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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每个人都时时刻刻处在流行文化的文本、观念、物品和符号的包围之中，其影响无远弗届，几乎无人可以逃离。从风靡一时的劲歌金曲，到俊男靓女的时尚穿搭；从朗朗上口的流行语，到五花八门的表情符号，流行文化已然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流行文化兼具文化、商业与意识形态三重属性，其影响的深刻性日益凸显：在经济层面上，流行文化与商业主体合谋，创造了无数的消费神话；在政治层面上，权力主体加紧对流行文化领域的渗透，通过流行文化建构其合法地位，并对流行文化进行收编和规训；在社会文化层面上，流行文化是协调个人与组织、个人与社会的黏合剂，其衍生而出的各种亚文化圈层成为新媒体时代的独有景观。从诸多层面来看，流行文化的研究价值不言而喻，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不断观察、审视、辨析流行文化，贡献了创新性的理论思考和洞见，不同学术流派的流行文化研究路径为建立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研究框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流行文化研究伴随着流行文化的演进经历了历史的沿革，不同时期的流行文化理论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质。我国学者高宣扬把流行文化研究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19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20世纪80年代至今 [3]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各个理论学派为流行文化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建立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的阐释框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在19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商业繁荣促使商品流行化，同时推动流行文化的繁荣。制度经济学鼻祖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有闲阶级论》中批判资本主义商业文化推行的虚荣的价值观，认为人们追逐流行、一掷千金的消费行为是“有闲阶级”（the leisure class）的一种“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在他看来，这种消费价值观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其商业属性造成的，显露精英阶层的剥削本质。
在20世纪20—60年代，最受瞩目的是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对于大众文化的批判性研究。他们认为，“大众文化产品不具备真正的艺术特征，在所有媒介中，大众文化真正的特色是：标准化、刻板化、保守主义、虚伪、操纵消费者的产品” [4] 。流行文化只不过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所批量化生产的、用以操纵和欺骗普通民众的商业产品，与其他产品一样，流行文化只不过是资本主体追求经济利润的工具，文化工业不断在向消费者许诺，又不断在欺骗消费者 [5] 。文化消除了它们拒不妥协的特征，使它们遵循着固定的程式，这种文化产品导致人们沉迷于虚幻的满足感，抑制人们的否定性与批判性，使人顺从于消费主义的剥削和统治集团的宰制。
进入20世纪60—80年代，英国伯明翰学派（The Birmingham School）的文化研究活动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为当代流行文化研究提供重要参考。他们重视受众的主体性与文本分析，倾向于从微观层面批判分析文化权力的运作；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在研究过程中成立了许多研究小组，比如亚文化小组、性别研究小组、阶级结构小组等 [6] ，涉及媒介文化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各领域都取得了值得借鉴的成果；伯明翰学派后期吸收了葛兰西（Antonio Gramsci）霸权理论和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意识形态理论，开始关注大众文化中蕴含的意识形态力量，将大众文化界定为不同主体“斗争的场域”（The field of struggle），“霸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大众文化生产和消费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霸权是统治群体和从属群体之间‘协商’的结果，所以这是一个同时具有‘抵抗’和‘整合’特征的过程；它从来不仅是由上至下强加的权力” [7] ，这为我们分析流行文化中的政治因素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在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还有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所概括和建构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该理论揭露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利用自身的经济、技术等优势向他国传输流行文化产品背后的政治经济动机，经济上是为了通过娱乐文化产品输出获得高额利润，政治上是为了改造大众意识，实行思想控制，从根本上来看，西方国家的流行娱乐文化输出受西方政府与跨国公司的双重垄断。
20世纪80年代后是流行文化研究的新阶段，在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呈现出明显的晚期资本主义与后现代社会的特点，流行文化也日新月异，不同国家的文化研究都各具理论特色。例如，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消费者自发地选择和决定了什么是流行文化；西方马克思主义通常将流行文化视为通往虚假意识的路径，目的是转移工人阶级对经济压迫的注意力；女性主义则一边谴责流行文化对性别意识的扭曲，一边将流行文化视为女性文化的独特组成部分；而文化研究认为它是阶级、种族和性别压迫的象征性抵抗的关键场所 [8] 。法国思想家群体则为流行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理路，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文化资本理论，为我们理解受众在流行文化消费过程中的心理和行为提供了阐释视角；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权力理论，则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社会主体占据流行文化话语空间的内在动机。除上述理论与流派外，许多新近的思潮和相关理论都针对流行文化的新发展做出了回应，比如符号学、媒介环境学派、后现代理论、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不同理论的借鉴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解读当代流行文化，丰富我们的批判武器仓库。随着流行文化研究的推进，现在，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和领域呈现出多元化、细分化的趋势，如根据媒介形态划分的影视剧流行文化研究、流行音乐研究、网络文学研究等，或是根据地理区域划分的亚洲流行文化研究、欧洲流行文化研究等，都有其诞生的特定历史语境、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具体的政治经济环境，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又存在诸多局限。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流行文化生产所依托的媒介与社会环境日新月异，要建构流行文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框架必须立足当下情境，同时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各种流行现象。从流行文化的主体来看，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大众传播时代的“受众”已经演化为生产与传播一体化、接收与发布一体化的新媒体“用户”，在流行文化的“产销”过程中拥有较强的主动性、选择权和参与度，流行文化产销链条中的方方面面无不渗透着用户的影响。同时，这些用户在生产、传播和消费流行文化时，其内在动机、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更为复杂，比如对待流行趋势的从众心理、购买流行产品的冲动消费行为等。流行文化涉及的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除普通用户外，政府机关、商业机构、社会团体等各种性质的群体都在加紧对流行文化的渗透，使流行文化场域的权力纷争更为繁杂。从流行文化的媒介生态来看，当下丰富多样的媒介样态无疑为流行文化的生产和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认为，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 [9] 。传播媒介的更新与发展使我们的日常生活事务的“尺度”不断增加，流行文化元素也随之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手机短视频里的变装挑战、微博上的最新热搜、让人称奇的3D户外广告等，人们几乎时刻处于流行文化符号的包裹之中。现代媒介技术的进化使流行文化的体验更丰富，VR塑造的沉浸式场景让人在虚拟文化空间流连忘返，智能化信息推送使最感兴趣的流行内容变得唾手可得，流行文化的传播效率大幅提高。从流行文化的内容来看，在新媒体时代，流行文化的形式已经不再局限于早期的流行音乐、热播影视剧或时装等，其内涵与外延已经大为扩展，或许是一种生活方式，比如佛系生活，或许是一种价值观或态度，比如躺平等，抑或是一种社会现象，如内卷等。流行文化呈现越来越分众化、精细化的趋势，面对特定群体的需求量身打造，小众化的内容也能获得受众的青睐，亚文化形态更加丰富多样。
综上所述，流行文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既有可能，也有必要。纵观流行文化的研究历程，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学派的学者都多有创见，既有深入细致的微观透视，也有一针见血的价值批判，为流行文化研究提供了多元视角，为建立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研究框架奠定了基础。同时，在新媒体时代，流行文化的受众、媒介形式和内容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变化，我们亟须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确立与时代背景、社会文化语境、政治经济环境相契合的全新的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