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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盐业，历史悠久。早在巴蜀时期，先民已开始利用自然盐泉及裸露地表的岩盐，秦统一巴蜀后，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穿广都井盐，开启了井盐生产的历史。之后，井盐不断发展，冲击式顿钻凿技术的改革，促进宋庆历、皇祐年间“卓筒井”的产生，从而大幅提高盐产。至清代，制盐技术更加成熟，深井浓卤和高压天然气的开采，让川盐生产趋于稳定。
清代十一个盐区中，四川盐区的盐产量虽不及两淮等盐区，但作为全国最大的井盐产区，在经历清初的短暂修复之后，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作用。四川所产盐斤，除供给本省食用外，兼销贵州全省，滇北昭通、东川两府，以及湖北八州县。此外，在特殊时期，还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作用，清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运动持续进行，太平军阻挡淮盐进入湖广地区，川盐税收不仅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国家的军需费用， [27] 同时“川盐济楚”也解决了湘鄂人民苦于淡食的社会问题。
清代四川盐业总体较为复杂，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盐场中心处于变化之中，食盐专营的运销方式也随着盐业的发展不断变革。
清代川盐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
1.清初的恢复期
经历明末清初战乱之后的四川盐业近乎瘫痪，盐灶百不存一，顺治初年，川民食盐尚仰赖河东（今山西），即所谓“国朝雍正初年，河东盐池犹岁办川盐五万席，运蜀行销” [28] 。为恢复四川盐业，清初，政府对盐业采取极为宽缓的政策。在生产领域“任民自由开凿”，在运销领域“听民自买自卖，颇为简便”，在税收领域“蜀盐正课最轻”。因此，川盐得到了极大发展，康熙十年（1671），全川盐税收入为10513余两， [29] 至雍正年间，川盐年销量达9227余万斤， [30] 雍正八年（1730）税收已增加到73330余两。 [31] 此时的川盐产量不仅满足本省的用盐需求，还销往云南、贵州、湖北的部分地区。
2.乾隆前中期的衰退
在经历了清初盐业的复苏之后，乾隆年间，全省盐产骤然下滑，四十余年中，川北、川东盐产中心井厂全面坍废，川南富顺厂亦引滞厂衰，历年引井课羡积欠至20余万两，出现蜀盐大困的局面，川盐陷入全面危机。 [32] 究其原因，以现代学者鲁子健先生看来，一是政策偏误，自然灾害频繁袭击，导致盐井少产坍塌；二是税率未因经济盛衰之差距而作相应调整，课税负担畸轻畸重，制约了射蓬、富顺等重点盐区的发展；三是引岸配置僵化、运道舍近就远，为潼引改配提供可乘之机。 [33]
3.林儁改革至嘉道年间的快速发展时期
乾隆四十一年（1776），林儁擢升为按察使司副使监理四川盐务，官盐茶驿道，后改为通省盐茶道，共掌管四川盐务十八年。在经历四川盐茶道林儁“听民穿井，永不加课”的盐务改革之后，四川盐业经历了一个飞速发展时期，不仅各盐产地的井眼及锅口数急剧增长，且三叠系嘉陵江石灰岩的黑卤和天然气被开发出来，凿井技术进一步提高，形成一套包括定井位、下石圈、凿大口、下木竹、凿小口的完整工序，以致“州县著名产盐者二十余处”，“大盐厂如犍富等县，灶户、佣作、商贩各项，每厂之人以数十万计。即沿边之大宁、开县等厂，众亦万计” [34] 。道光十五年（1835），钻成世界第一口超千米深井——燊海井，道光末年，四川每年的引额是“行水引三万一百七十八张，陆引十三万八千二百二十九张” [35] ，折盐三百九十五万余担（每担五十公斤），比雍正年间增长了三倍多。 [36] 嘉道年间，课额亦大幅增长，嘉庆十七年（1812），“额征课羡共三十万六千零二十六两” [37] 。
4.咸同年间的顶峰时期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兴，阻挡了淮盐在湖北、湖南的销售。为解决湖广人民淡食的问题，清政府命令从四川调拨食盐销往此地，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川盐济楚”事件。为满足所增加的湖北32县，湖南6县的食盐供销，四川盐业以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的速度迅猛发展，属今自贡地区的富荣盐场是最大受益者，一跃成为川盐之首，该盐场仅直接或间接生产的盐业工人便高达数十万计。这一时期，由于钻井技术的增强，富荣盐场的千米深井大量涌现，加之黑卤和天然气的大规模开发，使盐产量迅速增加，出现“水丰火旺”的生产局面，咸同年间，单井日产总量可达3余万斤，到光绪三年（1877）时，仅富厂（今自贡市自流井、大安两区）一地“通年合算，每日产盐总在八十万斤” [38] ，几乎与道光年间整个川盐产量相等。咸同时期（1851—1874），四川年征盐税约白银200余万两， [39] 占全川财政收入的40%左右，超过田赋而居省财政收入之首。
5.晚清四川盐务的改革时期
在经历“川盐济楚”事件后，楚岸遍销川盐，其原有淮盐销岸均被川盐占据。根据清代盐法，川盐济楚实为战乱时期的权宜之计，楚岸为两淮盐区的重要销岸，“两淮盐赋甲天下，而取于湖北者常半” [40] ，故平息太平军，恢复长江沿线统治之后，朝廷内部及两淮盐商立即要求归复楚岸“禁川复淮”。“川盐济楚”前，四川盐政已凸显出诸多积弊，而太平军的兴起，转移了清政府及四川盐务工作的重心问题，盐政积弊不但未得到解决反而累积加深，尤其是滇黔边岸“被兵既久，户口凋残，土田荒废，各岸店房器具久已荡然无存，旧商多已绝亡，间有存者，亦因失业多年，贫困无力”，各口岸私枭充斥，旧商已无行盐之力，官引仅主要靠楚岸行销。而“禁川复淮”之举，尚要终结川盐在楚岸的良好销售态势，改变四川官盐在滇黔岸本已举步维艰的销售格局，牺牲社会各阶层众多人士的利益，这为本来就弊端重重的四川盐务，更平添了几分发展难度。因此，迫于复淮情势，四川总督丁宝桢不得不走上大刀阔斧改革盐务的道路。
丁宝桢盐务改革从1877年始至1886年止，改革的重心是改“官督商销”模式为“官运商销”模式。改革大致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开办黔边官运；第二阶段，开办滇边官运；第三阶段，开办湖北计岸官运。在改革内容上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建立机构，组织官运引盐的采购、运输批发业务；二、改革征榷方法，裁革陋规浮费；三、清理积引，融通畅滞，调剂场岸供求；四、整顿运务，治理航道。 [41] 此改革，对于积弊重重的四川盐业有一定积极作用，解决了以前滇黔销区民众食盐的困难，保证了国家税收。光绪末年，全国盐税收入为2400余万两，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2%左右， [42] 而四川盐税收入达542余万两，占全国盐税收入的22.58%，宣统三年（1911）竟高达630余万两， [43] 为田赋的1.46倍。
在经历清初盐业的逐步恢复之后，四川盐场扩大至富顺、荣县、威远、犍为、乐山、井研、仁寿、资州、资阳、简州、盐源、大宁、云阳、开县、彭水、奉节、忠州、中江、南充、蓬溪、射洪、遂宁、三台、南部、阆中、乐至、安岳、大足、绵州、西充、盐亭、荣昌、合州、铜梁、涪州、江安、内江、城口、大竹、万县40个州县，逐渐形成了福兴（西充、南部县境内）、华池（射洪、蓬溪县境内）、富义（富顺、荣县境内）、云安（云阳、大宁县境内）、永通（犍为、乐山县境内）五大主要盐厂。 [44]
这些盐场在清代的兴衰更替各有不同。清初战乱平定后，四川地方政府为恢复盐业而鼓励生产，由于潼川府属射洪、蓬溪等县储藏大量易于开采的浅层盐卤资源，射蓬地区盐业迅速发展，居川盐之首，康熙二十五年（1686），射洪县已有井306眼，蓬溪县有井141眼。 [45] 雍正时期，该地区盐业全面兴盛，至雍正八年（1730），射洪县有盐井2319眼，蓬溪县有盐井796眼， [46] 共有盐井3115口， [47] 以洋溪镇、瞿家河、金山场、青岗坝等地井灶为盛。射洪每年额销黔引1539张，蓬溪为334张，占销黔川盐的31.77%。 [48] 乾隆后期，因自然原因等多种因素，射蓬地区多数塌废，逐步衰落，犍为地区渐渐兴起。
面对日趋衰退的盐业，乾隆四十一年（1776），经盐茶道林儁“听民穿井，永不加课”的改革之后，盐民积极性大涨，犍乐地区开淘旧井，穿凿新井，五通桥及牛华溪盐业，不断发展，当时“筒井嘉定府犍为县五洞桥之永通厂今为最盛，不下万井” [49] ，逐渐超过了金石井、永通井、马踏槽井、下海井等一批老盐井，取代了磨池、梅旺、王村、马踏、三江、瓦滓、金石等老产场，实现了产盐区的重心转移，至嘉道年间，所有盐产地的井眼和锅口数骤增，随着凿井技术的进一步增强，盐井的开凿能“自百数十丈至三四百丈” [50] 。康熙二十六年至五十七年（1687—1718），开盐井529眼，煎锅594口，共征银1650两， [51] 到嘉庆十九年（1814），已有上中下盐井1106眼，煎锅1654口。 [52] 可见，经过林儁改革之后，嘉道年间，犍乐盐业步入鼎盛时期，超过射蓬盐场而居川盐之首。“方兴之初，潼川之射洪、蓬溪最旺，犍乐、富荣次之，其余各井又次之。不数十年，射蓬即衰歇，反以犍富为上……乐山盐由牛华溪入大江，犍为盐由五通桥入大江，均至四望关通判点验放行，顺江东运。” [53] 犍盐在质量上优于淮盐与其他川盐，价格较其他川盐便宜， [54] 因而逐步取代射蓬盐在黔边岸和云安盐在楚计岸的销售，嘉庆年间，犍乐地区的销盐额占全川引数的四分之一，为防止盐井坍塌，保证盐产恒定，永通厂除大量开发深层卤水外，还创新补井技术，延长了开采周期。加之新的地下资源被发现以及大规模使用天然气煮盐，道光末年的犍盐产量比雍正年间增长了三倍多。
咸丰三年（1853）始，因太平军一事，促进了富荣厂的发展，富荣厂凭借“水丰火旺”的条件，一跃成为川盐之首，涌现出了以磨子井、海顺井、双福井等为代表的高产气盐井。
磨子井刚钻成时日产气5万多立方米，经二十年后仍可烧锅400余口，有“火井王”之称，海顺井则可烧锅700余口（约75000m 3 /日），德成井水气同采，日产气5万多立方米，卤水1000余担，双福井亦日产卤水1000余担。 [55]
由于清初大乱，川盐各产区少富商大户，因此，井商、行商和包括自己认领窝引并从事销售的引商，在四川逐步由本土富户向客籍商人转化，发展成为以秦、晋、徽商，尤以秦商为主的商盐财团。清中叶以后，官督商销的专营形式，使“富甲全川”的盐商相继出现，特别是在富荣、犍乐、射蓬、云安等主要产区，出现了资力雄厚的盐业家族和商盐财团，以富荣盐场为例“巨金业盐者数百家” [56] ，其中，王、李、胡、颜四姓又是这数百家中最为富有的盐业家族。王氏家族的“三畏堂”在鼎盛时期，拥有黄黑卤井数十眼，推水牛只达1230头，日产卤水1500担左右。各灶天然气锅口达700余口，日产花盐96000余斤。其独家经营的大通笕，分设上、中、下三塘，上下塘进卤，中塘出卤，日过卤水千余担。三畏堂总部设在金丰井，其掌柜、职员有200多人，常年雇用的工人达1200余人。 [57] 又如河南籍人李氏，该家族的“四友堂”在其黄金时期，拥有资本达百万两银子以上，拥有水火井100余眼，火圈800余口，先后创办大生笕、卿云笕，日过卤水3000余担，仅挑水工就达千余人之多，仅次于“王三畏堂” [58] 。
周庆云《盐法通志》云：“古今运制，有官运、商运、民运之别，有官收商运、官运商销之分，或一代分更，或一省并举，端绪繁赜，划一良难。” [59] 就清季四川而言，盐的运销主要有民运民销、官督商销与官运商销三种形式。
1.民运民销
明末清初，张献忠由东北入川，所过屠戮，民无孑遗，经历战乱后的四川盐业，更是井灶废圮，灶户寥寥无几。清初，就整个大的国家盐务政策而言是袭明之制，但对四川来说，用纲盐法按井派引，依引定课，难以实施，故改行小票，由民运销。 [60]
民运民销法是指由四川布政司填发盐票，商贩凭盐票到场购盐后在附近区域售卖食盐的方式。 [61] 票盐制度的产生是源于四川井盐业尚在恢复，生产规模小，盐产量低且人口少、需求小。该法主要用于清初四川地区及清代后期四川的部分“归丁州县” [62] 。顺治八年（1651），四川全省共销票盐4940张，每包净重100斤。 [63] 到顺治中期，始行票7220张，水引每张配盐50包，陆引每张配盐4包，每包均重150斤。康熙中期，增行水陆盐引，共42557张。 [64] 乾隆三十六年（1771），阿尔泰奏请改票为引，但票商并未消失，反因引商的有税价高之盐滞销而更加活跃，计岸因此被票商占领，地方政府为保证税收，将引税摊入地丁征收，听任票商运销，这种改变盐税征收方式听任票商贩盐的地方被称为“归丁州县”。道光三十年（1850），四川31州县因盐商逃亡“贫困无人接充，听民在附近场灶买食” [65] ，便正式划为“归丁州县”。
民运民销制度一直贯穿在清季四川盐政之中，特点是便于民众生活，相对引盐而言量小、成本低、经营灵活。如果说票盐的兴起是与四川盐业的凋敝有关，那么在“改票为引”后能持续存在则是由于四川盐业的兴旺和私盐的激增所致。
2.官督商销
官督商销是清代食盐运销的主要形式，政府利用商人资本代行运销业务而承包课税的专卖形式，借商人资本和经营能力以规避经营风险，从而保证国家对盐的绝对掌控和对盐利的攫取。简言之，就是政府控制食盐专卖权，招商认引，按引领盐，划界行销，承包课税，并设立相关的盐政衙门，对商人的纳课、领引、配盐、运销进行管理稽查。 [66] 具体操作方式是：盐商通过向政府缴纳巨资占窝（或称认窝），以取得相当于专卖运销凭证的盐引（或称窝产），盐商取得专卖权后按年领购盐引，即享有对食盐一定贩运规模（引额）和固定销地（引岸）的经营独占权，同时向国家缴纳税收。在四川，惯常先由地方政府招募“殷实富户”充当引商认窝请引，赋予运贩食盐的特权，这些人被称为“坐商”“本商”或“引商”，雍乾年间，四川人口的骤增造成食盐流通规模的扩大，引商无力独自完成运销的全部流程，便让渡窝引的专卖权，招募运商承担运销业务，坐享引息岸租窝利，最后由行商（运商或号商）完成销售。行商租引，除向引商缴纳一定租息外，还需负担引盐一切课税，课税由行商先交给引商，由引商再交给官府，一般情况下，引商会通过预扣引费的形式保证税收，但随着清政府盐务管理的疏忽，引商往往私自挪用，因此，便有拖欠课税的现象。
私盐需在运销领域实现其经济价值，因为地方政府对行商行盐的监控，存在诸多困难，主要是各行商承引资力与对销岸独占的规模不一，出现“引碎商散”的局面，加之行商的客籍化，地方政府对销引课征的考成管理带来相当难度，于是采取组纲行盐之法。纲，即商帮行引的联营组织，“组纲行盐”用鲁子健先生的话来讲，即政府集一定规模的商帮引额，编列纲名，有组织按秩序轮纲循运。商纲组建，实行滚总办法，称“滚总结纲”。每纲设有纲首（或称总商），由“资重引多”而“德行端正，诸事练达”者轮充、公举，甚或由政府指派，各散行商必须依附于某纲首名下，取具纲首保结，报经盐务部门备案后，方能按所认引额贩运食盐。通过层级管理的方式，国家一方面将盐的运销牢牢掌控，盐务部门通过对纲首的管理，控制税收，在四川地区，由纲首作为承税法人，纲首通过掌握纲盐引，统一收取引费，预扣课款，“商运行盐，必先向坐商租引，然后赴井厂配盐。每引一张，十余两、二十余两不等，由总商租收，作为课税羡截、领缴引费及地方官吏委员提课规费、商局公费；下余之数，不过二两，由商总分交各坐商，谓之引底”。可见，纲首代行了盐官的部分职权，在某种程度上半官半商，必要的时候成为国家的代言人，以权柄挟制众商。另一方面当国家利益与其自身利益冲突之时，又摇身一变，以商人的身份代表众商参议盐政，并维护该群体的利益。
在官督商销的专营模式下，国家与商人之间，既共生又矛盾。国家通过此方式规避经营风险，坐收盐之大利，保证国家的税收来源，但同时官商间又有利害关系的冲突，商人以国家赋予的专卖特权，实施走私的不法行为。乾嘉以后，随着四川地区其他走私形式的充斥，行商疲竭，官督商销之法渐趋衰落。
3.官运商销
随着“川盐济楚”事件的告一段落，以及边岸销售的极度疲敝， [67] 为解决四川盐务弊政，光绪三年（1877），四川总督丁宝桢，在四川推行官运商销的管理模式，改革配购和运输环节，由官运替代商运。该政策主要在近乎废弛的滇黔边岸施行，后又相继在湖北及四川省内各计岸进行改革，设立官引局领引发销，同时，在本省计岸推行票盐之法。丁氏首先下令成立盐务总局，履行盐茶道或盐运司的职责，负责盐引的配购、运输、盐本的核算及与朝廷的联络等事宜；然后，在总局之下设分局，主管稽查、盘验、缉私、人事等。具体操作流程是：官运厂局购盐、官运岸局发盐、各岸岸商认引贩盐、总局核算成本。官运废除窝引世袭，由官局删改纲册补偿给引商底银，收回盐岸，统归总局按额配运，岸商行贩改用双联票根票纸以备沿途点验。官运商销的实施，使清末盐税增长了五倍，与两淮盐区相差无几。
官运商销实行的初衷是为挽救当时四川盐务疲敝的时局，也起到了统核税费、以轻成本、融通畅滞、调剂场岸供求的作用，尤其是解决了先前商运之时，边远岸区无人认引贩卖的困境，保证了官盐在该地的畅通，强化了国家对食盐的掌控。遗憾的是，丁宝桢官运商销的改革，依然没能阻挡川私的步伐，在遏制旧有贩私形式之时，私盐又以新的形式展开与官盐的博弈。
“川省盐务之弊，甲与各省” [68] ，盐务之弊的重要表现之一即是私盐问题。四川私盐的出现有地理原因，井灶散落于深山密林处不便稽查，在地理位置上“北接汉中，南通滇黔，东流水路下楚，西抵西藏松炉，关隘甚多而设盘验之处甚少，是以私贩夹带，肆行无忌” [69] ；有经济原因，川盐产运销及税收制度中的自身缺陷，亦为贩私的产生提供了机会和动机；也有社会原因，社会各阶层的人用不同手段去追逐高额盐利，不惜违反盐法贩卖私盐；还有政治原因，清代是政治环境极为复杂的朝代，内忧外患的种种政治事件，使中央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不惜用各种手段获取财力以稳固统治，盐税作为保障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重要经济支撑，自然地位非同，各种捐输、摊派的出现，客观上刺激了私盐的产生。清代四川私盐的出现，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与过程，后几章内容将分门别类地予以阐述。
清代私盐的出现并非偶然为之，也非清朝一代的产物，自汉代立盐法以来，四川地区的食盐便“官”“私”相伴，因陈相袭。对于私盐的出现，历任地方政府均通过盐法委派相关机构及人员加以控制、干预，但任何一代封建政权都从未将私盐真正禁绝。因私盐史具有延续性，为更好地了解四川清代私盐问题，先简要回顾四川历史上的私盐及盐法大致的发展历程。
1.汉代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灭以后，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又识齐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 [70] 四川井盐生产的历史自此开始。直到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汉武帝立盐法，沿袭管子所创专卖制，盐的产销皆由国家控制，严禁私煮私卖，从此盐便有官私之分。至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桓宽的《盐铁论》进一步确立了国家对盐的控制，再次以合理的缘由将私盐推到了公盐的对立面。并明文规定“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 [71] 。
2.唐代
隋开皇三年（583）至唐开元九年（721），听民采盐，无明文征税规定。唐开元十年（722）左右始征税，行榷盐法，重新恢复国家对盐的专卖，至此，四川私盐又开始盛行，尤其川东一带，不少妇女都参与贩卖私盐。杜甫在永泰元年（765）秋到云安（今云阳）时在《十二月一日三首》中写道：“负盐出井此溪女，打鼓发船何郡郎”，次年到夔州时又作诗《负薪行》，用诗句“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描写妇女冒死贩卖私盐的场景，足见私盐在唐代四川的流行。
对于私盐的惩治，唐代并无统一盐法，都是根据需要不断变动。第五琦立盐法，就山海井灶收榷其盐，盗煮私市者，论罪有差。
[72]
贞元中（785—805），虽未专门针对川盐列法，但各地对私盐的执法均依据对池盐的相关盐法来裁定，“盗鬻两池盐一石者死”，至元和中（806—821），“减死流天德五城，镈奏，论死如初。一斗以上杖背，没其车驴，能捕斗盐者赏千钱……盗刮
土一斗，比盐一升”。此时期，不仅对私贩惩治严厉，对缉私人员的要求亦甚高，“节度观察使以判官、州以司录录事参军察私盐，漏一石以上罚课料；鬻两池盐者，坊市居邸主人、市侩皆论坐”。宣宗即位，“茶、盐之法益密……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又言，两池盐盗贩者，迹其居处，保、社按罪。鬻五石，市二石，亭户盗粜二石，皆死”。
[73]
3.宋代
宋代四川盐业因卓筒井的问世而取得巨大发展。同时“蜀盐私贩者众，禁不能止”。 [74] 北宋元丰三年（1080）时，益、梓、利、夔四路共有盐井632眼，岁产盐323382石 [75] 。到南宋绍兴二年（1132），四川四路共三十州有盐井计达4900余井，岁产盐6000余万斤。 [76] 而当时的卓筒井多系民间私井，实际的井数和产盐数大大超过以上的统计。所以宋良曦先生认为：“宋代四川盐业发展的主要内涵是私井和私盐的发展。私井所产食盐由井户私自出售，以私盐形式流入市场。卓筒井的开凿，‘小井白盐’的生产和销售，打破了宋政府对四川盐业的垄断和控制。” [77]
宋建隆二年（961），始定官盐阑入法，禁地贸易至十斤，鬻
盐至三斤者乃坐死，民所受蚕盐以入城市三十斤以上者，上请。第二年，即建隆三年（962），增阑入至三十斤，鬻
至十斤坐死。自乾德四年（966）后，刑罚继续出现减轻的趋势，每诏优宽。太平兴国二年（977），乃诏阑入至二百斤以上，鬻
及主吏盗贩至百斤以上，并鲸面送阙下，雍熙四年（987），诏犯者自一斤论罪有差，五十斤加役流，百斤以上部送阙下，至淳化五年（994），改前所犯者止配本州牢城，代州宝兴军之民私市契丹骨堆渡及桃山盐。
[78]
4.元明两代
元明两代四川私盐问题仍居高不下。元代走私的社会阶层从普通百姓到上流社会皆“煎贩私盐”，据史料记载，襄汉流民聚居绍熙府（清代四川荣县）一带“私开盐井，自相部署”至数千户。 [79] 元代在前代基础上加重相应盐法规避制止私盐的加剧。《元史》中对此有详细记载：诸犯私盐者，杖七十，徒二年，财产一半没官，于没物内一半付告人充赏。盐货犯界者，减私盐罪一等。犯私盐及犯罪断后，发盐场充盐夫，戴镣居役，役满放还。诸私盐再犯，加等断徒如初犯，三犯杖断同再犯，流远，妇人免徒，其博易诸物，不论巨细，科全罪。诸捕获私盐，止理见发之家，勿听攀指平民。有榷货，无犯人，以榷货解官；无榷货，有犯人，勿问。
明代之初，“盐务整然有序，其利甚厚”，然中叶以后，“宫中大官与奸商相结讬，买余盐、残盐，以占巨利”，故“官盐不能行销，盐法渐乱” [80] ，以致“商引壅滞”，而后“盐政弊坏，由陈乞者众，因而私贩数倍” [81] ，加之“蜀盐制作精美，常私贩于荆襄各郡……虽厉禁不能止”。明代，“天下私贩盐徒，其多官商几倍；天下所食私盐，其多官盐几倍” [82] 。因此，明代朱元璋在1361年所制《盐法》的基础上，又出台系列《盐引条例》以加强社会控制。 [83]
自食盐专营以来，私盐从未断绝，统治阶层与贩私者的不断博弈，终究未能终止私盐的产生，不仅如此，清代四川私盐问题因清代特殊的社会环境更有凸显之趋势。清代四川私盐问题的加剧，经历了一个发展历程。
清朝成立之初，“井圮灶废，军少田荒，百不存一”，川民食盐问题曾一度靠山西运城之盐救济，在四川经济面临如此困境之时，巡按赵班玺于顺治六年（1649）奏请“一应课税，俱免开征”，以此招抚残民煎盐开荒，一年之间“保宁、顺庆、潼川所属，淘浚盐井一百八十九眼，招徕灶丁一百八十八名” [84] 。到顺治十七年（1660）时，更多盐户投入到盐井的开凿之中，四川巡抚张所志向清廷奏称：盐户开凿盐井成功出卤后三年开始征税，课税的等级依据盐源的盈朓与盐卤的厚薄而定。至雍正十二年（1734）时，盐业恢复较好，以致四川总督黄廷桂与巡抚宪德奏请“盐井见咸即课，亦勿得尽俟三年”。“见咸即课”的政策固然让四川财政收入骤增，因盐井易衰竭的自然属性，该政策对即便衰竭的盐井照常纳课，使得刚刚复苏的四川盐业受到致命打击，盐户开凿新井的积极性受挫。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林儁出任四川盐茶道以前，出现了“蜀盐大困”的局面，四川各处盐井衰竭，盐户拖欠课税，积欠达十余万两。从清王朝建立到乾隆四十九年以前，四川盐业经历了起伏阶段，盐业从近乎废弃的状态到复苏，再到衰退。这一时期，私盐固然存在，但因盐产量较低，走私的规模有限，私盐问题还未成为清代四川盐政中的主要问题。
嘉道以后，随着井灶的大量开凿，食盐产量迅猛增加，私盐在市场上广为流通。通过被缉获的私盐数量发现，每次“私盐出境少者数十斤，多者数十挑或二三百挑，成群结队，殊骇所闻”，从贩私人数而言，“挑卖数十斤盐，聊为糊口之计。窃以重庆一府计之，商人不过数十户，而赖盐以生者，不下十余万人” [85] 。如此庞大的贩私队伍，致使清政府划分的川省引岸“私贩充斥，几成废弃” [86] 。
枭私问题是盐政管理中较为棘手的问题。食盐流通领域的犯罪，除了商私、担私、船私等外，枭私历来是盐法规避的重点，盐枭则是重点惩治的对象，枭私是指盐枭凭借武装力量单独或伙同他人抢掠或违法偷卖之食盐，那么盐枭则是从事枭私犯罪的主体，“以其剽鸷，而谓之枭” [87] 。清代四川，“枭徒白昼聚党，千百为群，抢夺盐店” [88] 的行为时有发生，道光年间，“私枭拥众率领啯匪，各执枪炮，数百余人大伙兴贩，霸据引岸，敢于并兵迎敌，全无顾忌” [89] 。同治初年“私贩黄金三等倡率党羽，斩关夺门，抗不纳厘。由自流井运盐至牛腹渡，顺流而下，船经城外，弹子飞落城中。后愈猖獗，劫掠富户，掳取财务，官兵不敢过问。” [90] 且从丁宝桢以下的奏陈中看出晚清盐枭的猖獗程度，盐枭与会党并为蜀中两大“匪患”，且在川东一带二者相互交错，盐枭伙同啯匪，势渐不可制，重庆沿江一线的地方政府被迫应战与盐枭的对抗。丁宝桢奏略：
再川省川东一带水陆动烦私枭最伙，近年以来勾结益众到处横行，又复烧香结盟与各路会匪通气抗官拒捕，其势渐不可制，亟须及早残除以遏后患。查著名巨枭重庆以下江大烟杆、罗贵兴、谭登心、杨海亭为最，泸州以下以谭二疯亡、任韦驮、任长蛮为最。而谭二疯亡、江大烟杆又系著名会匪，该匪等纠众贩私已十余年。 [91]
可见，无论从贩私规模、贩私人员数量、贩私的手段以及贩私的成因上讲，清代四川私盐问题都较前朝更为严重、复杂。乾隆四十四年（1779），未完羡截银是287100余两，边岸销售极度疲惫，边计岸积引达八万数千余张，积欠羡截一百数十余万两。《大清律例》对此类失范行为，做了十分明细的界定，分门别类对邻私、商私、漕私及枭私做出惩戒，盐法的制定，在有助国家进行社会整合、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私盐问题在清代社会的进一步凸显。
[1] 《两淮盐法志》（乾隆朝）序中记载：“盐策之为额供也，居赋税之半。而两淮又居天下之半，两淮之盐法定，而天下之盐法准此矣。”
[2] 参看（清）葛士浚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43《户政二十·盐课二·论盐二》，清末铅印本。
[3] （民国）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23《食货志四·盐法》，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3603—3604页。
[4] 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86页。
[5] 两淮盐区其产地居黄海之滨，位于江苏之通州、泰州、海州之地，销区范围包括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的大部及河南的部分地区，总计二百余府县。无论是从产盐量，还是行销范围而言，在清代十一大盐区中，该区皆居首位。参见吴海波《两淮私盐与地方社会：1736—1861》，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1页。
[6] 行盐引数的减少不代表产量的降低和需求量的减少。
[7] （清）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14《覆奏办理两淮盐务一时尚未得有把握折子》，1840年刻本。
[8] （民国）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23《食货志四·盐法》，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3604页。
[9] 清雍正五年（1727）两淮巡盐御史葛尔泰奏请实行的盐业管理法规，系一套稽查盐产、严禁私煎的规程。灶户起火煎盐，先申报灶头，由灶头向灶长领取印牌挂煎舍前备查。盐煎毕后印牌归还灶长，灶长将领牌至缴牌时刻登记在簿，按时到煎舍盘盐，在规定时间内若没有产出应有数量之盐，即认定有走私嫌疑，即报场官查究。参见宋良曦等主编《中国盐业史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103页。
[10] 场课又有滩课、灶课、锅课、井课之分。
[11] （清）张茂炯等：《清盐法志》卷3《通例·征榷门》，1920年铅印本。
[12] 《奏报遵旨会同筹办淮南盐务事宜事》，道光七年二月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35-0504-048。
[13] 《奏为敬陈盐务经久之法事》，道光九年九月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3178-034。
[14] （民国）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23《食货志四·盐法》，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3617页。
[15] （民国）林振翰：《中国盐政纪要》第一篇《沿革》，商务印书馆1930年铅印本，第6页。
[16] （清）卢询：《商盐加引减价疏》，参见《皇朝经世文编》卷49《户政》，1827年刻本。
[17] 《奏为私盐日充以致官引日滞已饬属堵缉走私要隘并会商疏良策等事》，道光十年十一月初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4041-018。
[18] （清）包世臣：《安吴四种》卷5《小倦游阁杂说二》，1872年刻本。
[19] [日]佐伯富：《清代盐政之研究》，《盐业史研究》1994年第4期。
[20] 张小也：《清代私盐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页。
[21] （清）包世臣：《安吴四种》卷3《中衢一勺·庚辰杂著五》，1872年刻本。
[22] （清）李澄：《淮鹾备要》卷5《盐之害》，1823年刻本。
[23] （民国）林振翰：《中国盐政纪要》第三篇《运销·缉私》，商务印书馆1930年铅印本，第318页。
[24] 张小也：《清代私盐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4—103页。
[25] 参见吴海波《清中叶两淮私盐与地方社会——以湖广江西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7年，第11页。
[2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27] 骆秉章在咸丰十一年（1861）《体察全局情形疏》中曾说：“此近五六年，湖北、湖南饷源稍裕，实收蜀省盐厘之利”，又称：“添兵募勇，费用不赀……筹饷之法，舍捐输厘金外，别无长策。”
[28] （清）王守基：《盐法议略》，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7页。
[29] （清）蔡毓荣修，龚懋熙纂：康熙《四川总志》卷30《盐法》，1662—1772年刻本。
[30] 张习：《四川盐务报告书》第1编，1912年铅印本，载龙向洋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民国文献丛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1] （清）丁宝桢等：《四川盐法志》卷20《征榷一·引税》，1882年刻本。
[32] （清）丁宝桢等：《四川盐法志》卷40《纪事》，1882年刻本。
[33] 参见鲁子健《古井沧桑话川盐》，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0年版，第81—85页。
[34] （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10《山货》，1830年刻本。
[35] 丁宝桢：《四川盐法志》卷23《征榷四·积欠》，1882年刻本。
[36] 据《四川盐法志》卷18《转运八·官运上》对雍正朝的盐引数记载：“查川省产盐之厅、州、县、卫共五处，不产盐之厅、州、县、卫共八十三处，每岁计行销水陆二引共三万八千三百一十一张。”
[37] （清）丁宝桢等：《四川盐法志》卷22《征榷三·纳解》，1882年刻本。
[38] （清）丁宝桢等：《四川盐法志》卷24《征榷五·票厘》，1882年刻本。
[39] （清）王守基：《盐法议略》，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7页。
[40] （清）丁宝桢等：《四川盐法志》卷11《转运六·济楚上》，1882年刻本。
[41] 参见鲁子健《古井沧桑话川盐》，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0年版，第121—124页。
[42] （民国）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23《食货志四·盐法》，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3606—3607页。
[43] （民国）周询：《蜀海丛谈》卷1《制度类上·盐税》，巴蜀书社1986年点校本，第22页。
[44] （清）丁宝桢等：《四川盐法志》卷5《井厂五·沿革下》，1882年刻本。
[45] （清）陈梦雷等：《古今图书集成》卷692，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
[46] （清）丁宝桢等：《四川盐法志》卷10《转运五·贵州边岸》，1882年刻本。
[47] 阿麟：《新修潼州府志》之《食货志二》，载宋良曦、钟长永《川盐史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
[48] （清）丁宝桢等：《四川盐法志》卷5《井厂五·沿革下》，1882年刻本。
[49] （清）范锴：《花笑庼杂笔》卷1《蜀中水火油井四则》，1850年刻本。
[50] （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10《山货》，1830年刻本。
[51] （民国）陈谦等修，罗绶香等纂：《犍为县志·盐务志》，1937年铅印本。
[52] （清）王梦庚等辑：嘉庆《犍为县志》卷4《食货》，1814年刻本。
[53] （清）王守基：《盐法议略》，中华书局1991年版。
[54] 据《四川盐法志》卷8《转运三·湖北八州县计岸》记载“询绅耆乡民，皆称犍盐味咸，凡食宁盐十文，犍盐只需六、七文。”
[55] （清）李榕：《十三峰书屋全集》卷1《自流井记》，1890年刻本。
[56] （清）李榕：《十三峰书屋全集》卷1《自流井记》，1890年刻本。
[57] 参见《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合订本，四川省自贡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82年版。
[58] 参见《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6—10辑合订本，四川省自贡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82年版。
[59] （清）周庆云：《盐法通志》卷55《转运一》，文明书局1914年铅印本。
[60] 当时，四川盐产地在川东只有万县、云阳、大宁、太平、忠州、彭水，在川南只有富顺、犍为，在川北只有潼川所属及阆中等地，张习也在《四川盐务报告书》中提道：满清开国之初，推行盐票。彼时本省大乱甫定，户口凋零，滇黔尚未肃清，道路梗塞，年仅行票四千九百四十张。由布政司刊刷发商，销盐有限，征课有限。
[61] 参看丁宝桢《四川盐法志》卷16《引票一·颁行》，1882年刻本。
[62] 归丁州县，即是指将引税摊入地丁征收，听任票贩运销食盐的厅州县等。
[63] 参看葛士浚辑《皇朝经世文编》卷50《户政》，清末铅印本。
[64] 参看周询《蜀海丛谈》，巴蜀书社1986年版，第18—19页。
[65] （清）张茂炯等：《清盐法志》卷253《运销门·票盐》，1920年铅印本。
[66] 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页。
[67] 据《四川盐法志》卷13《转运八·官运上》记载：“至现在川中边引积至八万七千有奇，为完羡截一百三十六万六千余两。”
[68] （清）丁宝桢等：《四川盐法志》卷33《缉私二·关隘》，1882年刻本。
[69] （清）丁宝桢等：《四川盐法志》卷33《缉私二·关隘》，1882年刻本。
[70]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3《蜀志》，齐鲁书社2010年点校本，第30—31页。
[71] （汉）司马迁：《史记》卷30《平准书第八》，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321页。
[72]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23《第五琦传》，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3517页。
[73] （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54《食货志四》，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379、1380页。
[74] （元）脱脱等：《宋史》卷183《食货志下五》，中华书局2011年点校本，第4474页。
[75] （元）脱脱等：《宋史》卷183《食货志下五》，中华书局2011年点校本，第4471页。
[76]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6《征榷考三》，中华书局2011年点校本，第471页。
[77] 宋良曦、钟长永：《川盐史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5页。
[78] （元）脱脱等：《宋史》卷181《食货志下三》，中华书局2011年点校本，第4415页。
[79] （明）宋濂等：《元史》卷190《瞻思传》，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第4352页。
[80] （民国）吴兆莘：《中国税制史（上册）》，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第149—150页。
[81] （清）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40《征榷考十二·盐法》，商务印书馆1936年铅印本。
[82] （明）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419，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
[83] 明代对贩私的惩罚主要有：凡犯私盐者杖一百，徒三年，有军器者加一等，诬指平人者，加三等，拒捕者，斩。盐货车船头匹并入官，引领牙人及窝藏寄顿者，杖九十，徒二年半。挑担驮载者，杖八十，徒二年。非应捕人告获者，就将所获私盐给付告人充赏。有能自首者，免罪，一体给赏。若事发，止理见获人盐，当该官司不许辗转攀指，违者，以故入人罪论。凡盐场灶丁人等，除正额盐外夹带余盐出场，及私煎货卖者同私盐法。
[84] 《顺治六年整饬盐务课税题本》，叶志如整理并刊发于《历史档案》1984年第2期。
[85] （清）丁宝桢等：《四川盐法志》卷22《征榷三·纳解》，1882年刻本。
[86] （清）唐炯：《四川官运盐案类编》卷2《戊寅纲》，1881年刻本。
[87] （清）谢开宠：《两淮盐法志》卷155《杂纪门·艺文》，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版。
[88] 《仁宗睿皇帝实录》卷312《嘉庆八年四月下》，中华书局2008年影印本，第30646页。
[89] （嘉庆）《重庆府扎发告示严禁盐枭匪徒扰害以靖地方事》，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6-03-00125。
[90] （清）陈运昌、邹稷光、欧阳铸同编：《富顺县乡土志·兵事》，清末抄本。
[91] （清）丁宝桢等：《四川盐法志》卷34《缉私三·各岸缉私》，1882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