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冷战结束以来，海湾地区相继发生了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伊朗核危机、也门内战和巴林街头政治等冲突，也经历了沙特等国与伊朗断交以及卡塔尔与沙特等国从断交到复交。海湾地区油气储量丰富，地理位置显要，是世界上最具战略价值的发展中地区之一，也是和平赤字与发展赤字最突出的地区之一，但学界和政界在研究、观察该地区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合作和冲突议题的割裂：研究海湾地区安全形势的学者重点关注该地区持久而具有特色的“冲突形态”，忽视了积极变化的趋势；而研究海合会的学者则强调、甚至高估海合会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影响力，忽视了海合会国家仍然面临的传统地区安全和政治合作困境，以及该地区内国家与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互动新态势。这样割裂的研究视角已越来越难以帮助全面理解海湾地区局势及其对中东地区局势的影响。

本书试图弥合研究海湾地区国际关系中冲突与合作的割裂，运用历史分析和过程追踪等方法，在厘清海湾地区的冲突与合作逻辑的前提下，把安全议题与发展议题作为一个整体，重点研究冷战后海湾地区合作及其对该地区国际关系的重要影响，以进一步深化对这一议题的研究，从而为中国更有效地开展与海湾国家的全方位合作提供借鉴。

本书在导论部分提出研究问题，即为什么要研究“冲突缠身”的海湾地区的合作。在梳理了中东地区合作和海湾地区合作的研究现状后，指出既有海湾地区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合作与冲突的“割裂”现象，不利于理解冷战后海湾地区的局势发展。

第二章构建了本书的分析框架，具体阐述了海湾地区冲突与合作的逻辑和地区分析层次，并根据海湾地区8国3方的地区格局，建立了海湾地区冲突与合作的互动框架。

第三章以1971年阿联酋建国、1981年海合会成立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为时间节点，回顾二战结束至今海湾地区合作的历史进程，提出海合会的成立在六个成员国和伊朗、伊拉克之间划定了一条制度边境，但如果不能吸引非成员国有效参与多边合作机制，将制约海合会多边机制的完善。

第四章具体分析海湾地区合作的动力问题。本章根据海湾地区的特点和域内国家属性，将地区内合作动力分为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两部分。地区内因素主要分析海湾国家政府在推动地区合作中的主导作用，以及海合会和地区内移民在海湾地区合作中的作用。其中地区外因素主要探讨冷战后在海湾拥有广泛利益、并对该地区的安全起至关重要作用的美国和欧盟，以及试图“重返中东”的俄罗斯。该部分提出美国和欧盟与海合会进行的不对称合作，是海湾地区合作的外部条件。

第五章从经济、安全和政治三个方面，对海湾地区合作议题和制度设计进行分析，并对海湾地区合作的效果加以评估。海湾地区的政治合作主要集中在海合会国家以集体身份和伊朗、伊拉克展开合作，以寻求实现该地区最低限度的稳定。而经济合作是海合会进展最快的合作领域，也是伊朗、伊拉克寻求加大与海合会合作的重要原因。在安全合作领域，所有海合会国家都处在美国的防务保护伞之下，在除总人力之外的其他军事资源方面赶超了伊朗的传统军事优势，并和伊朗、伊拉克形成了大致稳定的地区安全“三角关系”。对海湾地区合作的绩效分析表明：在安全方面，随着海合会一体化的发展，成员国政府获得了更多的政治合法性，但因为与伊朗、伊拉克之间合作机制的缺失，海湾国家仍在进行军备竞赛。在经济方面，地区合作巩固了除伊拉克之外的其他海湾国家的对外发展战略，已对其内部发展模式产生了影响，并朝着营造总体稳定的地区环境的方向发展。

第六章探讨了21世纪海湾国家对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的塑造。这一章重点分析了海合会通过正式邀请约旦和摩洛哥这两个中东君主国家加入，可能实现的“地理外溢”；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和卡塔尔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参与国际援助，并以通过提供援助的方式影响中东地区局势；卡塔尔利用半岛电视台以隐蔽的方式在第一波“阿拉伯之春”期间对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国家公众开展战略传播，塑造了当前的中东地区叙事话语；阿联酋奉行“威胁平衡”政策，与沙特形成二元领导结构，利用军事硬实力干预地区冲突，以经济援助为杠杆影响埃及、海湾国家、非洲之角乃至巴尔干地区的地缘政治。

结论部分总结了本书的主要发现，强调海湾地区合作有其独特的地区特征。本书通过研究提炼出海湾地区的冲突和合作的主要特征：在没有一个涵盖地区内所有国家的有效机制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整体的海合会处于美国的安全保护下，与美国合作遏制伊朗，但同时和伊朗进行有限的多边与双边互动；伊朗在冷战后实行“务实主义”外交，并对地区战略进行不断调整。长期奉行“结伴不结盟”的中国可以和美国、欧盟、俄罗斯和其他域外力量合作，帮助建立涵盖海湾8国的多边对话机制，以保障“一带一路”倡议在海湾地区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顺利推进，以海湾地区利益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为两翼，最终实现建立海湾地区命运共同体的长远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