” [14] 的存在，否认了人的优异性和完满状态。在霍布斯这里，“自然”就是开端意义上的“自然”，亦即“自然状态”；“自然状态”中的人受最原始的“自然”欲望所支配。 [15] 至此，霍布斯从两个方面赋予了“自然”以崭新的含义，由此彻底斩断了与古典政治哲学目的论意义上“自然”的所有联系。总而言之，霍布斯“从一个道德的范畴，即表示被神圣指定的要求每个自然的存在都必须去实现的终点或目标，转变成一个不可复归的，非道德的甚至是反社会的欲望与激情的最低点” [16] ，他通过肯定个人的生存欲望从而创造了追求自我保全的“个人”。正是这一“个人”构成了现代政治社会的基础，这也是由霍布斯所开辟的政治个人主义传统。
霍布斯用一种独特的逻辑演绎了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的内心体验，这就是生逢英国内战爆发的革命时代，不时感受到来自暴力死亡的威胁。因此，出于和平和安全的考虑，霍布斯最终诉诸人造国家“利维坦”以结束自然状态这一战争状态。“利维坦”在其本质上其实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专制国家。霍布斯已然预想到了“利维坦”所遭逢的质疑，但是他认为，“其实一切政府形式的权力，只要完整到足以保障臣民，便全都是一样的。人类的事情决不可能没有一点毛病，而任何政府形式可能对全体人民普遍发生的最大不利跟伴随内战而来的惨状和可怕的灾难相比起来或者跟那种无人统治，没有服从法律与强制力量以约束其人民的掠夺与复仇之手的紊乱状态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17] 。
霍布斯以后，对于完成“个人”这一伟大创造工程发挥关键性作用的人是洛克。洛克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从安稳舒适的角度为个人提供了私有财产权的庇护。洛克的具体做法是回到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并彻底改写之。与霍布斯不同，洛克将自然状态描述为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平等的状态”，一种无主的共有状态。 [18] 当然，对于霍布斯的前提——“上帝……把保存自己生命和存在的欲望（强烈欲望），作为一种行动的原则，扎根于人的身上” [19] ，洛克是接受的。但是，洛克更愿意认为，人们在自然状态中对于“自然的共有物”具有同等的权利。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有一种“排斥其余人类的私人所有权”，这就是作为自我保存权利延伸的私有财产权。洛克通过将私有物——劳动者属己的劳动与共有物——无主之物结合成私有财产，从而确立了私有财产权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在洛克看来，人们是通过劳动达到对某物的所有权的，劳动创造了私有财产，“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他就已经掺进他的劳动，在这上面掺加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 [20] 。这样，洛克改写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将私有财产权作为一项基本的自然权利根植于自然法中并永久确立了下来。
同时，由于自然状态“缺少一种确定的、规定了的、众所周知的法律，为共同的同意接受和承认为是非的标准和裁判他们之间一切纠纷的共同尺度”“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它得到应有的执行” [21] ，无法根本解决私有财产权之间的龃龉，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其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就是保护他们自身的财产。因此，比起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更倾向于更少“独裁特征”的“有限政府”。
洛克的出发点和结论尤其印证了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马克思曾评价道，洛克“是一切形式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必然要为“工厂主”“商人”“金融贵族”等这些阶级的利益发声。 [22] 洛克在其《政府论》序言中也曾明确宣布了他的政治目的，即“为了巩固我们伟大的复兴者、我们现在的威廉国王的王位，按照人民的意愿，履行他的权利……是为了为爱好自己的正义和自然权利，并决心保持它们，拯救国家于奴役和毁灭之境的英国人民进行辩护” [23] 。
抛开洛克的政治立场，洛克在现代政治哲学史上的重要性在于——洛克的“‘私有财产权’使一个人具有了真正成为‘个人’的条件和能力”，从此“个人”成了一个“自足独立的封闭概念”； [24] 更为重要的是，洛克暗示了一种劳动财产说——是人而非自然，是人的劳作而非自然的赐予，才是几乎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源泉。成为人类优异性标志的是人的劳动，是赋予一切东西价值的劳动，是人的充满希望的创造性劳动——这使得洛克比霍布斯更加“先进”地表达了“人而非人的目的成为了世界的中心和源泉”这一观点，使得洛克的财产学说乃至洛克的政治哲学比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更具革命性。 [25]
从霍布斯追求自我保全的个人到洛克追求舒适自我保全的个人，个人最终构成了现代性的基石。当然，“洛克的‘个人’与霍布斯的‘个人’有本质区别。霍布斯的个人是一个天生的欲望主体，保护自己是这个人最基本的欲望，这个欲望是主观的、自我中心的，同时又是自然的、完全受生命的自然律制约而与道德无关的。……洛克的……个人绝不仅仅是必须保护自己的自私的自然性存在，而首先是值得被保护的道德个体，即使是自然法中的个人也受自然法的道德律支配，根据‘理性和良心的指令’并出于对人类的爱和尊重而行事” [26] 。尽管如此，无论是霍布斯笔下自我保全的人，还是洛克笔下理性勤勉的人，他们对自我的关心、对财产的关切无疑最终使他们成了原子式的个人，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从而为现代政治社会提供了一个更牢固的基础结构。而这是卢梭所不能接受的。正如法国政治学家皮埃尔·莫内所说，“卢梭在对霍布斯学说的批评中，……更重要的是他所批评的是‘个人主义式的’公民基础结构，而这又是所有现代政治的基础”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