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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互联网普及和传播方式的演进，视觉化、碎片化、直观形象的短视频应运而生，广为流行。从2004年开始，国内各大专业性视频网站（如土豆、优酷等）相继成立。2012年，各类移动短视频诞生，如美拍、秒拍、小咖秀等。2016年，国内短视频进入了火爆期，快手、抖音等风靡全国。商家将其视为具有无限商机的新大陆，纷纷注资。政府认识到短视频的重要价值，短视频在“一带一路”、两会、党的十九大等重大政治活动中大显身手。在社会生活中，短视频以其短小精悍、视觉化呈现、传播速度快、内容生成简单、海量信息等特性，适应了人们视觉化、碎片化、浅阅读的习惯，迅速占据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短视频行业呈现出一片狂欢的态势。在直播日渐衰弱的情况下，短视频逐渐成为移动视频新的爆发点，截至2017年6月，短视频领域月活跃用户量达到 1.9 亿，短视频平台人均单日使用时长，从2016年6月的40分钟增加到60分钟，用户数量和使用时长都在持续增长。
但由于短视频是新生事物，运作不甚规范，缺乏有效规制，也存在许多问题。短视频为资本侵蚀、符号消费、娱乐文化的泛滥提供了平台。传播媒介本来应该表达各种诉求，保障公共利益，促进社会发展，但市场化的短视频行业却以追逐利润为首要目标，这与传播媒介的初衷背道而驰。2018年4月，央视点名批评快手，快手迅速清查并封停问题账号，内涵段子被永久关闭。一方面短视频受到全民的追捧，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新常态”。另一方面很多短视频只是昙花一现，不久便销声匿迹。短视频这种矛盾现象的背后必然隐藏着深层次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认为“社会是由多重交叠和交错的社会空间的权力网络构成的” [1] 。作为大众媒介产物的大众文化，正如费斯克（John Fiske）所言“一直是权力的一部分，总是在宰制与被宰制之间” [2] 。在这个意义上，短视频作为一种极具潜力的传播形态，其传播秩序、传播内容、受众必然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大众媒介历来是与政府—企业利益相关的共同体， [3] 光荣与悲哀必然离不开政治经济权力的建构 [4] ，短视频亦是如此。短视频的发展壮大缺少不了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支持，但同时背后的政治经济力量又在干预短视频的宏观产业结构和微观文本内容。随着媒介市场自由化、商业化浪潮的泛滥，短视频的市场逻辑愈加明显，在呈现一片狂欢景象之余，沉寂的表征也正在逐步显现。
当前学界关于短视频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是从传媒经济和管理的角度探索短视频产品的发展现状、运用价值、规制模式和发展策略。本节则采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角，将短视频置于时代语境下，厘清短视频流行的原因及背后的问题，探索短视频表象背后深层次的制约因素，以期更加深刻地认识短视频的本质和困境，为短视频的健康发展提供对策，敦促短视频给社会大众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推进短视频的可持续发展。
短视频即“短+视频”，是指依托于移动信息技术，时长一般控制在20分钟，大部分在5分钟以内，在社交平台进行分享的视频。政府机关、IT企业、新闻媒体、社会大众纷纷尝试短视频应用，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民短视频狂欢”的时代，但是有些短视频虽红极一时，很快就淡出大众的视野，销声匿迹，呈现出狂欢与沉寂并存的发展路径。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认为，“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 [5] 短视频的狂欢正是抓住了视觉文化转向的时代机遇。2010年Instagram在iOS上独家发布，这是一种照片和视频分享社交网络服务。2012年Facebook以十亿的美元和股票收购了这项服务。截至2017年9月，Instagram注册的用户已达8亿。2013年1月Twitter正式推出Vine，用户在Vine上可以录制长达6秒的视频，这两款应用都可以在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将用户交流方式从以前“图片+文字”的模式，转为“图片+文字+视频”，便于用户全景式地展现场景。之后，Keek等短视频应用程序纷纷在海外兴起，短视频成为继YouTube之后又一全民参与、广受追捧的媒介。
国内短视频兴起稍晚，2013年8月新浪推出秒拍，9月腾讯推出微视，录制的视频2秒到8秒不等。2014年3月美图秀秀推出美拍，之后，Faceu、B612等美颜修图视频应用程序纷纷上线。2015年秒拍旗下的小咖秀以“人生如戏，全靠演技”的口号上线。2015年快手开始迅速占据短视频市场。2016年音乐类短视频App“抖音”上线，在2018年春节席卷全国，异常火爆。一些已经拥有大量用户的网络应用程序加入，对短视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微信、百度、淘宝、大众点评等纷纷开通了短视频功能。短视频创新了新闻传播的语言表达机制，为新闻传播领域带来了新的活力。2016年9月，《新京报》与腾讯联手打造“我们视频”，一年内，在腾讯平台上播出量便超过了30亿次。同年11月资讯阅读类的短视频“梨视频”上线。短视频在对受众进行细分的基础上，创造出各种更加精细化、针对化的短视频产品及服务，迎合社会大众的审美情趣，提供更好的使用体验。出于盈利的市场逻辑，短视频竭尽所能吸引资本的目光，也逐渐偏离了原来的轨道。
中外短视频有相同的发展模式，都是先由技术人员开发，再由商业巨头收购或者投资，走上商业化之路，导致了短视频严重依赖资本市场，一旦被市场抛弃，便没有立足之地。2015年的“小咖秀”风头已过，“全民皆戏精”的应用程序早已不复当初，美拍、Faceu的美颜小视频不再占满微信朋友圈。微博网红的视频不一定能引爆网络，papi酱的视频点击率总体呈下降趋势。2018年内涵段子被关闭，快手宣布清理5.1万条问题短视频，封禁用户1.1万余人。梨视频的很多内容被大众质疑，认为短视频只是还原真相的一部分，视频拼接剪辑的痕迹太过于明显。短视频茁壮成长的同时，后劲却不足，开始逐渐沉寂。正如塔奇曼（Gaye Tuchman）所说，当代的传播过程是“思想的工业化”， [6] 短视频通过意义的生产，用概念代替现实，对公共话语造成结构性影响。物质的逻辑正逐渐取代早已存在的道德规定和支配了公共性信息媒介，随着短视频的发展，短视频所呈现出的问题也越来越让人反感，社会大众对短视频的批判声音也愈演愈烈。正如加汉姆（Nicholas Garnham）所说“物质的逻辑正逐渐取代早已存在的道德规定和支配了公共性信息媒介” [7] ，商业逻辑正一步步冲击着公共领域，公共话语权逐渐沦为商业话语的附庸，受众的形象逐步被异化、物化，低俗的内容动摇着用户的价值观，用户的隐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短视频已逐渐成为权力体系延伸的新领地。成长中的短视频已暴露出诸多问题，缺陷显而易见，如果不正视和完善，短视频将沉寂没落，最终被取代，退出历史舞台。
卡西尔（Ernst Cassirer）认为，“生命本身是一个动态过程，是在相反两极之间的持续摆动过程” [8] 。狂欢与沉寂是短视频摆动的两极。从最初的兴起到扩散，再到弊端的凸显，短视频沉寂，这不仅是单个短视频产品的演进轨迹，也暗示了整个短视频行业的发展态势。短视频最先出现的形式不是大规模的爆发，而是一两个产品的火爆带动了多样化产品的发展。“小咖秀”“秒拍”等将短视频带入大众的生活，此后短视频呈现出多元化、不可穷尽的艺术形态，短视频被越来越多的人、资本所接受和青睐。短视频产品和内容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它承载的已不仅是最初单一的功能，即娱乐和休闲，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开始受短视频多层次、全方位的影响。在政治经济的规制下，短视频很难毫无规则、秩序地肆意发展，淘汰、取代、改进是短视频产品需要面对的命运。只有在认清沉寂原因的基础上，不断更新和完善的短视频才能更契合社会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短视频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狂欢比沉寂更先出现，因为只有狂欢才会加速混乱。但是狂欢与沉寂在某个时间段又是并存的，短视频衰弱的表征不是立即出现，而是隐藏在短视频发展背后的缓慢衰退。正如福山所言“历史是沿着一个不断冲突的过程向前发展” [9] ，在狂欢和沉寂的不断冲突碰撞中，改进和发展过后得到政治经济框架认可的短视频才能真正与大众生活融为一体，直到新的媒介的出现、成长，那将是短视频最终的“沉寂”和落幕。
短视频是当前发展最为迅速、最为火爆的社交媒体工具，短视频的DAU（Daily active Users，日活跃用户数量）正逐步上升。2017年第三季度，短视频的日使用总时长居于所有应用程序之首，短视频已经成为手机里不可或缺的应用程序。莫斯可认为：没有一个社会行为者、一种社会关系或一种社会制度是基本的，它们都参与了多样的、普遍存在的、多重决定的相互建构过程 [10] 。短视频是特定历史环境下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带有鲜明的社会烙印。
西伯特（Frederick Siebert）认为，政府与新闻界的关系有四种：限制力量、调节力量、促进力量、参与力量。 [11] 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和国情社情决定了政府在社会行动中的主导地位。短视频碎片化、精细化、全景式的表现形式，吸引了大批受众，也吸引了政府的眼光，政府逐渐认识到短视频在信息传播、舆论引导、凝聚共识、塑造主流价值观、传播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优势，积极将短视频尝试运用于报道重大主题活动、介绍国家重大战略、制作国家形象宣传片，并取得显著成效。首先，报道重大主题活动。2018年两会期间，人民网、央视、《光明日报》以及一些其他的媒体，争相使用各种形式不一、创意各异的短视频。《人民日报》推出《两会进行时》《我是代表委员》《两会创意短视频“rap”动画唱两会》等多档短视频节目。《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推送了一则2分32秒的短视频《政府工作报告怎么读？人民日报为你建了一座城！》形象生动地解读政府工作报告，在生活化的场景中展现五年来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发展成果，还推出了时长为1分钟左右的“V观”短视频。其次，介绍国家重大主题战略。为介绍十三五规划，《十三五之歌》以动画及说唱的形式，将严谨内容活泼化，更加接“地气”，并在Twitter、Facebook等平台上传播，向世界传播了中国的声音。2013年政府部门打造了全球首个“一带一路”全媒体短视频平台，以纪录片为创作手段，5分钟短视频为形式，解释了“一带一路”的内涵。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也推出多部“一带一路”短视频，获得了广泛的关注。最后，制作国家形象宣传片。2018年“两会”期间，《人民日报》推出国家形象系列宣传片《中国一分钟》。每集宣传片的时长1—3分钟不等，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凡迪克（Teun van Dijk）认为“话语在社会互动中产生” [12] 。在政府和短视频的良性互动中，延伸了政治话语的表达框架，政府助力和短视频进入了良性循环、互惠共赢的局面。一方面，短视频的发展潮流推动了政府及主流媒体使用短视频；另一方面，政府及主流媒体通过大面积地使用短视频报道国家重大主题活动，又增加了短视频的曝光度，促进了短视频的普及。短视频作为传播媒介，具有上层建筑属性，在传达国家重要政策、凝聚共识、塑造主流价值观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政府与短视频两者相互推动和建构，推动了短视频的流行。
短视频火速发展直接推动力量便是资本，资本的注入为短视频的发展带来了生机。市场逻辑以其锐利的目光瞄准了短视频的盈利价值。短视频已经成为资本追逐的热点，一股股强有力的商业力量以不同的形式纷纷加入短视频行业，推动进短视频的发展。首先，完成融资。为占领短视频市场，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商业巨头纷纷以重金扶持短视频，帮助短视频平台完成融资，2017年3月腾讯向快手投资3.5亿美元。2017年11月，字节跳动以10亿美元收购抖音。其次，广告投入。短视频的广泛受众基础以及高承载量成为投放广告的得天独厚的领域。短视频的广告时长短，不至于引起观众的反感，达到的传播效果也将优化，大量广告的投放，促进了短视频的盈利，为短视频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最后，明星助力。短视频的火爆，明星推广和粉丝经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短视频请明星代言、在平台上表演、聘请担任首席运营官等方式，提高了短视频的曝光率，吸引了大批粉丝。商业力量的支撑，扫除了短视频的后顾之忧，为短视频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长期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杂糅，奠定了我国弹性包容的多元文化共生的现状，为短视频的成长提供了社会土壤。短视频适应了娱乐文化、草根文化、消费文化等多元文化的发展趋势，为其发展提供了平台。当前社会节奏加快，竞争压力加大，人们急需寻找一个释放压力的突破口。短视频轻松、搞笑的内容，为受众带来新鲜的乐趣，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它作为娱乐的主要工具。视听化、直观化的表现形式，又便于人们阅听，无须太过费力地解读，就可以掌握所有信息。现代人快节奏、繁忙的学习生活中，借助简“短”的视频，只需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就可以满足自己内心多元化的需求。同时，草根文化的兴起。2016年papi酱因在微博上发布原创短视频而受到人们的关注，一时之间爆红网络，获得了极高的转发率和点击率。papi酱的话题很有代表性，接地气，符合人们的日常生活体验，比如，妈妈对食物的唠叨、粉丝之间的战役、父母眼中的完美孩子等话题，受众极易产生共鸣感和认同感，拉近了与受众之间的距离。快手还原了中国农村最真实的容貌，因为其社交化的表达为草根大众提供了表达话语的平台，成为社会基层表达的空间。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为文化的成长与变迁营造了宽松的文化氛围，社会对多元化文化的认同感不断上升，人们对新事物的接受度也不断提高。短视频就是在这种宽松的文化氛围下，为迎合社会大众的文化需求应运而生。短视频在当前文化环境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更加娱乐化、草根化、通俗化的文化表现形式，潜移默化地改变了社会文化氛围。
短视频囊括了之前的媒介形式，已有的所有媒介形式都可以成为它的内容。随着近几年4G技术、智能终端的快速发展，云计算、大数据、AI等多个新兴技术全面爆发，互联网产业日新月异。技术的发展为互联网公司不断研发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成为可能。4G、移动终端的普及逐年上升，为用户近用短视频创造了条件，降低了短视频创业的门槛。短视频的制作变得越来越“傻瓜化”，无须专业的拍摄设备或是高超的专业技术，只需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操作过程。AI技术的成熟为短视频提供了多种形式的玩法，用户一键就可以完成美颜、P图、AR效果、添加背景音乐、视频拼接等多项操作，简单、轻松间就可以创造出大片的效果。短视频的分享功能，轻而易举就可以将创作的内容分享到微信、微博、QQ等多个社交平台，满足用户人际交往以及自我展示的需求。云计算、大数据技术能够收集用户的使用数据，精确地掌握用户的消费爱好，构建内容分发机制，为每一个用户推送其喜欢的内容。简单化、智能化的操作技术提高了用户使用短视频的便捷度，增强了用户的黏性。麦克卢汉强调媒介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影响，虽然有过于理想化、空想化的弊端，但短视频带来“全民狂欢”的局面，的确验证了媒介技术的重要角色。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用户的消费习惯逐渐从“图片+文字”的模式转为“视频+图片+文字”的模式。短视频的商业属性决定了其从一诞生开始就致力于迎合受众的多样需求，并且迅速吸纳大批受众。为抓住不同群体、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受众，短视频在分化受众的基础上，针对女性、草根人士、社会精英、音乐迷、体育迷等创造出多种形式各异的产品。短视频迎合了社会大众诉说喜好、展示身形象、表达话语、进行社交、构建关系、获取知识等需求。
首先，表达女性话语。在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媒介中，社会精英、男性具有主导性的话语权。短视频的易接触性、平等性给广大女性受众提供了一个便捷、零门槛的表达平台。利用秒拍女性可以展示自己创造的视频，传达女性的价值。通过美拍女性可以创造出自己的美颜照片，展示自己的形象，提升女性的满足感。通过抖音女性可以展示自己的日常生活，让社会大众更加了解女性，消除偏见。遇到社会问题，女性也可以通过短视频发声。短视频为女性展示自我形象、传达女性话语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平台。
其次，构建社会关系。库兰（James Curran）认为，“互联网有潜力帮助我们建构一个更有聚合力的世界” [13] 。短视频是媒介与人类意识形态高度结合的产品，来自不同领域、地域的群体通过短视频聚集在一起，以相同的兴趣和目的为出发点建构多层次的传播和关系网络。短视频的分享功能将常用的社交应用连接起来，沟通友谊，进行社交。短视频的评论以及点赞功能，带来点赞之交，形成了互联网平台下的“弱关系”。表演类或是日常生活展示类的视频需要配合，强化了传统的“强关系”。在录制视频的过程中，在欢声笑语中，表演者之间的关系也将逐渐拉近，变得更加亲密。
最后，获取科学知识。繁忙的现代生活让人很难花大量的时间和高度集中的注意力观看“图片+文字”的科学知识。短视频为科学知识的普及带来了福音。比如“秒懂百科”栏目，以1—3分钟的视频将所搜索的重要文字内容囊括其中，无须花过多的时间，就可以了解知识的全部内容。而且，形象鲜活的场景化视频，将深奥的科学知识简单化，便于普通大众的理解与吸收，方便了大众的日常生活。
功能主义人类学认为，文化制度是满足于人的生物和心理需求的社会构建。需求是生产的直接动力，受众的需求直接刺激了短视频的产生和流行。在主体多元化、受众分众化的客观环境下，短视频积累了广泛的受众基础，提升了短视频的人气，成就了短视频今日的成功。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又译波茨曼、波斯曼）认为“媒介”即隐喻，为了理解媒介的隐喻功能应充分考虑到信息的象征方式、来源、数量、传播速度以及信息所处的语境，这种隐喻深刻地影响了社会文化的内容。 [14] 短视频作为一项媒介技术，诞生之初便是服务于权力关系，这也致使短视频自身存在许多局限性。
短视频作为一种更加去中心化和碎片化的话语表达形态，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许多内容过分强调了吸引眼球和讨好受众，逐渐变得具有强烈的商业特性和大众娱乐倾向。文本内容良莠不齐降低了社会大众对短视频的好感度，“三俗”的内容一再挑战了社会大众的容忍底线。短视频公然地收集用户的隐私数据，作为文本内容分发的基础，背离了用户的公共利益。
首先，内容良莠不齐，同质化和“三俗化”严重。短视频平台内容生产模式大部分是UGC模式，人人都可以高度参与。创作用户素质的参差不齐，造成了短视频优质内容的缺失。互联网时代，浅表审美化成为主流的审美价值，超越了日常经验的审美享受，“不计目的的快感、娱乐和享受的审美化正与日俱增地支配着文化的总体形式” [15] 。出于对利润的追逐，为迎合受众的猎奇、恶搞的低级审美情趣，获得更高的关注度，短视频平台中眼球效应急剧膨胀，创作者极具狂欢色彩的表演欲望，广泛传播带有庸俗、低俗、媚俗色彩的“三俗”内容，以及带有消费倾向的信息，有价值的信息被淹没，在以算法为基础的内容分发机制的作用下，“技术运用的伦理责任” [16] 被漠视，“三俗”的信息被经常推荐为热门内容，涉及大众民生的严肃和高质的信息却被忽视。
其次，侵犯用户隐私。市场机制认为“数据即资产”，短视频平台的各项技术打着了解用户消费习惯、便于推出用户喜爱产品的旗号，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再将收集到的信息作为文本内容分发机制的基础，侵犯了用户的隐私。市场逻辑将触角延伸到个人信息产生、流通领域，形成福柯所说的“全景敞视主义”，正如甘迪（Osgar Gandy）的“全景分类”理论所揭示的，媒介对个人的持续规训和监视从而达到对个人的控制 [17] ，“在这种封闭的、被割裂的空间，任何微小的活动都受到监视” [18] ，这极大伤害了个人在网络空间的自主性。短视频与生俱来的共享特性，使得个人用户不可避免地会在平台上留下自己的使用足迹。企业可以通过分析这些使用记录，例如，性别、年龄、所处地区、关注信息等数据，通过算法推荐和内容分发机制向用户推荐用户可能会喜欢的内容，增强用户黏性，优化宣传效果。绝大部分的短视频产品都在收集用户的数据，抖音等短视频平台设置了“推荐”板块。这些“推荐”的内容都是基于用户的播放记录、喜爱记录、关注内容等多项数据综合分析分发的内容，这本身就加剧了对用户隐私的侵犯。这也证明，技术不仅是辅助完成文化控制的工具，同时也是控制的一部分。短视频作为一种社会建构，主要为居统治地位的权力体系而服务。
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社会性的动物，“社会的原动力来自人类为追求其目标而建立的众多社会网络” [19] 。短视频通过信息流通，构建了一个社会化的网络，搭建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传播过程中，短视频的信息流通并不是完全的平等，受众与平台同样处于不平衡的两端。短视频文本内容的流通搭建了一个具有消费属性的虚拟“弱关系”社交网络，无形之中给受众套上了枷锁，并让受众心甘情愿地为资本方劳动或是消费，新时代受众变得越来越不自由。
首先，虚拟“弱关系”的入侵。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将个人社会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短视频吸引用户的一个最重要的特性就是社交性。在如今的新媒体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弱关系”变得越来越常态化。动动手指的点赞之交就搭建了人与人的关系。甚至在短视频时代，“弱关系”逐渐抢占了“强关系”的生存空间。评论、点赞、分享，动动手指就促成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联系。这些拥有相似观点的人又可以形成强大的关系网络。在这种关系下，人们交流不多，在互相不了解、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让受众沉浸在一种广受欢迎、展示自我的虚拟世界，不可自拔。这些“弱关系”的构建，占据了人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仅影响了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而且严重破坏了人们正常社交。现如今“没有Wi-Fi就不去奶奶家”“饭桌上仍然在刷手机”等机不离手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人情社会，但是在互联网尤其是在简单便捷、风趣幽默的短视频冲击下，压缩了“强关系”的生存空间。短视频只是权力体系用来麻痹受众、吸引受众的诱饵。虚拟“弱关系”网络不是由受众自发形成，而是受控于短视频背后的权力体系。
其次，被消费的受众。斯麦兹（Dallas Smythe）的“受众商品论”（Audience Commodity）认为大众媒介内容就是“免费午餐”，吸引受众的注意力，进而将其出售给广告商。短视频受众是被消费的一方，甚至成为媒介市场的免费劳动力，即“生产型消费者”（prosumer） [20] ，被纳入市场交换体系。受众的非睡眠时间都是工作时间，卖给广告客户的物品就是受众的观看时间。在短视频领域，“原创内容+电商”已经成为主要的商业模式。先向受众推出精彩的原创短视频，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再在其中植入广告，争取获得受众的好感。受众的时间以及注意力无形之中就成为短视频平台向广告商或是投资商出售的商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把人变成超人的经济目的的工具。” [21] 但是现在，被消费的不仅仅是受众的时间和注意力，还有受众在短视频平台劳动产生的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已经被短视频平台吸收并转换为交换价值的一部分。如今大部分的短视频平台，模糊了用户休闲与劳动的界限，短视频的内容已经成为一种技术平台与用户二者的共同创造。抖音为用户提供15秒的背景音乐，以及短视频制作的基本操作，而短视频的真正内容却是由用户自己拍摄完成。用户创造的这些视频又由平台作为“免费午餐”用来吸引新一批的受众。除了用户自身的创作，短视频平台观看者产生的指尖劳动，如点赞、评论等，都成为受众剥削的一部分。广告商、投资者想要了解原创短视频是否值得投资，最直观的方式就是了解每一则短视频的关注度。受众的点赞和评论都是广告商和投资者用来了解受众忠诚注意力的表征，这些点赞和评论自然而然地就成为吸引广告商和投资者的利器。短视频的受众出售，显然蒙蔽了受众的双眼，将受众视为“盘中餐”，剥夺受众自身的主动性，侵犯了受众的利益。表面上看，短视频满足了受众休闲娱乐、自我展示、自我表达等多种需求，实际上并无法深入内心情感或丰富观众理性认知 [22] ，受众只是谋取利益的工具，公众的公共利益受到了威胁。
最后，被消费的女性形象。媒介一直都把女性作为盈利的关键。女性都被当作吸引眼球、促进消费的利器。短视频给广大女性提供了一个自我展示和表达话语的平台，但却没有理性、完全、客观地展示出女性的面貌。“前台”是女性的表演，而“后台”依然是男权话语。在男性占主导的社会关系下，在媒介技术的重重滤镜下，“表演会呈现出一种理想化的景观” [23] ，遮蔽了女性原本最真实的形象和气质。短视频中女性还是在男性的话语主导下，传达自己的声音。如被抛弃的女性形象，在抖音或者微视等短视频平台经常可以看见女性被男性抛弃的视频，自己一个人伤心落泪。女性成为吸引眼球、促进消费的利器，大量短视频都是一群化着精致的妆容，相貌姣好的女性在推销商品，各种叫嚣着“买买买”。还有一些原创短视频，隐性地将广告植入视频当中，诱使广大受众消费。短视频中的女性形象不同于电视、电影等媒介，她们不仅仅是明星，更多的是普通女性形象，这在情感上拉近了与社会大众的距离，树立了典型、亲切的消费模范，“消费者必然会羡慕购买商品后得以树立的自我新形象” [24] 。短视频中呈现出来的不是全面、立体的女性形象，社会大众对女性形象的误解愈深，也麻醉了女性本身，女性习惯于将自己变成被观察的视觉景观。
短视频并没有打破根深蒂固的家庭妇女观念，短视频中出现最多的场景还是家里，许多的内容都需要在家中完成，固化了受众对女性的这一印象。在当前男性主导的市场逻辑的作用下，短视频的话语权依然掌握在男性的手中。女性的自主权、话语权都被控制在男性手中。短视频中呈现出来的不是全面、立体的女性形象，经过短视频的扩散后，这种女性形象逐渐常态化，社会大众对女性形象的误解愈深，也麻醉了女性本身，淡化了女性重塑形象的意识。
在中国媒介市场自由化、私有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短视频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如文化的扭曲、公共领域的消退、社会阶层的矛盾等问题在新媒体时代不断没有解决，反而有加剧的趋势，并且呈现出了新的表征。
首先，消费文化盛行。消费水平与社会生活水平同步提高。在短视频的驱动下，人们的消费欲望愈加强烈，消费之风愈加强盛。短视频为商业力量推销产品、促进消费搭建了一个便捷的平台。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西方大众传媒最重要的属性就是作为生产和分销商品的工业和商业组织。短视频成为服务于商业力量用来销售商品的集散地。商业巨头早已瞄准短视频的广阔潜力，纷纷布局短视频领域。现如今，短视频已被BAT以及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巨头瓜分完毕。剩下的独立的小制作公司已经无法分庭抗礼，即使出现了新的具有发展潜力的短视频产品也很容易被商业巨头以投资及收购的方式吞并。短视频的盈利模式并没有新的突破，仍旧是以广告为主。为获得利润，满足广告主或是投资者的要求，视频都会以植入广告的形式为产品进行宣传。短视频不可避免地都夹带了具有强烈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商业信息。通过“弱关系”网最大限度地拓展消费信息的传播空间，通过网络红人或是明星的口中，反复地强调产品的功效，构建了不同的意义，产生新的购买实践和消费空间。短视频视听同步的表现形式，本就制约了受众的想象空间，减弱了受众的理性，更加让受众对产品深信不疑。短视频反复不断地传播消费信息，将受众日益塑造成消费者。过多的消费，造成了快餐式消费、一次性消费的泛滥，在消费意识形态的侵蚀下，社会上的消费之风愈演愈烈，以往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中华民族的优良作风日渐衰微。人们对消费主义物质文化的追求过分强烈，表明“权力的规训和享乐主义不再认为是互不相容的” [25] 。道德的作用逐渐被日渐强盛的物质主义取代，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等话语大行其道。短视频不仅没有遏制这种负面文化倾向，反而驱使消费文化的进一步盛行，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
其次，公共领域受威胁。西方传媒发展的历史已经见证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是如何在私有化和商业化的时代浪潮中，一步步远离公共领域，本以为新的媒介技术会带来新的希望，但短视频却还是加剧了新兴媒介对公共领域的威胁。一方面，严肃信息娱乐化处理。短视频逐渐沦为商业力量市场竞争的平台。短视频的媒介所有权决定了短视频是以盈利为主要目标，不可避免地需要以市场的运行规律为操作准则，占据更多的时长，吸引广泛的受众，并吸引更多的广告商，为了避免冒犯受众和广告商，对严肃类的新闻都会采取娱乐化的处理方式。另一方面，忽视严肃类信息。短视频的商业性有意无意地远离广大人民群众公众利益的政治、民主、民生等领域，对严肃信息避重就轻，媒介的社会责任被忽视。短视频对严肃类信息的回避关闭了社会大众获取涉及公共信息的渠道，公共领域受到威胁，制约了普通大众平等、积极地参与社会事务。
再次，阶层分化及固化。媒介技术并非中立的，技术本身就蕴含着鲜明的意识形态，也是权力体系用来传播意识形态的工具。短视频创作的低门槛低、零准入，并不意味着短视频就可以促进不同阶层之间平等对话，并不能解决以往社会存在的阶层分化问题。短视频将受众分化，构建专门的短视频平台，自然而然地就为不同的社会人群规划好了活动的专门领域，形成等级化结构。“快手”被称为还原了农村最真实的现象，使用快手的人被视为大多受教育程度偏低。这种说法就带有强烈的阶层属性，将快手的用户自动等同于农村受教育程度偏低的人群。这也就使得一些社会大众对快手嗤之以鼻，越来越的媒体文章为了哗众取宠，站在农村的对立面。火爆全国的抖音被称为“城市版的快手”，这种称呼不自觉就将抖音拉高了一个层次，形成了两大用户群的对立。精英人士看不起草根人士，不同区域的文化互不相容。短视频为多元化的主体都创造了一个表达的平台，却并不能促进不同声音的平等、友好交流，而是同一阶层人群的抱团，不同阶层之间的对立、分化。
短视频受权力体系控制，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出意识形态色彩和阶级属性。正如默多克所言，权力体系必然会通过媒介技术传播经济和政治结构思想 [26] 。权力体系通过短视频，传播符合现有社会结构的信息，在统治阶级主导的商业化和市场逻辑的背景下，一步步将短视频的内容指向存在的结构性偏见。在短视频的一步步引导下，社会大众对另一阶层的包容性越来越弱，草根阶层与精英阶层、上层人士与下层人士的对立，逐渐在社会中形成了一种愤懑、不满、批判的社会情绪。短视频的评论平台及弹幕每天都要上演着成千上万次的口水战，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对立愈演愈烈，这终将滋生社会的不和谐、不安定因素。
最后，垄断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通讯技术政治侵蚀着目前相互孤立的市场界限” [27] ，而互联网从未超越全球市场，从未摆脱资本主义话语体系。纵观短视频的发展历史，都是先由制作团队推出，再由商业巨头收购或是投资。为了扩大业务范围，谋取更多的利益，这些公司通常会在同一行业收购多家技术团队，从而达到横向整合；同时，通过将新的分销技术运用在短视频行业的不同生产阶段，实现垂直整合；最终，自然加剧了短视频行业市场集中化的趋势，形成以BAT为主的商业力量占主导的几家独大的局面。市场的集中化意味着主导商业力量的话语就更加集中，带来了新的信息中央集权，“强化了主导集团的文化霸权” [28] 。
短视频灵活多变的视觉传播方式给受众带来了革命性的感官体验，获得社会大众的热烈追捧，在表面的荣光下，隐藏着的弊端也在逐日显现。传播媒介的关键在于谁为了什么目的、怎么利用它。短视频应该积极发挥政治社会化功能，加强对短视频的良性引导；强化短视频的公共性，充分发挥短视频社会公器的属性；引进行业自律机制，促使短视频行业加强自我规范；受众的视觉素养也应该相应地提高；平台本身落实“内容为王”，创造优质内容。
凝聚思想共识，对公众进行政治社会化教化是维持社会稳定发展的必然 [29] 。但是，为博得眼球，获得流量，大量搞笑、猎奇、扮丑等短视频内容在平台上广泛传播，这些负面价值观内容的泛滥，只会成为网络空间的信息痼疾，严重限制受众参与政治事务的空间，威胁短视频塑造主流意识形态及政治文化、完善受众政治人格的能力，淡化了短视频的政治社会功能。发挥短视频政治社会化功能需要运用短视频明示或暗示、正式与非正式地广泛传播政治社会信息，打破信息垄断，增加信息公开，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的公民意识、参与精神、理性态度，激发众参与社会事务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塑造公众的合格政治角色，使得政治参与成为一种价值理性和社会信仰深入地影响公众在网络空间的社会行为，而亚文化以及负面价值观在正确价值观念的引导下逐渐被改造，规范网络环境，净化网络空间，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环境。
莫斯可认为：“公共领域是一系列由社会代理机构以公民身份构筑出来的过程，为的是促进平等与参与。” [30] 传媒公共性的问题实际上就需要传媒均衡政府、市场、公众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但在政治和经济双重逻辑的支配下，传媒公共性缺失以及公共性传媒缺位已逐渐成为社会常态。传媒发展必须确立一个原则：公共利益至上 [31] 。受制于市场逻辑，短视频的公共立场、公共精神、公共意识、社会责任偏离愈加严重，普通公众的利益不断被侵犯、被边缘化。保障公众的公共利益，发挥传媒的党的喉舌属性，保障短视频的公共性显得尤为重要。保障公共性可以从“理念”和“实践”两个途径出发。在理念上，要充分做到“公益性”“公开性”两个原则相统一、相协调。“公益性”是指短视频不应只为所有者的利益鼓掌、欢呼，同样要重视普通大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公开性”要求短视频是一种公开的传播活动，其产品及服务应面向社会大众，公开地传播信息、传递话语，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为社会大众提供一个更加广泛和包容的公共事务讨论空间，给公众营造一个良好的表达诉求、发表意见的平台。在实践层面，短视频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应坚守“以人为本”的原则，积极地构筑人文关怀体系，注重个人的权利与发展。短视频在从传播信息时需要提供价值关切，尊重个人价值，保障公民的主体性地位，不传播低俗、庸俗、媚俗的“三俗”信息，坚守网络传播的价值标准。短视频不应成为权力的传声筒，只有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公共事务上，最大限度地为公众开拓公共话语空间，才能真正实现短视频的价值。
媒介的表现形态越来越多样，而政府监管法律法规的步伐远远跟不上媒介的变革速度。政府与法律监管的滞后性间接纵容了短视频行业的无序局面，建立完善短视频行业的自律约束机制就显得十分重要。其一，加强短视频行业人才队伍的建设，建设具有高度政治觉悟、高品质素养、高超专业技术的“三高”人才队伍，为短视频行业创造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其二，是建立监管与自律制度，在国家法律法规的支撑和制约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能力和作用，保障短视频合理合法有序发展；充分借助各种政治、法律、市场、社会监督等有效治理手段，建立健全短视频监管机制和准则；成立公正、独立、具有有效执行力的第三方行业监管机构，调动社会大众的资源与智慧，科学、合理地评估短视频的传播行为，加强社会大众对短视频运行秩序的监督，切实保障公众利益，营造健康生存空间。
视觉素养是人通过观看所获得视觉效果与其他感觉经验相整合的能力 [32] ，时代赋予了“视觉素养”全新的内涵。短视频在延伸人们的视觉感官的同时，也在重构人们的精神世界和认知模式。视觉文化已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的文化形态，人们正逐步迈入“读图”时代，视觉素养日益成为信息传播时代不可或缺的基本素养之一。在浮躁的社会风气下，面对形式多样的视觉刺激，人们的精神世界与认知模式如何保持理性，如何重新对“美”进行“解蔽” [33] ，视觉素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如今视像愈加膨胀的媒介生态环境下，短视频领域提高受众视觉素养需要做到视觉接收能力与视觉表达能力相统一。视觉接受能力是指对负面信息的防御能力、批判能力，对正面信息的解读能力、鉴赏能力。短视频领域信息纷繁复杂、良莠不齐，让人眼花缭乱。很多用户为了一时快感，全盘接收低俗信息，而对于积极正面的信息，又缺少解读与鉴赏能力，长期如此便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人们的意识世界，重塑了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出现不规范、不理性的越轨行为。因此，为培养视觉接收能力应充分提高受众的批判能力，增强对符号的感知和想象能力。提高受众的视觉表达能力则需要提高受众创作短视频内容的能力。越来越多的短视频将UGC模式作为短视频平台的主要发展模式。过低的创作门槛决定了人人都可以在短视频平台上发表属于自己的作品，以供其他用户观看。用户素质的参差不齐，对视觉内容的表达方式不专业、表达情感不到位、表达内容不深入，导致了短视频内容创作的粗制滥造。短视频之所以能够形成当下“爆发式”蔓延的局面，最基本、最有效的驱动力就是受众的支持，而短视频带来的问题最直接的受害者也是受众。受众应同步推进视觉接收能力和视觉表达能力，增强理性辨别能力与表达能力，主动自省与自查，对信息传播自我负责与把关 [34] ，抵制短视频负面影响，做到为我所用。
短视频作为网络空间产物，虽有新媒体的特性，但也很难与传统媒体完全隔离 [35] ，其可持续发展还是源于优质内容的开发，充分挖掘优质内容才能最大限度地延长短视频的生存周期拓宽发展空间。优质的内容是短视频持续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如果一味地纵容短视频传播低俗内容，污染网络空间，必将导致短视频后劲不足，无法持续发展。迎合受众审美情趣，获得高关注度只是短视频一时的狂欢，当受众回归理性，出现审美疲劳，这些负面的内容终将被抛弃。真正能够让短视频保持持续的动力，优质内容才是王道。在当下短视频行业内容质量普遍不高的社会背景下，一旦哪家短视频企业率先构建良性的内容生态体系，为受众提供优质的内容，这必将成为吸引受众的最大筹码。落实“内容为王”，发展优质内容，对于UGC平台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挖掘优质用户，为短视频平台的内容创作拓展新的创作力资源。随着互联网内容更新速度的加快，受众审美疲劳的周期逐渐缩短。只有源源不断地提供优质且富有创新力的内容才是短视频持续发展的动力。优质用户的增加，也会对短视频的内容创作起到模范示范的作用。应该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抵制低俗内容，澄清社会谣言，传播有价值的信息。需要优化现有的短视频内容资源，短视频平台内部要形成严密的内容审核机制，对违法和低俗内容，以及不利于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及阻碍社会大众正确价值观塑造的内容，都要进行严厉的打击，严禁在短视频平台上传播。政府作为监管的主要力量，在平台内部审核无法涉及或者遗漏之处，要充分发挥把关人的作用，为全体用户提供一个纯净的网络生态环境。只有政府、企业、用户，三者协同合作，才能最大化地传播优质内容，抵制劣质信息，促进短视频行业持续稳定的发展。
存在即合理，任何一项媒介的诞生、演进和式微都有深层次的因素。任何事物都具有矛盾性与两面性，传播媒介需要多重的眼光来审视。近两年，短视频以其视觉化的呈现方式，迅速拉近了传播者与受众的距离，占据了人们碎片化的时间，给社会大众带来一场全新的审美体验，获得了“爆发式”的增长，资本和用户纷纷涌入短视频市场，呈现出一片狂欢的景观。但是，短视频也在潜移默化地重构人们的生活，存在和滋生新的问题。一味地追捧，只会在短视频的旋涡里越陷越深，盲目地批判也不是有力途径。应该采纳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角全方位、立体、辩证、理性地分析短视频的特色，总结成功经验，认清其中存在的问题，规避风险，优化发展思路，为短视频的长远发展建构可行的建议，推进中国的文化产业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为“中国故事”代言 [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