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将盐作为写作选题，首先是出于一种情结。笔者出生在曾是四川著名盐产地之一的大宁盐厂遗址所在地，祖上从事着与盐有关的职业。在成长的历程中，耳濡目染感受着盐文化的遗风：至今仍涓涓不息的天然盐泉；猎人逐鹿时发现盐泉的传说；遗留的通往陕西、湖北蜿蜒曲折的古盐道；古代在特殊时期为盐运所凿的人工栈道；因盐而兴因盐而衰的宁厂古镇；用盐腌制的老腊肉和各种咸菜；听老盐客讲述运盐时被“棒老二”劫持的情形；还有听母亲讲述外婆曾经经营盐运行业时的叱咤风云……虽然时过境迁，盐厂和家业都已没落，但骨子里想要去认识和探知盐的冲动却不曾改变。

三叠纪（Triassic Period）中期，经侏罗纪（Jurassic Period）至白垩纪（Cretaceous Period）的一系列地壳运动和板块运动，影响着中国远古地理环境，形成了四川盆地，随着盆地内海水的大量蒸发，盐类物质稳定的沉积、良好的封闭性以及长时间的咸化，造就了四川地区丰富的盐矿资源，从川北到川南，川西至川东，盐资源广为分布。自人类产生以后，这些资源在铸就四川辉煌盐业的同时，也形成了四川盐业的区域特色，即区别于海盐、池盐等的井盐。丰富的盐资源和便利的水运系统，使四川盐业历史悠久且发达。人类有记载的四川井盐生产始于李冰穿广都盐井，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灭以后，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又识齐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 ^[1] 不断完善的古代盐产业链，不断革新的凿井技术和器械，众多因盐而兴的村镇、聚落与城市，成为今天不可复制的文化遗产。在以“千年盐都”自贡为首的众多产盐地，先人留有大量宝贵的盐业档案和史料，这些都是以四川为研究对象的地缘优势。

早在距今4000—5000年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巴族祖先发现露出地表的一眼眼自然盐泉，成为四川盐业存在的滥觞所在。虽有悠久的产盐历史，但因井盐的自然属性使然，凿井困难且盐井极易遭遇天灾坍塌，以至于四川盐业的地位并不十分突出。至北宋初期，四川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盐荒，屡次爆发争夺食盐和盐井的战争， ^[2] 在此背景下，一种新型盐井“卓筒井”问世，盐产陡增，据南宋绍兴二年（1132）不完全统计，“凡四川二十州四千九百余井，岁产盐约六千余万斤” ^[3] ，较宋初增加2.7倍。随着技术的不断提升，之后产量逐渐增加，但真正凸显其特殊历史地位的时期，却是在中国文化、政治、经济经历裂变与蜕化的清季。这一时期，各种关系纷繁复杂，以物质形式为载体的“盐”，不仅是维持人们生命的必需品，还是国家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作为内忧外患时期国家命脉的支撑，尤其是济楚时期的川盐，它在历史上从未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胶合得如此淋漓尽致。为使研究具有连续性，本文将时间定格在整个清代。

盐在古代的作用，今人难以想象，从古希腊诗人荷马对盐的赞誉、柏拉图对盐与生命关系的认知、《圣经》对盐的歌颂、古法国人在婴儿受洗前以盐水沐浴的习俗等现象中可窥见一斑。中国亦不例外，如今唾手可得之盐竟是古代国家的命脉所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因盐而产生的战争，从人类形成之初部落为争夺盐资源而迁徙、战斗，到后来历史上的因盐而兴的农民起义。用人类学者舒瑜的观点来讲，盐是古代中国国家权力的隐喻和财富的象征，掌控了盐资源就等于掌握了权力与财富。 ^[4] 同时，马克·科兰斯基（Mark Kurlansky）的观点也佐证了这一想法，他在Salt—A World History一书中分析中国的“盐”字时写道：

Chinese governments for centuries had seen salt as a source of state revenue.Taxts have been found in China mentioning a salt tax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C.The ancient character for salt,yan,is a pictograph in three parts.The lower part shows tools,the upper left is an imperial official,and the upper right is brine.So the very character by which the word saltwas written depicted the state's control of its manufacture. ^[5]

对于古代中国这样一个高度集权的中央专制国家而言，毫无疑问地要将盐产品牢牢控制，于是，自汉代以来，盐行专卖。后历经各朝代，虽途中政策有起伏（如隋至唐开元十年间有过无税制），但这些均不是盐制度中的主流，改变不了食盐国家专营的总体格局。食盐专营的直接后果：一方面确保了国家的稳定税收维护既定统治，另一方面滋生了新的与专营政策相悖离的社会产物——“私盐”。

历史的际遇，导致清代川盐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也滋生出滞碍国家统治的重重社会矛盾，其中之一便是来自与“官盐”对立的“私盐”。“私盐”作为社会失序的表现，与“官盐”相伴相生，由来已久。而清季四川“私盐”问题的蔓延，在全国范围内较为突出和棘手，究其产生有何特殊之处？与同一时期其他区域的“私盐”有何地域差异？地方政府对待“私盐”是何真实态度，有何控制措施与手段？社会各阶层人士与“私盐”有何关系？最终缉私的成效如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有令人想要厘清的欲望，因此，才有本书得以成型。

本书的出版，感谢业师李禹阶教授对我的思想引领，感谢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曾凡英教授的悉心指导，感谢所有在我写作路上真诚帮助过我的人，因篇幅有限，恕不一一点名。但此外，必须要特别感谢我的母亲，因为她的家族经历，让我拥有探究四川盐业的初心，因为她的无声大爱默默付出，才让我无任何后顾之忧的顺利完成书稿。所以，谨以此书献给我深爱的母亲刘以凤女士。

[1]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3《蜀志》，齐鲁书社2010年点校本，第30—31页。

[2] 据郭正忠1981年发表在《中国史研究》第1期的《北宋四川食盐危机考析》一文中记载：仅乾德三年（965）至皇祐元年（1049）的84年内，四川较大的起义与动乱就在20次以上，其中至少一半以上与食盐问题有关。

[3]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蜀盐》，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1年版。

[4] 参看舒瑜《微“盐”大义——云南诺邓盐业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24页。

[5] Mark Kurlansky,Salt—A World History,New York:Walker Publishing Company,2002,p.29.其中文意思大体为：中国政府自公元前20世纪开始提及盐税，且把盐作为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已有几个世纪了。中国古代的“盐”字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象形文字，最底下的部分代表制盐工具，左上是一位朝廷官员，右上是盐卤水。所以该字本身就意味着国家对产盐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