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伯尔基在其《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是从属于欧洲政治社会理论的主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对自由主义观念、社会观念、哲学观念等做了有创造性的改造和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伯尔基的观点打破了旧的教科书体系对马克思学说思想史渊源理解的简单空泛的刻板印象，不得不说，他从更加宏大的视角出发把马克思置于欧洲政治社会理论传统中来解读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尝试。伯尔基更富启发的观点是，他认为，“对文化和文明的卢梭主义批判——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深刻的现代性内在自我批判——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一个主要源泉”。更进一步，伯尔基认为，马克思继承了卢梭的自由的理想，即马克思和卢梭一样，“也毫无保留并满怀热情地接受把个人自由作为最高目标和价值”。受启发于此，本书试图以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和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为中介，论述马克思自由观与卢梭自由观之间的传承关系，呈现马克思自由观对卢梭自由观的复归与超越的内在逻辑演进进程。

卢梭、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在力图批判现代性。从思想史上看，现代性肇始于马基雅维利奠基的现代政治哲学，它塑造了资产者这一自私自利、听任于欲望的主导人格，造成了人之精神性维度的丧失，人性尊严的失落。卢梭是从现代性内部对现代性进行深刻批判的第一人。卢梭批判了资产者既不是为自我而存在的自然人，也不是依附共同体而存在的公民，他试图通过回溯到自然状态，诉诸使自然人拥有自然善良的自然自由，以及重建道德共同体，诉诸使公民具有道德德性的道德自由，从而从消极和积极两个维度的意义上，使人类通过自由再次实现了人的整全性即重获了人性尊严。由此，卢梭奠定了现代政治哲学自由至上的最高目标。

在卢梭之后，提升人之精神优越性维度在康德先验伦理学那里得到了极致的发展。康德修正卢梭的公意概念，将公意改成了善良意志，进而将作为集体自我立法的公意改成了个人自我立法的意志自律，这样，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而获得的政治自由和道德自由就变成了服从自己为自己颁布的道德律令而获得的道德自由。康德将卢梭的政治问题先验化和个体化了，将卢梭“省察并且高扬了人类的卓然超拔”继续推向前进，从而构筑了人类理性不可企及的自由王国，为重拾人性尊严树立了典范。

卢梭和康德追求道德自由的纯粹形式性，结果直接导致了以此为指导原则的法国大革命演变为了一场“制造毁灭”的雅各宾专政。与此不同，黑格尔从卢梭—康德的道德个体领域走向了“制度性和结构性的伦理生活领域”，他展示了“自由与共同体”密不可分的关系。黑格尔借助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现代社会经济结构弥补了卢梭—康德道德共同体和道德王国的抽象性，他构筑了立法、行政和司法统一的现代国家的框架，从而在将市民社会的个人提升为国家的公民的过程中使自由的实现有了制度的保障。

最后，批判现代性，提升人之精神优越性维度，拯救人性尊严，在现代政治社会重建共同体的理想在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这里得到了实现，这是马克思自由观的深刻之处。马克思穿透黑格尔现代国家实则是统治阶级工具的迷雾，深入到“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自由实现的可能性。马克思一步步抽丝剥茧揭开了市民社会的秘密，从《论犹太人问题》时期的金钱异化到《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时期的异化劳动和交往异化，再到《资本论》时期对私有财产压迫性的批判，最终找到了自由实现的条件，即在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之上的自由人联合体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才是可能的。同时，这一自由人联合体“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

从思想史的角度入手，探讨卢梭自由观经由其后的德国古典哲学对马克思自由观产生的深刻影响，以及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重新辨识、确证马克思对卢梭自由观的超越，对于进一步深化马克思自由观思想史渊源的理解，进而发掘马克思自由观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最深沉指引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是我在博士毕业论文《现代自由的谱系：从卢梭、黑格尔到马克思》和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与卢梭自由观的关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而成的。其中，仍不乏力有不逮之处。对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哲学思想之间深层学理关系的探究，仅希望本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这是我的一点儿期许。

吴永华
2021年岁末于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