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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容闳（Yung Wing，1828—1912）所撰英文自传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1] 之汉译本在上海出版。译者选择《西学东渐记》 [2] 作为书名，可谓对容闳参与和见证晚清西学东渐特定历史之传奇人生的经典诠释。也正是因为《西学东渐记》的问世，一个多世纪以来，容闳一直被视为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鲜明标识，而其于中学西传、在西方构建中国形象之开创性贡献则未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
其实，容闳是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乃至推动者，在近代中国绝大多数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中均扮演过重要角色。然而，与晚清时期立于历史潮头的其他显赫人物相较，容闳更多表现在“践于行”，而没有留下多少文献史料，所以学界对其研究很长时期都是“浅尝辄止”，难以深入。直至1988年，章开沅在耶鲁大学图书馆“手稿与档案部”（Manuscripts and Archives）发现一批珍贵的容闳文献，陆续将其整理、翻译、发表，容闳研究才开启新的局面。 [3] 自2010年始，吴义雄亦着手搜寻、编辑和翻译稀见容闳文献，并于2015年出版《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 [4] 一书，公布大量容闳书信、日记、手迹以及耶鲁大学同学为容闳毕业纪念册所题赠言，再次拓展容闳研究的新视域。
通过章开沅、吴义雄等学者翻译发表的耶鲁大学图书馆所藏容闳档案文献，不难发现，容闳1847—1854年在美留学期间不仅倾心致力于西学东渐，成为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先驱者，而且努力投身于东学西传，成为晚清早期中学西传的开拓者。一方面，他主动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方式将中华优秀文化传播到西方；另一方面，在当时罕有中国人出现的美国，容闳本身就是中华文化的鲜活符号，所以他倾尽己力身体力行为中华文化代言。
人不仅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一种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都会在该文化熏陶下的个体的人身上集中体现。容闳作为晚清早期中学西传的开拓者和践行者，其最大贡献就是让西方人直接从其身上认识和了解中国人，进而认识和了解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的重要体现之一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源远流长，内涵丰富，主要表现为优秀的道德品质、优良的民族精神、崇高的民族气节、高尚的民族情感以及良好的民族习惯。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礼记·大学》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5] 修身是为了齐家、治国，修身的标准是个人达到较高的品德素养。个人美德则主要体现于志存高远、诚实守信、刚正不阿、自强不息、重德贵义、律己修身。容闳出国之时，年已十八九岁。此前，他生活于深受儒家传统伦理影响的岭南文化圈内，濡染于淳良质朴民风，所以很早便尊崇秉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另外，容闳自幼接触西方教会，年轻时即已皈依耶稣基督，在海外又接受西式教育，并渐趋形成适应于西方文明的价值观与世界观，所以有人误将其视为业已归化美国的“假洋鬼子”。但是，容闳毕竟出国之前生活于南粤大地（包括澳门、香港），沐浴于东方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很早就铭刻于其幼稚的心田，所以，其本位文化仍然是东方文化。中华文化早已根植其心。可以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容闳都始终深怀浓郁故国情结，秉持传统中华美德。
1835年，7岁的容闳入读英国来华女传教士、郭实猎夫人玛丽·温施娣（Mary Wanstall，1799—1849） [6] 在澳门开办之女校。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因中英关系恶化之故，郭实猎夫人遂关闭女校前往美国。临行前，她特意留信给英国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医疗传教士（medical missionary）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嘱咐其一旦马礼逊学校（Morrison School）招生，定要找到容闳，送其至该校上学。1840年秋，合信找到正在澳门一间葡萄牙天主教传教团印刷所上班的容闳，请其离职并回家征得母亲同意，然后到马礼逊学校读书。不过，合信提出，在去该校读书之前，容闳必须到合信开办的医院待上一段时间，以便更好地了解他。合信通过在医院对容闳约两个月的观察，觉得其品行端正，品格优良，遂非常乐意将其介绍给马礼逊学校校长鲍留云（Samuel Robins Brown，1810—1880，亦译布朗、勃朗）。1847年初，鲍留云因本人及家人的健康问题而返回美国，并将容闳、黄胜（Wong Tat-kuen或Wong Shing，1827—1902）、黄宽（Wong Fun，1829—1827）三位该校中国学生带到美国继续完成学业。 [7] 由此不难看出，容闳应该是一位品德优秀的中国学生。首先，他若没有良好的品格，郭实猎夫人不会将其嘱托给合信医生，送其入读马礼逊学校；其次，他若没有良好的品格，合信医生也就不会将其介绍给鲍留云校长，让其接受西式教育；最后，他若没有良好的品格，鲍留云校长更不会带其前往美国深造。
耶鲁大学图书馆所藏“容闳文书”（ Yung Wing Papers ）中保存最早的容闳书信，是其1848年6月1日致托马斯·H.盖劳德特（Thomas H.Gallaudet，1787—1857）牧师之函。此信写于容闳赴美留学第二年的暑假。其时，他正就读于新英格兰地区一所著名的大学预备学校——康涅狄格州的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托马斯·H.盖劳德特早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后进入波士顿安多佛神学院（Andover Theological Academy）学习，是美国著名的聋人教育家，在康涅狄格州创办北美第一家聋人学校，成为北美聋人教育之先驱。他虽然主要从事教育事业，但同时也是圣公会（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的牧师。 [8] 这是一封容闳因失约而写给对方的致歉信。容闳首先表达歉意：“我曾在赴纽约的车上承诺去拜访您，但未能兑现，让您失望了，非常抱歉。”紧接着，他说明失约的具体原因：“我原计划在纽约和费城两处只待一周，然后经哈特福德（Hartford）回家时，到您家中逗留数日。但鲍留云先生在两地的友人挽留我至整个假期将要结束之时，以致我在开学前只剩一天时间返回孟松家中。”最后，他表示将如何弥补自己的失约：“现在我给您写此短信，祈求原谅失约之过。……我将在离美前设法另寻时间赴哈特福德拜访。” [9] 另外，从此信可以看出，容闳入读孟松学校不久便与托马斯·H.盖劳德特一家有较为密切的交往，并建立深厚友谊。此信充分显示，容闳是一位诚挚友善、敦厚质朴的青年学子；他的身上充满中华传统美德中的“诚实”品格。
耶鲁大学图书馆所藏“容闳文书”中数量较多的是容闳写给在华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的书信。目前所见容闳致卫三畏的第一封信写于1849年4月15日。月底，与容闳、黄宽一起赴美学习的黄胜因身体原因回国，故容闳托其带信给在中国的卫三畏。在此信中，容闳谈及最多的是其家人。首先，他认为自己在美国读书，不能让家里有经济上的后顾之忧。他对卫三畏说：“我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在此信中与您交流。我万分希望您能帮忙，欲成此与我未来生活密切相关之事，即恳请您为我兄长容阿林（Yung Alum）觅一工作”；“若我兄长能受雇，则我留在这里之事当可无忧。同时，这样安排也可在我留下后仍能让我小弟入学读书”。其次，他担心因家人受传统观念影响之故而误解其打算继续在美国接受西式教育的决定，请求卫三畏向其家人做好解释工作。他说：“烦请您向我叔父容名彰（Yung Ming Cheong）说明我欲在美多留数年。……当然，您知道我实不愿离开母亲和兄弟姐妹，我在离开中国时曾答应他们两三年后即返回。……若我留美，还请您尽力就我在美国再留学6年的目标说服我叔父，告诉他教育会带来的成果；用简短的故事，说明知识如何增加幸福；我以后的生活又将会如何。您同他说过后，他就能找机会向我母亲进言。” [10] 从信中内容不难看出，容闳原先答应家人到美国学习两三年之后便回国。而他若要在美国大学继续深造，困难不仅来自原先经济资助的断绝，而且来自等待其挑起养家重任的家庭，所以，他虽然不能亲自回家克尽孝道，也想方设法在上大学之前妥善处理好家人的忧患与生活。
1850年圣诞节，容闳在写给卫三畏的一封长信中再次表达强烈的思亲之情。此时，他已如愿入读耶鲁大学。他在信中说：“我很高兴母亲和您见面了，而且她的身体也很好。然而上封信给我带来一些坏消息。母亲在信中告知我长兄去世的消息，以及她自己的状况。那封信让我有两周心神不安。”当容闳获知家庭不幸的噩耗时，心情非常沮丧，虽然正在全力备考大学，却产生了想完全放弃的念头。他谈道：“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要放弃已经开始的事业，带着已经学到的知识回国，去改善我的母亲和那些在血缘上与我紧密相连的亲人的境况。我可以用灵魂之眼看到他们的处境。”他甚至表示：“我的思亲之情甚于一切。若非认为有比对克尽孝道更重要的理由，我早已回乡。” [11] 容闳虽然远隔重洋，身处异国，求学艰辛，但心中却始终惦念着自己的家人，尤其是母亲。游子愁肠跃然纸上，赤子之心溢于言表。
1852年12月30日，容闳写信给卫三畏，称将托人带给对方自己求学期间挣得的30元钱。如果他母亲还活着的话，请卫三畏将其中的25元转交给其母。容闳当时的确不知道母亲的生死，因为已有一整年未得到任何音讯。如果母亲不幸已经去世，他则请卫三畏帮忙把那25元分给其弟弟妹妹。容闳颇为动情地写道：“我非常担心失去母亲。如果她能够等到我回国，我将认为这是上帝给我的最好赐福。我坚信她将会得到上帝的眷顾，真希望我还有机会同她说话。” [12] 仅仅半年之后，容闳又于1853年7月27日迫不及待地致函卫三畏，打听母亲的情况。他说：“我想知道母亲是否健在。您比其他人更了解此事，请务必告诉我实情……我很长时间没有收到家信了，我很怀疑我的朋友们不给我写信的原因是他们不想让我知道有关母亲的任何事，怕我得知她已不在人世后，我可能就不回中国了。请写信告诉我一切重要之事。” [13] 容闳在写此信的时候，已经离开家乡6年半。愈是临近毕业，他愈益思亲念乡。容闳信中那些朴素的话语充分吐露其对故土亲人的真挚情感，同时也足见其满怀中华传统美德中的“孝悌”品格。
1854年夏天，容闳成为耶鲁大学毕业的首位华人。毕业之际，同学惜别，互留赠言。耶鲁大学图书馆所藏容闳1854年毕业纪念册，留存大量耶鲁同学给容闳题写的赠言，其中不乏对其优秀品格的高度赞赏。如，查尔斯·H.巴瑞特（Charles H.Barrett）留言：“很乐意在这一页纸上写下对你的爱心和勤勉的赞誉。我愿意永远把你当做亲近和珍爱的朋友。” [14] 巴奈特·P.布里斯托尔（Barnet P.Bristol）写道：“尽管出生在地球的另一边，你成长为一个男子汉。你的人格力量让人钦佩。你注定会成为让人依赖的伟大崇高之人。” [15] 威廉·考其索（William Kautchisow）吐露心声：“我会一直怀着愉快的记忆想到你。无须提起你的才华，因为更好的评判者已经多次予以褒奖。你的君子之风使我获益匪浅。” [16] 詹姆斯·T.巴提荷鲁斯（James T.Batiherus）一直与容闳在孟松学校和耶鲁大学是同学，相处时间较长。他回忆：“我们相伴度过了6年的漫长求学时光。其间我们的友谊和感情得以巩固。……将来我会经常想到你，因为同孟松学院和耶鲁大学相关的许多往事将会把你带入我快乐而感激的回忆中。”“我希望你的记忆中会有我这个挚友的一席之地，相信我对你的友情，对你人格的欣赏和对你崇高事业深深的兴趣。” [17] 约翰·C.萨克尔福特（John C.Thackelford）赠言：“我和你熟识因而得以发现你性格的优点，你的个性赢得我的赞赏和友谊。” [18] 罗伯特·E.泰勒（Robert E.Taylor）诉说道：“由于你的温情和善意，我常常会想起你。” [19] 查尔斯·E.特朗布尔（Charles E.Trumbull）表示：“请相信我对你才华的坦诚羡慕以及对你的尊重。无论你在地球的什么地方，我始终保持对你的欣赏。” [20] T.C.华纳（T.C.Warner）赞赏道：“我欣赏你的能力和处事风格。你是那种缜密思考的年轻人。当大众都沉迷于盲目崇拜的时候，你有希望成为国之栋梁——坚强的栋梁。”“如果有人质疑上述观点，请让他来找我。” [21] 艾斯克林·N.怀特（Erskine N.White）则不无幽默地调侃：“尽管一个中国佬从这所学校的‘美国本地佬’手里拿走了不少奖状，我想你会发现人们无不对你这个聪明人的成功感到高兴。” [22]
上述赠言，虽然角度有别，语气各异，但似乎可以还原出容闳在美国同学心目中的大致形象，那就是品格崇高、天资聪颖、学习勤勉、思维缜密、精力过人、才华出众、充满爱心、勇于进取。也正是容闳所具备的这些优良品质，构筑起美国人最初关于中国人和中华文化的形象。
容闳虽然完备接受西方教育，深受基督宗教文明濡染，然而，其出国之前长时间浸润于历史悠久而又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氛围之中，无疑已经建立与故土、国家之间的深厚情感纽带。所以，在美留学期间，他虽然思想渐趋“西化”，更确切地说是“美化”，但仍怀着一颗对祖国的赤诚之心。事实亦证明，容闳一生矢志追求的正是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1850年夏天，容闳被耶鲁大学录取时，原先资助其赴美留学的合约已经到期，且无其他经济来源，所以他必须获得新的资助。帮助容闳赴美留学的原马礼逊学校校长鲍留云和时任孟松学校校长查尔斯·哈蒙德（Charles Hammond，1813—1878）建议他向孟松学校理事会提出申请。然而，该校理事会却告知容闳，获取此项资助的前提是，他必须具结“誓约”，保证大学毕业之后回中国成为传教士。容闳当面回绝了学校理事会的要求。他说：“第一，具结这样的誓约会妨碍和限制我的作用。我需要行动上最大限度的自由，以便自己利用一切机会在中国最大程度地做好事。如果有必要，一旦发现旧有条件不利于我实施为中国谋求最高福祉的计划，我就得竭力创造新的条件。第二，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传教士这种职业不是一个人一生中能为国家谋求最大福祉的唯一途径。在如此幅员辽阔的中华帝国，只要一个人具有基督精神，那么，其立志为国家谋求福祉的抱负就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反之，一个人若没有这种精神，则世上任何誓约都不能融化他那冰封的灵魂。第三，这种性质的誓约会妨碍我利用在像中国这样国家的生活中可能出现的任何机遇，为之做出伟大的侍奉。” [23] 可见，容闳当时的人生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学成之后返回中国，报效国人。事后，鲍留云和查尔斯·哈蒙德均对容闳不因物质利益而牺牲自己的抱负和志向的勇敢决定而大加赞赏。
1850年圣诞节，只身一人在纽黑文（New Haven） [24] 的容闳感到特别孤单。与其同赴美国求学的黄宽，已于当年夏天转赴英国攻读医学学位，而黄胜则早于1849年因身体有恙而归国。此时，容闳离开家乡已近三年，在一种完全脱离中华文化氛围、亦无机会接触华人同胞的语境下，其出国之前受过的有限中文教育几乎遗忘殆尽。容闳在写给卫三畏的信中表达出强烈的对故国思念的心情和对中文学习的渴求。他写道：“他（指黄宽——引者注）离我后去了苏格兰。我倍感孤独，无人与我用中文谈话。我的中文写作能力快速丧失，对如何度过大学生活毫无主意。”他痛苦地说：“我非常期望收到中国同学的来信。我给他们每人都写了信，但没有任何回音。黄胜离去后没有给我写信。来自地球彼端的消息对我都很珍贵，但甚少得到，而愈发使人向往。”可以想象，当时的容闳生活在一个无法以任何形式使用或者接触母语的环境之中，是何等的孤独与绝望。所以，他请求卫三畏：“我离开中国时没带任何中文书籍，因此我在信中附上一个单子，写明我所需要之物，请您帮我购买。” [25] 他随信寄上钱，请卫三畏帮他购买一些中文书籍寄来。容闳甚至因为“已忘记了中国日期”，故在信的附言中要求卫三畏帮其购买美国在华医疗传教士波乃耶（Dyer Ball，1796—1866）编纂之中英文对照年历——《华番和合通书》。他还补充道：“由于我的中文知识有限，请您在寄给我之前为这些书做些断句。” [26] 上述话语清晰表明，容闳虽然身处异乡，但决不愿舍弃中华文化之根。而且，他也在利用可行的方法学习中国语言，巩固中文知识，努力避免与中华文化“渐行渐远”。
1852年底，容闳已经在耶鲁大学读完两年半。此时，他更加坚定地期盼毕业之后回家报效祖国。在致卫三畏的信中，他说：“我将在1854年夏拿到学士学位，其后将考虑回乡，再学习专门的职业。至于何种职业，我还没有完全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将学习农业化学。也许会学习内科学和外科学。有那么多的东西可以学，对于一个想报效祖国的学子来说，任何一样都很有价值，而尝试了解自己的选择是非常令人兴奋的。” [27] 在此信中，容闳还提及其曾在纽黑文见到阔别多年的美国在华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Bridgman，1801—1861）夫妇，并和裨治文商讨将化学引进中国之事。可见，此时的容闳刚刚接触西方科学文化，而且是一些实用技术，尚处于期冀引进西方科技使中国走向富强之境的初期理想——实业报国。
容闳大学毕业之时，面临诸多选择。他的好友约瑟夫·H.特威切尔（Joseph H.Twichell，1838—1918，旧译吐依曲尔）牧师对其当时的矛盾处境和艰难抉择有较透彻的分析。他说：“容闳毕业时受到莫大的劝诱，以使他改变自己的人生。对其而言，是有可能的。他在美国的逗留时间足够长久，完全可以加入美国国籍。确切地说，他已经是美国公民。他在理智和道德上的一切兴趣、情感和喜好，使他感到美国就是故乡。而且，他的毕业引起人们对他的关注，非常诱人的机会已向他开放：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在美国留下来成就一番事业。” [28] 而容闳回到中国之后将面对的情形，约瑟夫·H.特威切尔指出，“中国对他来说反倒像是异乡客地。他甚至差不多已经完全忘记自己的母语。而且他在中国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除了卑微的亲属之外，他在那里没有什么朋友；没有什么能带给他地位和尊重，没有表达的地方，没有立足之地。不仅如此，而且考虑到他曾在哪里待过，已经变成什么样的人，其目的为何，所以他无法躲避来自其同胞的偏见、猜疑和敌意。显然，如果回中国去，那么他将面对的是一派阴郁险恶的前景。回国的想法就是放逐。” [29] 很显然，对容闳而言，留在美国是一条幸福的康庄大道，而回到中国则充满荆棘坎坷。即便如此，他最后还是选择归国。从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和容闳的个人情况来看，他的这种选择风险颇大。
其实，容闳选择学成归来报效祖国，不仅是他长久形成的坚定信念，而且是他面临抉择时的深思熟虑。他晚年回忆道：“大学最后一年结束之前，我已在心中规划出自己将要付诸行动的事业。我决心要做的事就是：中国的年青一代应当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条件；这样，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日趋文明富强。” [30] 这是容闳当时发自内心的期冀以西学改造中国，实现中国复兴富强，并为之奉献终身的强烈愿望。他渴盼能够培养造就一大批像他那样懂得西方政治学说、掌握西方科学技术、通晓西方思想文明的青年学子来改造中国。正是因为容闳当时的矢志坚持，才有二十多年之后他所倡导的载入中国史册的海外留学运动。晚年的容闳对此颇感欣慰。他说：“我的志向就是去实现这一目标。朝着这一目标，我倾尽了所有心力与精力。” [31]
如上所述，容闳之所以有如此坚定的报效祖国的信念，是经过长时间思考的结果。他曾对此有较为合理的解释：“我远渡重洋，求学深造，凭借勤奋刻苦和自我克制，最终在竞争中得到梦寐以求的收获。尽管收获所得并不如期待的那么完美圆满，但我完全达到了大学教育的常规标准，获得了人文教育的理念。因此，我能够称自己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而且有必要问一下自己：‘我将用自己所学去做些什么呢？’” [32] 应该说，正是强烈的渴望中国富强的使命感，迫使容闳不能留在美国，而是催促他回到中国。
作为容闳的好友、同时也是教会牧师的约瑟夫·H.特威切尔曾经回忆说，容闳临近毕业之时，《圣经》上有条经文就像上帝的声音那样一直萦绕在他心头，盘旋在他耳畔。这条经文说：“如果一个人不能供养他自己，尤其是不能供养他自己的家人，那么他就已经背弃了信仰，于是比一个不信仰者更坏。” [33] 约瑟夫·H.特威切尔认为，“对容闳来说，‘他自己’（his own）和‘他自己的家人’（his own house）这些字眼意味着孕育他的祖国。这条经文赢得了胜利。可以说，他是从整个民族中挑选出来获得了利益，他的正义之感和感恩之心都不允许他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所以，虽然他不知道自己将会遭遇什么，但是依然决定返回中国；于是他就去做那些他已经做过的事情。” [34] 故章开沅在分析容闳决意归国的心路历程时认为：“他把西方基督（宗）教的使命感与奉献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以天下为己任与回报祖国整合起来；又把西方近代化以个性解放为基础的ambition（雄心），与中国古代经典所提倡的大丈夫气概贯通起来。因此，他留学美国的起因与归宿都是以近代西学改造中国，而不是纯粹归化于西方。” [35] 这应该是较为客观和精准的诠释。
当然，容闳为了报效祖国，在美国留学期间也是付出了超出常人的努力与艰辛。首先，他要面对语言问题。他在1849年4月15日写给卫三畏的信中说：“自我来美后，几乎把所有时间投入英文各科的学习中。上年底我开始学习拉丁语。我现在的目标是学习这门枯燥语言以便进大学。” [36] 1850年圣诞节，他在致卫三畏的信中又提到：“我入学前花在语言学习上的时间是一年半。当我问及他人所花的时间时，我惊奇地发现，绝大多数同班同学都花了至少3年时间，有些人更花了6年时间。因此学术水平差异显现出来，相互之间在不同的基础上竞争。” [37] 此足见容闳当时学习之刻苦与用功。其次，他要经受乡亲乃至家人的不理解。诚如其对卫三畏所言：“如您所熟知，中国人偏见甚深，颠倒本末，无法像您或其他开明人士那样理解求学之旨趣、优势和价值。无知和迷信蒙蔽了他们大脑的多数机能，因而不能欣赏真正有价值的事物。” [38] 晚清时期，中国人缺乏对近代西方文明和教育的了解，所以容闳的乡亲和家人也就无法理解他为何需要在美国留学如此之久。而容闳已接受西式教育十余年，且在美国切身体会到这种新式教育的先进之处，认识到这种优质教育的巨大价值，所以尽管面对诸多困难，还是坚定意志，以比其美国同学更高的目标要求自己，最后完成学业。
在耶鲁大学同学们给容闳题写的毕业赠言中，有许多是对容闳求学期间表达出的报国之志的赞赏和祝愿。这些赠言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对容闳坚定不移报国宏志的赞赏。如N.W.布朗（N.W.Brown）写道：“我知道你灵魂的崇高追求——时刻为了伟大的行动而准备着。希望你能够达到热切追求的善果。我希望以后能经常得到你的消息，没有比你的成功更让我高兴喝彩的了。” [39] 与容闳同为“辛利亚划船俱乐部”（Thinlia Boat Club）第一小队成员的托马斯·W.卡特林（Thomas Willys Catlin）留言：“我保证不会忘记自己的中国同学，我深为你的热心肠，对我们文化的热爱以及为中国的利益而献身的愿望所感染。”“我的心中有如许怀想，也知悉你的能力和心愿。我将期待和希望听到你在未来中国历史上创下的大业——我真的希望你为她所立的伟大计划终会实现，而你将在你同胞的生活中成为一位伟大、善良和有用之人。” [40] W.C.弗莱格（W.C.Flagg）表示：“你掌握着知识的力量。用它来帮助你的国人和全人类吧。” [41] 詹姆斯·T.巴提荷鲁斯（James T.Batiherus）祝愿：“你要离开美国回到祖国，为你深爱的同胞效力。我祝你前途似锦，一帆风顺。我的思念和祈祷与你同在。” [42]
第二类是对容闳提出的一些具体报国规划的认可。如小W.H.诺里斯（W.H.Norris Jr.）回忆：“我一直非常感兴趣地听你详述未来促进国人福祉的规划。我不会嘲笑你，而是希望你成功，预祝你成功。你拥有如此才华并非偶然，注定有其使命。希望你生的快乐，死的伟大。” [43] 小亚历山大·H.何文思（Alexander H.Hevens Jr.）祝福：“希望未来你的规划都能成功，这样你就不会为离开祖国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求学而后悔。” [44]
第三类是对容闳期冀中华帝国走向自由、民主、共和政体愿望的共鸣。如A.摩根·史密斯（A.Morgan Smith）预言：“你将要回到天朝，愿你看到她成为天朝共和国，愿彼时你能加入推翻压迫者的胜利合唱。……我相信亲爱的闳将在自由之树成长中扮演尊贵的角色，使中国人得其庇荫，为其供给秋之硕果。” [45] 罗伯特·E.泰勒（Robert E.Taylor）则说：“我会经常关注你，关注你为你民族的福祉所选择的光荣使命。如果得知（我希望如此）你，亲爱的闳，参加那将你的祖国从专制暴政和迷信的桎梏下解脱出来的事业，我的喜悦会无限升华。” [46]
容闳在美国留学期间自始至终秉持的忠贞报国宏志与福佑民族情怀，无疑为美国人认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提供了颇为直观、鲜活的早期素材。
容闳赴美留学之时，年已十八九岁，无疑已经具备中华文化基因。其时，美国人除了从在华传教士撰写的文章或书信中对古老东方文明略有耳闻，基本上对中国所知甚少。所以，对于耶鲁师生乃至新英格兰地区的美国人而言，容闳就是中国，就是中华文化的代表。他们通过容闳捕捉有关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种种信息，渐趋了解中国人和中华文化。容闳作为中华文化的符号和代表，则自然而然地向美国人展示、传播中华文化。这种展示和传播是无形的、潜移默化的。
尽管容闳的中文水平颇为疏浅，但在耶鲁大学读书期间，他却充分利用与师友的密切交往向他们展示、传播中国文化，让美国人增进对这一文明古国的认识与了解。此可从同学们给容闳题写的毕业赠言中得到证明。如，托马斯·W.卡特林（Thomas Willys Catlin）写道：“我将乐于忆起你这位好友，愉快地回想你告诉我关于你的国家的那么多的事，以及你对她的怀念和期盼。” [47] 这说明容闳曾向同学们介绍过许多有关中国的事情。路易斯·M.吉布森（Luis M.Gibson）则说：“让我们用对彼此的友爱推进各自的专业（我的研究对象都是已死的）——让我们来交易——你服用我的药，我喝你的茶。” [48] 显然，容闳让美国人知道茶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正是因为容闳对中华文化的展示与传播，所以，其美国同学渐趋对中国和中华文化产生兴趣。如，威廉·R.伊斯特曼（William R.Eastman）明确表示：“我们现在对中国比以前更感兴趣。” [49] 威廉·考其索（William Kautchisow）甚至说：“我清楚地记得，我曾认为能做一个中国人是件激动人心的事。现在我相信我有一个中国好朋友。”“如果我更年轻的话，我会跟你一起回去。” [50]
当然，从同学们的赠言中，也可以找到一些容闳对晚清腐败政治与愚昧陋习的失望。如，路易斯·雷德亚德·维尔德（Lewis Ledyard Weld）对容闳说：“当你再次习惯于看到小脚女人和长辫子男人，希望你不会忘记我们也有优点。” [51] A.摩根·史密斯（A.Morgan Smith）乐见容闳“回到天朝”，“能加入推翻压迫者的胜利合唱” [52] 。罗伯特·E.泰勒（Robert E.Taylor）则希望容闳“参加那将你的祖国从专制暴政和迷信的桎梏下解脱出来的事业” [53] 。美国同学也正是通过容闳了解到晚清社会的腐朽没落，才勉励容闳将所学到的西方近代文明与科技带回中国，改良中国，造福国人。约翰·C.萨克尔福特（John C.Thackelford）说：“我希望你把使我们美国人自由和幸福的实用知识以及上帝赐予的技能带回你的祖国。这些会使你成为一个快乐而有用之人。” [54] 路易斯·M.吉布森（Luis M.Gibson）鼓励：“希望你能让国人惊奇，斩获头奖，手捧银杯，成为天朝共和国的总统……” [55]
尽管容闳通过与师友的交往来展示、传播中华文化是一种较低层次的中学西传，但由于他对西学和西方社会的稔谙，所以仍不失为晚清早期中学西传的重要途径。
耶鲁大学图书馆“容闳文书”中收藏着一件颇为珍贵的文献，即容闳1853年6月26日手书中文偈语及其英译：“善似青松恶似花，如今眼前不及他。有朝有日霜雪下，自见青松不见花。”（容闳英译为：The good resembles the evergreen，the wicked resembles the flower，At present the one is inferior to the other.There is a morning and a day when frost and snow fall，We only see the evergreen，look not the flower.） [56] 此偈语本为容闳为勉励自己所撰，大学毕业时则将其用中英文手书，赠送给同学，以充分展示“中国元素”。
耶鲁大学拜内克善本图书馆（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则收藏着另一件珍贵的容闳文献，即1854年5月16日手书中文格言及其英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容闳英译为：A great man never forget the heart he had when a child.）毕业之时，容闳则用中英文将此格言抄录给斯莱德（Slade）、阿德里安·梵·辛德伦（Adrian Van Sinderen）等同学，作为毕业赠言。 [57]
耶鲁大学图书馆所藏“容闳文书”中留存有若干容闳毕业时为学友手书的颇具东方色彩的赠言。如容闳为亨利·L.哈伯尔（Henry L.Hubbell）毕业纪念册留言时，抄录唐代文学家刘禹锡（772—842）的诗作《岁夜咏怀》：“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春色无新故，幽居亦见过。” [58] 他还将此诗译成英文，供对方理解其深邃意境及深刻含义。
容闳题写给学友的毕业赠言，首先抄录中文格言、警句，接着将其译成英文，然后再写上祝福的话语。所抄录的中文格言、警句，除了上面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外，还有“人为万物之灵”（容闳英译为：Of all created things，human being is the most spiritual.）“礼之用，和为贵”（容闳英译为：The most valuable thing in politeness is concord.）“有志者事竟成”（容闳英译为：When there is the will the work is effected whatever it may be.）“手拈一管笔，到处不求人”（容闳英译为：He who know how to use the pen is an independent man wherever he goes.）等。 [59] 容闳写给学友的赠言，凡中文大多用毛笔正楷书写，笔画尚称工整，可见他即使长期旅居海外亦未中辍习字。在其学友看来，这些手书汉字一定有着丰富的东方情调。
从容闳与学友之间的毕业赠言可以看出，容闳给美国学友的赠言充分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美国学友给容闳的赠言则充分显现美国人对代表中华文化的容闳的高度认可与极力赞赏。
容闳作为一名外国留学生，在耶鲁大学求学期间表现得非常优秀。他第一个学期的各科平均分为2.12，第二个学期则达2.45（2分为及格，3分为优秀）。更令人惊叹的是，他在大二的两个学期中获得过3次英语作文一等奖。 [60] 容闳的出色表现，使其成为学校引人注目的人物。所以，该校1854年的毕业典礼成为耶鲁校史上的重大事件。当时，有一些人是冲着一睹这位中国毕业生的风采而来参加毕业典礼的。哈特福德城的贺拉斯·布什内尔（Horace Bushnell，1802—1876）博士即是其中之一。他听说过容闳，对中华民族有强烈的兴趣，所以很渴望能够认识容闳。当他们被相互介绍的时候，布什内尔立即解释说，他非常想认识容闳的原因之一，是渴望弄清楚谁是在报纸上撰写过几篇有关中国问题文章的华人作者，因为那几篇文章显示作者具有治国之才的天赋，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认为容闳可能知道作者是谁。然而，当贺拉斯·布什内尔得知那几篇文章的作者正是容闳本人时，更是由衷地敬佩眼前这位年轻的中国人。 [61] 显然，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在两种异质的文化交流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一些美国人正是通过知道容闳而知道了中国，进而想认识中国，或者加深对中国的了解。
古往今来，人类的文化交流是双向互动的，即使难免有主动与被动之分，有先进与落后之别。总体而言，东西方文化交流一直是彼此互动的，很难说有什么绝对的主动与绝对的被动，更何况中华传统文化还具有极其悠久的历史和极为丰富的内涵。晚清以降，虽然由于西方的强盛与东方的衰落，西学长期以强劲的态势东渐，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也并没有完全中断自己的西传。容闳赴美留学期间积极致力的中学西传即是明证。
留美期间，容闳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方式将中华优秀文化传播到西方，倾心尽力为中华文化代言。虽然受物质条件、生活阅历、认知水平、影响范围等限制，容闳其时所践行的中学西传尚处于一种较低层次，但无论是在个人形象上还是在具体行动上，他都称得上是中华文化在美国传播的早期开拓者，其开创性贡献更是不可磨灭的。尽管容闳留美期间躬身践行的中学西传所产生的效果至今难以评估，但至少可以肯定，中华文化通过他给新英格兰地区一部分美国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并且使他们增加了认识和了解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兴趣。西方人本来就为东方文化的固有魅力所吸引，加之容闳故国文化的基因也在其与美国师友长期相处中有所展现，于是乎，美国人早期关于中国的形象就慢慢构筑起来了。
1881年，英国人H.N.肖尔（H.N.Shore）曾经通过对容闳的评价来认识中国：“一个能够产生这样人物的国家，就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这个国家的前途不会是卑贱的……可以在真正完全摆脱迷信的重担和对过去的崇拜时，迅速给自己以新生，把自己建成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 [62] 历史亦证明，西方人正是通过对中国人的认识和交流，进而认识和了解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从而诱发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博大精深中华文化的强烈愿望，促使中西文化的广泛交流。
从这个意义来说，容闳不仅是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先驱者，而且是晚清早期中学西传的开拓者，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巨大贡献者。
（原载《唐廷枢研究》总第1期，2020年4月）
[1]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09.
[2] 容纯甫：《西学东渐记》，徐凤石、恽铁樵译，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此书英文书名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直译应为《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章开沅认为：“中文译者把它改名为《西学东渐记》，可谓画龙点睛，深得其神髓，决非误译与歪曲。”（参见章开沅《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对容闳的再认识》，载氏著《传播与植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页）。
[3] 参见章开沅《先驱者的足迹——耶鲁馆藏容闳文献述评》，载氏著《传播与植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第111—125页。
[4] 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5] （清）吕留良撰：《四书讲义》（上），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页。
[6] 玛丽·温施娣（Mary Wanstall），英籍独立传教士，原荷兰传教会（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普鲁士籍基督新教传教士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第二任妻子。其在澳门开办女校之详情，参见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 Karl F . A . G ü tzlaff and Sino - 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Grand Rapids，Michigan / Cambridge，U.K.：William B.Eerdmans Publishing Co.，2008，pp.60-65。
[7]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pp.10-12，18-19.
[8] 参见吴义雄《大变局下的文化相遇：晚清中西交流史论》，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93页。
[9] Yung Wing to T.H.Gallaudet，June 1st，1848.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本文所引容闳书信以及后面所引耶鲁大学同学为容闳所题赠言，原件收藏于耶鲁大学斯特林纪念图书馆（Yale 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汉译文均引自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
[10] Yung Wing to S.W.Williams，April 15th，1849.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14—15页。
[11] Yung Wing to S.W.Williams，Dec.25th，1850.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16页。
[12] Yung Wing to S.W.Williams，Dec.30th，1852.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18页。
[13] Yung Wing to S.W.Williams，July 27th，1853.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19页。
[14] Selected Autographs to Yung Wing by His Classmates of 1854，Yale College，Charles H.Barrett.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26页。
[15] Selected Autographs to Yung Wing by His Classmates of 1854，Yale College，Barnet P.Bristol.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27页。
[16] Selected Autographs to Yung Wing by His Classmates of 1854，Yale College，William Kautchisow.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31页。
[17] Selected Autographs to Yung Wing by His Classmates of 1854，Yale College，James T.Batiherus.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32页。
[18] Selected Autographs to Yung Wing by His Classmates of 1854，Yale College，John C.Thackelford.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33页。
[19] Selected Autographs to Yung Wing by His Classmates of 1854，Yale College，Robert E.Taylor.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35页。
[20] Selected Autographs to Yung Wing by His Classmates of 1854，Yale College，Charles E.Trumbull.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35页。
[21] Selected Autographs to Yung Wing by His Classmates of 1854，Yale College，T.C.Warner.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36页。
[22] Selected Autographs to Yung Wing by His Classmates of 1854，Yale College，Erskine N.White.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36—37页。
[23]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1909，pp.35-36.
[24] 纽黑文（New Haven），美国康涅狄格州第二大城市，耶鲁大学所在地。
[25] Yung Wing to S.W.Williams，Dec.25th，1850.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16—17页。
[26] Yung Wing to S.W.Williams，Dec.25th，1850.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17页。
[27] Yung Wing to S.W.Williams，Dec.30th，1852.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18页。
[28] “An address by the Rev.Joseph H.Twichell，delivered before the Kent Club of the Yale Law School，April 10，1878”，in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pp.256-257.
[29] “An address by the Rev.Joseph H.Twichell，delivered before the Kent Club of the Yale Law School，April 10，1878”，in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p.257.
[30]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p.41.徐凤石、恽铁樵所译《西学东渐记》将此句译为“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堪称经典，为学界所广泛引用。
[31]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p.41.
[32]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p.41.
[33] 此经文出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5：8，英译为：“If any provide not for his own，and specially for those of his own house，he hath denied the faith，and is worse than an infidel.”《圣经和合本》汉译为：“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
[34] “An address by the Rev.Joseph H.Twichell，delivered before the Kent Club of the Yale Law School，April 10，1878”，in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pp.257-258.
[35] 章开沅：《先驱者的足迹——耶鲁馆藏容闳文献述评》，载《传播与植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第121页。
[36] Yung Wing to S.W.Williams，April 15th，1849.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15页。
[37] Yung Wing to S.W.Williams，Dec.25th，1850.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16页。
[38] Yung Wing to S.W.Williams，April 15th，1849.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14页。
[39] Selected Autographs to Yung Wing by His Classmates of 1854，Yale College，N.W.Brown.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27页。
[40] Selected Autographs to Yung Wing by His Classmates of 1854，Yale College，Thomas Willys Catlin.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28页。
[41] Selected Autographs to Yung Wing by His Classmates of 1854，Yale College，W.C.Flagg.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29页。
[42] Selected Autographs to Yung Wing by His Classmates of 1854，Yale College，James T.Batiherus.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32页。
[43] Selected Autographs to Yung Wing by His Classmates of 1854，Yale College，W.H.Norris Jr.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33页。
[44] Selected Autographs to Yung Wing by His Classmates of 1854，Yale College，Alexander H.Hevens Jr.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34—35页。
[45] Selected Autographs to Yung Wing by His Classmates of 1854，Yale College，A.Morgan Smith.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34页。
[46] Selected Autographs to Yung Wing by His Classmates of 1854，Yale College，Robert E.Taylor.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35页。
[47] Selected Autographs to Yung Wing by His Classmates of 1854，Yale College，Thomas Willys Catlin.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28页。
[48] Selected Autographs to Yung Wing by His Classmates of 1854，Yale College，Luis M.Gibson.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30页。
[49] Selected Autographs to Yung Wing by His Classmates of 1854，Yale College，William R.Eastman.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29页。
[50] Selected Autographs to Yung Wing by His Classmates of 1854，Yale College，William Kautchisow.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31页。
[51] Selected Autographs to Yung Wing by His Classmates of 1854，Yale College，Lewis Ledyard Weld.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36页。
[52] Selected Autographs to Yung Wing by His Classmates of 1854，Yale College，A.Morgan Smith.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34页。
[53] Selected Autographs to Yung Wing by His Classmates of 1854，Yale College，Robert E.Taylor.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35页。
[54] Selected Autographs to Yung Wing by His Classmates of 1854，Yale College，John C.Thackelford.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33—34页。
[55] Selected Autographs to Yung Wing by His Classmates of 1854，Yale College，Luis M.Gibson.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30页。
[56] 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156页。
[57] 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41—42页。
[58] 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40页。刘禹锡原诗，《全唐诗》《刘梦得文集》为“春色无情故”，《唐诗归》为“春色无新故”。
[59] 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40—43、158—160页。
[60] Edmund H.Worthy，Jr.，“Yung Wing in America”，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34，No.3（Aug.，1965），pp.269-270.
[61] “An address by the Rev.Joseph H.Twichell，delivered before the Kent Club of the Yale Law School，April 10，1878”，in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pp.255-256.
[62] 转引自钟叔河《容闳与西学东渐》，载氏著《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8—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