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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经济中的经济增长问题，实际上是以人口老龄化为约束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理论问题。或者说，需要从理论上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何影响。
从现有的文献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是广受重视的问题。这主要是由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决定的。总结已有的文献，可以归纳出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如下。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深刻的影响，是学者们在研究人口老龄化与养老制度选择关系时认识到的。学者们发现：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不仅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不可持续，而且对经济增长也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如费尔德斯坦（1974）发现，在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下，美国人口老龄化减少了资本存量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对此现象的解释并不困难，因为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而言，人口老龄化对应着现期劳动力数量相对乃至绝对减少，即意味着向现收现付养老金系统供款的劳动力的数量相对乃至绝对减少，所以此制度下的养老金来源不可持续。这是当前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面临的问题，因此对传统的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进行改革已迫在眉睫。
然而，无论选择怎样的养老金制度，其核心目的都是扩大养老金的来源。这一结果在宏观经济层面的效应是，将一定量的原本可以用于生产投资的资本金，转化为供老年人养老的纯粹消费金。这便产生了费尔德斯坦所说的人口老龄化减少资本存量的现象。而经济学的生产函数理论表明，资本存量是决定产出水平的重要变量，资本存量的减少必然对经济增长直接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人口老龄化迫使人们重新对养老制度进行选择。而无论怎样选择，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制度选择的结果，都难以避免经济中生产性资本存量相对乃至绝对减少的局面。可见，人口老龄化对养老制度选择的影响，是研究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这意味着人们在重新对养老制度进行选择时，需要考虑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代价。
世代交叠模型（Overlapping-Generations Model，OLG），又称代际交叠模型，是以微观分析为基础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由阿莱、萨缪尔逊提出，戴蒙德（1965）将其与索洛模型进行融合加以发展。该模型假设每个人分两期生存，第一期作为年轻人，第二期作为老年人，而在同一时期内既有年轻人存在，也有老年人存在。这样的假设意味着随时间的推移，在世的人是处于世代交替的状态，即第一期的年轻人在第二期为老年人，老年人的下一期即离开人世。该模型用于分析在个人一生（两期内）效用最大化下的消费与储蓄的决策，由此得到稳态条件下的消费增长率、资本积累的黄金率水平等。
而消费与储蓄的决策结果将影响经济增长，因此世代交叠模型本质上也是经济增长分析的模型。其中，将人的一生分为年轻人和老年人两期的假定，在总体经济层面上看就是代际转换的过程，因此该模型实际上也是通过代际转换的消费与储蓄的决策分析经济增长的模型。而人口老龄化的效应，可以通过在同一时期的两期人口数变动及消费行为决策得以体现。如Fougere等（1999）建立了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七个工业化国家可计算世代交叠模型，其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对人均GNP有显著的负影响。而这种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世代交叠模型，本质上反映的是代际转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储蓄、投资和消费等都是与经济增长有密切关系的因素。因此，如果某些因素对储蓄、投资和消费有重要的影响，这些因素就是直接或间接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在影响消费因素的分析中，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消费是收入水平的函数，这是消费函数的一种最简单的形式，也称绝对收入假说的消费函数理论。在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基础上，发展出了其他一些理论，如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佛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以及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等等。
凯恩斯认为，消费是随着收入增长而增长的，但消费的增长速度不如收入的增长速度快，即边际消费倾向在大于零而小于1的范围。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是一种绝对收入消费理论，因为该理论只包含了收入单一因素，而且体现的是现期消费与现期收入的关系。为此，莫迪利安尼认为凯恩斯的这一理论过于简单，即消费与收入之间并不一定是单一的关系。他认为，消费者的总消费决定于其总收入，总收入包括现期收入、预期未来收入及以前积累的财富等。因此，利用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可以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是因为人口老龄化改变了人的预期收入和预期消费，如预期寿命延长而改变消费和储蓄行为。这一效果的宏观经济效应就是改变了国民储蓄率而影响经济增长。因此，人口老龄化影响消费预期而影响经济增长，是分析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种途径。
David E.Bloom和Jeffrey G.Williamson在 1998年提出了人口红利的概念，主要是指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化提供的经济增长的机会。他们在研究东亚（日本及亚洲四小龙）1960—1990年的经济奇迹后认为，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相对较快而产生有利于增加劳动力供给和提高国民储蓄水平的机会，由此成为促进这些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相较而言，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化的反向是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对应劳动力年龄人口的相对乃至绝对减少，提高劳动力稀缺性而增加用工成本，这些都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从人口红利看，可以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会降低人口红利效应的，不利于经济增长。如蔡昉（2009，2010）基于人口红利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的结果之一是经济中老年人口比重不断提高，因此老年人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消费者，或者说老年人口的需求成为经济总需求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产业的发展是同经济中需求有直接关系的，即一种产业的出现与发展是以市场需求为重要推动力的。因此，老年人的需求成为影响产业发展的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同时，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力使用成本趋于提高，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受到人口老龄化的较大影响，由此产生促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的内在动力。只有适用人口老龄化大趋势的产业才能得以不断发展，否则必然受阻。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从宏观经济总量的层面进行分析，也可以从产业经济层面进行分析。这里主要从宏观经济总量层面论述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基本逻辑。人口老龄化从产业层面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在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经济章节中再进行分析。
实际上，上述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几种途径，基本可归结为是间接性分析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方式。目前从养老保障制度层面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较为普遍的。其基本逻辑是：人口老龄化影响养老制度选择，而养老制度的变动影响消费者的养老预期，进而影响储蓄与消费行为，储蓄、消费及投资的变化则影响经济增长。然而，通过这种人口老龄化影响养老制度选择的传导机制，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方式，并没有直接和完整地揭示出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机理。
本书的基本观点是：人口老龄化的本质效应是显著改变人口结构，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应资源配置关系的变化，而资源配置关系的改变必然影响经济增长乃至影响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如上述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实际上也会导致原有资源配置关系发生深刻变化而影响经济增长的。而储蓄、投资和消费以及人口红利等，本质上都是人口老龄化改变资源配置关系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具体环节。因此，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基本逻辑，如图6-7所示：
图6-7 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基本逻辑
基于宏观经济总量层面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可以通过总量生产函数进行。在总量生产函数中，物质性基本生产要素归结为劳动和资本两大类。因此，可以分别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劳动投入以及对资本投入的影响，来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总量生产函数反映的是生产方面的产出与要素的关系，属于供给方面的问题。而经济增长同时受需求方面的影响，体现为总需求中的储蓄行为与消费行为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此，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基本逻辑可以进一步如图6-8所示。
图6-8 按供给与需求展现的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基本逻辑
当前有关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作用效应的定量分析，多数是基于统计数据的经济计量分析，通常缺乏基于严格数理关系的原理与机制性的分析。现行经济学中通常采用的一些传统研究方法，本身就忽视了人口老龄化因素的作用效应。比如一些宏观经济模型的建立，虽然是基于微观个人行为的，但通常都假定经济中这些个体是无差异的。更为重要的是，现行主流经济增长理论是在20世纪人口激增的背景下发展形成的，通常以人口增长既定、劳动力无限供给及忽略人口结构变动（人口老龄化）为条件假设。而这样的条件假设已经与21世纪人口老龄化的现实相去甚远，从而凸显现行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的局限性。因此，在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常态化的背景下，发展适用于人口老龄化情况的经济增长理论具有重要的经济学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