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传统上，汉语篇章连接成分的研究主要侧重点是连词。20世纪80·4·年代以后，篇章连接成分的研究范围扩大了，包括传统上所说的连词，也包括副词和其他具有篇章连贯功能的固定格式（参看廖秋忠，1986）。但是多数研究关注的还是这些成分在表达真值条件（truth condition）语义关系方面的作用，研究的对象也多限于书面语。
汉语研究文献中较早引入“话语标记”这一概念见于方梅（2000）对自然口语对话中弱化连词的讨论。话语标记（discourse marker）的理解是比较窄义的理解。其功能包括会话互动中的话语组织功能和言语行为功能。话语组织功能包括前景化（fore-grounding）和话题转换（topic switch）两个主要方面。言语行为功能包括话轮转换（turn-taking）和话轮延续（turn-holding）两个方面。
方梅（2005b）将自然口语中“我觉得”一类由认证义动词虚化而来的表达言者态度的话语成分定义为“语用标记”。当一个成分重在表现说话人的态度和意图，而不直接作用于对话互动的组织，这种成分属于“语用标记”（pragmatic marker）。本书采用的“语用标记”取比较宽泛的理解，既包括这种狭义的语用标记，也包括现有文献中提到的“话语标记”。具体行文中将遵从所述文献原作者的选择。
在汉语已有研究中，少数学者将话语标记称为话语标记语。但更为主要的名实问题主要集中在“话语标记”和“语用标记”的混用。
汉语话语/语用标记的形成机制问题是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从学者所采用的研究视角和材料上来看，大致可以将已有的相关研究分为历时视角研究和共时视角研究两类。
汉语话语/语用标记的历时视角研究中，既有从历时角度研究某一个或某一类话语/语用标记来源的研究；也有从某一个案出发，探讨其形成机制的研究。
董秀芳（2007a）对“谁知道”和“别说”的形成过程和功能进行了分析，指出它们作为话语标记是词汇化的结果，而非单纯的语法化结果。董秀芳认为词汇化和语法化是相互关联的，而非相互对立的。话语标记的形成与隐含意义规约化进而导致的词汇化、其处于句首或句尾并得到高频使用等因素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董秀芳（2010）基于对“我告诉你”的个案分析，认为这种从结构完整的小句演变来的话语标记是由高频使用导致规约化的结果。因其主要见于对话语体且存在大量变体，董秀芳认为将这一类由短语或小句发展为话语标记的过程视为习语化（词汇化的初级阶段）更为合适。同时，董秀芳认为，词汇化和语用化是可以相容的两种机制。
李宗江（2010）考察了“我说”类话语标记的来源，并质疑了话语标记的演变是语法化或词汇化的说法。李宗江指出如下两点：其一，以“我说”为例，不同于一般语法化由实到虚逐步变化的过程，“我说”类话语标记的“说”是从言说义动词直接语法化为话语标记的；其二，词汇化的终点一般是结构定型化和语义专门化，但除来源于单词的话语标记外，从短语和小句演变来的话语标记在使用中均存在不少变体。因此，李宗江认为短语或者小句变为话语标记既非典型的语法化过程，也非典型的词汇化过程。李宗江（2014）基于董秀芳（2007a）和李思旭（2012）的研究，对“别说”的来源进行了分析——“别说”是由动词短语“不要这样说”的意义直接演变而来的。李宗江进一步总结了话语标记研究的原则和方法：如果一种演变是跨时代的，那么最好还是要有历史语料的证明。无论是肯定一种演化路径还是否定一种演化路径，都需要通过对历史语料的探究加以证明。李宗江（2019）《近代汉语语用标记研究》一书是从历时视角考察语用标记的集大成之作。
李思旭（2012）对“别说”“完了”“就是”这三个话语标记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分析，认为话语标记的形成除了董秀芳（2007a）提出的先词汇化再语法化的路径，还存在另一条路径，即短语由于语用原因驱动临时用为话语标记，如“我/你V”“谁知道”等主谓结构用为话语标记。因为语用层面的话语标记与句法层面的副词和连词分属不同层面。
由于汉语话语/语用标记的来源较为复杂，研究者很难将其演化机制归纳为某种单一模式，因而更多是就具体问题提出对演化动因的分析。·6·
汉语话语/语用标记研究者从历时视角同样做出了大量精当的个案分析。刘红妮（2007）考察了“算了”的词汇化过程，认为一个词语词汇化之后还可能发生语法化甚至进一步的语法化，刘红妮（2019）《汉语跨层结构的词汇化研究》则汇集了多个类似现象。李慧敏（2012）强调了“算了”形成过程中语境的重要性。曹秀玲和辛慧（2012）研究了超预期话语标记形成的多源性，认为超预期话语标记本为状中或主谓结构，构造方式不同，词汇形式也有繁简之分，各自的演化路径和语法化进度不同，在现代汉语共时层面上的语法表现也有区别。史金生和胡晓萍（2013）考察了“就是”的演化路径。张恒君（2015）通过对历史语料的考察，认为汉语的“也好”有两条演变路径。一条是“也好”向假设或让步的语气助词发展；另一条是“也好”发展为独立的话语标记。邵长超（2016）结合历史文献材料，重新分析了组合结构“才好 1 ”逐步虚化成话语标记“才好 2 ”的演化脉络以及词汇化形成的句法环境，进而语法化的过程。朱建军和唐依力（2017）总结了“好像”的历时发展路径：动词性偏正短语→像似义动词→像似义副词→揣测情态副词→委婉情态副词→话语标记。
话语标记作为语言演化的重要现象，探寻其演化的路径和机制是十分必要的。从历时视角出发的研究对于厘清话语标记的产生与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而话语标记本身也成为历时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当然，正如李宗江（2014）所言，历时视角的研究要特别注重语料的选择与甄别，否则便很容易陷入对演化路径自说自话的误区。
话语标记所产生的典型环境是自然会话。这便给从历时视角出发分析其演化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目前学者所使用的历史文献材料，只能相对接近自然口语，而无法完全真实反映彼时的自然口语面貌。因而在对话语标记进行历时视角研究时，一部分学者使用历史文献材料分析话语标记词汇化或习语化的演变进程，但具体到对话语标记功能浮现的分析时，则多采用共时视角进行分析。
也有学者从主观化、语境吸收、语用推理等理论出发，使用共时材料分析话语标记的形成。我们将这类研究归为汉语话语标记共时视角的研究。
曹秀玲（2014）分析“怎么说呢”这一话语标记的来源和形成过程发现，“怎么说呢”开始较多出现在对答话轮的起始处或独白中，即表明该疑问形式逐渐脱离“疑问”功能。曹秀玲认为，该话语标记是说话人调节言语形式和保持言谈双方互动的重要机制，它使得不需回答的听话人始终处于交谈域中，体现的是语言的交互主观性。曹秀玲（2016）讨论了上述格式与“说/是”“的话”以及含“说”的固定表达形式的话语标记功能及其解读动因。
胡建锋（2012）通过对“不错”的共时考察，认为语境变化是“不错”虚化的重要条件，在不同语境中句法功能、语义特征以及承载的信息量等发生变化是主要动因。
张惟和高华（2012a）运用会话分析的研究方法，指出话语标记“就是”是由连词“就是”发展而来的，这一语法化过程是受语言的主观性特点和调节谈话双方交际的需求而驱动和诱发的，是“确定范围”和“判断”的概念意义不断弱化而主观性、篇章和元语言功能逐渐增强的过程。
姚双云和姚小鹏（2012）从浮现语法的角度来考察“就是”的话语标记功能，认为“就是”的用法不是事先存在的，而是随着它在动态使用过程中的经常性用法，通过量变积累引起质变而“浮现”出来的。
周莉（2013）经过对“别说”类语用标记的来源分析，认为“别说”类语用标记在不同语境下可用作评价标记、话语标记和人际标记，它们分别来源于三条路径：评价标记由“别说”的“阻止义”经语法化而来；话语标记由“别说”的“否定义”经演绎推理而得出“比较”的程序义，并通过对预期的触发实现其认知连贯的核心功能；人际标记源于“元语用意识”，通过“别说”概念义对交际认知过程的描述来实现其关注受众的人际功能。·8·
饶宏泉（2019）认为现代汉语中动词“包括”正发生双重演化：连词化和话语标记化。这种双重演化反映了词汇功能演变的两条基本轨迹：篇章功能的强化会导致逐渐关联化、连词化；人际功能的强化会导致逐渐主观化、话语标记化。
此外，乐耀（2011）对“不是我说你”的讨论，唐善生和华丽亚（2011）对“你别说”的探讨，刘丞（2013）对“谁说不是”的分析，周毕吉和李莹（2014）对“你不知道”的分析，张璐（2015）对“问题是”话语标记化的讨论，张金圈（2016）对“别看”话语标记功能浮现的探索等，都对汉语话语标记的功能作出了细致辨析。
基于学界已有的大量汉语话语标记的个案研究，近十年来，一系列系统分析某一类汉语话语标记或试图综合展观汉语话语标记全貌的研究逐渐出现。这为系统研究汉语话语标记的特征和演化规律提供了可能。
许家金（2009）基于语料库，对青少年自然口语中的话语标记进行研究，主要对“嗯”“好”“那（个）”“然后”进行描写和分析。通过语料库标注的方法，对各话语标记功能的分布特点和趋势进行了统计。
刘丽艳（2011）在系统梳理国内外话语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话语标记的特点、存在动因和形成条件进行了阐述。结合大量口语实例，该书对汉语中高频出现的几个典型的话语标记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并通过跨语言的对比研究，进一步探索话语标记形成的相关因素。
孙丽萍和方清明（2011）认为近年来学界对于话语标记的考察多是微观层面的，因而他们试图“自上而下”地对汉语话语标记的类型、功能以及位置做综观性的描述。该文是境内相关研究中较为全面的对汉语话语标记概貌的考察。
殷树林（2012）的研究分为总论和分论两个部分，前者对话语标记的一系列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后者则以大规模口语语料为基础，对口语中常见的9个话语标记进行分述。
邢欣等（2013）的研究集中探讨了句法位置上相对固定的一类标记——起始标记语的元话语功能，指出这一类标记元话语的典型特征是提示性和衔接性。
李治平（2015）对之前研究还不够深入的七类言说词语话语标记进行个案研究，并结合二语教学提出话语标记研究的应用价值。
孙利萍（2017）同样对汉语言说类话语标记进行了系统考察，总结了语篇中汉语话语标记的五大语篇功能和三大人际功能。该书对近200个言说类话语标记进行详尽的分类描写，为进一步探索言说类话语标记的特征，并建立某一类别话语标记的系统提供了可能。
张黎（2017）通过对大规模口语语料库的检索，确认了还未被系统研究的95个汉语口语话语标记成分，发现了汉语口语中话语标记的最低数量。并以频率等参量为依据，对话语标记进行了系统的量化考察。
李先银（2017）基于口语语料，指出汉语使用者通常采用“话语否定标记”来构建反应话轮。使用话语否定标记的目的在于短时间对刺激做出反应，传递负面态度，增强话语间的关联性。该书详细考察了“嘁、去、得了吧、你看你、真是”在自然口语中的话语分布、话语意义、人际功能和话语标记化现象。
李宗江（2019）从近代汉语语料出发，基于国内外关于语用标记的理论，初步建立了近代汉语语用标记系统。本书收集近代汉语语用标记1600条，填补了汉语历史语言学研究和语用标记研究在这方面的空白。
国外学界对话语标记的韵律研究已较为充分，相较而言，汉语话语标记的韵律研究才刚刚起步。但是汉语作为一种形态并不丰富的语言，韵律是重要的线索。
单谊（2015）考察了自然话语中不同话语位置的话语标记语“你知道”的韵律特征。研究表明，不同功能的“你知道”在语速、停顿、音高和音强几方面的韵律表现也是不同的，语用功能与其韵律特征间存·10·在一定的对应关系。
陈家隽（2016）通过对“我说”的韵律实验考察，指出共时平面韵律实现方式与形态句法特征、语义及功能之间存在稳定关联。同时，韵律的分析结果可以为话语标记的来源结构研究提供启示。
话语标记是一种在语言中普遍存在的成分。有学者使用话语标记的概念来分析传统方言研究中被称为小品词、助词等的成分，为话语标记的研究提供了跨语言/方言的视角。
Strauss和Xiang（2009）以海南省石山方言中的句末小品词“ey”为例，考察话语标记体现的认知和互动的交叉。该文认为，“ey”可以用来标记说话人对言听双方在知识上不匹配的即时感知，并催促听话人注意“ey”使用者的窘况。该研究指出，就现实相关性和完成体标记而言，“ey”与汉语普通话的“了”相似；就对新闻价值的标记来说，“ey”与普通语“啊”“哦”和粤语“wo”类似，而“ey”的特殊性则主要是表现在它的功能和意义源自说话人当下面对的一个完全改变的状况。
张惟和高华（2012b）对粤语中通常被认为是系词之一的“即係”（ zik hai） 在自然会话中的功能进行了描述。发现“即係”在自然会话中的高频用法是解释说明标记、修补标记和停顿填充词。而其基本功能，即系词和语篇连接词的用法，在会话中并不多见。“即係”在会话中的使用主要表现为在互动过程中帮助说话人组织、构造话轮。而这一功能也与其判断词的性质存在类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