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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将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归罪于卢梭的自由学说。埃德蒙·柏克就是其中之一。柏克认为，罗伯斯庇尔之流乃卢梭自由学说不折不扣的践行者，“如果卢梭还活在人世，在他某个清醒的片刻，他是会对他的学生们的实践的狂热感到震惊的” [1] 。诚然，这场“以自由立国”的革命处处都带有卢梭思想的痕迹。比如，作为法国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人权宣言》宣扬了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肯定了言论、写作和出版自由，阐明了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原则 [2] ，这些都可以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找到根据。但施特劳斯的弟子布鲁姆却告诉我们，卢梭是不会赞同罗伯斯庇尔的，因为他的教诲虽充满了狂躁的渴望，但作为现代政治科学之标志的那种普遍的现实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已然消失了，卢梭的作品无不在宣布着变革现代性趋势之可能性的悲观。 [3] 然而，“卢梭的魔力或许有待克服。但是，若要克服，首先要求我们必须去体验他的魔力”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