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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欧洲地区合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发展中世界地区主义的发展，和曾被称为“南北合作范例”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国际关系学对地区合作的研究进入了蓬勃发展阶段，但中东地区合作一直是相对被忽视的议题。
英国学者希拉·佩奇在2000年出版的著作《发展中国家间的地区主义》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学术界在20世纪90年代末对各地区合作的总结。佩奇比较分析了包括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由阿根廷、巴西和巴拉圭在1997年成立的南锥体共同市场，安第斯集团，中美洲共同市场，拉丁美洲一体化协议，美洲自由贸易区，非洲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关税联盟，以及亚太地区的加勒比共同体，东南亚国家联盟（下文简称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更紧密经济关系贸易协定（New Zealand Closer Economic Relations Trade Agreement）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下文简称亚太经合组织）大量的地区合作案例。佩奇研究了上述地区合作的历史，内部贸易、地区内管理和投资自由化，以及和地区外其他国家、地区的关系等，其研究成果是一部研究地区经济合作的较全面著作。但佩奇认为中东地区的地区合作缺乏信息，其自由化和贸易流也很有限，因此不予讨论。这一评价也可以代表当时研究地区主义的学者对中东地区合作的态度。 [17]
进入21世纪后，地区主义成了研究地区合作时最常用的术语之一，对世界各个地区的地区主义的实证研究也进入了新的繁荣阶段。国际学术界关于地区主义的最著名的一套系列丛书是由蒂莫西·肖（Timothy M.Shaw）主编的“新地区主义系列”丛书。该丛书把全球各地区看作无数非均质的（interdisciplinary）中观互动，重点研究地区关系和地区制度（institution）。截至2021年底，这一系列已经出版了81本著作，其中关于中东地区合作的研究著作只有5本，要少于非洲地区主义研究（15本），欧洲地区研究（12本）和美洲地区研究（12本）。 [18]
综上所述，国际关系学者在研究地区合作时，尤其是地区主义研究中存在着对中东地区合作的相对忽视。海湾地区合作是中东地区合作的组成部分，因此本书在综述研究现状时，先梳理主要的中东地区合作研究文献，再具体分析关于海湾地区合作的现有研究成果。
中东国家间的地区合作始于1945年成立的阿拉伯国家联盟（下文简称阿盟）。 [19] 中东国家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其他地区合作实践。1968年，科威特、利比亚（当时的利比亚王国）和沙特在贝鲁特签署协议成立了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并把该组织总部定在科威特，该组织现有11个成员国。 [20] 1974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代表阿拉伯议会的议会团体成立了阿拉伯议会联盟，以促进阿拉伯国家间的政治、专业合作。所有的阿盟成员国都是该组织的成员。 [21] 1981年成立的海合会和1989年成立的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下文简称马格里布联盟）都是中东地区的次区域合作组织，其成员国都是地理邻近的阿拉伯国家。1997年，14个阿拉伯国家签署协议成立了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协议的主要条款涉及逐步取消成员国间制造业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22]
除了中东国家间的地区合作项目外，涵括大多数中东国家的主要跨地区合作还包括：现在有57个伊斯兰国家成员国的伊斯兰合作组织。该组织在1969年成立，原名伊斯兰会议组织，并在2011年正式更名。此外，从1995年开始，欧盟通过和阿尔及利亚、埃及、以色列、约旦、黎巴嫩、利比亚、摩洛哥、巴勒斯坦、叙利亚、突尼斯和土耳其等位于地中海沿岸的中东国家建立了欧盟—地中海伙伴关系（Euro-Mediterranean Partnership）。该伙伴关系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欧洲—地中海自由贸易区，旨在消除欧盟和南地中海国家间的贸易和投资壁垒。 [23] 综上所述，中东地区已经以阿拉伯国家为核心，以伊斯兰国家为主，建立了涵括除以色列以外的所有地区内国家的地区合作框架。相关地区合作议题已经涵括安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例如，仅和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下文简称联合国贸发会议）建立合作关系的阿拉伯国家政府间组织就有14个，其组织功能涵括旅游、货币、农业发展、渔业、工业发展和矿业、劳工问题等多个方面。 [24]
虽然中东国家间地缘相近性高，又一直保持着相对高水平的社会、文化和宗教同质性以及频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互动，但与欧洲、东亚等其他较为成功的地区合作相比，中东地区的结构性地区合作和一体化程度较低。而且，该地区不像拉丁美洲国家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一样通过地区合作促进了符合西方国家标准的政治自由化或地区内民主，因此该地区的地区合作被一些地区主义研究者们称为地区主义的“黑洞”。 [25]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中东地区合作实践的蓬勃发展，国际学界对这一议题的研究逐渐增多，大致可以分为研究阿拉伯一体化和中东地区一体化这两类议题的研究。
第一类研究是研究阿拉伯地区合作或阿拉伯一体化的论著。迈克尔·哈德森在1979年编著的《阿拉伯的未来：关键问题》一书中，曾提出“阿拉伯地区政治一体化谜题”（integration puzzle in Arab regional politics）的观点，即“尽管阿拉伯一体化在政治层面上失败了一次又一次，但团结的理想仍然存在”。 [26] 哈德森在1999年编著的《中东困境：阿拉伯政治、经济一体化》一书中，以1991年海湾战争为分水岭，较系统地分析了变化中的阿拉伯地区系统、阿拉伯政治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虽然该书因为成书时间较早，没有涵括后续的阿拉伯地区一体化的实践发展；但该书的作者们试图结合但不局限于卡尔·多伊奇等早期地区一体化研究学者的研究成果，提炼阿拉伯一体化的一般规律。例如，哈德森认为阿拉伯国家“体系”还未准备好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它距离所谓“纯粹的”均势体系也相去甚远，无论这种均势是权力平衡带来的，抑或是威胁平衡带来的，其特征都是国家通过安全困境的“黑暗演算”来定义相互间的关系。他提出介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既可能以安全和经济政策的协调为特征，比如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等，表明在决策过程中存在某种相互依赖；也可能以合作为特征，即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在互不侵犯主权的情况下，通过订立不同期限的条约或联盟来实现共同追求。而保罗·诺布尔（Paul Noble）提出用合作而不是一体化来分析阿拉伯世界的地区合作，因为“合作可以出现在各种框架中，从非正式的共同战线/结盟或联盟/通过正式的联盟或国际组织进行的权力协调，到国家间的直接联合（正式一体化）。这种合作可以在任何级别上发展，从特定的国家到整个地区系统。” [27]
西尔维亚·费拉波利在《阿拉伯地区主义》一书中用后结构主义理论（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28] 再次划分了阿拉伯地区的地理、政治和社会历史边界，并结合案例分析了阿拉伯地区的经济地区主义，资本、劳动力的流动，以及阿拉伯媒体和阿拉伯社区塑造“阿拉伯”观念的内容，认为“注定失败的阿拉伯地区”（doomed Arab regionalism）是一种常见的偏见。 [29]
第二类研究关注中东地区的地区主义。国际学术界在研究中东地区合作时通常运用主流预设假定——地区主义和地区化可以促进特定地区的政治自由化甚至民主化。阿里·恰尔舍勒奥卢和米内·埃德尔等在1998年编著的书中，运用“两层博弈论”（two-level game） [30] 作为分析框架研究中东地区的地区经济合作。恰尔格鲁等强调国内因素对于理解中东地区冲突与合作的重要性，也强调国内与国际动态的互动本质。他们认为任何地区合作项目都必须包括动员经济和社会群体，最重要的是“支持民主化”；相关地区合作若没有国内支持者推动其政府，而仅靠政府内部的协议将很难持续。他们提出中东国家间经济合作和政治合作有限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数中东国家都缺乏充分发展的公民社会和民主化，也缺乏多元的国内经济团体、协会和民间组织。所以，他们的研究导向的结论是：“中东地区没有最低限度地融入世界经济，也以最低限度的地区经济合作为特征……所以中东仍然是地区主义的例外。” [31] 恰尔格鲁等人的研究虽然没有进行地区合作和地区主义间的概念辨析，但他们在研究中把地区主义视为地区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推进。
保罗·阿特斯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沙特、科威特、伊朗等海湾国家及其沙特和伊朗互动的学术论著。1999年，他发表了一篇研究中东地区主义的论文，并被广泛引用。这篇论文一开始指出中东没有地区公民社会，是一个现实主义思维盛行的地区，论文也从经济自由化及其与私有化和政治自由化的关系着手，对海合会和马格里布联盟进行了案例分析。这篇论文的结论是：中东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进行了重大而成功的宏观经济调整，但即使这些调整有利于采用一体化政策，也只是启动一体化进程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只要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政府以习惯的方式维护本国利益，那么该地区的地区主义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象征性问题。同时，当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单极势力在该地区几乎不受挑战或无法挑战，地区内国家面临对被边缘化的恐惧的情况下，这促使大多数中东国家政府寻求新的一体化形式，但也有部分阿拉伯国家政府则更加坚决地坚持独立发展。他认为海合会和马格里布联盟这类次区域组织将是中东地区合作中最具发展潜力的案例。 [32]
齐尔贾·哈德斯和马特奥·勒格伦齐主编的《超越地区主义》一书被收录进前文提到的“新地区主义系列”丛书。该书运用多元主义理论分析、比较了中东地区和其他地区合作组织的发展，分析了“9·11事件”后的中东地区合作和新的阿拉伯地区秩序的出现，地区外行为体和中东地区合作的关系，也用新现实主义理论分析了该地区的地区主义和地区化。该书在案例部分分析了阿盟、海合会等中东地区组织，也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色列企业家及其利益集团和其他中东地区行为体的跨国联系，例如在多边场合、次地区领域和阿拉伯国家进行接触，甚至促成了合作。 [33] 而以色列商业精英和阿拉伯国家间建立的非正式接触和商业渠道，一定程度上能帮助理解为什么阿联酋在2020年8月成为首个与以色列建交的海湾国家。
英国学者路易丝·福西特是21世纪初期研究地区主义，尤其是中东地区主义的代表性学者之一。她提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阿拉伯合作委员会等短期存在的典型案例表明中东国家间合作的脆弱和短暂； [34] 即使是在后冷战时代，该地区的地区合作发展也验证了该地区的无政府状态和美国现实主义范式的盛行。她认为该地区的进步受到外部影响的阻碍，这是其帝国历史、战略脆弱性和资源能力的产物，而且该地区内国家几乎没有机会在地区层面发展合作，也没有机会在国际舞台上有效地投射力量。她提醒学界需要更认真地研究中东国家和社会的结构和现状，而国际关系理论在理解中东地区国际关系时存在局限性，需要采用灵活和多层次的方法。 [35]
上述研究中东地区合作的代表性文献存在两方面的局限性。首先，大部分研究把冲突和合作理解成对立关系。但就像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指出的：虽然合作很难表述，更是一个很难的研究主题，但冲突或合作不是天然对立的，而是存在着微妙的关系。他把行为体的政策是否会自动促进其他行为体目标的获得作为区分合作、和谐和冲突的标准。 [36] 国际合作是一个过程，各国政府通过政策协调，认为彼此的政策也能促进自身目标的实现的过程；而冲突可以理解为一种状态，其中各国政府视彼此的政策为达到自身目标的障碍，并认为对方对政策协调上的限制因素负有责任。 [37] 以上定义实际上反映出了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即使是非常亲密的盟友如英国和美国，或法国与德国之间，同时存在明显的竞争与合作因素。而在那些看上去更多带有冲突性的关系中也包括合作因素，例如有学者指出美国和伊朗在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中进行了合作。 [38] 此外，2019年，即使美国和伊朗在爆发了被认为是当年最为动荡、风险最高的国家间对手博弈，但当年12月，两国政府仍交换了战俘，并都对这一合作进行了积极评价。 [39]
第二，虽然地区主义已经是研究地区合作的最常用术语之一，两者在概念上也存在重合， [40] 但是地区合作不同于地区一体化和地区主义。 [41] 地区主义研究是随着欧洲国家在二战结束后的成功地区合作实践发展而来的。国际关系中的地区主义理论最早借鉴了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即通常把地区主义等同于地区经济一体化，即单个民族国家的经济通过制度而结合为更大规模的、包含多个民族国家的经济集团或者共同体。后来的国际关系研究将地区主义界定为涵括了从宽泛的地区合作安排，到地区合作制度的建立乃至更深层次的一体化的多方面内容。国际关系学早期对地区主义的界定标准则更多地以主权国家建立的地区合作组织作为标准，两者在早期的研究中甚至是对等的。 [42] 因此，地区主义是地区合作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不是所有的地区合作都必然发展为地区主义。 [43] 而上文提到的研究都有一个预设假定，即地区主义和地区化可以促进地区的政治自由化甚至民主化，因此相关中东地区主义研究把回溯性的欧洲成功经验直接套用到中东地区，又因为中东地区的地区合作没有达到欧盟、东南亚等地区的合作进展而否认其中的积极进展。
因此，已有的相关研究只根据地区化的衡量标准和已有研究理论假设，指出了所谓中东地区的地区合作“谜题”——该地区国家在地理上的接近，相对高度的社会、文化和宗教同质性，以及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互动；但因地区内国家只存在较低程度的制度化地区合作和地区一体化，就忽视该地区内合作，这是一种有待纠正的研究偏见。此外，已有研究在评估中东地区合作项目时，对中东地区合作和一体化案例的分析是分裂的，把合作体制缺陷、中东国家在地区合作中的国内限制和国际干预的主导等都视为中东地区合作和一体化的最明显障碍。
国内学者对中东地区合作的研究主要关注中国和中东地区国家合作的机遇和挑战。在国内关于中东地区合作的研究中，冯怀信分析中东地区主义及其发展前景的论文，是国内少数关注世界地区主义的“中东例外论”（Middle East exceptionalism）的论文。他回顾了始于阿盟的中东国家间的多边、双边合作，提出中东地区主义已经处于初始发展阶段，尤其强调中东地区主义发展的滞后性并不能否认该地区已在实际运作中的合作进程及其取得的进展。这篇论文也分析了中东地区主义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和发展前景。 [44] 这篇非常有问题意识的论文在写作中也还是不加界定地混用了地区主义、地区合作、地区一体化等概念；论文在指出要避免将欧盟、北美地区一体化经验普遍化、绝对化，直接套用到发展中地区时，仍没能解释为什么在同样存在安全困境、经济结构较单一、地区认同较缺失的情况下，非洲、东南亚等地区的地区化进展仍被认为比中东地区要乐观，尤其是东亚地区合作首先是在东盟次区域内的地域范围内发生， [45] 而同样属于次区域合作的海合会却没有得到类似于东盟等次区域合作组织的肯定。金良祥把阿盟和海合会都归入中东地区的次区域合作组织，认为中东地区没有建立超出阿拉伯国家以外的地区主义，已有的次区域合作组织向外辐射的动力也不足。 [46]
国内其他对中东地区合作的研究还包括中东地区经济一体化、中东各地区合作组织，与中国的中东外交相关的研究。冯璐璐分析了中东地区经济一体化中的劳务一体化、金融和资本一体化、生产和贸易合作，一体化组织和经济集团的发展，也分析了中东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模式特征。她还提出中东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三种发展构想，即快速一体化、渐进一体化和双边一体化。 [47] 在对所有中东地区组织的研究中，阿盟和海合会是最受国内学者关注的研究对象。 [48] 邹志强结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效益与安全偏好研究，分析了“阿拉伯之春”对海合会发展的影响，预测海合会的经济合作将进一步向与民生相关的社会经济领域拓展、深化，认为“阿拉伯之春”为海合会的经济合作带来了新的压力和契机。 [49] 孙德刚和安然从联盟成员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出发，将联盟分为了“异质化联盟”（Heterogeneous Alliance）和“同质化联盟”（Homogeneous Alliance）两类，认为沙特和卡塔尔断交的深层原因在于两国的同质化，即经济结构的相似性、政治诉求的趋同性、威胁认知的错位性和替代联盟的多元性，导致两国在相似国情的表象下，结构性矛盾难以调和。其中沙特和卡塔尔在经济结构上的高度相似性，不仅难以形成利益共同体，反而在经济层面形成竞争关系，直至恶化成外交危机。这一研究对卡塔尔外交危机具有解释力，也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海合会成员国间的复杂互动。 [50]
总的来说，国内对中东地区合作研究除了多见历史研究之外，对中东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研究还停留在2010年前，这和中东地区合作进展的发展直接相关，也和中国发展与中东国家的合作高度相关。相关研究中的“中国视角”很重要，但中国在中东地区展开多边合作时，同样需要关注该地区已有的合作进展，关注该地区内国家在展开国际合作时的地区特点和偏好。
英语学术界对海湾地区合作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对海合会的研究；而国内对海湾地区合作研究关注的是海合会合作进展、冲突，以及沙特和伊朗间的竞争、冲突引发的地区动荡。
伊朗外交家和学者赛义德·侯赛因·穆萨维在2020年出版的《波斯湾的安全、和平与合作新结构》一书中，结合其作为大使和官员的参与、对话、采访和个人观察，提出伊朗和沙特之间的正常化和友好关系是可能的，而且这种关系在1979年后的两国关系中也有先例。他提出如果伊朗和沙特间能够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和友好，那么该地区的宗派主义和逊尼派—什叶派冲突的弊病将会消退。该书也试图探索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和沙特之间现存冲突，并为两国实现可持续的外交关系提供了路线图。 [51]
约翰·福克斯主编的《全球化和海湾》一书研究海合会国家应对全球化的问题，书中的主要观点是海合会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被卷入全球化的浪潮，并一直在应对全球化对其社会、经济带来的挑战。除了研究这些国家的地区合作实践外，这本书还探讨了海合会国家的民主，以及在全球化进程中加强阿拉伯意识形态等问题。 [52] 大卫·海尔德主编的《海湾地区的转型》系统研究了海合会国家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政治、经济、安全挑战及其应对。这本书对海合会国家的经济改革、地区移民政策、地区经济合作进行了较详细的探讨。 [53] 以色列学者约瑟夫·科斯特纳编著的《海湾地区的冲突与合作》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到伊拉克战争结束前的海湾地区冲突与合作。他主要探讨了两伊战争、海湾战争、美国与伊朗、伊拉克的对抗、沙特和伊拉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打击基地组织等案例。科斯特纳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虽然在海湾地区政治、安全局势中发挥主导性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又开始变得不确定。因为海湾地区缺乏其他地区外大国对美国构成制衡，所以该地区很大程度上深受美国与伊朗、伊拉克竞争的影响。他较悲观地预测在21世纪初，伊朗仍可能引发海湾地区的安全问题，而海合会国家失去了限制、管理安全威胁或与安全威胁拉开距离的能力。 [54]
与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关注海湾地区冲突和矛盾点有所不同的是，关注海湾地区的学者并不把该地区内的伊朗和沙特矛盾作为“既定事实”。例如，劳伦斯·波特在《历史上的波斯湾》一书中结合考古学、历史学资料，论证海湾地区从早期文明进程开始就是一个文化共同体（civilizational unit），也具有内部聚合的力量。波特指出：海湾阿拉伯国家和伊朗间的分歧不是固有的，而是伴随着该地区现代民族国家诞生及其地区外大国介入而出现的。 [55] 美籍伊朗裔学者希琳·亨特关注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朗和海合会国家对改善相互关系的国内政治。她指出：当时包括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在内的伊朗所有主要政治派别领导人都支持改善与海合会邻国关系的政策；而沙特当时的王储阿卜杜拉·本·阿卜杜拉-阿齐兹·阿勒沙特（Abdullah bin Abdulaziz Al Saud） [56] 积极回应了伊朗的积极政策。两国随后在高层互访、伊斯兰事务合作上都取得了进展。亨特也根据历史经验的回溯指出了伊朗和海合会国家关系的两个特点：虽然某些共同因素影响着伊朗与海合会国家的关系，但伊朗与个别海合会国家的关系又有其独特的特点；伊朗与其他海湾国家的关系仍将取决于外部因素的影响，相关外部因素决定了海湾国家间关系的性质，其重要性甚至高于海湾国家间关系的变化。鉴于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压倒性优势，美国和伊朗关系以及美国对伊朗的中东地区角色的态度具有决定性作用。 [57]
此外，海湾地区的安全困境、海湾国家间的关系、地区经济、政治议题等都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例如，克里斯蒂安·科茨·乌尔里克森在2017年编著的《变动中的波斯湾安全动态》一书中分析了“阿拉伯之春”引发的海湾地区政治、经济动荡，以及“伊斯兰国”崛起等一系列事件给海湾8国造成的冲击。书中提出：“阿拉伯之春”初期引发的动荡已经让位于一系列混乱和不确定的转变，这些转变造成了海湾国家社会的严重分裂，并在国家内部和国家间引发暴力。 [58] 这本书按照海合会、伊朗和伊拉克三方来分析海湾国家，涉及的三方互动也主要集中在冲突方面。
在海合会经济合作进展较迅速的时期，琳达·洛和高木真司等亚洲经济学家对海合会货币同盟建立后的合作前景持乐观判断。 [59] 而沙德·查米等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球经济模型（Global Economy Model）预测也门加入海合会的宏观经济效益。他们认为地区一体化加强了竞争，也将给也门和海合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例如，经济一体化将使也门的GDP长期年均增长达到14%，而海合会成员国的GDP长期增长将达到7%。 [60]
总体而言，除了上文提到的穆萨维和波特的书外，英语学术界对海湾地区合作的研究还是以海合会为界限，区分了海合会、伊朗、伊拉克三方，而且主要关注三方互动中的冲突。就像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提出的，在观察国际政治中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安全困境使主权国家间难以达成合作时，应该关注的核心问题不是“为什么会发生战争”，而是“为什么战争没有更经常地发生”。 [61] 已有研究的冲突视角不仅忽略了三方互动中的合作，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存在诸多冲突“导火索”的情况下，被视为最主要冲突方的伊朗和沙特间没有爆发大规模直接军事冲突或更激烈的竞争。除了部分亚洲经济学家基于海合会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的经济合作进展，而对海合会发展持乐观态度外；英语学术界的现有研究大都把海湾地区及其中东国家视为中东地区安全甚至国际安全的“破坏性因素”，其背后的隐藏逻辑是：该地区内国家间发生冲突或卷入国际冲突，会引发中东地区局势乃至国际能源市场的动荡，并影响地区外大国的中东战略，因此才是值得重视的。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海湾地区的冲突，大部分相关研究忽视该地区国家间的积极合作，如把地区内多边、双边合作完全等同于“权力政治”或“进展滞后”。而研究海湾地区经济议题的学者，偏离了政治和经济因素的不可割裂，过分强调其经济成分。上述研究没能回答一些基本的问题：首先，如果该地区的冲突是不可避免且不可调和的，即人们通常认为海湾地区的地区合作仅限于海合会内部，而沙特和伊朗在地区霸权、教派冲突，以及在国际能源市场中都处于全面竞争，那为什么沙特和伊朗间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直接军事冲突，这一现象是否能用单纯的威慑来解释？其次，学者们根据海合会内部的阶段性进展或停滞，对海合会经济一体化进行乐观判断或批判，但海合会合作进展是非线性的，一定程度上呈现螺旋形发展。已有研究没能对海合会合作进展的起伏提供合理解释，更缺乏系统性。
国内对海湾地区的外交、经济、军事、文化及其地区内各国的国别研究的成果颇丰。从成红编著的《中国的中东文献研究综述（1949—2009）》一书中收录的国内学界的中东研究成果来看：无论是从专著，还是论文数量来看，伊朗都是迄今为止最受国内学术界关注的海湾国家，其次是伊拉克；另外，在成红划分的“外交”研究这一部分，海湾战争是已经出版的专著中的绝对研究热点问题；而在中东6个热点问题当中，海湾地区就因为两伊战争、海湾危机与战争、伊拉克战争及其重建、伊朗核问题占据了4个。 [62] 这些文献也反映出冲突研究和海湾各国的国别研究占据着国内海湾地区研究的主体。
海合会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和对外合作，海合会的各项合作议程，机制化建设进展和海合会在中东热点问题上的立场等问题也是国内海湾研究的热点，其中很多启发性的研究成果发表在《西亚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研究》等代表性刊物上。在学术专著方面，刘月琴在《冷战后海湾地区国际关系》一书中，运用了涉及国家主权、国家利益的借力外交理论、依附理论，以及均衡理论、务实主义理论等国际关系理论，探讨了海湾国家决策，海湾地区国际关系的调整与重组，以及海湾国家与美国、俄罗斯、法国、中国等地区外大国关系等内容。 [63] 李意在《海湾安全局势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一书中从国际安全、地区安全和国家安全三个层次出发研究了伊拉克战争后的海湾安全局势，也具体分析了海合会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伊拉克教派纷争等。 [64]
刘彬的《海湾合作委员会集体身份构建研究》一书运用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研究海合会国家在合作过程进行社会化互动的形式、内容及其互动中共有制度和规范等内容。该书的第三章把伊朗、伊拉克和美国作为海合会集体身份的“他者”，分析了伊朗和海合会国家的对话和接触。 [65] 肖洋在《非传统威胁下海湾国家安全局势研究》一书中所讨论的海湾国家等同于海合会6国，其中关于粮食危机、外籍劳工对海合会6国的人口结构影响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及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跨境次区域合作等问题，是21世纪初海湾地区研究中的重要议题。 [66]
总体而言，国内对海湾地区合作的研究主要是依据中国在海湾地区的战略需求衍生出来的，也主要以海合会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以及中国与海合会自贸区建设、经济合作的议题为主；在安全领域仍主要采用了冲突视角，高度关注该地区国家间的冲突及其对地区、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影响。但中国在中东外交中秉持的是“不选边、不站队、不结盟”的平衡外交理念，也已经和7个海湾国家建立了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2016年1月，在中国和沙特把战略友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 [67] 中国和伊朗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68] 2018年，中国和阿联酋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69] 中国还分别和卡塔尔、伊拉克、科威特、阿曼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因此，中国学者对这一议题可以突破西方学者构建的冲突视角，在厘清现实的同时，探讨中国与海湾国家拓展、深化多边合作的潜力，并推动中国和中东国家构建新型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