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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1842年8月29日在江宁（即今南京）签订的中英《江宁条约》（俗称《南京条约》， Treaty of Nanking ）及10月8日在虎门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俗称《虎门条约》， Treaty of the Bogue ），均是英国殖民者为维护其对华鸦片贸易而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其重要目的之一便是实现对华鸦片贸易合法化。事实亦证明，上述条约签订之后，英商的对华鸦片贸易更加肆无忌惮，走私活动愈益疯狂猖獗。然而，1844年7月3日在澳门附近望厦村签订的中美《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俗称《望厦条约》， Treaty of Wanghia ）却规定：“合众国民人凡有……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合众国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 [1] 由此可见，英、美两国政府所持对华鸦片贸易的态度与政策迥然有异。
由于《望厦条约》之前美国政府处理对华事务以及制定对华政策，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些通晓中国语言、谙熟中国文化的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所以，美国政府当时禁令本国商人从事对华鸦片走私活动，亦主要源于这些传教士的极力反对。而这些传教士之所以反对鸦片贸易，则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贸易不仅有悖于基督宗教的伦理道德，而且会严重破坏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广泛传布。 [2]
美国和中国直接发生贸易关系，始于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 Empress of China ）首航广州成功。中美贸易早期，美国对中国的茶叶、丝绸和土布需求量甚大，而其能与中国进行贸易之货物仅为人参、毛皮、檀香木等，且自身货源有限。因此，美国对华贸易的结果是逆差日趋严重。为了减少现银的大量外流，扭转美中贸易的巨额逆差，美国商人便步英国殖民者之后尘，渐趋染指被视为“特殊商品”——鸦片的走私活动，先后从土耳其和印度将鸦片贩售至中国。据美国历史学家丹涅特（Tyler Dennett，1883—1949）考证，“美国人的土耳其鸦片贸易始于1805年，也许更早一些” [3] 。由于当时美国从土耳其到中国的直航并不常见，所以，美国商人贩运的鸦片要么先直接运往美国口岸，除留存供给美国市场所需数量外，其余再转船运至中国；或者先运达英国口岸，然后再转装开往中国的船只。“因为走私量巨大，在中国交付的土耳其鸦片数量实在无法精确统计。广州方面最早期的进口数字如下：1805—1806年度，102箱；1806—1807年度，180箱；1807—1808年度，150箱。据一个自1827年至1830年大规模经营鸦片贸易的人声称，美国人每年销出的鸦片有1200担至1400担。” [4] 1815年之后，美国商人还从波斯贩运价格更加低廉的鸦片，或替英国商人从印度代运鸦片至广州，从中获取3%的佣金，外加1%的红利。 [5] “美国人在从印度进口的鸦片中所占的份额，更加难以断定。” [6]
19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商人对华鸦片走私活动更加猖獗，运输效率日益提高。他们不仅逃避中国海关检查的办法越来越多，而且贩运鸦片的工具更加先进。美商走私船只多为武装飞剪船，中国海关的缉私船只根本追拿不及。一些美国商行船只还以珠江口的伶仃洋为据点，专门包揽鸦片走私业务。旗昌洋行（Russell & Company）是美国向中国输出鸦片的主要商行，不仅大力贩卖土耳其鸦片，而且还致力于印度鸦片的托售业务。他们在印度拍卖市场购入鸦片，然后运往广州等地，从中牟取暴利。另外，美国在华较有影响的普金斯洋行（Perkins & Company）、琼记洋行（Augustine Heard & Company）也都在广州从事过鸦片贸易。在林则徐禁烟以前，美国商人的鸦片走私活动已经渗透至天津等地的一些北方港口城市。由于鸦片是走私贸易，“所以，美国输华的鸦片数量无从精确估算”；据估计，1807年以前，每年在105—150箱；1811—1820年，平均每年为473箱；1821—1827年，平均每年为579箱；1828—1833年，平均每年为1081箱。但事实上，“可以肯定，美国贩运来华的各类鸦片远远超过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数字” [7] 。不过总体而言，“1840年以前，美国人在广州寄售或者用美国船只装运的鸦片，通常不超过进口总额的10%，其价值在某些年份中也仅略微超过美国对华输入总额的10%。” [8]
美国商人在中国染指鸦片走私之初，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放任自流，因为鸦片贸易可以一定程度地缩短美中贸易形成的巨大逆差，缓解美国现银大量外流而造成银根紧缩的危机情状。“当美国商人们的资本还比较小，且能为中国人所接受的现银供应量尚有限的时候，鸦片贸易就像奴隶和酿酒厂一样，成为许多美国大资产的基础。” [9] 所以，面对许多大商行在中国走私鸦片，美国政府最初从美国国家利益出发，基本上采取默认的态度。这种态度显然是符合其时美国海外扩张政策的，实际上是为美国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提供必要的原始积累。
毋庸置疑，美国商人早期对华鸦片贸易所造成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对中华帝国而言，“鸦片流入中国，近害则耗民财，远害则伤民命，贻患无穷” [10] 。而于中美关系来说，同样弊大于利。
其一，影响早期中美友好关系。早期中美关系是以“友善”和“平等”为主要基调的贸易关系，美国的对华贸易主要通过正常渠道进行。然而，随着美商参与对华鸦片走私活动，美国人在中国人心目中原有的“安分守法”形象便大打折扣；两国官民之间因鸦片问题而引致的纠纷摩擦也不时发生。这就严重影响了中美之间原有的和睦关系。诚如丹涅特所言：“美国鸦片贸易的存在是对与中国政府维持和睦关系的一个经常威胁，因为……和平对于美国人而言乃是至高无上的美德。在林钦差莅临广州20多年以前，美国人已经感觉到贩运鸦片对和平贸易的危险了。” [11]
其二，破坏中美两国贸易秩序。因为鸦片的泛滥，中华帝国“已经变成一个购买国而非销售国了” [12] 。美国对华鸦片贸易的急剧发展，致使中国对美贸易逐渐由顺差转为逆差，白银大量外流，财源渐趋枯竭，导致中国民众购买力和消费力锐降。这就严重损害两国之间正常的贸易秩序，同时也影响到美国对华其他商品的输出。中国白银大量外流，社会购买力严重衰弱，对美国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其努力扩大中国市场的企图随之化为泡影。《亨特氏商人杂志》（ Hunt ' s Merchants Magazine ）1841年1月的社论明确指出，从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已为英国商务创造有利条件，然于美国人却并无裨益。有一种普遍感觉，鸦片贸易的根绝将不仅有助于中国的道德和健康幸福，而且有助于美国的商业利益。文章作者进而阐明：“美国和中国的利益在这一点上，就像在其他各点上一样，乃不谋而合。” [13]
其三，损害美国在华传教事业。就美国在华传教利益而言，肮脏的鸦片贸易不仅损害中国人的肌体，而且引致中国人对宗教传布者——西方人的普遍恶感和愤怒，从而影响中国民众对基督宗教的接纳。对此，虔诚的基督徒、一直反对鸦片贸易的美国同孚洋行（Olyphant & Company）投资人奥立芬（David W.C.Olyphant，1789—1851）早有认识。他曾指出，鸦片走私“已经成为一道阻隔基督宗教与4亿中国人民的坚固壁垒，已经成为那些商品市场的破坏者” [14] 。很多年后，英国来华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对此有深刻的剖析。他说：“传教士始终感觉到，这种有着不光彩历史的致命的贸易，更加不用辩驳和令人信服地促使中国人心灵深处对基督宗教的抵抗，远胜于其能为中国所做的和能做的。这种贸易已造成中国人对传教士和福音的一种强烈的偏见。中国人无法理解，何以同样的人会一边带给他们救赎的福音，另一边又带给他们毁灭性的毒品。他们不明白，何以当我们在大规模地摧毁他们的肌体时，竟然会觉得对他们的灵魂有益；他们必然怀疑，一个带来这种买卖（指鸦片走私——引者注）的民族是否有资格向他们传播宗教，激励他们向善。虽然身为传教士的我们，与这种可恶的行为无甚干系，但是中国人却无法分辨其中的界限（指传教士与其他西方人的区别——引者注）。而且他们会问：‘鸦片贸易难道不正是基督宗教合法的产物吗？’” [15] 显然，“鸦片贩子即西方人”“西方人即鸦片贩子”的认知已深深烙印在中国民众的脑海之中。所以，同样是蓝眼睛、白皮肤的美国传教士，就理所当然地会遭到中国人的愤怒和敌视。这无疑是对美国传教组织拓展在华传教事业的极大阻遏。
于是乎，当中、英两国因鸦片问题即将爆发战争时，美国政府权衡利弊，了解到清政府的禁烟决心与政策之后，遂改变其原来的默许态度，转而采取符合清政府禁烟政策的立场。由此可见，《望厦条约》签订以前，虽然美、英两国对华贸易的目的与性质一样，都想牟取暴利，但二者在对待鸦片走私问题的态度上却是不尽相同。
当鸦片走私活动在中国猖獗泛滥之时，最先认识到其重大危害与严重后果并极力予以谴责者，乃是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首先，他们很清楚鸦片贸易有悖于基督宗教的伦理道德，肯定会殃及破坏整个对华传教事业。其次，这些传教士在其所创办的医院里医治病人时，曾目睹那些因鸦片成瘾而损害健康的受害者，对鸦片于中国民众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冲击尤其敏感。“因此，他们成为鸦片贸易的最强烈反对者和将鸦片从中西方贸易关系领域中清除的最极力鼓吹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16]
美国首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自1830年抵达广州后不久，即对鸦片贸易深感忧虑” [17] ，是最早关注对华鸦片走私活动的美国传教士。他对鸦片自身的危害曾予以极力痛斥，对鸦片贸易的罪恶曾表示出极大的愤慨。由于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为传播宗教之目的，多少与西方鸦片贸易商有些瓜葛，有些传教士或传教组织甚至受助于从事对华鸦片贸易的商行，所以裨治文最初还颇为谨慎，尽量避免公开表达其反对鸦片贸易的观点。比如，他曾在早期一份致美国海外传教委员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亦译“美国公理会差会”，俗称“美部会”）的报告中谴责毒品，但又明确表示不要轻易将其抨击鸦片贸易的言论发表在《传教先驱》（ Missionary Herald ）月刊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18] 然而，随着裨治文在中国工作环境及声望的渐趋稳固，他便开始公开抨击被其视为“中国社会最大灾祸之一”的鸦片贸易。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资助其来华传教的商人奥立芬是鸦片贸易的坚定拒绝者。1832年5月，《传教先驱》节选刊载裨治文日记片段，揭露中国“从皇宫至草庐，抽吸这种‘黑色商品’实际上已极度泛滥；对整个帝国及所有的社会阶层，均造成最致命的影响” [19] 。此可能为美国传教士首次公开在西方媒体上评论对华鸦片贸易问题，亦可能为美国公众了解西方商人在中国从事鸦片走私活动之始。
19世纪30年代中后期，裨治文已经成为最重要的鸦片贸易抨击者之一，并撰写大约16篇谴责鸦片贸易的文章发表于其主持编辑的《中国丛报》（ Chinese Repository ）月刊。其中，《欧洲、中国和印度的罂粟生产》（Cultivation of the Poppy，in Europe，China，and India），《论供应中国市场的鸦片制造》（On the Preparation of Opium for the Chinese Market），《对华鸦片贸易》（The Traffic in Opium Carried on with China），《中国的鸦片制造方法》（Chinese Method of Preparing Opium for Smoking），《鸦片贸易危机》（Crisis in the Opium Traffic），《论目前鸦片贸易危机》（Remarks on the Present Crisis in the Opium Traffic）等文，对鸦片于中国社会的危害有深刻论述；《对鸦片使用的新抗议书》（Sin pun keën yang yen，“A New Paper Remonstrating against the Use of Opium”），《劝诫图》（Admonitory Pictures）等文，则向读者表述中国人对鸦片毒瘾祸害的看法。此外，他还翻译一篇题为《洋烟十毒论》（Foreign Opium a Poison：Illustrated in Ten Paragraphs）的文章——该文通过骇人听闻的细节详析鸦片如何“耗尽人体的精气，损毁人体的骨血，挥霍所有的财产，导致淫乱与践踏法律”。
在《欧洲、中国和印度的罂粟生产》一文中，裨治文参考西方鸦片研究文献，评论罂粟的种植方法和加工程序，描述其在英国殖民地印度的种植及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 [20] 在《论目前鸦片贸易危机》一文中，裨治文呼吁要“首先讨论重大的道德问题”。他强调，造成鸦片危机的首要原因是英印政府“低下的道德状态”，而且“孟加拉（英人）的道德水平也就是其祖国（即英国——引者注）的道德水平”；鸦片贸易使英国这样一个“主要基督宗教国家”处于“与它的责任与荣誉不相称的地位”，而中国的“异教徒政府在反抗由一个基督徒民族施加的道德沦丧的诱惑时所表现出来的原则性力量”，则必将“发挥它的作用”。他认为，鸦片利益集团将鸦片泛滥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官吏的贪污腐败是不能成立的，应看到几十年来中国毕竟一直在实行禁烟政策；长期以来西方人抱怨的中国人排外、自大观念和苛刻的对外政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贩卖鸦片使西方人在中国的形象自毁……“在中国人的眼里，我们的品性低下……西方政府在此地推动的事业，被认为是降低而不是提高外国人的道德形象……由于我们的愚蠢和轻忽，我们的民族特性跌落到尘埃之中。”他还指出，要改变这一切，西方人在中国就必须按“真正高贵的和基督宗教的准则”行事，放弃鸦片贸易。 [21] 这篇文章从道德角度阐述鸦片贸易之危害，试图以基督宗教伦理的精神唤醒鸦片贸易者之良知，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
1839年5月25日，以奥立芬为首的部分美国在华商人集体向美国国会呈递一份备忘录，宣称他们坚决反对美国人从事对华鸦片贸易，并表示：“无论是从道德的和仁爱的角度考虑，还是仅仅作为一个商业主张……我们都极希望看到中国的鸦片进口和消费彻底终结。” [22] 同时，备忘录也向美国政府告知美国商人同意与林则徐具结保证书的决定，声明他们相信中国政府禁烟的决心，并且表示将来不再参与毒品交易。有学者指出，“虽然不知道裨治文是否直接参与了这份文件的起草，但其中的建议则与他在《中国丛报》上长期倡导的主张几乎一致” [23]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美国在华商人向国会所呈递的备忘录，肯定包含裨治文等早期来华传教士所追求的心愿。尽管传教士们意识到鸦片问题可能会引发中、英两国矛盾激化，但他们还是将此次向国会呈递备忘录视为迈向结束鸦片贸易的一个重大进步。因此，裨治文在当时向“美部会”呈递报告时写道：“鸦片，……正向走私者显示法律效力。我们希望鸦片走私能得到彻底根除。英国、印度乃至基督宗教王国，现在必须认清‘这种祸患’的罪恶。” [24] 同时，裨治文又在《中国丛报》上阐明类似的观点。他说：“当西方国家的人适时地觉察到这些他们曾长期充当帮凶的可怕罪恶时，他们不仅会终止以前的活动，而且会像真正的基督徒慈善家一样，去努力弥补其所造成的破坏。” [25]
紧随裨治文之后被“美部会”派至中国（1833年来华）的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对发生在中国的鸦片贸易同样反应激烈。他明确表示：“鸦片走私的罪恶是不能容忍的，需要课以重税作为对鸦片贸易的阻遏和耻辱标志。” [26] 针对英国的鸦片贸易政策，他曾尖锐地指出：“中国政府真诚地希望发展除鸦片贸易之外的其他一切贸易；但是，受目光短浅、自私自利贸易政策支配的英国政府，却拒绝合作去阻遏一种受害者比破坏者更了解其后果的罪恶，虽然这是一种令人绝望的努力。在异教徒眼里，英国已经丧失将道德标准置于唯利是图目的之上的黄金时机，并将永远不能复得。” [27] 关于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他坦言，“在我看来，（英军的）整个远征是非正义的，因为它的到来与鸦片贸易有密切的关系”；“英军在这里的军事胜利，将有助于其扩大这项罪恶的贸易” [28] 。卫三畏直言不讳地批评英国人将商业利益置于基督宗教伦理之上的劣行，并指责其导致的恶果。
与卫三畏同时来华的“美部会”传教士帝礼士（Ira Tracy，1806—1875，亦译杜里时、特雷西），是最早以文字劝阻中国人远离鸦片的传教士。他借助华人基督徒梁发（1789—1855）的帮助，于1835年在新加坡印行一本名为《鸦片速改文》的6页小册子，其中提出6个禁食鸦片的理由：违反法纪，使人失责，败人家庭，害人健康，损人仪容，毁人灵魂。 [29] 《鸦片速改文》后来被美国传教士不断修订、改编，在宁波、上海、福州等地广泛使用。
美国第一个来华医疗传教士（medical missionary）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1834年来华），不仅对鸦片贸易予以谴责，而且还间接参与到林则徐的禁烟事务。1839年6—7月，他曾致函林则徐称：“鸦片之祸已有摧毁贵国财富和幸福的危险。”“自从首次闻知有此大员即将到来，我的内心便极为喜悦，仁慈的上帝终于从贵国选中一位拯救者，前来拯救贵国于可悲的邪恶之中；我每天都向上帝做最热忱的祈祷，求上帝引领和指导钦差大臣圆满完成这项困难的任务。鉴于如此频繁地目睹鸦片的巨大破坏，以致我怀着痛苦的心情问道：阻遏鸦片泛滥的力量在何处？我对自己说，也许会来自西方国家；为此，我们已经发表实际的声明，呼吁西方国家的权贵和善良之士，高声抗议罪恶的鸦片贸易。” [30] 伯驾作为一个基督宗教伦理的护卫者，渴望上帝帮助人类消除鸦片泛滥罪恶的心情，由此可见一斑。伯驾还在该函中向林则徐建议，只有了解西方国家的法律，与其建立条约关系，根治鸦片贸易才能“药到病除”。1839年7月，林则徐曾通过中间人向伯驾寻求一个“可以治疗所有吸食鸦片者的药方”。伯驾呈给林则徐一份有关鸦片对人体系统作用及治疗鸦片瘾基本原则的报告。后来，林则徐又希望伯驾能够为其提供一种“对鸦片吸食者的特效药”“一种可以解决无论年龄、性别及患有其他疾病的所有鸦片受害者的药方”。伯驾再次表示并无快速治愈的药物可用，唯一的希望就是通过减少吸食量来逐渐降低鸦片瘾，而这在哪里都是一两个月乃至两年的过程。 [31]
在林则徐收缴鸦片和英国人被逐出广州后数月，美国在华传教士向“美部会”报告他们在中国的状况。报告中，传教士将鸦片祸患描述为“一种丝毫不亚于奴隶制和纵欲的罪恶，甚至比二者加起来还有过之”。他们还指出：“使得这一现代罪孽显得尤其罪大恶极的臭名昭著的事实是，外国人、开化民族、基督徒，已成为生产和贩售这种毒品的主犯。” [32] 此时的美国在华传教士，不仅对鸦片贸易于人体的侵蚀感到深恶痛绝，而且对鸦片贸易于基督宗教伦理的危害深感不安。
美国在华传教士不仅在舆论上谴责对华鸦片走私活动，而且在行动上支持林则徐的禁烟运动。1839年6月15日，裨治文应邀前往虎门观看鸦片销毁实况。旋即，他便在《中国丛报》发表一份极为详尽的考察报告。该报告称：“我们反复检查过销烟程序的每一个环节。他们在整个工作中所体现的细心和忠实程度，远远超乎我们的预料；我不能想象有比执行这个工作更为忠实的了。” [33] 裨治文之所以非常详尽地描述中国政府销毁鸦片的具体细节，旨在向西方人阐明中国政府禁烟的鲜明态度与坚定决心，打消鸦片走私者的侥幸心理。
美国在华传教士从基督宗教伦理的层面对鸦片贸易进行谴责与抨击，主要借助于《中国丛报》。该刊先后发表数十篇长短不一的文章或评论，揭露鸦片贸易对中华民族道德、商业和政治生活方面的恶劣影响，还曾发起一场反对吸食鸦片的激烈论战，成为包括美国传教士在内的、有良知的西方人士声讨鸦片贸易的重要阵地。作为西方国家了解19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主要窗口，《中国丛报》对大洋彼岸美国人反对鸦片贸易的舆论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1836年11月，该刊登载《论对华鸦片贸易》（Remarks on the Opium Trade with China） [34] 一文，通过深刻阐述鸦片对人体的危害以及鸦片贸易与基督宗教伦理的冲突，对当时泛滥成灾的鸦片走私活动予以痛斥。作者声明其写作该文之目的，乃是希望引起人们对于鸦片贸易是否符合人类道德的拷问。随后，声名狼藉的英国鸦片贩子因义士（James Innes，？—约1840）12月在该刊以“一位读者”致该刊编辑函的名义发表反驳文章，为鸦片贸易进行辩护。 [35] 接着，该刊1838年1月又以“另一位读者”的名义，发表反对鸦片贸易的《广州纪录报》（ Canton Register ）编辑、英国商人基廷（Arthur S.Keating，1807—1838）的文章。此后，这两个“读者”以《中国丛报》为阵地，在1838年还分别发表两篇文章阐述各自的观点，从而展开一次关于对华鸦片问题的论战。在此期间，《中国丛报》还陆续发表一些文章，证明鸦片的毒品特性及其危害。英国散文家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y，1785—1859）曾于1821年在英国发表一篇题为《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的文章。作者以其切身经历，详细描述自己成为一个鸦片瘾君子的过程，证明鸦片对人身心的摧残。该文在西方世界具有极其广泛的影响。《中国丛报》遂于1840年7月将其重新刊载，以期用西方人的亲历其害现身说法，说明鸦片作为一种毒品只会给吸食者带来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双重毁灭。 [36]
坚持不从事鸦片贸易的同孚洋行的主要成员是奥立芬和查尔斯·金（Charles W.King，1805年以前—1849年之后），都是怀有强烈道德感的商人，也是基督新教对华传教活动的积极赞助人。该行在1836年捐出100英镑，征求研究鸦片问题的优秀论文，曾引起舆论界的瞩目。查尔斯·金在1837年1月为征文写给《中国丛报》的信中指出，发起此次活动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能容忍因义士将鸦片粉饰成“无害的奢侈品”。他认为，对于基督徒来说，在鸦片贸易问题上“洗手不干”是不够的，还应该“通过正当手段来阻止这一邪恶”。因此，他们希望有人能对鸦片贸易的政治、经济和道德后果予以透彻的研究。 [37] 裨治文也期望尽可能地促进鸦片贸易问题的公开讨论，遂决定在《中国丛报》开辟一个研究和争辩鸦片贸易问题的专栏，刊登大量有关中国鸦片贸易历史和现状的文章，其中多数文章阐述鸦片对中国道德、商业和政治生活产生的罪恶影响。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裨治文、卫三畏、伯驾等美国传教士及《中国丛报》等媒体从舆论上大肆抨击、从道德上强烈谴责非法鸦片贸易的恶行，但是西方对华鸦片的输出却丝毫没有停止急剧上升的态势。也就是说，良心和道德并没有从实质上影响鸦片贸易。“这个事实说明，传教士们引为自豪的基督（宗）教道德，在鸦片利益面前是苍白无力的，巨额利润的诱惑使鸦片贩子克服了对上帝的敬畏。” [38]
中美关系早期，美国关于中国的讯息主要来自在华传教士，对中国的了解亦主要依赖于在华传教士的认知。传教士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其时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所以，美国传教士在公共媒体上表达的有关对华鸦片贸易的态度以及发回美国国内的各种反对鸦片走私的报告，无论是对美国社会的舆论导向，还是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鸦片战争以前，美国的对华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裨治文等在华传教士，尤其是传教士主办的报刊的影响。他们的言论，对美国政府政要和普通民众认识中国、研究中国、接触中国，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重要的导向作用。同样，美国来华传教士的鸦片贸易观也就是美国政府制定对华鸦片贸易政策的理论依据。诚如丹涅特所言，“已在中国工作十来年的美国传教士们的报告，在美国激起人们对中华帝国境内的慈善事业的日益浓厚的兴趣；他们那些关于鸦片贸易种种恶端的报告乃是形成公众舆论的一个有力因素” [39] 。所以，当从传教士的声讨与论战中认识到鸦片贸易的严重危害时，“美国政府官员远比他们的英国同侪更愿意承认鸦片贸易的固有罪恶，并采取反对鸦片贸易的正式立场” [40] ，以禁止美国商人从事与鸦片贸易有关的任何商业行为。
鸦片战争爆发后，1840年底返回美国的伯驾，即刻向“美部会”和美国公众传递有关鸦片走私输华和鸦片战争的最新信息，将美国在华传教士的鸦片贸易观反复传递给美国普通民众和政府官员。在华盛顿政要之间游说有关中国问题期间，伯驾受到总统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1782—1862）和国务卿约翰·福塞思（John Forsyth，1780—1841）的会见，并被引见认识影响甚巨的参议员、后任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1782—1852）。韦伯斯特对伯驾所持的包括反对鸦片贸易在内的一些对华政策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并要求其写成书面报告。在精心准备的书面报告中，伯驾建议美国政府介入中英冲突，调解双方矛盾。他认为，“中国人只希望在政府不‘丢脸’或声誉的情况下，找到一种实现和平、恢复贸易的方式，同时有效取缔鸦片贸易” [41] 。尽管伯驾所呈递的报告未能促使美国政府直接介入中英矛盾的调停，但他本人通过各种不同场合的布道与演讲，使美国政府和公众对中国的鸦片贸易问题形成前所未有的认识，并使中美关系成为其时美国朝野热衷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
鸦片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密切关注战争对美国在华利益的潜在风险。同时，受到传教士鸦片贸易观的影响，美国政府多次强调反对鸦片贸易的立场。1840年，美国海军准将劳伦斯·加尼（Lawrence Kearny，1789—1868）奉派前往中国，出任东印度舰队（United States Naval Forces，East India and China Seas）司令，以保护美国在华侨民利益。同时，他还肩负一项重要使命，即设法严禁一切美国人参与对华鸦片贸易，禁止美国人或其他国家的人利用美国的国旗向中国走私鸦片。加尼1842年4月抵达中国不久后便发现，“美国旗帜正被广泛地用于包庇鸦片走私；美国公民，即使不是以公司身份，至少也是以个人身份，积极从事于这种贸易” [42] 。于是，他即刻致函美国驻广州副领事：“《香港公报》（ Hongkong Gazette ）24日刊载一份航运报告，其中出现一艘从事装运鸦片的美国船只名称——故而，我请求你以同样的方式公告，美国政府不接受悬挂美国旗帜的船只违反中国法律在本海岸的‘鸦片走私’，并将此告译成中文通知中国当局。自该公告发布之日起，任何船只如因经营此项非法贸易被中国缉获，从而引起麻烦，申请人绝不会在我的训令下得到我这方面的支持或任何排解。” [43]
1843年，美国另一位海军准将老福克斯霍尔·A.巴克尔（Foxhall A.Parker，1788—1857）在孟买迎接新任美国驻华委员时，亦接到与加尼赴华时所奉大意相同的命令：“你应该随时给中国人和中国当局加深一种印象，你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防止美国人或其他国家利用美国国旗的庇护在中国进行鸦片走私。倘有企图走私情形，必须加以惩处。” [44]
1843年5月8日，美国国务卿韦伯斯特在给首位使华特命全权公使顾盛（Caleb Cushing，1800—1879）的训令中强调指出，美国政府不但不支持其公民从事任何走私活动，而且宁愿放弃对此类商人的所有司法管辖权，也“不会出面袒护，使其免于承担自身非法行为的后果” [45] 。6月13日，韦伯斯特的继任者又向顾盛发出训令，责成其调查有关对新任驻广州领事“似乎与一个公开走私鸦片的美国商行有关系”的指控，并谓倘若此事属实，除非该领事自动辞职，便立即予以撤换。 [46] 此亦足见美国政府确有严禁美商走私鸦片之决心。
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反对鸦片贸易的明确立场，当然也受到清政府的重视。林则徐1839年6月15日在虎门销毁鸦片时，还特意邀请裨治文等人前往观看。裨治文后来担任中美《望厦条约》谈判的美方代表，对早期中美文化交流和中美关系的建立产生很大的影响。林则徐邀请裨治文等人观看销烟，是清政府第一次试图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也是对美国政府不支持本国商人走私鸦片的态度的正面回应。
由于美国在华传教士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美国政府反对鸦片贸易的政策最终在《望厦条约》中得到确立。条约规定：“合众国民人凡有擅自向别处不开关之港口私行贸易及走私漏税，或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合众国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若别国船只冒合众国旗号做不法贸易者，合众国自应设法禁止。” [47] 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望厦条约》是一个对中国不平等的条约，但它至少表明美国政府在处理鸦片贩卖问题上的态度与英国政府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不过美国政府的立场并不能体现在美国商人的实际行动中，事实上，美国商人的走私鸦片活动在19世纪从未停止过。” [48]
还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政府反对鸦片贸易政策的形成并非仅仅因为在华传教士的斥责与呼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美国国内舆论反对鸦片贸易。如1841年11月，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1767—1848）在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发表为英国鸦片贸易辩护的演讲，即刻引起国内狂风暴雨般的抗议，“以至于《北美评论》（ North American Review ）拒绝发表该演讲” [49] 。又如1843年3月，《亨特氏商人杂志》公开发表声明，谴责鸦片贸易“明显地违反国际法” [50] 。其次，同美国鼓吹的对外推行尊重别国自主自决的理想主义政策分不开。美国建国初期，由于羽翼未丰，奉行和平外交的路线，非常重视对外的友好关系和自己的国家形象，所以，东印度舰队司令加尼将鸦片走私与玷污美国国旗联系起来，也就不难理解了。最后，实用主义在美国对外政策中起着作用。美国不愿意因鸦片贸易而失去中国市场，商人们更希望填补因英国人退出广州后出现的贸易真空。于是，当中、英两国之间发生冲突时，美国则在进一步扩展中国市场。这一政策有利于美国保持同中国正常的贸易关系。实践证明，在中英贸易大幅度下降时，美国对华贸易从总体上看却没有受到多大损害。
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对鸦片贸易的态度，主要取决于他们所奉行的“利益准则”。其最高利益准则乃是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教会的传教利益。传教士开启对华传教事业及早期在华拓展教务，均恪守这一准则。遭遇中华帝国的闭关锁国，他们曾鼓吹使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应用的也是这一准则。同样，面对美国商人的鸦片走私活动，他们所奉行的仍是这一准则。对华鸦片贸易严重阻遏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无疑是美国传教士对之予以反对的重要起因，而基督宗教伦理的价值体系更是导致传教士斥责鸦片贸易罪恶的内发原因。
美国传教士历尽千辛，远涉重洋到中国传教，固然有其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并与早期中美贸易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但是，传教士与唯利是图的商人毕竟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来华的主要目的“让基督征服中国”，是出于对耶稣基督的信念和宗教热忱，故始终具有传播信仰以使异教徒皈依上帝的强烈使命感。然而，要使中国人皈依上帝，除了以武力为后盾外，还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开启中国民智，让中国人接触并了解基督宗教文化；二是赢得中国人的好感，使基督宗教文化更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因此，传教士来华之初便致力于从文化教育方面入手，通过各种方式与渠道向中国人介绍和灌输西方文化，为传教活动做好准备工作。 [51] 然而，西方人的鸦片走私活动却对基督宗教的传布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关于这一点，1847年抵达上海的美南浸信会（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传教士晏玛太（Matthew Tyson Yates，1819—1888）曾深有体会地指出：“中国人何以如此强烈反对一切外国人，因为他们分不清楚其国别。他们说：‘外国人把鸦片带入我们国家，造成我们成千上万的同胞死亡，导致所有阶层的贫穷。鸦片引发战争，导致我们无数的同胞被杀戮。现在他们竟然要来教给我们一个新的宗教。让他们先去教导他们自己的百姓吧！’”“所以，当我们在上海展开传教事工时，我们不得不与一个已经被征服但却不可以掉以轻心的对立者进行斗争。” [52] 晏玛太虽然描述的是鸦片战争之后的情状，但实际上自鸦片进入中国始，中国人对西方人的抵触情结就已经存在。罪恶的鸦片贸易“玷污了基督宗教的声名”。所以，美国传教士们在1839年9月致“美部会”的报告中指出：“尽可能向所有的人行善，避免邪恶行为的出现，乃基督徒所奉行的信条。当一名信徒奉行这些原则时，他便成为我们神圣宗教完美教义的鲜活代表；他的生活无可指责；他的美名遐迩传颂；即便遭受磨难，他也永远不会成为行恶之人。基督徒停止作恶、学会行善之日，乃是中国的幸福之时。” [53] 另外，吸食鸦片更为耶稣基督所不允许，而19世纪的中国人中，鸦片吸食者则占相当大的比例。以教义教规而论，这些人肯定不符合入教条件，所以鸦片贸易实际上成为西方在华传教事业的直接障碍。
美国是一个新教色彩浓郁的国家。新教伦理主张依靠持续的、理性的、交易的方式来获取财富。它虽然鼓励人们获取财富，但是反对采取任何非理性的方式。它认为人只是财富的受托者，这些财富只能经由上帝的荣耀才可被给予人。故此，新教徒不能容忍有悖于新教伦理与道德的商业行为，厌恶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财富。人必须——就像道德寓言中的仆人一样——向上帝说明他的每一分钱是怎么来的，要怎么花。如果他出于自身的享乐而不是服务于上帝的荣耀花掉任何一分钱，那都是危险的。人对于自己占有的财富，有着向上帝承担的责任。在这方面，人服务于上帝就像一个温顺的服务员，甚至是上帝的赚钱机器。人占有财富越多，对上帝负有的责任就越大。这种责任，一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不能使财富减少，二是要用不懈的努力来增加财富。然而，鸦片战争前后发生在中国的鸦片贸易，显然是有违人类道德的、非法的商业行为。肮脏的鸦片贸易与传教士“劝人为善”的说教背道而驰，不仅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侵蚀了中国人的肌体，而且引致中国人对西方人及其文化的普遍反感和愤怒。这对传教士的宗教文化活动显然产生消极负面的作用。于美国来华传教士而言，他们主要关心的是美国的长远利益，而不是鸦片贸易商的眼前利益。他们期冀输往中国的是触及人类灵魂的“精神食粮”，而不是侵蚀人类肌体的毒品鸦片，所以当前者的利益受到后者的损害时，他们态度鲜明地选择前者，并对后者予以斥责。因此，美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很快对鸦片贸易造成的社会恶果大肆报道，对吸食鸦片带来的人类弊害大声疾呼。
1843年底，美国政府派遣首位特命全权公使顾盛使华，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顾盛来华使美国传教士看到一丝希望，他们期冀美国能够通过正式的条约形式来反对鸦片贸易。“美部会”向来禁止其在东亚的传教士参与任何政治外交活动，但它的执行委员会却对顾盛代表团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关注。1843年6月，“美部会”秘书长鲁弗斯·安德森（Rufus Anderson，1796—1880）在给裨治文的信中提到：“据我们的理解，美国代表团的外交目标与你们的使命存在着一致性，尽管不完全一样；我们相信，该代表团在很大程度上将有助于宗教教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也正是我们所期待的。” [54] 由此可见，“美部会”为了传教目的，打破其反对传教士从事政治活动的禁令，允许美国来华传教士参与美国代表团在华期间的政治事务，并为代表团提供极为关键的咨询和翻译服务。安德森还特别向代表团推荐裨治文及精通中国事务的伯驾，协助顾盛进行与中国代表的谈判。由此可见，为了自身的传教利益，为了捍卫新教伦理，美国传教组织甚至不惜突破一定的传统戒律，积极支持美国在华传教士的传教事业。
鸦片战争前后发生在中国的鸦片贸易，有悖于人类的基本道德，更为基督宗教伦理所禁止，所以鸦片在中国的出现，自然引起中国人对西方人的普遍反感和愤怒，并严重阻碍基督宗教在华传布。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反对鸦片贸易，一方面由于这种贸易违反基督宗教伦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这种贸易有碍“让基督征服中国”终极目标的实现。美国传教士们关注的是宗教的传布，并不关心鸦片贸易商人的经济利益，所以当传教利益受到鸦片贸易的阻扰时，他们便在言论上和行动上极力反对这种贸易。这些传教士的言行，不仅得到母国传教组织的积极支持，而且获得美国民众的普遍认同，甚至引起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并最终对美国政府反对鸦片贸易政策的确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原载《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1期）
[1]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6页。
[2] 本文所讨论的时间限定于1830年美国传教士来华至1844年《望厦条约》的签订。就笔者阅读所限，中外学者深入讨论此问题者甚少。西方学者在有关传教士的个人传记中略有所述；中国学者吴义雄的《基督教道德与商业利益的较量——1830年代来华传教士与英商关于鸦片贸易的辩论》（《学术研究》2005年第12期）、甘开鹏的《美国来华传教士与晚清鸦片贸易》（《美国研究》2007年第3期），初有所涉。
[3] Tyler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 Asia ： A Critical Study of United States ' Policy in the Far Eas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2，p.115.
[4] Tyler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 Asia ： A Critical Study of United States ' Policy in the Far Eas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116.
[5] 参见梁碧莹《略论早期中美关系史》，《史学月刊》1985年第5期。
[6] Tyler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 Asia ： A Critical Study of United States ' Policy in the Far Eas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116.
[7] 汪熙、邹明德：《鸦片战争前的中美贸易》，载汪熙主编《中美关系史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114页。
[8] Tyler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 Asia ： A Critical Study of United States ' Policy in the Far Eas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117.
[9] Tyler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 Asia ： A Critical Study of United States ' Policy in the Far Eas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119.
[10] （清）文庆等纂：《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6辑，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118页。
[11] Tyler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 Asia ： A Critical Study of United States ' Policy in the Far Eas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119.
[12] Tyler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 Asia ： A Critical Study of United States ' Policy in the Far Eas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73.
[13] Tyler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 Asia ： A Critical Study of United States ' Policy in the Far Eas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p.105-106.
[14] D.W.C.Olyphant，“Premium for on Essay on the Opium Trade”， Chinese Repository ，Vol.Ⅴ，No.9，January 1837，p.418.
[15] Benjamin Broomhall， The Truth about Opium Smoking ，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Paternoster Row.，1882，pp.62-63.
[16] Michael C.Lazich， E . C . Bridgman （1801-1861）， America ' 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 ，Lewiston·Queenston·Lampeter：The Edwin Mellen Press，2000，p.175.
[17] Michael C.Lazich， E . C . Bridgman （1801-1861）， America ' 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 ，Lewiston·Queenston·Lampeter：The Edwin Mellen Press，2000，p.175.
[18] Bridgman to Evarts，Canton，June 19，1830， Papers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reel 256，microfilm，Woodbridge，Conn.：Research Publications，1985.
[19] “Bridgman Journal，April 8，1831”， Missionary Herald ，May 1832，p.138.
[20] E.C.Bridgman，“Cultivation of the Poppy，in Europe，China，and India”， Chinese Repository ，Vol.Ⅴ，No.10，February 1837，pp.470-475.
[21] E.C.Bridgman，“Remarks on the Present Crisis in the Opium Traffic”， Chinese Repository ，Vol.Ⅷ，No.1，May 1839，pp.1-8.
[22] Tyler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 Asia ： A Critical Study of United States ' Policy in the Far Eas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123.
[23] Michael C.Lazich， E . C . Bridgman （1801-1861）， America ' 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 ，p.181.
[24] Bridgman to Anderson，Canton，May 15，1839， Papers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reel 257.
[25] E.C.Bridgman，“Remarks on the Present Crisis in the Opium Traffic”， Chinese Repository ，Vol.Ⅷ，No.1，May 1839，p.4.
[26] Samuel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 Government ， Literature ， Social Life ， Arts ， and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 ，Vol.Ⅱ，New York：Scribner，1883，pp.563，657.
[27] S.Wells Williams， Our Relations with the Chinese Empire ，San Francisco：1877，p.6.
[28] Frederick Wells William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 LL . D . Missionary ， Diplomatist ， Sinologue ，New York：Press of G.P.Putnam's Sons，1888，p.122.
[29]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7，pp.79-80.
[30] George B.Stevens， The Life ， Letters ， and Journals of Peter Parker ， Missionary ， Physician and Diplomatist ， the Father of Medical Missions and Founder of the Ophthalmia Hospital in Canton ，Boston and Chicago：The Congregational Sunday-School and Publishing Society，1896，p.170.
[31] Edward V.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p.89.
[32] Mission to Board，Macao，September 7，1839， Papers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reel 257.
[33] E.C.Bridgman，“Crisis in the Opium Traffic”， Chinese Repository ，Vol.Ⅷ，No.2，June 1839，pp.57-83.
[34] J.C.Stewart，“Remarks on the Opium Trade with China”， Chinese Repository ，Vol.Ⅴ，No.7，November 1836，pp.297-305.据悉，该文由在印度传教的基督新教传教士斯图尔特（J.C.Stewart）撰写，曾于1836年8月11日由加尔各答（Calcutta）教会书局印行。
[35] J.Innes，“Remarks on the Opium Trade”， Chinese Repository ，Vol.Ⅴ，No.8，December 1836，pp.367-370.
[36] 吴义雄：《基督教道德与商业利益的较量——1830年代来华传教士与英商关于鸦片贸易的辩论》，《学术研究》2005年第12期。
[37] Charles King，“Premium for an Essay on the Opium Trade”， Chinese Repository ，Vol.Ⅴ，No.9，January 1837，pp.413-418.
[38] 吴义雄：《基督教道德与商业利益的较量——1830年代来华传教士与英商关于鸦片贸易的辩论》，《学术研究》2005年第12期。
[39] Tyler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 Asia ： A Critical Study of United States ' Policy in the Far Eas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102.
[40] Michael C.Lazich， E . C . Bridgman （1801-1861）， America ' 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 ，p.192.
[41] George B.Stevens， The Life ， Letters ， and Journals of Peter Parker ， Missionary ， Physician and Diplomatist ， the Father of Medical Missions and Founder of the Ophthalmia Hospital in Canton ，p.186.
[42] Tyler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 Asia ： A Critical Study of United States ' Policy in the Far Eas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124.
[43] “Journal of Occurrences”， Chinese Repository ，Vol.Ⅺ，No.4，April 1842，p.239.
[44] Tyler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 Asia ： A Critical Study of United States ' Policy in the Far Eas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119.
[45] Tyler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 Asia ： A Critical Study of United States ' Policy in the Far Eas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138.
[46] Tyler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 Asia ： A Critical Study of United States ' Policy in the Far Eas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p.139-140.
[47]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56页。
[48] 仇华飞：《早期美国对华贸易的几个特点》，《学术月刊》1999年第11期。
[49]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1844，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17，p.125.
[50] Hunt ' s Merchant Magazine ，Vol.8，March，1843，p.205.
[51] 参见何大进《晚清中美关系与社会变革——晚清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的历史考察》，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52] Charles E.Taylor， The Story of Yates the Missionary ， as Told in His Letters and Reminiscences ，Nashville，Tennessee：Sunday School Board，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1898，p.59.
[53] Mission to Board，Macao，September 7，1839， Papers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reel 257.
[54] Michael C.Lazich，“American Missionaries and the Opium Trad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2，June 2006，pp.198-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