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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看似沉寂如水没有波澜的日常生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历史的长河永不停歇地向前奔涌，在日益加速的量变过程中发生着质变。日常生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吸收进步的价值理念而以更加美好的姿态呈现，但同时也不断给道德生活带来崭新而艰巨的挑战。
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由于生产方式、日常生活组织结构总体而言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日常生活的变化较为缓慢。工业革命以来，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改变了既有的传统日常生活图景，现代社会日常生活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并且正以加速度改变既有的形态。“传统日常生活的沉重结构正在悄悄松动，在千百万普通人中间正在悄悄地萌生着走出日常生活世界、超越传统日常生活图式的历史冲动。” [1] 从生存方式而言：一方面，被捆缚在土地上的农民变为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宗法血缘纽带维系的农业村落日渐被公民个体组成的城镇蚕食或取代，人类社会正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作为现代生活方式的代表，对传统日常生活方式造成了冲击。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日常活动方式，而且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存方式——虚拟生存成为人们的崭新生存方式，随着5G、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革命的到来，人们的日常生存方式必然发生新的变化。从思维方式而言：生存方式的变化改变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物（商品）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改变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人们开始以独立自由的“人”的身份反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以主体的身份审视作为对象世界的自然，开始以拜物者的身份被物（商品）奴役，相应地，平等思维、（科学技术）理性思维、物化思维成为现代日常生活中具有影响的思维方式。从生存状态而言：一方面，人的主体性的增强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面对客观自然显得更加自由而有力量，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更大程度的实现；另一方面，物（商品）、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控制人的强大力量，日常生活趋于个体化、碎片化，人们日益感觉到自身生存所面临的深刻挑战——意义世界的消逝、人的尊严的贬抑。
日常生活变革引发的人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生存状态的深刻变化，意味着日常生活伦理关系的改变以及日常生活伦理问题的演化。日常生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同样累积了大量现代性问题，由此引发了人们的批判性反思。众多思想家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重点出发，均指出“异化”已经充斥于日常生活之中。然而，对于日常生活的走向，人们存在不同的认识。海德格尔对日常生活彻底、完全失去信心，他主张逃离日常生活去寻求人的本真。卢卡奇、赫勒、列斐伏尔等大多数人则依然保持着对日常生活的信心，他们主张通过艺术等形式的文化革命继续对日常生活进行改造，消除日常生活的异化性质，使之更加趋向人道化。针对我国的现代日常生活，衣俊卿也主张通过深层的文化启蒙来推动日常生活的变革与重建。由此而来的问题必然是：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改造（构建）日常生活遵循的价值指针是什么？日常生活的价值目标是什么？改造（构建）日常生活的路径应当怎样？如何应对日常生活领域出现的伦理问题？我国当前现代化进程正在不断向前推进，日常生活也正在经历巨大变革，其所带来的利益格局、利益关系的变化必然反映于道德领域，使道德领域面临复杂局面：一方面，日常生活的变革使道德领域面临裂变，亟待整合；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然最终落脚于广阔而深厚的日常生活之中，获得丰富滋养。于是，在文化多元、价值多元的变革时代，在科学技术不断改变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时代，如何进行日常生活的伦理构建，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就我国而言，由于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日常生活领域的变革呈现出迭代和跨越的特点。我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发展阶段的断层，以及地区、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使我国日常生活发展也处于不平衡状态。有的地区依然延续着传统日常生活方式，有的地区早已进入现代日常生活，有的地区则处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阶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仅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走过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二三百年的现代化建设之路，从第一、二、三次科技革命我们处于落后和追赶状态，到正在开启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我们已经迎头赶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先后经历了蒸汽时代、电气时代、电子信息时代、智能时代……每一次科学技术的重大变革都深刻影响了日常生活，使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日常生活独特的发展道路，使得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同阶段日常生活同时存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又使得不同地区的日常生活常常呈现出跨越阶段式的变革。
日常生活变革后，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日常生活的伦理构建都成为一个紧迫的课题亟待研究。
近代以来，生产方式、科学技术的变革使生活世界呈现全新的景观。日常生活呈现新的特点，人的生存面临新的问题。随着日常生活问题的不断加深和日益显露，出于对人的现实生存状态的思考以及对理想生存状态的追求，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兴起。我国理论界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大致始自20世纪80年代。它的兴起源于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引发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变革。因此，无论从世界范围还是从我国看，日常生活批判都是源自对客观日常生活世界中新问题的理论思考。按照理论发展的逻辑，在批判日常生活之后，即是建设日常生活之时；对它的价值批判必然带来对它的价值重构。从伦理学视角考察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特点，思考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伦理构建的难题和可能路径，是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也是我们当前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结构一直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日常生活正在消退，与现代社会、现代文化相适应的日常生活正在生成。这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根基已经发生变化。在一个开放、文化多元的日常生活里，以何种文化、何种伦理价值观念构建日常生活，引导日常生活走向何方？在日常生活主体的自觉性有所增强的时代，以何种方式和途径进行日常生活伦理构建？日常生活能否与我国现代化进程相适应，能否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要求？这些都是亟待我们认真思考的现实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 [2] 这显然对日常生活的伦理构建提出了要求。
国外对日常生活的研究起步较早，相对来说体系更为庞大复杂；我国对日常生活的研究起步于改革开放以后，历史较短，在研究中较多以西方的日常生活理论为依据对现代化以及日常生活进行批判反思。
20世纪以来，在资本主义经济和科学技术率先发展的欧洲，日常生活领域也率先发生了变革，日常生活的“异化”性质、“物化”现象以及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沉沦”状态日益呈现，这些都促使日常生活开始进入哲学研究的视野。以胡塞尔、海德格尔、卢卡奇、赫勒等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家分别从不同视角直接或者间接展开了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探索日常生活应有的价值走向以及构建日常生活的可能路径。其立场和观点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以胡塞尔为代表，主张回归日常生活世界，以生活世界来解救由实证科学造成的欧洲科学与哲学的危机。20世纪初欧洲科学陷入危机。这场危机的实质就是科学对价值领地的叛离——只重事实，忽视人的精神，忽视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这种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进而造成了整个社会精神的沉沦。为此，胡塞尔振臂高呼，主张重回生活世界。因为生活世界是一个精神世界，属于人的意识活动的领域。这个先验的精神世界是一切目的的前提，是价值和意义的源泉。二是以海德格尔为代表，主张逃离已全面异化的日常生活世界，以诗意的栖居返回人的本真存在。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导致了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沉沦，它使人失去了本真性。人在日常生活中共同异化，这是人类的共同宿命。但是，追求此在的本真存在也是人类的命运，其根本途径就是诗与思，即通过诗意的栖居破除常人的统治，回到一个澄明、无蔽的本真存在的世界。三是以卢卡奇、列斐伏尔等人为代表，他们在承认现代社会日常生活潜藏着深深的异化基础上，主张通过日常生活领域的革命，实现日常生活的人道化。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日常生活包括人的意识已全面物化，这“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人的必然的、直接的现实” [3] 。列斐伏尔则从消费控制的官僚社会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异化出发来揭示日常生活的异化。他认为人不仅处于意识形态的操控之下，而且人们对于自身的异化的意识完全被“抑制”，被“镇压”。尽管日常生活已全面异化，但卢卡奇和列斐伏尔都不赞同像海德格尔那样，完全丧失对日常生活的信心和希望，将之视为一个没落的领域，而是主张从日常生活入手，对日常生活进行改造。卢卡奇推崇艺术的功能，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是他的追求目标。列斐伏尔主张通过总体的文化革命超越异化的日常生活，终结异化的社会，恢复人的主体性。四是以赫勒为代表，在肯定日常生活对于个人和社会存在的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主张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改造，扬弃日常生活的“自在性”，最终实现日常生活的人道化。赫勒认为日常生活是“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它以重复、“规则—特征”和规范性、符号系统、经济、情境性为基本特征，是对日常生活主体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实践的抑制。但是，日常生活的重复性以及维系日常生活的常识、经验、习俗等也为日常生活的正常开展节约了成本，使之便捷顺畅。因此，赫勒主张改造日常生活，实现日常生活的人道化，使日常生活变为人的“自为”活动空间，使人成为自由自觉的存在。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学者开始将视线投入日常生活领域，并且将之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广泛运用于多门学科，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成果。21世纪以来，我国日常生活领域变革的加速，客观上增强了日常生活哲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第一，日常生活的出场带来了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转换。1986年，武斌在《学习与探索》第1期发表《哲学向日常生活领域的接近》一文，已经敏锐嗅到了日常生活走进哲学的气息。同年，《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第4期、第6期先后摘登了[苏]达维久克的《日常生活社会学》和[苏]侯赛因诺夫的《科学技术进步与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关系》，向国内学者传递了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转换的信息。之后，江山河将日常生活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介绍到社会学领域 [4] ；张之沧则呼唤“让哲学回到日常生活” [5] 。进入21 世纪，国内的相关研究开始增多。2006 年2 月14 日，《光明日报》发表系列文章《日常生活批判与社会科学范式转换》《日常生活批判与法学研究》《日常生活史：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日常生活审美化”与“边界”问题——2005 年美学和文艺学研究的两个热点》，表明日常生活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已经渗入哲学、法学、史学、美学、文艺学等领域。之后，常利兵提出以日常生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对社会史进行研究 [6] ；王福民认为唯物史观研究应该向日常生活转向，使唯物史观“走出观念论窘境与形而上学窠臼”，聚焦当代中国日常生活变迁中凸现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凸显人文关怀 [7] 。
第二，对日常生活的本质及其价值的研究日益增多。关于日常生活的界定，学界较多采用衣俊卿的观点，认为日常生活“是一个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存在方式，凭借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而加以维系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 [8] ；它具有稳定性、惰性、保守性等特点。也有学者提出，日常生活具有自在性、既成性，易限制人的自由发展 [9] ；其中“蕴含着力量的差异、知识的运作和利益的争夺，以及由此所带来的隐蔽的暴力和不平等” [10] 。随着网络以及现代传媒的广泛应用，日常生活越来越具有制度化、共同性等特征 [11] ，并且日益走向图像化 [12] 。日常生活也具有积极价值：它是个体生命价值得以确证的场所；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它使人的活动更加经济有效；使文化认同和传承成为可能。日常生活所承载的形上学价值是人的诗性存在的观念来源。 [13]
第三，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始终是日常生活研究的主题。中国的日常生活批判始终与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紧密结合。20 世纪90 年代，王国有、田郁玫、王勤、邹诗鹏、刘怀玉等人指出，改变中国的传统日常生活结构，是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内涵；日常生活批判的核心就是通过文化启蒙、知性启蒙，实现文化现代化，推进人的现代化。其基本目标是：培养主体的自我意识、批判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使日常生活主体由自在自发状态转入自为自觉状态，适应现代社会需要。在这场文化启蒙中，谁是主力？邹诗鹏认为，知识分子自我启蒙的程度直接影响着知性启蒙的深度。 [14] 我们应以怎样的伦理精神为依据构建日常生活？王雅指出，儒学的人伦精神应当成为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多元价值的基础一元，同时，应增强公民伦理、契约伦理建设，弘扬公正，尊重差异。 [15] 荒林则从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的视角对日常生活价值重构进行了解析，指出，当代女性写作中蕴含着“重建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价值的强烈女性主义意图与实践”，希望“在日常生活层面实现女性和人的解放”。 [16]
第四，对西方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解读和挖掘。这一研究主要以列斐伏尔、海德格尔、赫勒等人的思想为对象。艾秀梅、刘怀玉、张传开、单传友、褚当阳、姜大云、杜红艳、黄继锋、张一兵等人均撰写过相关论文；吴宁、李霞则撰写专著分别对列斐伏尔、赫勒的思想进行系统介绍。其中，张传开、单传友将西方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划分为三种维度——人道主义批判的维度、社会批判理论的维度、消费社会批判的维度，并概括了日常生活救赎的两条路径：内部求解路径、外部求解路径。 [17] 杜红艳对卢卡奇、赫勒的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指出二者的理论视角呈现出逻辑递进关系。卢卡奇试图运用科学和艺术打破日常生活的自在性，赫勒则“从审美视野推向了生存视阈，她更关注日常生活结构的改变，旨在实现人的生存方式的变革”。 [18] 刘怀玉认为，马克思所讲的日常生活，只是哲学本体论的现象与微观表现，但是从卢卡奇开始到海德格尔，“日常生活批判概念颠倒为以日常生活本身为基础的微观化个体化的存在论哲学”，“哲学本体论的微观化现象”变为“内在微观化的存在论”。 [19] 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批判逻辑基本上就是按着这一路向发展起来的。其后果是：日常生活批判哲学不再是显学，而成为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张一兵将列斐伏尔与德波的日常生活理论进行比较研究。他认为前者将日常生活批判引入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日常生活场境被塑形的批判性透视”，以德波为代表的情境主义国际以之为理论基础，强调应当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于“小事情异化”中，进行批判反思，进行日常生活革命。 [20] 关巍对以赫勒、科西克、科拉科夫斯基等为代表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理论进行研究，指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造性阐发，在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日常生活异化的基础上，指出了日常生活的美好前景。 [21]
第五，近年来日常生活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结合的研究日渐增多。王福民认为日常生活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维度”，研究马克思哲学，应当注重研究其中蕴含的“日常生活理论及其方法论指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民生化提供理论视界与现实空间”。 [22] 朱斌从话语权建构和嵌入日常生活路径的角度指出，应当从日常生活向度建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以亲民的话语，利用现代传播媒介，解答社会现实问题，来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的亲和力、影响力和吸引力。 [23] 进而，他还从内在逻辑、历史逻辑、目标逻辑三个层面探寻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嵌入日常生活的逻辑理路。 [24] 管锦绣、刘国胜从历史唯物主义话语体系的角度进行审视，也提出应构建面向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话语权。 [25] 吴学琴在此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系统，在其著作《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维度的意识形态研究》中，她从历史的梳理到当代中国的建设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深入阐述。她结合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的新变化，从视觉文化、流行语变迁、流行歌曲、网络传播等方面分析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化建设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应对措施。
第六，新媒体、新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日益引发人们的关注。近年来，随着自媒体、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普及，日常生活的景观不断发生变化。然而，此类研究较多地停留在技术或者生活的领域，从哲学伦理学的视角进行的研究尚少。谭雪芳以智能音箱为例探讨了人工智能对日常生活空间、日常生活关系的改写，她认为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有助于增进人们对人工智能时代的理解。 [26] 面对抖音App在日常生活领域的广泛应用，赵乔认为这种“无意义”的内容制作工具，使日常生活的真实性越来越难以辨认，日常生活陷于“迷幻”之中。 [27] 当然在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新媒体在教育（网课）、消费（直播带货）等领域积极作用的发挥，使人们更为深刻地认识到新媒体所承载的虚拟技术对于维系日常生活秩序的重要作用。青年学者马爽在人民论坛撰文，指出虚拟现实为“真实性”提供了新的呈现形式和实现方式，它有助于实现日常生活秩序的恢复。 [28]
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国内开启了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新篇章。在伦理学领域主要有陈瑛的《中国古代道德生活史》以及唐凯麟主编的《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系列。2018年至2021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日常生活史系列丛书，对秦汉、隋唐、宋代、明代、清代等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日常生活进行研究。此外还有常建华的《日常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三探》等。2020年常建华主编《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对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日常生活史进行了比较研究。2021年秦颖、刘合波撰写的《中国当代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缘起、现状与展望》一文对相关研究成果及不足进行了分析总结。
综上，国内外日常生活研究始终具有极强的时代感和现实感，并且逐渐开始以多视角进行研究。西方学者始终立足人的现实生存状态进行批判，渴求人道的、能够充分展现人的本质的日常生活的实现。中国学者一方面研究西方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借鉴其理论成果在多领域开展我国日常生活的研究，另一方面结合我国日常生活领域的现实，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在对日常生活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合乎逻辑地提出的问题是：如何进行日常生活的伦理构建。因此，在当前日常生活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以何种伦理、何种价值重构日常生活，以及如何进行日常生活的伦理构建，是当下必须思考也是前人研究尚少的问题。
本书旨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立足点，在吸收借鉴西方日常生活理论有益成果的基础上，明确日常生活的根本价值旨归，分析现代社会日常生活变革的原因及其表现形式，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的阶段性发展，阐述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的阶段性变迁，明确日常生活伦理构建面对的问题和挑战，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成为人们习惯性的日常生活方式的可能途径，以进一步夯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道德的日常生活根基。同时，我们也看到，新兴科学技术正在引领日常生活发生新的变革，本书最后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人工智能时代日常生活的伦理图景以及治理难题、治理路径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人工智能时代日常生活的伦理构建也必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发展而成为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1] 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7页。
[2] 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日报》2014年2月26日第1版。
[3] 张翼星：《资本主义社会特征的深刻揭露——卢卡奇的物化概念评析》，《学术界》1994年第5期。
[4] 江山河：《日常生活方法学引论》，《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1期。
[5] 张之沧：《让哲学回到日常生活》，《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6] 常利兵：《日常生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对一种社会史研究的再思考》，《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7] 王福民：《论唯物史观的日常生活转向》，《学术研究》2011年第5期。
[8] 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9] 杨国荣：《日常生活的本体论意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2期。
[10] 郑震：《论日常生活》，《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1期。
[11] 邢媛：《现代传媒技术语境中日常生活变革的基本特征》，《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4年第1期。
[12] 段钢：《日常生活与图像的现代性批判》，《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5期。
[13] 邹诗鹏：《为日常生活世界所承蕴的形而上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5期。
[14] 邹诗鹏：《日常生活批判与知性启蒙》，《求是学刊》1996年第6期。
[15] 王雅：《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伦理的建构》，《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1期。
[16] 荒林：《日常生活价值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17] 张传开、单传友：《日常生活的批判与救赎》，《哲学研究》2009年第4期。
[18] 杜红艳：《走向日常生活的人道化——论卢卡奇与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学术交流》2011年第3期。
[19] 刘怀玉：《日常生活批判：走向微观具体存在论的哲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5期。
[20] 张一兵：《日常生活批判与日常生活革命——列菲伏尔与德波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异同》，《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21] 关巍：《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批判的基本理论建树》，《学术交流》2019年第10期。
[22] 王福民：《论马克思哲学的日常生活维度及其当代价值》，《教学与研究》2008 年第5期。
[23] 朱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日常生活向度》，《理论探索》2013 年第6期。
[24] 朱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嵌入日常生活的逻辑理路》，《科学社会主义》2013年第5期。
[25] 管锦绣、刘国胜：《面向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历史唯物主义话语体系下的审视》，《贵州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26] 谭雪芳：《智能媒介、机器主体与实拟虚境的“在家”——人机传播视域下的智能音箱与日常生活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
[27] 赵乔：《抖音：日常生活的迷幻化》，《文化研究》（第36辑）2019年·春。
[28] 马爽：《虚拟现实对日常生活秩序的恢复和重建》，《人民论坛》2020年9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