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问题

从1908年伊朗的第一次中东石油大发现开始，所有的海湾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都被西方石油公司认定为优质产油国，该地区在世界能源供给中占重要的地位。 ^[2] 再加上海湾地区作为连接中东与印度、东非、东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关键国际贸易、战略通道，使其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具战略价值的发展中地区之一。 ^[3] 冷战结束后， ^[4] 尤其是进入21世纪初期以来，该地区因为伊拉克战争、伊朗核问题、伊斯兰教派冲突、基地组织在阿拉伯半岛的发展，“伊斯兰国”盘踞伊拉克等问题而持续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动荡地区”。再加上作为海湾地区强国的沙特和伊朗，以及其他海合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叙利亚内战、也门问题等塑造中东地区局势、甚至影响世界形势的热点问题，所以内部分裂、冲突频发俨然成为“海湾地区研究热”的主要视角。

1981年，6个海湾阿拉伯君主国家联合成立了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Cooperation Council for the Arab States of the Gulf，又称海湾合作委员会，下文简称海合会）。海合会在冷战结束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同时面临多方面的挑战。该地区合作组织在2003年建成了关税同盟，在2008年建成了海合会共同市场；在安全领域，虽然其成员国签署的《联合防御协定》（Joint Defense Agreement）因为无力阻止伊拉克在1990年入侵科威特而一度形同废纸，但该组织一直在持续进行集体安全机制建设。2011年2月，海合会国家通过“半岛之盾”（Peninsula Shield）集体安全行动，帮助受到“阿拉伯之春”影响的巴林王室稳定了其国内局势， ^[5] 此后海合会国家加快了集体安全部队的建设。除了海合会的内部合作，虽然沙特领导的海合会和伊朗的关系在缓和与对峙间摇摆，但伊朗和阿曼、科威特、卡塔尔等海合会成员国间保持着较稳定的经济和双边安全合作。虽然没有得到外界太多关注，但伊朗政府在2007年表明要与所有海湾阿拉伯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区（下文简称自贸区）谈判后，2008年卡塔尔时任财政部长代表海合会同意与伊朗进行第一轮自贸区谈判。 ^[6] 虽然相应谈判后续处于停滞状态，但启动自贸区谈判是伊朗和海合会展开政策协调并进行政府间合作的进展之一。 ^[7] 伊拉克战争后，进入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也接受了来自海合会、伊朗的援助并展开了其他形式的合作，并在2021年8月和法国一同发起“巴格达峰会”（Baghdad summit）以调停伊朗和沙特间的矛盾。 ^[8]

在冷战后海湾国家冲突与合作交织的现实情况中，美国、沙特等利益攸关方的决策界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对该地区合作和冲突议题的割裂，这种割裂突出地表现在压倒性地表述或研究冲突或合作中的某一方面。例如，2016年4月5日，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时任副国务卿托马斯·香农（Thomas A.Shannon，Jr.）在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的证词中表示：2015年签署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下文简称伊核协议）并不意味着美国与伊朗之间“深刻差异”的解决，还反复提醒其他国家伊朗在中东地区进行的“破坏性活动”（destabilizing activities），并指出“是伊朗三十年来导致中东地区不稳定的威胁和行动使其孤立于世界大部分国家之外”。 ^[9] 而沙特也针对伊朗提出了类似的“警示”。2016年4月7日，美国时任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和沙特时任外交大臣阿德尔·朱拜尔（Adel Al-Jubeir）在巴林的共同致辞中表示：“如果伊朗想和海合会国家建立正常关系，必须改变其侵略性政策并遵守‘好邻居原则’，停止干涉海合会国家和地区内其他国家事务。” ^[10] 如果利益攸关方政府的相关声明可以被解读为特定的“政治立场”，及其在危机事件发生时的紧急声明， ^[11] 那么学术界在研究海湾地区国际关系时出现的合作与冲突议题的割裂，更表明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1981年海合会成立后，尤其是伴随着该组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快速发展，在地区研究和国际关系学对海湾地区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出现了以海合会为界的冲突和合作研究的割裂。这种割裂不是指学界在研究海合会及其成员国和伊朗、伊拉克时，完全忽视了前者内部存在的矛盾、冲突，或者完全忽视了前者与后者之间的合作；而是观察者把海合会等同于海湾地区合作或海湾地区一体化，在讨论包括伊朗、伊拉克在内的海湾地区的冲突与合作时，更多地只关注冲突。例如，以色列学者约瑟夫·科斯特纳在2009年出版的《海湾地区的冲突与合作》一书中，主要探讨了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1990—1991年的伊拉克—科威特冲突，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与伊朗、伊拉克的对抗，以及沙特、伊拉克从20世纪90年代打击基地组织的反恐战争等典型案例。科斯特纳具体分析了海湾地区冲突产生的原因、过程和冲突间的相互作用。虽然书名中包括了“合作”一词，但本书的实际关注点还是集中在冲突上，只是把合作视为冲突的解决手段或单纯的应对手段。 ^[12] 类似对海湾地区冲突的强调也出现在阿尔申·阿迪布-穆加达姆研究海湾地区国际政治的书中，他指出该地区仍处在阻碍共有规范（communitarian norm）的制度化中，并指出该地区仍处在“威胁地区内人民生命的历史性（暴力）运行周期（historically ciphered cycle）中”， ^[13] 因此冲突成为理解海湾地区国际关系的落足点。而以克里斯蒂安·科茨·乌尔里奇森为代表的学者在研究海湾国家在全球秩序中的转型及相关问题时，把海合会等同于海湾国家，并将其视为越来越自信的地区大国和影响力中心；而所谓的“海湾时刻”（Gulf moment）也用来专指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海合会成员国在21世纪初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中取得的进展。 ^[14]

上述研究分别反映出研究海湾地区安全形势的学者聚焦在该地区持久而具有特色的“冲突形态”上，忽视了该地区的积极变化； ^[15] 而研究海湾地区的学者则过分强调，甚至过分乐观地判定海湾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中不断提升的影响力， ^[16] 忽略了海湾国家仍然面临的传统地区安全、政治问题，以及该地区内国家与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影响力上逐渐拉开的距离。

海湾地区研究中出现的冲突与合作的割裂，已经越来越难以帮助全面理解海湾地区局势及其对中东地区乃至世界局势的影响。2017年的卡塔尔外交危机，更加凸显了海湾地区冲突与合作的“割裂”研究的局限性。

在海湾战争结束后，随着萨达姆·侯赛因领导的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被击败，再加上伊朗在1989年后转变了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地区战略，海湾地区基本结束了伊朗、伊拉克和海合会国家三方相互视为敌人的“霍布斯式”地区无政府文化，进入了“洛克无政府文化”时代。这突出地表现在：海湾地区内8个国家对于相互主权维持现状的态度；虽然相对军事实力仍然很重要，但安全在该地区已经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稀缺，海湾国家之间在海湾战争后就没有再爆发过直接的国家间战争。

因此，在后冷战时代的背景下，尤其是在21世纪初期，如何理解海湾地区的地区局势？该地区局势是否较冷战结束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8个海湾国家间的互动是否影响了这些国家在中东地区事务甚至国际事务中的立场、行为？如果这种影响的确存在，那么在多大程度上促使地区内国家改变了其行为？要了解后冷战背景下，尤其是21世纪初期的海湾地区局势，就需要在关注地区内国家仍存在冲突，并缺乏覆盖地区内所有国家的地区合作机制的同时，重视该地区内国家已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信息交流论坛等集体方式解决冲突，也要注意到该地区内国家间正在增强的合作和信任。本书认为，海湾国家间在冷战后不断加强的地区合作，不仅影响了地区内8个国家之间的互动，也影响了地区内国家行为体与中东地区内其他国家，以及中东地区外其他国际行为体的互动，并成为影响中东地区局势的重要变量。 x5PYO2ZY3ePOFsbBkD32SIzB1SkPOS1qb86wRPC2Yt1T2Ju+n1aeDf53dQu4Z/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