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高演地处深山，数百年无战乱兵祸，地理环境的庇护让高演发展出稳定的宗族关系，可以说是宗族组织主导了高演历史上的日常运行。任氏宗族以宗祠和谱牒为依据，以血缘为纽带，由族长和耕读者等地方精英共同管理，管理的内容涵盖了匡正伦理家风、调解家族内部纠纷、支配家族共同财产等方方面面。
据《景宁高演任氏宗谱》，高演任氏奉萧梁时（502—557）御史中丞乐安任昉为鼻祖，居浙江萧山；以曾任建宁府太守而迁居括苍丽邑（丽水）仁溪的任月为仁溪一世祖；第六世任道成迁沐溪；第十一世任纪于明永乐年间迁来定居，是为高演一世祖。从任纪至第六世，高演人丁兴旺发展出四房。
从此，家族和四个房族就成为联系本村任姓的亲缘纽带。按照高演任氏宗谱与村民的说法，从任纪公开基至今已传至二十二世。近年来，高演任氏宗族的活动呈现出复兴的态势。综合宗谱与口述史资料，我们对任氏宗族的了解情况如下。
据任氏族谱卷内《录续内纪始迁祖纪公亲稿自志》和当地民间传说，约在唐宋间，原本有何、夏二姓迁来这一背倚高山的高坡沼泽边缘开基，于原始榛莽中垦荒定居，到元代村落已颇具规模。高演村的开基祖任纪的身世颇为坎坷，他起初并不居住在这里。任纪始居于浙江沐溪，其父名任昌，曾任南京典史，后归故里，与嫡妻共育有三子。嫡妻亡后再娶何氏，明永乐十一年（1413）二月诞下任纪。次年任昌不幸去世。任纪9岁时兄弟分家，明永乐十九年（1421），何氏为将幼子抚养长大，带着年甫9岁的任纪从沐溪西村（今景宁县城鹤溪镇叶府前）迁回高演下村母家何氏族中居住。任纪幼年在高演下村依舅家牧牛为生，后在逐渐干涸的上湖（沼泽）搭寮垦田，至第五代人丁始兴旺，第七代在上湖盆地开渠排水，兴建了高演村落和水口的“三桥环胜”景观。在此期间，夏、何两姓先后离开，任姓就在这里生根发达，成为本县深山中的望族，至今已有600年历史。
任纪成人后娶妻郑氏，诞下二子一女：长名绍何，后称光一公；次名绍显，后称光二公。综合宗谱上的种种记录来看，在乾隆之前，光一公与光二公两支在高演村中可能有“天地两房”之说。据《演峰任氏宗祀记》载，五世祖元祯公（1541—1592）曾在村东创家庙一所，但日久年深，早已破败。至乾隆年间，光一公支下大受、大钦、大文三兄弟，将光一公派下基址一处捐出，两支约定共出祭租以创祠堂，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祠堂落成。由于当时光二公支下人少财困，所捐钱数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光一公支下捐出四分之三，故于祠堂落成当年定下宗族组织规矩：光一公支下分作三房，光二公支下只算一房，四房轮值，耕种族田并应承每年春秋祭典，“日后光二公房子孙不得执天地两房所分之派”。
此后，光一公支下称大房、二房、三房，而光二公支下则称长房。至于光一公支下的三房，各以海六公、海十二公和海十六公为祖。三人实为亲兄弟，同出于七世敬英公门下，分别名为任世尹、任世浩、任世旭。这一家族世系至今仍在高演任氏深入人心，几乎每个人对自己属于哪支哪房谙熟于心。不过，就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今天在高演村，主要是光一公支下大房与光二公支下长房人数最多，尤其是大房，而自1949年以后，光二公支下长房也在增长。与此相比，光一公支下的二房、三房则人数甚少。
宗谱中《家法十六则》中提及“主祭务须血气贯通，庶免非其鬼而祭之”，所谓“非其鬼而祭之”，语出《论语》，《家法十六则》将其理解为：不是自己的嫡系祖先，即为“非其鬼”。主祭者血气贯通，方可以抵挡“非其鬼而祭之”所带来的隐忧乃至灾祸。也就是说，在高演任氏族人心目中，他们虽然同属一个家族，但并不是同一个嫡系祖先的子孙，因此我们不应当以人类学意义上的亲属制度来理解“两光四房”。这种观念在高演村的通婚关系中也有所反映。虽然同为一姓，但高演村内部并不禁止通婚，乾隆年间的任氏族长任圣纲娶的就是族叔任大钦的女儿，高演甚至流传有“高演米老窭，有进无出”的说法，说的就是高演村的女孩子没有嫁出去的，在村里择人出嫁。对此，当地人的解释是因为高演村在90年代以前相对封闭，经济也相对宽裕，故而女孩子都不愿远嫁。当然，这种说法并未在宗谱中得到证实，远嫁他乡的女子大有人在，嫁在本村的女子也不是没有。但这种说法流传甚广，从中可以看出高演村人虽同属一个宗族，却也区分远近亲疏。
任姓宗族的维持和管理交由一位族长统摄全局。族长依照严格条件推举产生，对此，宗谱里有详细的规定。据道光丙申年重修《景宁高演任氏宗谱》卷首《家法十六则》第一条规定：“族长为一族之尊，嗣矜式不可执一齿而论，议定齿爵兼优、奕叶繁昌者主之。”可见，族长作为一族之尊，不但要年龄大，而且要辈分高，同时有一定的社会声望和地位，即“齿爵兼优”；族长人选还必须家门兴旺、子孙众多，即“奕叶繁昌”。这一规定在高演严格执行，“这个族长是要有条件的。一是年龄、还有要有子孙，只有儿子没有孙子是不能的，要有子孙的，有四代更好……他自己是读书人”。
族长权威的标志是领取祭祖胙肉中的羊头。每年“散祠堂”祭祖时，胙肉会在与祭者中分掉，唯有羊头留给族长一人提走。
族长执掌管理宗族事务的权力，包括春秋两季祠堂祭祖、调解纠纷、维持道德风化、封山封林、修路修桥、栽树等各类公共事务。以封山封林为例，封山期间不允许上山砍柴、烧土木灰等破坏公共林木等行为，如有发生必须杀猪请全村人吃，并且栽种新树，以儆效尤。
族长如无过失，则终身担任，但同时必须处于“义聚会”的监督之下。如果义聚会内有人发现族长德行有失，会开序伦堂进行弹劾，正反双方论辩，一旦弹劾成功，族长必须辞去这一职位，这叫“提走羊头”“端掉羊头”。
族长之下有东西两献，其中又以东献为尊。如果族长去世或遭到弹劾下台，则由东献递补为族长。在祠堂祭祀仪式中，东献西献分别站在族长的左侧和右侧。仪式结束后的聚餐中，东西献同族长共坐一桌。《家法十六则》中记，东西两献之职，最好分别由一位耕者和一位读书人来担任，也必须是辈分高、有德行，且子孙繁昌者，“而耕者亦须旌耆顶服荣身者主之”。
除族长与东西献之外，宗族中还有“行礼”一职，他的主要职责是在祭祀之日负责执事，要求必须是读书人，礼仪娴熟，年纪偏长、子孙满堂。
高演祠堂设定的族规条目繁多。如有鼓励读书的，“诗礼传家，书香继世，有子者须勉力延师就学”；有维护家族礼法身份的，“道义自重，气节相尚，子弟虽贫，农工糊口，不许允当胥役隶卒”，“男女婚适，择名门旧族，不得妄与微贱仆隶及匪类之家为姻，违者斥之”；有规范家庭伦常的，“以孝友为家法，子孙如有不孝不悌，凌辱父兄者，准其鸣祠，由族长禀告先灵，严责以惩”，“礼法自守，制行端方，有不顾伦序不整家规，以至败常乱俗，玷辱门风者，斥出勿录其系”；有保护公田公产的，“先人设祭田以供祭，有不肖子孙盗卖盗佃祭田，察出除勒还外，倍罚惩后，盗卖族众山场亦如此”等，此不一一列举。
“房”首先是一种亲属制度，一房之内共同拥有一位嫡系祖先，房内子孙都有较近的血缘关系。房作为亲属制度的特性明确体现在清明墓祭上。与祠祭不同，墓祭祭扫的对象必须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嫡系祖先，高演墓祭一般为各房子孙到自己所属房派祖先的墓地进行祭祀。房还是一种管理制度。任氏四房中，每房都有房长总领
。房长是每房内享有一定声誉和号召力的人物，族长往往要借助房长的力量确保事务的执行，而房长也能对全族事务有一定的发言权甚至支配权。房长的主要职能是本房房祭田的管理、祭租分配与清明祭坟，同时房长有资格与东、西两献一起组成“义聚会”，行使监督族长的职责，甚至可以弹劾族长。另外，光一公支下三个房的房长有一项特殊职能，就是管理孝诚宫与马仙行宫，同时也单领一份报酬。事实上，由于二房、三房后继乏人，孝诚宫与马仙行宫的管理之职长期由大房房长担任，以至于村民记忆中，大房房长就是应该管理这两处庙宇的人。
在高演，家户的外在标志是传统民居，这也正是当前中国传统村落所极力要保护的景观。在理想状态下，这种居于一栋房屋之内的“家户”就应该是一个家庭，它构成高演乡村社会的基本单位。传统民居通常坐北朝南，因为村民认为，高演村的水口（即环胜桥所在地）在村北，所以房屋大门不能朝北，以免风水流走。同时也不能朝向东西，这样会被认为“不正”。在这样的总体思想下，高演村的民居排列呈鱼鳞状，远观俯视非常整齐。家户民居为木结构，通常为二层楼房，上下一般各五间，在平面结构上从一进院落到三进不等。在兴建之初，一座院落为同一个家庭使用，但随着不断分家，同一院落内也会住若干家庭。
以上是高演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宗族组织。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权深入基层社会，村民服从于公社和大队的管理，宗族对族众的影响力甚微。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在2013年，在任启年的组织与号召下，高演任氏恢复了祭祖活动。2016年，村里第一任太公任纪的墓修缮完毕，几百村民陆续从各地赶回来参加大规模的祭祖活动，并且捐款修家谱和修孝诚宫，每人捐款从一两千到三五千不等，高演任氏宗族的影响力又开始重新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