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日常生活具有历史性，在历史长河中缓慢发生着变化。日常生活的变化表面看是日常生活样貌的改变，深层看是伦理关系的改变、伦理观念的改变。因此，日常生活的每一次变革实质上都是价值选择、价值重构的过程，或者说日常生活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一次伦理构建的过程。明确日常生活伦理构建的本质、特点、发生、任务等基本问题，以及“对日常生活的图式结构及其社会历史方位作价值学阐释” [33] ，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变革时期思考、从事日常生活伦理构建，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
从字面上理解，日常生活伦理构建就是对日常生活进行伦理构建，即以某种价值观念为指导改造日常生活主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并使该种价值观念逐渐成为人们的日常观念、常识、经验的过程，也就是将特定价值观念化为人们日常活动的价值遵循、形成理想的日常生活秩序的过程。
基于对日常生活伦理构建的以上理解，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其本质：通过价值选择和价值重构，重塑日常生活的伦理秩序，并为人的日常生存提供新的伦理意义和伦理价值。高兆明曾指出，“习惯是心灵秩序与行为秩序的直接统一” [34] 。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习惯是主观意义世界与客观行为活动的直接统一。由此，日常生活伦理构建就是要建立特定价值理念指导下的主观意义世界与客观实践活动的直接统一。无论从人的生存本质还是从道德自身的运动逻辑而言，实现二者的统一都是必然的归宿。
首先，从人的生存本质看，日常生活伦理构建是“人”的生存的客观需要。
人和动物同是生命体，都有个体生产与再生产的需要。但是，人与动物的本质毕竟不同，二者的生存当然也就有着本质区别。动物的生产与再生产完全出于本能的需要，而且这几乎成为它们全部的生命活动；而且，“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动物缺乏对自身生命活动的直接观照与思考。人的生存不同。个体的生产与再生产仅仅是人的自觉的生命活动的一部分，之所以说是“自觉”的而非本能，在于人能够“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 [35] ，即人能够自觉地将自己的生命活动进行对象化认识和思考，并且赋予自己的生命活动以意义，使人的生存符合对有意义的、幸福的生活的追求。正如荀子所言：“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即使是在充满习惯性、重复性的日常生活领域，价值、意义依然体现于日常活动的方方面面。例如，人们所进行的日常消费，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生活资料以供生存之需，而且是为了满足精神文化方面的需要；人们通过消费对象、消费方式的选择，表达自身对真善美的追求，日常消费在功能性之外的价值性日益得到凸显。人们进行日常交往，也不仅仅是为了寻求人与人之间简单的“共在”，而是为了建立感情相系的日常生活共同体。人们在交往对象、交往方式的选择中，体现着主体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反映了主体的价值选择。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分”的依据就是价值观的异同，只有志同道合，方能长久交往。人们所进行的日常观念活动，也不仅仅是大脑对外在事物镜像式的机械映射，而是人类经过对客观对象世界的自觉认识、加工、创造而形成的精神文化成果在日常生活领域的历史积淀，其内核依然是共同的价值观念。可见，日常生活不是一个绝对自由的领域，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领域，其中包含着规范，蕴含着价值，日常生活因此而有序、有意义，从而成为“属人”的生活的一部分。日常生活的“自在”性就表现为日常生活主体对于既有价值理念的认同，以及对该价值理念下日常生活方式、日常生活样态的习惯性遵循。
其次，从道德的本质及其运动逻辑看，它必然向日常生活渗透，以形成相应的日常生活秩序。
道德以社会关系（利益关系）为调节对象，有社会关系的地方，就有道德。人们在日常消费、日常交往中同样需要道德的规范和调节。道德是人类“实践—精神”地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是对人们的思想、行为进行善恶评价的思想观念、原则规范、行为活动的总和。对世界的“精神”把握是在观念领域形成的对生活秩序的认识，对世界的“实践”把握是将对生活秩序的观念性把握转化为改造现实生活秩序的行为活动，是从主观世界向客观世界的进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道德“知行合一”的本质要求得到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也是“心灵秩序”与“行为秩序”的统一。可见，生活秩序的形成是道德逻辑运动的必然结果。道德作为对社会关系“应然”状态的把握，必然寻求向“实然”状态的转化，以形成相应的伦理秩序。一方面，道德通过影响经济、政治等社会制度，形成非日常生活领域的伦理秩序；另一方面，道德通过转化为风俗、习惯，形成日常生活领域的伦理秩序。因此，对日常生活进行伦理构建的过程与道德自身逻辑运动的过程在本质上具有方向的同一性、内容的同一性。
综上，日常生活伦理构建既是人的生存的本质需要，也是道德形成、发展的本质要求。因此，随着人对自身本质以及对“属人的”生存的认识的深化，随着人类道德的不断发展，日常生活伦理构建的脚步也永不停歇。
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分属两个不同领域，日常生活是习俗领域，非日常生活是制度领域，其伦理秩序的维系依靠不同的力量。因此，与非日常生活伦理构建相较，日常生活伦理构建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第一，日常生活伦理构建具有长期性。由于非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主要由制度加以维系的“制度化领域”，因此，对非日常生活进行伦理构建就必须通过道德制度化和制度道德化相结合的过程来实现，并借助国家权力、组织权力等外在强制力量加以组织实施和保障。这既是自觉思考的过程，也是自觉实践的过程。这个过程虽然不能一蹴而就，也需要在社会发展中不断推进，但是与日常生活伦理构建相比，制度的制定和推行是一个相对较短的过程，它以制度的制定和确立为标志。由于日常生活世界本质上是一个主要由经验、常识、习俗维系的经验世界，因此，对日常生活进行伦理构建就必须通过将价值观念经验化、常识化、习惯化的方式来进行。它并不随着新伦理观念进入日常生活而结束，而是以承载新伦理观念的思维习惯、行为习惯（或者说日常生活方式）的养成为成功的标志。这个过程依靠的不是外在的强制力量，而是人们对新的价值观念的集体性接受、认可、内化和践行。简言之，日常生活伦理构建就是以新习惯代替旧习惯、以新日常生活方式代替旧日常生活方式的过程。然而，习惯是一股强大的保守力量和惰性力量，旧习惯总是试图维系现状，新习惯的养成必然经历一个由点到面、由排斥到接受再到适应的过程——最初由少数先行者开潮流之先，遭受非议、鄙夷，随着接受度的提高，大家纷纷效仿，潮流最终成为趋势。综上，日常生活伦理构建的长期性源自集体性习惯养成的长期性，以及习惯力量的非强制性。即便非日常生活领域的伦理构建已经完成，日常生活领域的伦理构建还远未彻底结束。
第二，日常生活伦理构建具有滞后性。在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中，人的思维具有不同的特点。日常生活简单、重复，人们不假思索，日常思维具有“自发性” [36] ；非日常生活充满变化、挑战，非日常思维具有“自觉性”“创造性” [37] 。身处“自在”的日常生活之中、进行“自发性”思维的日常生活主体，缺乏对日常生活进行自觉的伦理反思、伦理批判、伦理构建的能力，他与日常生活如此地融为一体，对一切都如此的习以为常，以至于他无法将自身抽离出来，将日常生活作为对象进行思考。如果日常生活世界过于强大，人主要作为日常生活主体而存在，那么日常生活伦理构建的动力就会不足。日常生活伦理构建需要“将熟悉之处去熟悉化” [38] ，其动力通常来自人们在非日常生活领域的自觉思考。人们对经济、政治、文化活动中各种社会关系、利益关系的认识和思考，首先反映在非日常生活领域的制度层面，表现为制度的制定和设计，之后再随制度的推行深入日常生活领域，沉淀为社会习俗。因此，从逻辑上而言，日常生活伦理构建滞后于非日常生活伦理构建。此外，日常生活伦理构建的滞后还因为它与非日常生活伦理构建所发挥的功能不同。非日常生活领域伦理构建的功能是通过制度设计、制度安排进行价值引导，其目的是确立某种价值理念的主导地位，它必然是先行的，甚至是超前的；日常生活伦理构建的功能则是通过习惯的养成进行价值巩固，其目的是将已经确立的主流价值观念扎根于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必然是滞后的。最后，制度具有普遍性，习俗具有地域性，以制度为中介的非日常生活伦理构建可以做到整齐划一，以习俗为中介的日常生活伦理构建则因地域间经济、文化、生活结构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在某些生产方式、生活结构依然未能走出传统的地域，传统习惯力量依然具有强大生命力，它本能地排斥和抵制新伦理观念，从而使日常生活伦理构建滞后。因此通常情况下，非日常生活的伦理构建与日常生活的伦理构建并不同步，有时，非日常生活的伦理构建已经卓有成效甚至较为成熟，某些地区、某些人的日常生活却仍然处于强大的传统习惯力量的支配之下，裹足不前。
第三，日常生活伦理构建具有和缓性。由于非日常生活伦理构建主要是以体现先进价值观念的新制度取代旧制度，因此，当它仅仅是在既有制度体系之下进行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时，这一过程也是和缓的；但是如果新旧两种制度的核心价值根本对立，无法在既有制度体系下和缓过渡时，则必会借助于外在强力加以推行，这种情况下通常表现为疾风骤雨式的社会变革。日常生活伦理构建由于旨在重塑日常生活习惯、常识和经验，因此通常不会也不能使用外在强制力量强制推行，而只能采取引导、教化等非强制的和缓方式，使人们慢慢丢弃旧习惯、养成新习惯。同时也需要等待旧习惯赖以依存的生产方式、生活结构慢慢解体，需要等待与旧习惯相适应的伦理观念慢慢退出历史舞台。总体而言，这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综上，日常生活伦理构建不可能在日常生活领域自发完成，它需要来自非日常生活的力量推动。此外，由于日常生活伦理构建具有长期性、滞后性、和缓性等特点，因此非日常生活伦理构建与日常生活伦理构建步伐不一，不能齐头并进。现实的情况往往是：非日常生活伦理构建已经高歌猛进，日常生活伦理构建却在拖后腿，阻滞着社会道德进步的进程。
日常生活伦理构建的发生在客观上有赖于两个条件：一是作为日常生活价值遵循的伦理观念的变化，这是日常生活伦理构建发生的主观精神条件；二是该伦理观念赖以存在的日常生活结构的形成，这是日常生活伦理构建发生的客观现实条件。
我们所处的日常生活世界总是由文化塑造的，不同的文化之下，日常生活呈现不同的景象。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作为价值观集中反映的伦理观念指引着人的日常活动，使之符合社会的要求，构筑起与主流价值观念相符合的日常生活。自西周时期开始，我国伦理观念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几次变革，每一次变革都使日常生活伦理构建成为一项重要任务。
西周时期，周公制礼作乐。这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次比较系统自觉的日常生活伦理构建活动，它基本确立了中华民族古代社会日常生活的伦理图式——亲亲、尊尊、贵贵、贱贱。周公通过对夏礼、商礼的损益制定出周礼，用以明确等级尊卑秩序。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说。” [39] 《史记·周本纪》记述这一事件时指出，《周官》既作，“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 [40] 。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得到百姓拥护，社会安定有序。关于周礼的具体内容，《周礼·春官宗伯》之“大宗伯之职” [41] 记载了“五礼”——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其中，嘉礼中的饮食之礼、昏冠之礼、宾射之礼、飨燕之礼都是对百姓日常活动的礼仪规定：“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礼亲成男女，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礼之中也体现了等级尊卑。例如，《周礼·春官宗伯》之“大宗伯之职”还这样记载：“以禽作六挚，以等诸臣：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稚，庶人执鹜，工商执鸡。”意思是，不同身份之人馈赠见面礼（“挚”）有严格的等级之别，不可僭越。然而，随着周朝王室的衰微，以及各路诸侯势力的增强，这样一套尊卑有等的伦理秩序屡屡被打破。春秋战国时期，子弑父、臣弑君、兄妹乱伦等僭越礼制的现象多有发生。鲁国大夫季孙氏在家庙中僭行天子之礼，“八佾舞于庭”（《论语·八佾》），孔子深感不当，他想要恢复周公建立的礼乐文明，以重建尊卑有等的伦理秩序：“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孔子承接周公，以“复周礼”为己任。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仁”和“礼”是两个重要范畴；仁是至高的道德境界，礼则是仁的本质体现。颜回问仁，孔子回答：“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孟懿子问孝，孔子回答：“无违。”即不违礼，具体来说就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而孝悌乃是“仁之本”（《论语·学而》）。可见，“礼”与“仁”有密切联系，“礼”是成就“仁”的阶梯。治理国家，也要重视礼：“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八佾》）儒家礼制在其经典《仪礼》《礼记》中得到了系统表达，从中可以看到儒家对日常生活伦理秩序的设计。
经过春秋战国的诸侯纷争，秦朝选择依据法家思想治理国家，推行严刑酷法。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丞相李斯认为，“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祸乱黔首”，他建议秦始皇在思想领域进行大清理：“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卒。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得到秦始皇采纳。后来有人犯禁非议秦始皇，秦始皇下令“皆坑之咸阳”。长子扶苏劝谏道：“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引得秦始皇大怒，使其“北监蒙恬于上郡” [42] 。始皇既没，二世依然严刑酷法，终致灭亡。由于秦尚法轻德，而且存续时间非常短，因而在日常生活伦理构建方面，既缺乏主观动力，也缺乏足够的时间。
西汉自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奉行德治传统，倡导以“孝”治天下。《汉书·武帝纪》载，建元元年夏四月己巳，武帝下诏：“古之立教，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扶世导民，莫善于德。然即于乡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顺孙愿自竭尽以承其亲，外迫公事，内乏资财，是以孝心阙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为复子若孙，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 [43] 。武帝巡游所到之处，多次赏赐鳏、寡、孤、独以及老者帛、絮、米等，保障其基本生活供给。他还下诏实行“举孝廉”制度，并在经济上对孝子进行奖励。这些政策的施行使孝老之风在民间盛行。武帝重视礼乐制度，希望“导民以礼，风之以乐”，遂下诏：“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 [44] 这些举措都旨在构建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日常生活伦理秩序。自西汉以后，中国古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伦理秩序保持了长期稳定。其间虽有不同文化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巨大影响，但是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念无论在国家治理还是在社会习俗方面都得到了延续，日常生活的整体道德风貌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中华民国建立。以自由、平等、民主等为基本内容的价值观念开始广泛传播，日常生活领域的伦理构建也逐渐开展起来。某些传承已久的传统习惯首先成为变革的对象。例如：禁止妇女缠足，男人剪去发辫，改变以前体现等级尊卑的“老爷”“太太”等称呼，代之以“先生”“女士”“小姐”等以性别、年龄相区分的称呼。20 世纪40 年代，蒋介石推行了所谓“新生活运动”，其目的在于“除去不合理之生活，代之以合理之生活”，“提倡以‘礼义廉耻’为日常生活之规律” [45] 。为此，他结合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进行了具体规定。例如：“饮具须净，食物须洁；要用土产，利勿外溢。遇酒毋酗，食量有节；饮嚼无声，座必正席；饭屑骨刺，毋使狼藉。”又如：“衣服章身，礼貌所寄；莫趋时髦，朴素勿耻。式要简便，料选国货；注意经用，主妇自做。洗涤宜勤，缝补残破；拔上鞋跟，扣齐纽扣；穿戴莫歪，体勿赤裸。集会入室，冠帽即脱。被褥常晒，行李轻单。解衣赠友，应恤贫寒。”再如：“黎明即起，漱口刷牙；剪甲理发，沐浴勤加”，“厨房厕所，尤须净扫；捕鼠灭蝇，通沟清道”。 [46] 然而，由于“新生活运动”仅仅停留于衣食住行等生活习惯，而且脱离百姓的现实生存状况，具有较强的形式主义，这些主张并没有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得到推行。新生活运动以失败而告终。
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马克思主义伦理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它较早地在解放区、根据地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例如：解放区和根据地禁止包办婚姻，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男女平等，官兵平等，革命队伍一律称“同志”，日常生活领域呈现出不同以往的道德风貌。新中国成立之后，日常生活伦理构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并且在一段时间里表现为以政治运动进行的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清理，但是这恰恰忽视了日常生活伦理构建的一般规律和特点。改革开放以后，经济领域的新变化、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促进了社会主义道德的不断丰富和发展。认识日常生活的新特点，结合社会主义道德的根本要求，解决日常生活伦理构建中的新问题，探索日常生活伦理构建的新模式，成为我国当前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
日常生活伦理组织是日常生活的基本组织架构，反映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基本组成形式或存在形式。日常生活伦理组织的结构形式归根结底由生产方式决定——生产方式决定人的存在形式以及人与人的联系方式。机器大生产条件下，人作为独立“自由”的个体存在，相互之间因为工作、生活或者其他需要而产生联系。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作为宗法血缘关系纽带中的“节点”而存在，相互之间是斩不断的血缘关系。两种生产方式之下的日常生活组织结构截然不同，其中包含着不同的日常生活伦理关系和日常生活伦理秩序，人们由此形成的日常生活伦理观念存在差异。现实生活中，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由于现代化进程有快有慢，现代的、传统的生产方式共存，导致现代的、传统的日常生活伦理组织共存。在传统生产方式、传统日常生活伦理组织尚存的地区，传统的日常生活伦理关系未得到根本改变，旧有的习惯、常识、经验依然发挥着作用，人们依然按照旧有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进行日常生活，重塑日常生活伦理秩序因此缺乏客观需要和内在动力。可见，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确立为日常生活伦理构建指引了方向，但是如果与主流价值观念相适应的日常生活伦理组织未能形成，日常生活领域的变革就会遭遇强大阻力，或者，日常生活伦理构建只能停留于表面而难以深入百姓的日常生活。这也常常是日常生活伦理构建滞后的原因所在。总之，生产方式、日常生活伦理组织、日常生活伦理观念三个要素相互联系、决定和被决定，三者协调一致形成了稳定的日常生活；当以一种新的伦理观念为指导重塑日常生活时，只有生产方式、日常生活伦理组织同时进行相应的调整，形成三个要素之间新的统一，才能使改造后的日常生活实现新的稳定。
我国古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伦理构建就是建立在三个要素统一的基础之上。重视伦常、等级尊卑的日常生活伦理观念，宗法血缘家庭组织结构，与以农耕为主的自然经济相契合，具有极高的同质性。所以古代社会日常生活保持了高度的稳定性，绵延两千年之久。近代以来，多种价值理念不断传播，直至社会主义道德最终成为主导，但是“乡土中国”的文化基因一直都非常强大。传统价值观念根植其上的生产方式和日常生活结构依然存在，传统习惯力量对于变化、变革本能地进行抵挡和抗拒。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一百多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日常生活伦理构建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阻滞着我国的现代化进程。然而，进行日常生活伦理构建不能操之过急，而是应当以生产方式变革为契机，带动日常生活组织结构变化，进而改变日常生活领域的利益关系，使日常生活伦理构建成为现实的客观需要。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经济、社会、科学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日常生活组织结构都在悄然发生变化——农村中传统日常生活组织结构日渐松动，城市中的日常生活组织结构也呈现新的特点。这成为日常生活伦理构建的新契机。首先，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农民工的出现）以及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加速，使大量农民实现了向产业工人的转化。进城农民在日常生活环境、日常消费、日常交往等方面都与进城前有很大不同，他们需要学习和遵循新的伦理规则。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从根基上动摇了农民的传统日常生活价值观念。其次，户籍制度的松动以及城镇化建设的加速促进了人口的社会流动。随着大量农民外流到城镇安家，由村民变为市民，农村中以宗法血缘关系维系的日常生活组织结构日趋松散，并逐渐向小型化、个体化发展，人们共同的日常生活基础发生动摇。再次，交通的迅速发展缩小了城乡间的空间距离，旅游的兴起增进了城乡居民间的经常性互动，加速了城乡间日常生活方式、伦理道德观念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日常观念更加开放。最后，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人工智能在生产领域的应用，都将再次改变劳动生产方式，并且也将深刻影响日常生活组织结构。当前，网络的广泛应用已经使日常生活呈现新的景观，如何在道德领域予以应对，加强日常生活伦理构建，已经成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总之，近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诸多发展和变革已经从更深层次改变了日常生活组织结构，日常生活伦理构建获得了较为广泛而普遍的内生性需要。
如前所述，日常生活伦理构建就是以某种伦理观念为指导改造日常生活，对日常生活主体的日常活动进行有目的的伦理塑形的过程。它不可能在日常生活领域自发产生，也不可能在日常生活领域独立实现，而是需要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联动。这个过程逻辑地包含以下三个基本环节：确定日常生活价值目标—改造日常生活主体—革新日常生活方式。三个环节有机统一，其共同实现标志着日常生活伦理构建的完成。
“毫无疑问，对于任何性质的日常生活的变革与重建来说，最理想的目标都是建立日常生活世界与非日常生活世界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和协调同步发展的人类社会或人的世界模式或格局。” [47] 就是说，日常生活伦理构建的价值目标应当与非日常生活的价值目标相互渗透、相互统一，以维系社会生活各领域伦理观念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夯实社会主流伦理观念的日常生活根基。
然而，现实情况往往是，二者之间并不总是那么协调一致。一种情况是，由于日常生活伦理构建具有滞后性，日常生活领域残留的某些传统价值观念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根本相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社会主义道德的价值内核，因此是我国当前日常生活伦理构建的根本价值遵循。但是，日常生活中仍然存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的价值观念。例如：日常生活中的重男轻女、“官本位”等传统尊卑观念，与“平等”的要求相背离；官僚主义、家长作风与“民主”的要求相左；传统社会宗法血缘关系下形成的人情观念、关系意识、面子观念，常常成为人们违反“法治”原则、挑战法律权威以及损害社会公正的价值支撑。另一种情况是，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多种伦理观念并存，除了传统伦理观念外，还有大量外来的、不同利益群体的伦理观念与主流伦理观念并存。各种伦理观念都试图以各种方式向日常生活渗透。如果主流伦理观念的日常生活伦理构建未能跟上，与主流伦理观念相对立的不良伦理观念率先进入日常生活，并在日常生活中扎根，就会对以主流伦理观念为指导的日常生活伦理构建造成极大阻碍。当前，我国社会生活中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享乐主义等伦理观念大量存在，并以不同的形式体现在日常消费、日常交往、日常观念等日常活动之中，日常生活领域的伦理观念亦呈现多元化。
在以上两种情形下，日常生活伦理构建都面临价值引导问题，即要求人们及时确定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对日常生活的主导地位，引导主流价值观念进入日常生活，祛除其他不良价值观念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因此，确定日常生活价值目标，首先必须着力于批判和祛除落后的、错误的价值观念，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道德意识和价值观念；同时，加强理论建设，提高主流伦理观念的说服力，增强其应对错误伦理观念的能力。通过在非日常生活领域的去伪存真、破立结合，为主流伦理观念进入日常生活拓宽道路。
“作为人之生存方式的文化的转型，即人自身的现代化，是总体性现代化进程的深层的和核心的内涵。” [48] 日常生活伦理构建从外在表现而言是构建一种伦理秩序，但从根本而言是塑造崇尚特定伦理精神、具有特定价值取向的日常生活主体。生活是“人”的生活，充满着“人”的活动；人如何思想决定人如何生活，日常生活主体的伦理观念、价值取向决定日常生活的伦理样态。在日常生活伦理构建中，应当始终注意把握“人”这一关键因素，塑造信仰主流价值观念的自觉、自为的日常生活主体。
改造日常生活主体在于唤醒其面对日常生活的主体性和自觉性。日常生活主体是自在的存在，具有日常生活思维定式，对于既有的伦理观念持习惯性的坚持和遵守。改造日常生活主体，就是要使其接受新的伦理观念，打破既有思维定式，改变既有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成为新伦理观念的信仰者和践行者。这不是自发完成的过程，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反思、对新伦理观念的思考探索、对日常生活发展方向的设计，都是人在主体性思维作用下对作为客观认识对象的日常生活自觉进行对象化思考的结果。理性的精神创造活动属于非日常活动，它只是一部分人甚至是少数伦理观念先导者、文化先行者——他们同时也是日常生活主体——的活动。这种理性的自觉使其成为日常生活伦理构建的自觉推动者。
改造日常生活主体，不是对个别人的改造，而是整体性的改造，即日常生活主体的整体性觉醒。它是人们对旧有日常生活伦理秩序的集体反思，对新的日常生活伦理秩序的集体认同和接受。由于个体差异，有的人“先知先觉”，因此，实现日常生活主体的整体性改造，必然经历一个“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的过程。一方面，可以通过制定新的制度、规范对日常生活主体进行引导，以外在强制力量激发其对日常生活进行对象化反思的自觉，认识落后伦理观念、风俗习惯的危害，自觉摒弃不良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宣传教育深化人们对于新价值观念的认识和理解，促进“自觉的人类精神成果在日常观念世界中的积淀与常识化” [49] 。日常生活主体的改造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仅需要持续不断的宣传教育，也需要持续不断的示范和引导。在持续的引导和熏陶中实现对日常生活主体的改造。
日常生活方式是日常生活主体思维习惯、行为习惯的反映和载体，也是不同伦理文化的呈现方式。例如：在用餐方式上，西方实行分餐制，强调个体边界；中国实行围桌制，强调整体和谐。在居住形式上，传统社会是宗族聚居；现代社会是小家庭（核心家庭）分居。在消费方式上，有人节制节约，有人奢侈浪费。在饮食上，有人奉行素食主义，有人忌食猪肉。这些不同日常生活方式体现了不同伦理文化的要求和特点，是人们依据特定伦理文化所作出的固定化价值选择，也是人们的日常观念的客观化表达。正因如此，日常生活方式就成为日常生活伦理构建的直接对象，理想日常生活方式的形成有助于巩固日常生活伦理构建的成果。
革新日常生活方式，一是要以主流价值观念为指导，引导人们形成与之相应的日常消费方式、日常交往方式等；二是要致力于移风易俗，使与主流价值相适应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在社会风尚和习俗中得到固化。风俗例如节庆风俗、礼仪风俗、饮食风俗、建筑风俗等，是集体性的文化传统，包含着集体性的价值认同，同时也反映着人们共同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可见，革新日常生活方式，归根结底要立足于改变风俗、习惯，形成新的社会风尚，这样才能筑牢主流价值观念的日常生活根基。
综上，社会生活中伦理观念、日常生活结构的变革都会催生日常生活伦理构建的需要，而其成功有赖于伦理观念、日常生活结构与生产方式内在要求的统一。日常生活伦理构建涉及伦理、社会、经济等多个领域，需要多领域价值统一性的共同促进。同时，日常生活伦理构建也是一个关乎人、人的观念、人的行为的价值重构的过程，是将日常生活主体唤醒，逐步接受新的伦理观念，形成新的行为习惯并开启崭新生活方式的过程，也是日常生活缓慢地向更加符合人的本质、人的需要的方向发展的过程。在日常生活缓慢的演变过程中，自在的日常生活主体通常不能洞悉这一变化所必然带来的任务和使命，因此日常生活伦理构建始终需要来自非日常生活的自觉思考、自觉实践的推动。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9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9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2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5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2页。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0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4页。
[11] 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12] 倪梁康选编：《胡塞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87页。
[13] 曹志平、艾战胜：《胡塞尔的“科学与日常生活世界”论》，《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14]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8页。
[15] [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行动的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第二卷），洪佩郁、蔺青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174页。
[16] 以上均出自：[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行动的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第二卷），洪佩郁、蔺青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189页。
[17] 王晓升：《生活世界——社会历史研究中的价值维度》，《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18]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6页。
[19] 叶德明：《论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的生活世界及其意义》，《学术论坛》2009 年第3期。
[20] 张之沧等：《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页。
[21] [匈]卢卡奇：《审美特性》（上），徐恒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22] [匈]卢卡奇：《审美特性》（上），徐恒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7页。
[23] [匈牙利]阿格尼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1990 年版，第3页。
[24] [匈牙利]阿格尼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1990 年版，第177页。
[25] [法]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90页。
[26] [法]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8页。
[27] [法]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9页。
[28] 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29] [英]戴维·英格利斯：《文化与日常生活》，张秋月、周雷亚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30] [英]戴维·英格利斯：《文化与日常生活》，张秋月、周雷亚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60页。
[31] 郑震：《论日常生活》，《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1期。
[32]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Blackwell publishing,1991,p.42.
[33] 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2页。
[34] 高兆明：《论习惯》，《哲学研究》2011年第5期。
[35]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36] 王国有：《日常思维与非日常思维》，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37] 王国有：《日常思维与非日常思维》，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3、87页。
[38] [英]戴维·英格利斯：《文化与日常生活》，张秋月、周雷亚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
[39] （西汉）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261页。
[40] （西汉）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25页。
[41] 虽然关于《周礼》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存有争议，然其中所载之官制与西周官制大体相同。
[42] 以上皆出自（西汉）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56、61、63页。
[43] （汉）班固：《汉书》，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12页。
[44] （汉）班固：《汉书》，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22页。
[45]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正中书局1934年版，第105页。
[46]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正中书局1934年版，第110—111页。
[47] 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3页。
[48] 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1页。
[49] 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