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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取向上，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交叉研究领域，应从不同学科汲取理论养分，继承与发扬不同学派的文化研究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从文学、文艺学、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获取理论支撑，顺应时代变化，与时俱进，根据最新的社会文化动向和媒介技术发展情况不断完善理论体系，利用各种研究方法和工具不断开拓研究视角。在微观上，从流行文化的生产环节入手，分析流行文化文本与符号蕴含的政治经济因素，剖析在流行文化运作细节中权力因素是如何侵入与发挥作用的，发现权力运作的具体策略；在中观上，从具体的社会背景出发，探究不同的社会群体与组织如何阐释与利用流行文化以及流行文化在区分或融合不同社会阶层发挥了何种作用；在宏观上，解析社会文化环境、政治经济政策和国际文化传播现状对流行文化的影响，同时分析流行文化的反向作用。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应该具有比较的意识，通过纵向的比较研究流行文化的历史沿革与走向，同时横向对比不同国家与地区流行文化的发展状况与理论进展，继承传统，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使现有的理论框架更加丰富和完善。
在研究立场上，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应坚持对不合理现状的审慎批判态度。在当下，媒介与资本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权力合谋，不断深化对于流行文化领域的侵蚀与控制，在面对劳动异化、物欲膨胀、快感至上的流行文化内容时，批判理论的人文主义关怀以及脱离困境的现实指向乃是当今时代最为珍贵的省思。保持对现实状况的追问与反思，是批判理论学者应有的姿态，在学界普遍赞誉流行文化受众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地位的情况下，批判学者则应该冷静地思索，在更为宏观的视野下审视受众行为，深入分析受众自主性背后可能存在的操纵与剥削。更重要的是，批判理论不仅是一种理论武器与工具，更是一种“认知路线”，它“指向社会和文化中那些可以挑战和变革的方面，从而试图告知和激发政治性的实践” [19] ，批判理论指引我们认识流行文化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为改善流行文化传播状况指明方向，如“识别流行文化中的劣等作品；指出流行文化创作者审美或道德的缺失；批判文化产业中的精英主义和反民主的实体、结构和实践” [20] 等。更重要的是，批判现状、指出问题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为了改造而批判，批判学者把流行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社会实践，通过批判性的反思影响社会，改变现状，彰显批判学者的社会责任感与改革精神。
在价值取向上，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研究重视公平、公正与社会文化的和谐。莫斯可（Vincent Mosco）提到，批判政治经济学最显著的特点在于超越了功效的技术问题，与公正、平等和公众福利的基本道德问题紧密结合 [21] 。道德哲学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特征。行政主义学者关心的是如何传播、如何有效传播，重视的是传播效果，批判学者则追问为谁传播、如何更好传播，关注的是传播的价值与意义。因而，批判学者研究流行文化的目的在于深度揭露流行文化生产、传播与消费过程中的权力控制以及各种支配性和操纵性力量，对此进行批判的同时寻求解决措施以弱化或消除控制性、垄断性的力量，呼吁公正的传播关系，设定合理的理想价值目标，勾勒和谐的、自由的、民主的、有利于人类发展的社会文化图景。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研究是站在公众的立场上，为公共利益考量，而不是站在资本主体或权力主体的立场上，想方设法去强化流行文化对公共领域和受众权利的侵蚀，因而流行文化传播过程中公众的切身感受以及权利的保障、传播秩序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和传播组织的运作、文化市场的公平性等都是研究的要点。
在研究路径上，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可以采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说，流行文化研究可使用“演绎”和“归纳”两种方法，这两种方法在流行文化不同维度的研究中均有一定的适用性和可行性，但其研究性质、前提、程序与结果有所差异。演绎推理是从一般的知识（前提）推导出特殊或个别的知识（结论）的推理，是指从具体的文化理论或政治经济学理论出发，将流行文化的文本、符号和相关现象放置在既有的理论框架内，对其进行解读与阐释，研究其中的一般规律和发展趋向。演绎推理研究的假设是虽然流行文化的形态多种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其内在规律大多是相同的，因而是可以使用现有的理论进行阐释的。归纳推理是由个别或特殊的知识（前提）推出一般的知识（结论）的推理，是指在没有理论统摄的前提下，对不同层面的流行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总结、归纳其中包含的一般性定律和本质性内涵，从而生成新的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理论，新的理论应该是能够反映流行文化的特殊属性的。这一推理方法的前提是，当今的流行文化现象具有独特性和特殊性，已有的文化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由于其诞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已然发生变化，适用性降低，因而需要推陈出新，建立新的理论体系。这一研究方法有助于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更新与发展，不断增强其阐释力。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由于流行文化的主题、内容、维度多样且复杂，因而在研究中应该采用综合研究视角和研究路径。传统的流行文化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都有一定偏向，“美国人对技术的热爱常常严重限制了美国社会学家进行调查的范围，他们选择的研究领域都是适用于调查研究的；欧洲人则走向另一极端，往往把整个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将任何一种方法推向极致都无法得到有意义的结论” [22] 。因而，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应该结合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方法论，采用量化和质化并行的方法。在量化方面，可通过在充分的文献与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炼流行文化文本的各个要素，建立合理的类目架构，对流行文本进行内容分析，了解其内在机制；设定特定的研究主题，对研究对象派发问卷，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受众生产、传播、消费流行内容的行为特点和心理机制；或可通过大数据挖掘技术搜集流行文化相关数据，通过统计分析，总结流行文化的内在规律。在质化方面，可对流行文化文本、符号、结构进行批判性话语分析或文本分析，探究权力关系与资本意识形态渗入流行内容的策略以及产生的影响；设定研究目标，通过民族志式的田野观察或焦点小组访谈获取一手材料，了解特定流行文化群体的群体认知特点、群体心理和行为方式。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研究既要通过实证方法获取可靠的一手数据，验证传播效果与社会效应，也要通过人文主义研究进行解释性与批判性的分析，剖析流行文化涉及的政治经济因素和权力关系，同时提出充分可行的改进策略，促使流行文化的健康发展。
在方法论取向上，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研究应该坚持跨学科、多元化的研究视角。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认为，要阐明和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主要问题，都需要从不止一个学科中选取材料、概念和方法 [23]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也表示，所有的阐释必然都与某个人的视点有关，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各种假定、价值观、偏见和限制等 [24] 。若我们阐释一个对象的理论视角越丰富，这个研究对象所呈现的客观性也有可能越完整，偏见与价值观所带来的偏差也可能越小。流行文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多样的社会存在，其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牵涉的社会构成与因素也非常广泛，单一的理论视角是无法对其进行较为全面、清晰、深入的解读和阐释的。因而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需要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从不同学科中有选择地借鉴相关的理论资源，丰富和完善现有的理论框架和阐释路径。如可学习文化研究领域中受众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分析受众和消费者接受和构建意义的文化过程，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的紧密结合能为研究人员提供更好的条件以应对当代世界越发复杂的研究挑战 [25] 。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其他理论时不应只是生硬地、静止地、片面地照搬，而应留意该理论历史语境和社会背景，具体考虑其适用性范围。
流行文化的理论和实践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沿革，但在当下，媒介技术日新月异，流行文化受众的接收习惯早已改变，流行文化内容与形式也花样翻新；同时，政治经济权力主体不断强化对流行文化领域的侵蚀，流行文化成为各方权力主体斗争的场域。面对日益复杂多样的流行文化样态，我们亟须建立更符合时代特点和现实要求的理论框架，对其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阐释。本节尝试性为未来的流行文化研究搭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架构，流行文化的研究仍需要各方学者共同努力，继往开来，继承优良的研究传统，吸纳和借鉴多元的理论视野和知识资源，创新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不断拓展完善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和原创性的流行文化理论，体现出流行文化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推进流行文化和谐健康发展，营造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文化氛围。
[1] [美]彼得·伯格：《与社会学同游》，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2] Jean Baudrillard， L ' E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 ，Paris：Gallimard，1976，p.139.
[3] 高宣扬：《流行文化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4] Leo Lowenthal， Literature ， Popular Culture and Society ，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Inc.，1961，p.10.
[5]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页。
[6] 和磊：《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源流和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7页。
[7] Kelton Cobb， The Blackwell Guide to Theology and Popular Culture ，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5，p.55.
[8] Toby Miller，“Introduction：Global Popular Culture”，in Toby Miller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Global Popular Culture ，New York：Routledge，2015，p.3.
[9] [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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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Nissim Otmazgin & Eyal Ben-Ari，“Cultural Industries and the stat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in Nissim Otmazgin & Eyal Ben-Ari eds.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Stat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New York：Routledge，2012，p.3.
[13] [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常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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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Stuart Hall，“Encoding/Decoding”，in Stuart Hall，D.Hobson，A.Lowe and P.Willis eds. Culture ， Media ， Language ，London：Hutchinson，1980，p.128.
[16]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丁宁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65页。
[17] Micael Herschmann，“New Approaches for New Sociocultural Practices”，in Luis Albornoz ed. Power ， Media ， Culture ： A Critical View fro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5，p.128.
[18] [英]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徐佳、董璐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08页。
[19]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丁宁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6页。
[20] Gary Burns， A Companion to Popular Culture ，Chichester：John Wiley & Sons Ltd.，2016，p.7.
[21] [加拿大]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黄红宇、胡春阳、姚建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41页。
[22] Leo Lowenthal， Literature ， Popular Culture and Society ，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Inc.，1961，p.xiii.
[23] [美]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3页。
[24]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New York：Random House，1969，p.119.
[25] Micael Herschmann，“New Approaches for New Sociocultural Practices”，in Luis Albornoz ed. Power ， Media ， Culture ： A Critical View fro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5，p.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