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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的缘起
按照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思想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分别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者们遵循列宁的思路，深入探讨了这三大来源在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中的深刻影响。在这三大来源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尤其注重马克思思想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渊源关系的研究，有关研究资料卷帙浩繁。研究者们一般认为，德国古典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在马克思思想的演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马克思思想是在总结19世纪欧洲三大工人运动的丰富经验和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形成的。当然，这一共识肯定了马克思思想的唯物主义本质，即马克思继承了唯物主义传统，同时又超越了唯心主义立场。但是，这一共识并未关注德国古典哲学所蕴含的丰富且真实的现实内容，从而也就无法准确表达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全部要义。
马克思曾说，德国古典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德国古典哲学是具有进步思想的德国资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理论表达。18、19世纪之交的德国深受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的影响。相较而言，法国大革命在德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可以说，德国古典哲学反封建以及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诉求是从法国大革命的世界历史性结果中获得的非常重要的启示。同时，德国古典哲学通过对法国社会变革过程的历史经验的吸收是以变化多端的、部分也是狂热的方式进行的。 [1] 因此，德国古典哲学所蕴含的丰富且真实的现实内容即形塑法国大革命价值形态的自由与平等问题。换言之，德国古典哲学先验问题的背后有一个现实的维度，亦即德国先验哲学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与平等理想的概念式把握。而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对人类自由和平等的追求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最重要的思想资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不理解德国古典哲学就不能理解马克思，而不理解法国大革命就不能理解德国古典哲学，只有从德国古典哲学的现实维度出发探讨马克思思想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问题，才能更有助于理解德国哲学的丰富内涵以及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本质。换言之，“从思想史视域中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哲学的方面，而应当如马克思学说本身那样，包含应有的学科丰富性。其中尤应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为重点，正是这个领域包含着思想史上的丰富内容” [2] 。也就是说，从近代社会的政治问题出发研究马克思思想与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之间或隐匿或直接的理论关联问题，不失为研究马克思思想来源的一种独特理论视角。
事实上，马克思也的确深受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正如日本学者城塚登所说，“马克思思想的出发点就在于法国的启蒙思想” [3] 。从马克思的成长历程来看，他出生在受法国大革命深刻影响的德国特里尔小城。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地道的18世纪的法国人，深受法国启蒙精神的影响，能够背诵伏尔泰和卢梭的作品。 [4] 马克思的生活环境以及他具有启蒙精神的父亲决定了他最初的精神方向。年仅15岁的马克思，就总是与他的父亲谈论“法国、犹太教、上帝、道德以及自由” [5] 。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曾提出，“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决定它们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 [6] 。马克思从已形成的外部环境的制约来谈论人的活动的思维方式在《马克思传》的作者麦克莱伦看来无疑“是一个至少与启蒙运动和百科全书派一样古老的思想” [7]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通过阐述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论证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是对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的创造性发展，强调伊壁鸠鲁关于原子自动偏斜学说的深刻意义，初步阐发了人的自由的思想，而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更加有效地表现着所谓启蒙、自由反叛等具有社会批判意义的方向” [8]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无疑是青年时期马克思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而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中，马克思尤其重视卢梭的政治思想。
卢梭的思想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当代最为杰出的文化史及思想史大师弗兰克·M.特纳认为，卢梭的伟大之处，在于揭示了现代思想的基本观念，即“现代社会具有某种特性，它要么使人丧失人性，要么令人无法实现他的人性” [9] 。因此，在他看来，卢梭是18世纪最具争议却又影响重大的思想家，卢梭的思想是欧洲现代思想之源。 [10] 世界著名哲学家、文化史家威尔·杜兰特在其《世界文明史》中写道，卢梭以反抗百科全书派和理性时代为己任，质疑当时所谓值得骄傲的“进步”观念，为社会和文明所排斥。卢梭的思想影响了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18世纪思想家中，卢梭是对后代贡献最大的一位。 [11] 20世纪著名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弟子阿兰·布鲁姆在其名篇《卢梭：那转折的一幕》中指出，卢梭提供的审视现代社会的视角构成了康德先验论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根基，卢梭的思想是现代思想永不枯竭的源泉。 [12]
对于马克思而言，卢梭是决然绕不开的一个重要人物。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曾阅读了大量政治历史著作，并写下了五大本摘录笔记，这些笔记被称为《克罗茨纳赫笔记》。其中，关于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摘录构成了第二笔记的一部分，马克思在其后的著作中多次运用这些笔记。由此，马克思与卢梭思想之间存在的某种思想关联构成了本书的主要问题域。
那么，卢梭与马克思思想之间究竟有何种内在联系呢？众所周知，无论马克思作为一个理论家，还是作为一个革命家，他的使命都在于使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自身解放条件，从而实现整个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马克思从早期的“博士论文”到晚期的《资本论》都“在努力探求整个世界以及人类自由的原动力” [13] ，自由贯穿着马克思政治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因此，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自由”。
卢梭亦是如此。卢梭童年时期的阅读养成了他“热爱自由和共和制度的精神”和“不愿受任何奴役与束缚的倔强高傲的性格” [14] ；离开日内瓦之后的坎坷的人生经历、颠沛流离的生活境遇点燃了他“热爱自由，憎恨压迫、烦恼和受制于人” [15] 的激情。如果说，日内瓦滋养了卢梭的自由心灵，他心向自由；那么，日内瓦之外则化育了卢梭的自由思想，使得卢梭一心希望“建立良好的秩序，以法律来保障社会的成员人人都能享受平等和自由” [16] 。足见，自由也是卢梭政治哲学的核心观念。在《社会契约论》开篇，那句“人生来是自由的，但却无处不身戴枷锁” [17] 揭示了“自由乃人之本质”，彰显了自由是卢梭的最高价值追求。
有鉴于此，以思想史为背景，以自由为线索，揭示卢梭与马克思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就是本书成书的初衷。
二 国内外研究动态
国外学界这一课题领域最有影响的文献，当推德拉-沃尔佩的论著《卢梭和马克思》和R.N.伯尔基的论著《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沃尔佩是意大利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他通过新实证主义所谓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历史编纂学—文献学”的重建方式探讨了卢梭政治思想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内在渊源关系。沃尔佩首先肯定了卢梭作为现代民主制精神之父的地位。其次，沃尔佩通过引证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挖掘了卢梭政治思想的理论本质，即卢梭的自由观是一种平等主义的自由观。但是，“平等存在于一种以（公民的或社会的）价值的不平等或差别和个人的经验上的差别为基础的普遍的比例之中。它是关于一个平等主义的、然而却不是一拉平的社会的观念” [18] 。最后，沃尔佩通过大量引证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论证了卢梭的“平等主义的自由”（既反对一拉平的平等，又承认个体能力及需要的差异）对马克思列宁社会主义的影响。在沃尔佩看来，马克思和列宁继承了卢梭关于自由和平等的思想，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共产主义）社会在经济上、从均衡的观点出发承认个体及其能力和需要不平等或差异这个问题的深切关心，在一个新的历史水平上体现了对卢梭反对一拉平的平等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19] 。沃尔佩对卢梭与马克思在自由观上的理论传承关系的开创性研究非常富有启发意义，但是他只注重强调马克思和卢梭自由观的直接联系，忽略了卢梭以更为复杂而深刻的方式对马克思自由观产生的间接影响。
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伯尔基从宏大的视角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做出了新的阐释，即“马克思主义根本上属于欧洲政治社会理论的主流传统” [20] 。在此基础上，伯尔基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欧洲自由主义政治观念、社会观念、哲学观念的继承、改造与发展。 [21] 具体而言，马克思不仅继承了卢梭对现代性进行的深刻的以及内在的自我批判，诸如马克思对文化和文明的批判所使用的“异化”和“疏离”概念无疑源自卢梭，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接受了卢梭把自由作为最高目标和价值这一论题。伯尔基的根据在于，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共产党宣言》中的经典名句——“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正是卢梭所理解的自由的最完整的表述。但遗憾的是，伯尔基未能对此做出进一步的论述。
除此之外，萨拜因的论著《政治学说史》，施特劳斯及其弟子布鲁姆的名篇《现代性的三次浪潮》《论卢梭的意图》以及《卢梭：那转折的一幕》，伯林的论著《四个自由》等均论及了马克思与卢梭政治哲学思想的关联性，均直接或间接地论及了卢梭通过其“公意思想”重建道德共同体以实现个人自由的独特创见对马克思的启发。萨拜因认为，卢梭是法国18世纪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卢梭“对社会的再发现”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理论传统，深刻地影响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换言之，卢梭对“公意”以及人们通过参与公共生活从而获得公民自由的设计，经由黑格尔政治哲学进而在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黑格尔的民族国家和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就是例证。 [22] 施特劳斯则通过揭示现代性的危机乃现代政治哲学拒斥古典政治哲学所隐含的危机这一论断，进而指出，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在第一次浪潮中以自然权利论反叛自然正义论实现了现代政治哲学对古典政治哲学的拒斥，从卢梭开始经由康德和黑格尔终于马克思的第二次浪潮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念”（卢梭、康德、黑格尔以及马克思的道德政治理想只有在历史中才能够得以实现），这一“历史主义”在尼采和海德格尔的第三次浪潮中被推向了虚无主义。 [23] 施特劳斯指出，“现代性的第一次危机出现在让-雅克·卢梭的思想中” [24] 。卢梭提出，“要以一种新的对人的定义来取代传统的定义，在他看来，不是理性而是自由成为人的特质，可以说，卢梭开创了‘自由的哲学’” [25] 。马克思与卢梭“一脉相承”，他们不仅都是从现代性的内部反思现代性的政治哲学家，而且，卢梭关于不平等、财产权的批判以及人与人联合的思想构成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重要问题意识和理论前提。布鲁姆在《卢梭：那转折的一幕》一文中进一步深化了施特劳斯的观点，他明确指出，卢梭是第一个从左派内部批判资产者的人，他对现代经济学的批判和对私有财产的疑问是马克思主义的根基。 [26]
伯林认为，从卢梭到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再到马克思等欧陆思想家皆从自由出发的，最后却背叛了自由，成了自由的敌人。以卢梭为例，伯林因卢梭既将自由作为人的绝对价值和尊严，又坚持“个体只有服从个体构成的整体才能获得自由”，认为卢梭的自由观始于不受限制的自由，终于不受限制的专制主义，进而更直接地将卢梭的自由观看作法国大革命的理论来源，将卢梭看作整个现代思想史上自由最阴险和最可怕的一个敌人。伯林的观点虽然有待商榷，但他指明了从卢梭到马克思这一对自由理解的现代思想家谱系。 [27]
上述的学术观点极富启发性，其缺点是论者所持非马克思主义立场，因而低估了马克思对卢梭自由观的超越性意义，这是本书开展研究有待克服之处。
在“西学东渐”知识分子寻求救国方案的背景下，马克思和卢梭等众多西方思想家被引入了中国。近年来，随着马克思和卢梭作品的逐步译介和诸多研究作品的问世，梳理从卢梭到马克思现代政治哲学传统日益成为国内学界的一个研究思路。这一领域有代表性的论文有：高宣扬的《卢梭与马克思：政治的生命现象学探索者》，龚群的《卢梭与马克思的平等观》，张盾的《道德政治谱系中的卢梭、康德、马克思》和《对社会的再发现：从卢梭到马克思》，曾枝盛的《卢梭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王东的《从卢梭到马克思——政治哲学比较研究》，等等。
《卢梭与马克思：政治的生命现象学探索者》一文从政治的生命现象学的新视野出发，探讨了卢梭与马克思的政治生命现象学的共同点以及不同点。该文认为，卢梭和马克思政治的生命现象学的共同点在于，二者都能够在人及其政治的历史互动中，体察生命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相互渗透及相互激发，尤其感受到思想生命的脉动及其在政治活动中的创造力量，使他们敏锐地创造出符合时代精神并赋有特定历史使命的生命现象学的政治哲学理论。而不同点则在于，前者从自然的角度看待人，后者从社会的角度看待人。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较卢梭更注重揭示作为生命原初现象的生产活动在人类历史之中的决定性意义。 [28]
《卢梭与马克思的平等观》一文是在共同体这一社群主义核心概念的框架下探讨卢梭与马克思的平等观的。该文认为，没有平等就没有自由，而平等和自由的前提是真正共同体的建构。换言之，真正的共同体就是一个人人平等的共同体。龚文所谓的真正共同体指的就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因为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深刻分析，科学地论证了社会变革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从而找到了一条真正实现人类平等而自由的共同体亦即共产主义的现实道路。相较于此，卢梭通过契约建构的共同体不过是一种理论的虚构。更为重要的是，卢梭并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一共同体。尽管如此，该文并不否认卢梭自由平等观念对法国大革命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意义。 [29]
《道德政治谱系中的卢梭、康德、马克思》一文深受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影响，指出卢梭—康德—马克思这一传统是对造成现代政治非道德化的霍布斯—洛克传统的反叛，主张使政治以道德为根基，重建道德政治的崇高理想。卢梭首倡建立“道德政治”，提出公民社会应该建立在“公意”和普遍性的基础上。康德以其道德哲学将卢梭的政治主题先验化，为“道德政治”奠定了一个全新的先验基础。马克思彻底批判和解构资产阶级财产权，将社会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用“穷人的权利”取代普遍权利去规定现代人自由的最高意义，以此将“道德政治”议程推向了顶点。从卢梭到康德再到马克思，形成了追求道德政治理想的完整的思想史谱系。 [30]
《对社会的再发现：从卢梭到马克思》一文以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演进为背景，揭示了卢梭—马克思在其中的独特地位。该文指出，卢梭—马克思的贡献在于，他们对霍布斯—洛克开创的政治个人主义传统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从而重建了社会普遍性的伦理原则，唤醒了人们对共同体和公共精神的重视。但是，马克思比卢梭却更进一步，马克思对政治个人主义及奠基其上的资本主义积累原则展开了双重批判，提出了通过“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联合”来实现社会原则，从而使共同体的理想从卢梭的空想变为了科学，个人与共同体也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了统一。 [31]
《卢梭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一文认为，卢梭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舆论家，是18至19世纪对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具有一定影响的法国理论家之一。马克思恩格斯曾吸收卢梭著作中关于人的权利、人的平等等思想。与此同时，由于卢梭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启蒙者，其立场与马克思恩格斯代表的无产阶级立场是格格不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卢梭的资产阶级理论是持批判态度的。因此，该文认为，不可以过高估计卢梭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尽管卢梭的思想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众多来源的一支，但它并未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卢梭的思想理论是属于“法国政治历史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其他历史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空想共产主义的、政治的理论共同形成“合力”，共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了影响。 [32]
《从卢梭到马克思——政治哲学比较研究》一文打破了学界关于马克思与卢梭之间关系要么“断然否定”要么“完全等同”的理解，认为二者之间既具有继承渊源关系又具有创新超越关系。该文从国家观和民主观这两大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出发对马克思与卢梭政治哲学思想的关系做了比较研究，从而得出结论，一方面，卢梭的国家观和民主观是马克思现代世界新型政治哲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另一方面，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政治学说的哲学基础——新唯物论、唯物史观，赋予了国家观和民主观新的理论内容，亦即马克思从人们的实践活动和社会物质条件出发理解国家和民主的本质，这使得其国家观和民主观具有更为深刻的广泛性、历史性、实践性和可操作性，进而从根本上改造和超越了卢梭的政治哲学。 [33]
国内学界已经普遍意识到卢梭思想是马克思思想的众多来源之一。更为重要的是，相较于国外学者，国内学者能够自觉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依托马克思和卢梭的重要文本，针对某一主题进行二者思想之间的对比研究、传承关系研究。但是，系统深入地把握马克思和卢梭的整体观点，从自由观的角度探讨二者之间传承关系的具体研究仍比较少见。
三 总体思路与研究内容
本书的总体思路即，遵循文本研究的一般原则和路径，首先，依托卢梭的重要著述，在卢梭的“原语境”中揭示卢梭自由观的核心创见；其次，以卢梭以来的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为学理背景，考察卢梭18、19世纪的后继者德国古典哲学在卢梭和马克思自由观传承中的中介作用；再次，在此基础上，以马克思针对卢梭自由观的直接论述为基础，以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解为依托，充分吸收国内外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重新审视马克思与卢梭自由观的批判、拓展和超越的关系；最后，揭示马克思自由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引领对其中“自由”维度亦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提供的某种启示。
有鉴于此，本书的研究内容如下：
第一章论述卢梭自由观的内涵。本书首先依托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等著作揭示卢梭奠定现代政治哲学自由至上的最高目标这一开创性的贡献。卢梭关于自由的理解在于，人一方面具有原初的自然自由，另一方面具有人之为人的尊严的道德自由。围绕这两个方面，卢梭既激烈地批判了现代政治社会的奴役和不平等，又在更深刻的层面上为现代政治社会奠定了合法性根基。卢梭诉诸道德共同体、赋予自由以道德尊严等观点无疑是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由此，系统阐释卢梭自由观是本书的基础所在。
揭示卢梭自由观对马克思产生间接影响的德国古典哲学的中介作用是本书的重点之一。因此，本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论述康德和黑格尔对于自由的深刻阐释。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接受了卢梭自由观的纯形式并走向了形而上学的顶峰，黑格尔则借助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升华了市民社会中的有限自由，走向了现代国家中作为特殊性原则与普遍性原则相统一的现代自由。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黑格尔的自由观共同构成了马克思自由观的理论来源。
本书第四章论述马克思对卢梭的批判与超越及其自由观的创见。本书充分肯定马克思自由观在价值诉求的层面上对卢梭倡导的个人（道德）自由和（道德）共同体统一的复归。同时，本书还试图揭示马克思自由观在实际可操作的层面上对卢梭自由观实现的革命性超越，亦即马克思借助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解，将自由人联合体（新社会）置于“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新财富）的基础之上，使之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真正实现了个人（新个人）的普遍性的自由，从而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超越了卢梭关于自由的理解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创见。
本书结语充分挖掘马克思自由观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意义与价值。自由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的基本范畴之一，其价值目标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尺度的全球价值观；人类文明新形态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生态文明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自由观的继承和创新，是党自觉坚守马克思主义信念的表现。换言之，马克思自由观的当代启示即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价值维度与一脉相承性，以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引领对其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价值追求的把握，这是本书研究的社会现实意义。
四 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如前所述，本书是以思想史为背景，以自由为线索展开从卢梭到康德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对自由理解的嬗变的研究的。具体而言，本书认为，马克思对卢梭自由观的革命性超越是不可否认的，但这一超越是以近代政治哲学的发展为背景，经由卢梭之后德国古典哲学的中介才得以实现的。因此，本书深入到马克思与卢梭的文本和思想深处，揭示卢梭奠定现代政治哲学自由至上的最高目标这一开创性的贡献，从思想史的角度入手，重点探讨卢梭自由观经由其后的德国古典哲学对马克思自由观产生的深刻影响，以及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重新辨识、确证马克思对卢梭自由观的超越。为实现这一研究目的，本书采用了如下研究方法：
其一，本书首先坚持总体性的理论反思法，以学界普遍关注的现代政治社会危机即共同体生活的瓦解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奴役问题为背景，揭示马克思对卢梭及其后继者德国古典哲学在自由这一问题上的批判、拓展和超越的复杂关系。
其二，本书同时借助于微观性的文本解读法，以马克思与卢梭等思想家的文本的精细解读为基本依托，把对马克思与卢梭自由观关系的整体反思建筑在坚实的文本研究的基础上。
其三，本书参照德拉-沃尔佩、伯尔基、施特劳斯学派等国外学者对二者关系的研究，同时参照国内学者关于本课题的最新研究成果，从而深化这一课题的研究。
综上，本书的研究意义首先在于有助于提升马克思与卢梭政治哲学研究的学术水准，其次，在于有助于进一步深化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渊源问题，并实现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视界融合，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在于有助于揭示马克思自由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引领对其中“自由”维度亦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提供的某种启示。
[1] [民主德国]W.弗尔斯特：《柏林德国古典哲学的由来》，胡慧琴译，《国外社会科学》1990年第9期。
[2] 黄学胜：《青年马克思与启蒙》，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序，第2页。
[3] [日]城塚登：《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尚晶晶、李成鼎等译，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4] [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一卷），刘丕坤、王以铸、杨静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3页。
[5] [法]雅克·阿塔利：《卡尔·马克思》，刘成富、陈钥、陈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7页。
[7]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8] 吴晓明：《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2页。
[9] [美]弗兰克·M.特纳：《从卢梭到尼采》，王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
[10] [美]弗兰克·M.特纳：《从卢梭到尼采》，王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11] [美]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卢梭与大革命》（上），台湾幼狮文化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
[12] [美]阿兰·布鲁姆：《巨人与侏儒——布鲁姆文集》，秦露、林国荣、严蓓雯等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236页。
[13] [法]雅克·阿塔利：《卡尔·马克思》，刘成富、陈钥、陈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14] 《卢梭全集》第1卷，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1页。
[15] 《卢梭全集》第1卷，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9页。
[16] 李平沤：《主权在民VS“朕即国家”——解读卢梭〈社会契约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6页。
[17] 《卢梭全集》第4卷，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6页。
[18] [意]德拉-沃尔佩：《卢梭和马克思》，赵培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
[19] [意]德拉-沃尔佩：《卢梭和马克思》，赵培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
[20] [英]伯尔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伍庆、王文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21] [英]伯尔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伍庆、王文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9页。
[22] [美]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卷），邓正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3—286页。
[23] 刘小枫编：《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彭磊、丁耘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32—46页。
[24] [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57页。
[25] [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85页。
[26] [美]阿兰·布鲁姆：《巨人与侏儒——布鲁姆文集》，秦露、林国荣、严蓓雯等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234—235页。
[27] [英]以赛亚·伯林：《自由及其背叛》，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7—50页。
[28] 高宣扬：《卢梭与马克思：政治的生命现象学探索者》，《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3期。
[29] 龚群：《卢梭与马克思的平等观》，《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3期。
[30] 张盾：《道德政治谱系中的卢梭、康德、马克思》，《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31] 张盾：《对社会的再发现：从卢梭到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3期。
[32] 曾枝盛：《卢梭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3期。
[33] 王东：《从卢梭到马克思——政治哲学比较研究》，《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