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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被喻为一座“海风吹来的城市” [1] 。这“海”乃是地中海；这“风”则是欧陆风。漫步在享有“东方蒙特卡洛”（Eastern Monte Carlo）之誉的澳门半岛，徜徉于以天主教堂为地标、充满欧陆风情的西洋建筑群中，仿佛置身于地中海边的欧洲中世纪都市。故此，有人将澳门称为“世界上最欧洲化的城市” [2] 。
1557年，葡萄牙人获准寓居澳门。随之，因回应欧洲宗教改革（Reformation）而诞生的罗马天主教新兴修会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传教士接踵而至，并迅速建造教堂，为澳门城市的始建拉开序幕。1576年，被教宗格列高利十三世（Pope Gregory ⅩⅢ，1502—1585）在通谕中命名为“天主圣名之城”（Cidade do Nome de Deus）的澳门正式成为主教区，更进一步推动耶稣会的教堂兴建活动，并为澳门城市空间的早期建构奠定基本格局。1586年，葡属印度殖民地副王颁布法令，正式授予澳门享有与宗主国的埃武拉（Évora）同等的城市自治权。自此，澳门在法律意义上成为一座远东殖民地城市。
众所周知，城市的诞生是以公共建筑的出现为前提的，而澳门开埠之初公共建筑的最重要表现形式则多与天主教的宗教场所密切相关。故此，“澳门城市作为葡人社群在华商贸与传教的主要活动空间，自其始建就烙下了西方宗教的痕迹” [3] 。此所谓“西方宗教的痕迹”，即罗马天主教会的印迹。澳门城市始建中最早出现的公共建筑是天主教堂。这些教堂对澳门开埠初期的城市奠基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肇基澳门欧洲中世纪城市空间格局，而且奠定澳门城市规划的核心架构。澳门天主教堂的兴建最早由耶稣会开启，其后则有方济各会（Franciscan Order）、奥斯定会（Augustinian Order）、多明我会（Dominican Order）等其他罗马天主教修会的参与，直至17世纪30年代而告一段落。此期既是澳门城市空间建构的早期阶段，也是澳门城市建设的奠基时期。澳门城市空间的早期建构始终由耶稣会主导，深受耶稣会价值理念的影响，呈现出浓郁的“耶稣会风格”。
葡萄牙人入居澳门之前，澳门半岛“还是一个幽美而富饶的小渔村” [4] ；“只有稀少的流动人口聚居，并没有形成村落” [5] 。因为聚居人口零散，所以澳门开埠以前并未出现多少固定建筑物，且为数不多的几处建筑乃用木板、稻草等简单材料搭建而成，颇为原始。澳门开埠之初，只是葡萄牙人的一个临时生活居留地和沿海贸易商业点，仅有一些供交易、贮存和居住的临时建筑分布于海边和山坡之上，尚不具备城市雏形。 [6]
澳门作为一座城市的诞生，无疑是以公共建筑的问世为标志。澳门最早出现的公共建筑是天主教堂，早期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建筑亦乃天主教堂。故此，从某种意义而言，澳门城市的诞生与早期建设几乎就是天主教堂建造的历史，也是一座“天主圣名之城”或者“基督城”建设的历史。澳门开埠初期，以耶稣会为主体的罗马天主教各修会纷至沓来，积极兴建教堂。耶稣会作为明末清初天主教在华传教的开拓者与中坚力量，作为在澳门具有绝对影响力的修会，主导着澳门最初的天主教堂建造，在澳门早期教堂建筑风格的形成乃至日后享誉全球的“东方蒙特卡洛”之城的建设中均起到决定性作用。
耶稣会是由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1491—1556）1534年在巴黎发起创立的一个天主教新兴修会，1540年获得教宗保罗三世（Pope Paul Ⅲ，1468—1549）的批准而正式成立。其创建背景，乃是回应16世纪初欧洲爆发的宗教改革运动；其重要目的之一，则是投身海外传教运动。所以，耶稣会自成立之日起，便开始奔赴遥远而陌生的大陆，传布基督宗教； [7] 进军亚洲、巴西和非洲，以弥补天主教因宗教改革而在欧洲的损失。 [8]
虽然耶稣会并非第一个远赴中国的天主教修会，亦非最早抵达澳门的传教组织， [9] 但却是澳门教区的开拓者与奠基者。1557年，随着澳门的正式开埠，耶稣会士（Jesuit）接踵而至。1560年，第一批由耶稣会正式派遣的传教士抵达澳门；1562年，耶稣会士意大利人乔瓦尼·巴蒂斯塔·德·蒙特（Giovanni Battista de Monte，1528—1587）和葡萄牙人傅礼士（Luís Fróis，1532—1597）到达澳门；1563年，耶稣会士弗朗西斯科·佩雷斯（Francisco Peréz，1514—1583）、曼努埃尔·特谢拉（Manuel Teixeira，1536—1590）神父及安德烈·平托（André Pinto，1538—1588）修士来到澳门。 [10] 1576年1月23日，教宗格列高利十三世颁布敕令，正式设立澳门主教区，管辖中国、日本、朝鲜、安南及相关毗连岛屿的传教事务。于是，澳门成为明清时期中国第一个天主教传教中心。此后，耶稣会在澳门发展稳步，势力渐增，影响日甚，直至1762年被澳葡当局逐离、遣返。总体而言，明末清初耶稣会在澳门存在的两百多年时间里，不论是传教的人数还是对澳门的影响，均一直处于在华天主教各修会势力顶端。特别是16世纪末以降，“耶稣会更发展为澳门的主导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在澳门教区的管辖范围内，耶稣会成为了澳门社会的最高主宰” [11] 。
教堂是传播基督信仰的媒介，是向世人展示基督荣光与力量的载体。自16世纪中叶始，耶稣会在所到之处都积极兴建教堂。其在澳门之传教活动亦复如是。甫抵澳门，耶稣会士便着手建造教堂，以满足社区生活不可或缺的信仰需求。未几，一批“耶稣会风格”教堂陆续耸立于澳门地势高敞、视野开阔之地，成为澳门最早的公共建筑，并为澳门城市的始建拉开序幕。
澳门最古老的天主教堂，乃耶稣会建造的圣拉匝禄堂（Igreja de São Lázaro）、圣老椤佐堂（Igreja de São Lourenço）和圣安多尼堂（Igreja de Santo António）。葡萄牙史学家若瑟·热苏斯·玛利亚（José de Jesus Maria）1744—1745年在澳门完成的《中国与日本的亚洲》（Á sia S í nica e Jap ó nica ）一书记载：“根据一些记录，1558至1560年间一些耶稣会神父已经到了这里（指澳门——引者注），在他们的帮助和建议下，建造了两三间小教堂，圣拉匝禄教堂、圣老椤佐教堂和圣安多尼教堂，他们还修建了舒适的住所，神父们可以在这里居住，聊作贫穷的神父们精神上的慰藉。” [12] 此乃迄今学界所知有关澳门最早三座天主教堂的最原始记录。
圣拉匝禄堂（亦称望德堂、发疯寺）建造于1558—1560年，被视为“澳门第一座天主教教堂” [13] 。其最早建筑构造是木板加茅草屋顶，直至16世纪末才改为砖石结构、“人”字形屋顶的两层楼建筑。1637年，该堂再次重建，并获得教会特权，奠定其在澳门主教区之权威地位。其后，该堂又经过多次拆建。圣拉匝禄堂不仅是耶稣会在澳门建造的第一座教堂，而且“是澳门最早居民中的基督徒举行祈祷的地方” [14] 。自1632年始，圣拉匝禄堂“成为澳门华人社会中的天主教宣教中心” [15] 。
圣老椤佐堂（亦称风顺堂、风信堂）始建于1558年。该堂最初是一座木制的小教堂，1618年改建成花岗石教堂，后又经过多次重建、改建。据《澳门记略》载：“西南则有风信庙，蕃舶既出，室人日跂其归，祈风信于此。” [16] 故此堂乃祈祷顺风、祝福平安之所。
圣安多尼堂（亦称花王堂）建造于1558—1560年。该堂初建时仅为茅草覆盖的简陋建筑，至16世纪末才变成有塔楼的多栋“人”字形屋顶砖石建筑，1638年大规模重建之时则全部换成花岗石材料。其后，该堂多次被毁坏和重建。圣安多尼堂供奉的安多尼（Anthony the Great，约251—365，亦译“安东尼”）是天主教圣人，被尊为“婚姻主保”，故华人称其为“花王堂”。 [17]
圣拉匝禄堂位于澳门旧城东部，圣老椤佐堂位于澳门旧城东南方向的风信堂街，圣安多尼堂位于澳门旧城西北的花王堂广场。这三座耶稣会教堂“三足鼎立”，均匀地占据澳门半岛葡萄牙人可以控制的区域。三大教堂地理位置的确定，划定了澳门城市的最初范围，确立了澳门城市的核心区域，奠定了澳门早期城市空间的基调。自此，“葡萄牙人以一种和平的宗教方式，定义了澳门城市最初的范围” [18] 。
耶稣会在澳门最具影响力的教堂当属圣保禄教堂（Igreja de São Paulo，亦称三巴堂、大三巴教堂）。该堂位于圣安多尼堂附近，1565年建成，最初由木架与稻草搭建，1573年重新由黏土筑成。其后，该堂屡被焚毁又屡次重建，直至1637年建成大三巴牌坊而成为澳门城市之地标。圣保禄教堂不仅是澳门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甚的天主教堂，而且是远东地区最宏伟、最壮丽的教堂建筑典范之一。其规模在当时仅次于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Basilica di San Pietro）。“早期的文献和绘画资料都可以反映，澳门圣保禄教堂其建筑之宏伟，装饰之华丽，设备之完善，皆堪称远东教堂之冠。它不仅是一座教堂，而且是一规模宏大的公共建筑群。” [19] 圣保禄教堂是耶稣会鼎盛时期在澳门的杰作，更是其时澳门城市的象征。
耶稣会在澳门建造的代表性教堂，还有进教寺（Igreja de Nossa Senhora do Amparo）、主教座堂（Igreja de Sé）等。进教寺，亦名唐人庙，初称荫庇之母小堂，又称圣阿白露圣母教堂（Igreja de Santo Amparo），1602年初建于大三巴山脚，后被焚毁，复于1634年在澳门关前后街葡文名为“Rua de Nossa Senhora do Amparo”的地方异地再建。该堂专为华人讲授福音，乃澳门城内早期重要堂区教堂之一，与不远处的圣保禄教堂、圣安多尼堂互为呼应，成为澳门其时主要的天主教中心。主教座堂，亦称大庙、大堂，位于澳门城内最高处的几条狭窄街巷之交会处。教宗格列高利十三世1576年颁布敕令，将澳门圣母玛利亚教堂（即圣保禄教堂前身）升格为主教座堂。正式的主教座堂始建于1622年或1623年，乃澳门天主教之中枢。
1576年澳门主教区建立之后，罗马天主教其他修会亦纷至沓来，并建造各类教堂。1579—1580年，方济各会建起嘉思栏堂（Igreja de São Francisco，亦称噶斯兰庙）。该堂位于澳门旧城南湾街最东部的丘陵之上，占地面积广阔。1634年，方济各会又建成圣家辣堂（Igreja de Santa Clara，亦称圣克拉拉教堂、圣克拉拉修道院、尼姑庙）。该堂位于东望洋山麓，华人俗称“尼寺”。1587年，奥斯定会开始建造圣奥斯定堂（Igreja de Santo Agostinho，亦称龙嵩庙、龙嵩堂）。该堂位于澳门旧城内风顺堂区岗顶广场。1622年，奥斯定会建成西望洋教堂（Igreja de Nossa Senhora da Penha，亦称主教山教堂、法国之岩圣母教堂）。该堂位于澳门最高地点之一的泥流山（又称主教山）上，处于西望洋山之顶，为奥斯定会的隐修院。1587年，多明我会建成圣多明我堂（Igreja de São Domingos，亦称板樟庙、圣母玫瑰堂）。该堂位于澳门旧城中部板樟堂广场两条街巷交界处，乃“澳门现存唯一能证明多明我会修士曾于澳门活动的建筑遗迹” [20] 。
另外，澳门早期的教堂中也有个别不隶属于任何修会，著名者如东望洋教堂（Igreja de Nossa Senhora da Guia）。东望洋教堂亦称松山教堂、基亚教堂，位于澳门半岛最高点之一的东望洋山的炮台内，大约始建于1622年。首任澳门总督唐·弗朗西斯科·马士加路也（Dom Francisco Mascarenhas，1623—1626年在任）曾言：“我们在1623年抵达澳门时，三巴炮台、东望洋炮台、噶斯兰炮台、西望洋炮台、妈阁炮台，及烧灰炉炮台，都有了雏形。” [21] 该堂乃澳门最小之教堂，初建之时名为“白雪圣母隐修院”，又称“导航圣母教堂”，而民间则讹称“圣母雪地殿教堂”。
总体而言，虽然澳门早期所建之天主教堂特色各异，但唯有耶稣会的教堂无论在规模上、体量上还是气势上均傲视群雄，独领风骚。从耶稣会抵达澳门至其1762年被逐离开的两百多年间，澳门的代表性教堂多为耶稣会所建，澳门城市的整体基调亦充满“耶稣会风格”。尤其是1637年圣保禄教堂大三巴牌坊的竣工，既标志着澳门整体空间格局的形成，亦标志着澳门城市早期建设告一段落。 [22]
天主教特伦托大公会议（拉丁语：Concilium Tridentinum；英语：Council of Trent，1545—1563，亦译“特利腾大公会议”）之后，教会革新运动催生出巴洛克（Baroque）文化和巴洛克虔敬形式。它们是典型的天主教文化，注重对感官的作用，以富丽堂皇的教堂建筑、规模盛大的宗教仪式等为显著特征。 [23] 特伦托大公会议举行之际，正值耶稣会创立发展之时。耶稣会不但充当起特伦托大公会议精神的代言人，而且成为会议理念的践行者，尤其是在促进巴洛克建筑风格的形成及其在欧洲和海外的传播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6世纪的最后30年至18世纪中期，耶稣会一直得到持续发展。耶稣会试图通过一切手段来荣光基督，而其中非常重要的表达形式便是艺术。艺术可以将信众与圣人及众天使连接起来，并且让信众切身体验。于是，耶稣会借助其良好的发展态势，积极在欧洲所有天主教地区和海外传教区展开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建成一大批“耶稣会风格”的教堂、修院、学校。气势雄伟的教堂乃是耶稣会赢得信众的重要媒介，也成为其向世人展示基督宗教的核心载体。根据特伦托大公会议精神，罗马教廷要求将天主教堂装饰得特别富丽堂皇。故此，耶稣会所建教堂大多为典型的巴洛克式，极其华美壮丽。巴洛克式建筑在古典造型的基础上大量使用曲线、曲面以及采用破裂的山花与麻花形柱子，装饰复杂考究，花纹变化多样，反映出自由创造的意向。耶稣会在罗马建造的巴洛克式教堂——耶稣堂（Chiesa del Gesù，建于1568—1575）和圣依纳爵堂（Chiesa di Sant'Ignazio di Loyola，建于1626—1650），不仅成为耶稣会教堂建筑之典范，而且是新型天主教堂建筑之楷模。它们按照特伦托大公会议制定的标准建造，空间宏大，且因不设立支柱，故在各个方向均可清楚地瞻仰到圣坛。 [24]
耶稣会历来使用“自己的模式”，并不仅仅是考虑“美学方面的追求，而是旨在表达对在建设耶稣会房屋、神学院和教堂时应遵循的标准的忠诚”；表现出“对灵活和对每个时代艺术发展的适应，对地理环境的适应，对当地建筑传统的适应，以及对经济条件的适应等” [25] 。耶稣会的这种“自己的模式”理念，可由戈麦斯·瓦斯（Gomes Vaz）神父1593年从果阿写给罗马教宗的申请信中得到证明。在致教宗的信中，他请求选派技术精湛的高水平耶稣会建筑师主持新开辟传教区的教堂建造工程，因为当地的世俗建筑师过于偏重使用艺术加工，而把成本定得很高。根据这种实用上的理解而非风格上的理解，耶稣会开始使用“iI nostro modo”一词，意即“我们自己的建筑方式”。如耶稣会明末在华传教开拓者之一巴范济（Francesco Pasio，1554—1612）神父亦曾在弥撒文中提及“con tutte le solenità possible，conforme al modo della Compagnia”，意思是说“根据耶稣会的方式，力求庄严” [26] 。
所谓“耶稣会风格”建筑，乃是耶稣会按地域及人文对象，在原来欧洲流行的古典建筑形式基础上加以适应性改变而形成的不拘一格的建筑形式。“耶稣会风格”教堂固然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许多教堂体现出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特征。尽管耶稣会在建筑风格上力求统一，但对于这个国际性修会来说，却不可能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也不可能存在一个统一的教条来规范教堂和学校的建造方式、图纸设计、内部装饰。 [27] 除了因地、因人制宜之外，耶稣会在建筑上不拘形式、重复设计的特点，也是为了运用有限的资源达到建筑表达的最佳效果。
毋庸置疑，葡萄牙人在澳门建造的早期建筑中都有明显的耶稣会痕迹。耶稣会在澳门存在的两百多年间，澳门的代表性建筑多为巴洛克式“耶稣会风格”。如由澳门教区首任主教贾尼劳（D.Belchior Carneiro Leitão，1516—1583）1558—1560年建造的圣拉匝禄堂，早期的建筑风格是欧洲乡土式风格，镶以尖顶的边饰（此乃澳门耶稣会早期惯用的檐头装饰），加上屋顶尖端的十字架，然后将钟楼置于教堂左边。同样由贾尼劳1569年建成的澳门最重要的教会慈善机构——仁慈堂（Santa Casa da Misericórdia），则以与圣拉匝禄堂同样的建筑方式建成。此外，早期的仁慈堂还建有欧洲古典式的门楼，朴实中显出庄严。此亦为耶稣会在“自己的建筑方式”上对欧洲古典建筑风格的自由发挥。同为澳门最古老三大教堂之一的圣安多尼堂，因为以主持婚礼为主要任务，所以除采用耶稣会其时的朴实理念建造外，立面还选用大型希腊山形墙作顶，并附上简单的直线线条予以装饰，彰显出大方可观的一面。上述三大建筑，以一种接近民众的朴实建筑作为理念，充分体现耶稣会的建筑宗旨与风格。 [28] 这些教堂的建造理念构成澳门早期城市建筑风格的基本底色。
圣保禄教堂更是耶稣会澳门建筑之经典。其气势之磅礴，规模之宏大，装饰之华丽，陈设之精良，均可与其时世界著名教堂比肩。以教堂内部装饰为例，据17世纪英国著名商人、旅行家兼作家彼得·芒迪（Peter Mundy，1596—1667）1637年7月描述：“附属于神学院（即澳门圣保禄学院——引者注）教堂之穹顶，建造得非常优美，乃我记忆中前所未见。那种精巧的手工出自中国工匠之手。他们以木镶嵌并漆成金色，还漆上其他优美颜色，如朱红色、天蓝色等。穹顶分成多个方格，且在方格接口之间置以一个木制雕刻的大玫瑰及很多叶瓣，重叠盘绕，向所有末端缩小成为一个圆球；最宽处有一码（英美制长度单位，一码等于0.9144米——引者注）直径之大小，及有一码长垂直于圆球处而自屋顶垂下。” [29] 由彼得·芒迪的描述可知，澳门圣保禄教堂的装饰确实富丽堂皇，工艺精巧，精美绝伦，彰显出澳门早期城市建筑风格之华丽个性。
耶稣会在远东开展传教事业的过程中，经费是通过民间的捐献以及进行货物贸易而获得的。基于远东的海路艰险以及贸易兴衰的影响，教会的经济收入很不稳定，故此他们在澳门建造教堂时不得不考虑成本，节约开支。另外，因为要遵循以最适当的花费建造最好教堂的原则，耶稣会在澳门的教堂建造便形成一套独特的设计与建造方式，那就是由耶稣会内的神父设计及监督建造教堂。耶稣会士既谙熟教会的理念，又理解建筑的功能，便催生出澳门的“耶稣会风格”教堂建筑。 [30] 同时，耶稣会士皆为学识渊博之士，在处理城市建筑和世俗事务时往往善于变通。他们根据澳门本地的环境、气候、空间、建筑材料等，学习和吸收不同文化的建筑传统及风格，故其建造的教堂具有中西合璧的特点。因此，澳门建筑往往是葡萄牙式的庭院与中国式的院落融为一体，地中海特色的宫门、门廊与岭南派的屋檐相映生辉，房屋的装饰则既有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风格，也有中国元素。 [31]
由于耶稣会影响并主导澳门教堂建筑两百多年，故其他天主教修会在澳门所建教堂均或多或少受到耶稣会建筑风格的影响。最典型者有奥斯定会始建于1587年的圣奥斯定堂和多明我会1587年建成之圣多明我堂。前者主体建筑形式为三角形屋架硬山顶，立面部分为巴洛克风格，正面入口饰以巴洛克山花，且有数十级台阶直接通往教堂大门，是澳门耶稣会教堂的常见建筑形态。后者最初为木板相隔的简陋建筑，后经几次重建和修缮。修缮后的圣多明我堂明显受澳门圣保禄教堂立面设计的影响，呈现出典型的“耶稣会风格”平面表现手法。这些不同天主教修会在澳门建造的教堂，形成澳门早期城市建筑的整体风格。
葡萄牙建筑史学家巴拉舒（Carlos Baracho）认为，澳门这一葡萄牙海外殖民城市的最大特点是葡式中世纪结构。他引用另一位葡萄牙同侪亚历山大·阿尔维斯·达·科斯塔（Alexandre Alves da Costa）的描述：“在葡萄牙占领的各个地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城市从中世纪以来的形态特点，即自发组织的机体，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伟大的人类群体之手所体现的坚强意志。在逆改革和巴洛克风格风行之时，教会确立其地位的历史时刻出现了大量宏伟的宗教建筑群，它们虽然也受到文艺复兴运动和军事用途关于理性和秩序方面的思想局限，但与当时城市建设的结构形式形成鲜明对照。” [32] 耶稣会早期在澳门建造的大量“耶稣会风格”教堂不仅很大程度地影响到其他修会在澳门的教堂风格，而且或多或少濡染到澳门的其他城市建筑样式，并最终形成澳门典型的欧洲中世纪城市建筑特色。而且，受教堂建筑影响，澳门其他公共建筑也融入了西方人的宗教情感和由此形成的城建思维模式。
澳门被视为中国近代建筑的博物馆，其建筑形态丰富多彩，建筑形制琳琅满目。澳门开埠之后，欧洲中世纪城建模式主导着澳门的建筑风格，许多建筑类型在澳门均为第一次出现。由于中西文化的混合与交融，澳门这座城市形成多元文化共生的特点。这一特点在澳门早期城市建筑史上尤其明显。许多西方建筑风格被移植过来，一些中国传统建筑形制也得到弘扬，于是，中西合璧的建筑形态便成为澳门早期城市建筑的一大特色。
欧洲中世纪早期城市一般由教堂、教会慈善机构、城堡、居民区组成，且一直按此模式发展演进。中世纪后期是欧洲城市形成的主要时期，城市空间大致表现为：一道城墙将城市中心与其他区域隔离；城内有作为宗教生活中心的标志性建筑——教堂，有作为市民生活中心的居民区（包括市场），有作为行政与防卫中心的城堡。教堂是影响欧洲中世纪城市空间的核心元素。大教堂一般都是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小教堂则是社区居民之聚会场所。大小教堂与公共广场连为一体，彰显居民精神生活与世俗生活相得益彰的和谐关系。居民围绕教堂、修院聚居，渐趋形成居民中心——教区或堂区，并由此奠定欧洲早期城市的雏形。
欧洲中世纪城市建筑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即当存在统一而强大的教权时，教堂便占据城市的中心地位，其超出其他建筑物的高度和极其庞大的体量主导着城市的整体空间。教堂广场是城市的中心所在，是市民集会、狂欢和从事各种文娱活动的中心场所。在中世纪的葡萄牙，教会领袖拥有无可争议的统治地位，教会亦对社会发展具有难以撼动的影响力。故此，在葡萄牙的早期城市建设中，教会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耶稣会作为在欧洲宗教改革与反改革运动中出现的新兴修会，1540年进入葡萄牙后，不仅迅速成为影响国家宗教信仰的至关重要的教会组织，而且在世俗事务中，尤其是城市建设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澳门开埠之后，很快成为完全由葡国教会（主要是耶稣会）控制的“政教合一”地区，所以，教会毫无疑问对澳门早期城市的建设和规划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葡萄牙是欧洲众多国家中最早进行海外扩张者之一。在开辟东方航线的过程中，葡萄牙人建造起一座座城堡和商站。这些城堡和商站有的最终演变为城市。在葡萄牙人的宗教热情与英雄主义的推动下，耶稣会将具有葡萄牙建筑特色和欧洲中世纪后期城建模式的共性，在远东地区予以实施，渐趋形成“葡萄牙人东方建筑模式”。耶稣会自创立之日起便极力开拓海外传教事业，大力在传教地区兴建巴洛克式教堂。在其看来，巴洛克式教堂具有庄严高贵、气势宏伟、生机勃勃、富有动感、注重光效等特征，是“教会为上帝的子民建造的人间天堂”。这种教堂建筑形态既主导着葡萄牙的城市空间布局，也决定了葡萄牙人在海外所建殖民地城市的特点。 [33] 澳门城市空间的建构亦不例外。葡萄牙人被允许入居澳门后，传教士即刻着手建造教堂，并在教堂附近竖起栏杆，修建房屋，以作为宗教、生活和军事的中心，形成最初的定居点。 [34] 教堂的问世促使澳门出现大的定居点，并逐渐形成完善的生活区域。葡萄牙人的住宅群慢慢在教堂周围建立起来并辐射出去，形成澳门早期城市的雏形，亦即“天主圣名之城”的雏形。 [35]
教堂建造是深刻影响澳门早期城市空间的核心元素。与欧洲中世纪城市一样，澳门天主教堂不仅是形体高大、装饰考究的中心建筑，在整个区域一目了然，而且是广大信徒的精神归宿。民众围绕教堂、修院建造住宅，逐渐形成居民点。澳门的城市空间同样是以教堂及其附属的医院、学校、慈善机构为核心，每个大的教堂辐射一“片”，然后形成“区”（堂区）；“片”“区”相连，最终形成一个整体。 [36] 1557年至17世纪30年代，是澳门城市建设的初期。在此期间，天主教各修会先后在澳门建造诸多教堂，然后以教堂为中心建立社区，向四周辐射，形成城市的雏形。具体而言，澳门最初由圣拉匝禄堂（望德堂）、圣老椤佐堂（风顺堂）和圣安多尼堂（花王堂）三大堂区组成。葡萄牙人根据自己的信仰和贸易需求，散居在三大堂区周围。17世纪以前，澳门城内只有大约五组居民聚居区，居民区松散地聚集于以教堂为主体的公共建筑周围，尚未形成街区概念。至17世纪30年代，澳门已发展成为五个堂区，每个堂区均隶属于一座教区中心教堂。至此，澳门已经有明确的城市空间分区，并发展成为一座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这种以教堂为居住区域中心和城市标识的城建模式，完全来自欧洲中世纪的城建理念。
1586年，葡萄牙政府承认澳门的城市地位，并给予其“天主圣名之城”的称号。“1586年4月10日，印度总督达罗卡伯爵唐·杜阿尔特·德·梅内塞斯在该日的信中证实赐名澳门为‘中国上帝圣名之城’。” [37] 澳门作为新兴的远东城市，甫一诞生即被赐以此名，充分说明天主教在其早期建设中之重要作用。从物质层面来讲，天主教堂是澳门早期城市建设的主体。自1557年至17世纪30年代，澳门建造大量天主教堂，为其后来成为世界上教堂密度最高的城市奠定了坚实基础。从精神层面而言，天主教会是澳门早期城市建设的灵魂。尤其是耶稣会，对澳门早期城市建设影响颇巨。耶稣会以圣保禄教堂为核心建成一个庞大的宗教建筑群和军事综合体——“大三巴”区域（“三巴”即“圣保禄”之音译），形成澳门的制高点，即顶峰。1637年落成的大三巴牌坊乃是澳门的城市标志与精神象征。“大三巴”不仅是一座教堂，而且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公共建筑群。耶稣会士兴建这一宗教综合体的目的，就是要在澳门表达基督至上的理想。因此，从某种意义而言，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的这座上帝之城，既体现在有许多教堂和忠诚的传教士，也彰显出这里的信徒对上帝无比忠诚。 [38]
澳门早期城市空间的形成，主要是对欧洲中世纪城市空间结构的移植。其重要特征为：一是有一条明显的不规则线性“直街”（A Rua Direita）；二是有一串连接教堂节点的“前地”（Largo，Praça或Praceta）。这种模式延续葡萄牙人的筑城传统，是葡萄牙中世纪城市建设的标志。 [39]
葡萄牙的城市和乡镇中成千上万条大街、马路、小巷和广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名称，但是全国的大部分城镇都有一条称为“直街”的街道。葡萄牙人在东方兴建的城市中，也都将最主要的街道命名为“直街”。在伊比利亚半岛，“直街”的观念来自《圣经》中对使徒保禄的记载，以弘扬其在异邦传教的精神。葡萄牙学者官龙耀（Luís Sá Cunha）曾指出：“这一街名之所以广为流传，是因其与使徒圣保禄的生平有关。相传圣保禄就出生在西利西亚（Cilícia）充满生机的塔尔索（Tarso）城内的‘直街’。圣保禄被认为是西方世界最敏锐的天才之一，是地地道道的犹太人；在去大马士革的道路上，耶稣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同耶稣有一段精彩的对话。从此，他成了基督（宗）教杰出的使徒，他的名字在欧洲特别是在地中海一带广为流传，备受人们的尊崇。” [40] 所以，葡萄牙城建理念中的“直街”，乃是对圣保禄的纪念。
澳门城市的始建也承继了葡萄牙城建模式的“直街”理念。“直街”既是澳门早期城市空间的核心框架，也是连接各教堂节点的最重要街道，更隐含耶稣会的精神追求。澳门“直街”始建于1557年开埠时的沙栏仔街附近，连接圣安多尼堂（花王堂），直达大三巴街附近，通向圣保禄教堂，然后向营地大街延展。而营地大街则通过圣多明我堂（板樟堂）、仁慈堂和议事亭，与龙嵩街相接，最终通向圣老楞佐堂（风顺堂）附近。其走向连接着居民聚居点与教堂、教堂与教堂，并最终形成完整的街区。 [41] 澳门“直街”最后通向的中心则是圣保禄山（Monte de São Paulo）。这既充分显示“直街”理念与圣保禄崇拜之间的密切关系，也恰好说明耶稣会对圣保禄精神的高度崇拜，同时彰显澳门葡萄牙人对圣保禄的虔诚信仰。
在澳门城市的早期建设中，随处可见耶稣会对圣保禄崇敬的印迹。首先，耶稣会把最初居住的城市“顶峰”命名为圣保禄山，并将其宗教、教育和军事综合体分别命名为圣保禄教堂、圣保禄学院、大三巴炮台，凸显该会对传播基督宗教的坚定信念。其次，圣保禄山周围的街道被命名为大三巴斜街、大三巴右街、大三巴街、大三巴巷等，体现耶稣会对圣保禄异邦传教精神的弘扬。另外，澳门北部城墙一个通往中国内地的城门也叫三巴门（即圣保禄门），折射耶稣会希望以基督征服中国的理念。圣保禄山是澳门葡萄牙人宗教信仰的象征。圣保禄教堂也因为宏伟的结构和砖石建筑而成为澳门的标志性建筑。
在澳门城市的早期建设中，还诞生出一个特有的城市空间名称，即“前地”。它是由“Largo”“Praça”和“Praceta”三个葡萄牙词语汉译而成，意即“广场”。不过，Largo指小广场；Praça比Largo稍大，乃是与军事、商业有关的广场；Praça和Praceta二者的空间则大致相同。在西方，广场概念历史久远，是欧洲古代城市最重要的城市空间，也是市民集会、狂欢和从事各种文娱活动的中心场所，在整个城市环境和社会生活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葡萄牙人16世纪中叶在澳门定居建造教堂之时，也在教堂前面开辟空地作为活动中心。这便是澳门最早的“前地”。澳门的“前地”与欧洲中世纪城市的广场相若，更接近于伊比利亚半岛上葡萄牙、西班牙两国的小广场。“前地”在澳门教堂前面的最初出现，乃是作为教会聚会之用而开辟，成为城市的宗教活动核心场地。对于当时的澳门葡萄牙人来说，教堂被视为“社区中心”，教会在那里定期举行礼拜仪式。澳门教堂前设置“前地”，一方面出于方便信众的宗教生活，对城市有利；另一方面则与中世纪葡萄牙人崇尚户外生活的习惯大有关系。这也说明，此类空地从最早具有城市宗教凝聚的功能已转变为适合市民日常生活的功能，从一种宗教生活的需求转化为一种世俗生活的需求。 [42]
“前地”被视为澳门城市空间建构的一大特色。它形状小巧，布置随意，既是扩大的街道，又是街道与建筑之间的过渡，还是市民休憩的小广场。 [43] 其时，在澳门各条弯弯曲曲、自由延伸的道路的交叉点上，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一个广场作为舒缓交通、分散人流的中心点，形成澳门古代道路系统的节点状布局。这些道路节点分布松散，自由而均匀，形成澳门古代道路系统的结构性框架。在完全依托地形、经由历史缓慢积淀筛选的情况下，澳门古代道路系统形成自身极不规则却又极为合理的自然布局。只有澳门才具有这样的道路布局，也只有这样的道路布局才完全属于澳门。同时，这些广场往往位于各大教区的中心，并直接与各教区的中心教堂连接在一起。实际上，广场本身往往成为各教区中心教堂的“前地”。这种城市空间的处理手法，显然具有欧洲中世纪城市的特点，然而又与典型的欧洲城市广场处理方法有所小异而成为澳门独有的特点——这种道路广场结合城市教堂的处理手法构成澳门古代道路系统的鲜明特色。据文献记载，至17世纪30年代，澳门城内大概有五个教堂“前地”，分别为圣安多尼堂前地（亦称花王堂前地）、圣保禄教堂前地（亦称耶稣会纪念广场，或大三巴广场）、大堂前地、板樟堂前地和仁慈堂前地。至此，在城市建设总体框架的基础上，澳门城市空间的早期建构基本完成。
天主教堂是欧洲早期城市诞生的必要前提，是构建欧洲中世纪城市空间的核心元素。中世纪早期的欧洲民众围绕教堂聚居，渐趋形成居民中心，即教区教堂或堂区，然后发展成为城市的雏形。澳门城市空间的早期建构乃是对欧洲中世纪城市空间的移植。
16世纪中叶，伴随葡萄牙人东方航线的开辟，以耶稣会士为先驱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抵达澳门，很快将澳门建设成为远东地区的重要传教基地。耶稣会所到之处，不仅把基督宗教传播给异教民众，而且让基督宗教的价值理念、文化内核融入当地文化。其最直接有效的途径则是通过教堂。教堂作为传播基督信仰、展示基督荣光的重要载体，被耶稣会在开辟新教区的进程中赋予浓郁的欧洲中世纪色彩，对远东地区现代意义城市的诞生与建设具有重要影响。耶稣会是罗马天主教在澳门最具影响力的修会，主导着澳门的教堂建造。其所建之巴洛克式“耶稣会风格”教堂，不仅成为澳门最早的大型公共建筑，为澳门城市的始建拉开序幕，而且分布于澳门半岛各地，构成澳门早期城市的标识。虽然天主教其他修会，如方济各会、奥斯定会、多明我会等接踵而至抵达澳门，建造各具特色之教堂，但均或多或少受到耶稣会建筑风格的影响。耶稣会在澳门所建之教堂，不仅形成澳门城市建筑的主体风格，而且奠定澳门城市空间的基本结构，并极大地影响到澳门城市的早期规划与发展格局。
因为深受天主教会影响，所以澳门开埠不久即成为世界上土地单位面积天主教堂数量最多的城市，是名副其实的“天主圣名之城”。澳门早期天主教堂乃精心设计和审慎施工而诞生的建筑形态，既是城市景观的核心，也是城市构图的中心，同时还起到勾勒城市轮廓的作用。这些教堂沿着连接山顶的一条轴线依次排开，构成城市的纵轴，在布局和视觉上控制着整个城市。天主教堂塑造并彰显澳门早期城市的空间格局和整体特征，构成澳门城市建设的重要节点，具有颇为鲜明的城市识别意义。澳门作为城市自诞生之日起，其空间结构便由以教堂为中心的几个教区或堂区组成，宗教活动构成城市社会活动的核心和市民精神生活的主要依托。故此，天主教堂乃是阐释澳门欧洲中世纪城市空间特征的重要载体和显性标识。
（原载《世界宗教文化》2021年第6期。收入本书时有修订）
[1] 严忠明：《一个海风吹来的城市：早期澳门城市发展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 Melchior Yvan， Six Months Among the Malays ， and a Year in China ，London：James Blackwood，Paternoster Row.，1855，p.281.
[3] 汤开建：《天朝异化之角：16—19世纪西洋文明在澳门》，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80页。
[4] 马若龙（Carlos Marreiros）：《澳门的多元化建筑风格和城市布局》，张雨虹译，《文化杂志》（中文版）2003年秋季刊总第48期。
[5] 陈泽成：《从澳门城市建筑看中西文化交流》，《文化杂志》（中文版）2003年春季刊总第46期。
[6] 参见刘托《濠镜风韵：澳门建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7] 参见[德]彼得·克劳斯·哈特曼（Peter C.Hartmann）《耶稣会简史》，谷裕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8] 参见[印度]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Sanjay Subrahmanyam）：《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政治和经济史》，何吉贤译，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1997年版，第92页。
[9] 1555年，葡萄牙人格雷戈里奥·龚萨雷斯（Gregório Gonçálves）神父抵达澳门，成为最早抵达澳门的天主教传教士。参见[葡]罗理路（R.M.Loureiro）《澳门寻根》附录文献12——《格雷戈里奥·龚萨雷斯神父给胡安·德·波尔哈的信》（约1571年），陈用仪译，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年版，第140页。
[10] 参见[葡]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小雨译，澳门基金会1995年版，第15—16页。
[11] 汤开建：《天朝异化之角：16—19世纪西洋文明在澳门》，第610页。
[12] José de Jesus Maria，Á sia S í nica e Jap ó nica ，Vol.Ⅰ，Macau：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1988，p.126.转引自汤开建《天朝异化之角：16—19世纪西洋文明在澳门》，第507页。
[13] 郭永亮：《澳门香港之早期关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46页。
[14] [瑞典]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早期澳门史》，吴义雄、郭德焱、沈正邦译，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15] 汤开建：《天朝异化之角：16—19世纪西洋文明在澳门》，第508页。
[16] （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校注》，赵春晨校注，澳门文化司署1992年版，第150页。
[17] 参见汤开建《天朝异化之角：16—19世纪西洋文明在澳门》，第511页。
[18] 严忠明：《一个海风吹来的城市：早期澳门城市发展史研究》，第123页。
[19] 汤开建：《天朝异化之角：16—19世纪西洋文明在澳门》，第521页。
[20] 汤开建：《天朝异化之角：16—19世纪西洋文明在澳门》，第517页。
[21] 转引自郭永亮《澳门香港之早期关系》，第69页。
[22] 17世纪中叶以后，除新建一些较小的修院以外，澳门基本没有重要的建筑物落成。直至18世纪中叶之后，澳门城市建设才有新的起色。
[23] 参见[德]彼得·克劳斯·哈特曼（Peter C.Hartmann）《耶稣会简史》，谷裕译，第26页。
[24] 参见[德]彼得·克劳斯·哈特曼（Peter C.Hartmann）《耶稣会简史》，谷裕译，第61—62页。
[25] [葡]Clementino Amaro：《圣保禄神学院和大炮台：考古挖掘和解读》，曾永秀译，载澳门博物馆专案组编《与历史同步的博物馆——大炮台》，澳门博物馆1998年版，第138—139页。
[26] 参见邢荣发《明清澳门城市建筑研究》，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66页。
[27] 参见[德]彼得·克劳斯·哈特曼（Peter C.Hartmann）《耶稣会简史》，谷裕译，第64页。
[28] 参见邢荣发《明清澳门城市建筑研究》，第67—68页。
[29] Lt.-Col.Sir Richard Carnac Temple ed.， 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 in Europe and Asia ，1608-1667， Vol .Ⅲ， Second Series ，No.XLV，Cambridge：Printed for the Hakluyt Society，1919，pp.162-163.
[30] 参见邢荣发《明清澳门城市建筑研究》，第66页。
[31] 参见严忠明《一个海风吹来的城市：早期澳门城市发展史研究》，第134—135页。
[32] [葡]巴拉舒（Carlos Baracho）：《澳门中世纪风格的形成过程》，范维信、喻慧娟译，《文化杂志》（中文版）1998年夏季刊总第35期。
[33] 参见严忠明《一个海风吹来的城市：早期澳门城市发展史研究》，第27—29页。
[34] 参见马若龙（Carlos Marreiros）《澳门的多元化建筑风格和城市布局》。
[35] 参见陈泽成《从澳门城市建筑看中西文化交融》。
[36] 参见刘先觉、陈泽成主编《澳门建筑文化遗产》，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37] [葡]施白蒂（Beatriz Basto de Silva）：《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小雨译，第23页。
[38] 参见严忠明《一个海风吹来的城市：早期澳门城市发展史研究》，第62—65页。
[39] 参见童乔慧、盛建荣《澳门城市规划发展历程研究》，《武汉大学学报》（工学版）2005年第6期。
[40] Luís Sá Cunha， Portugalbum ：55 quadros para conhecer Portugal e o seu povo ，Macau：Institito Cultural de Macau，1990，p.39.转引自汤开建《天朝异化之角：16—19世纪西洋文明在澳门》，第468页。
[41] 参见严忠明《一个海风吹来的城市：早期澳门城市发展史研究》，第108页。
[42] 参见林永胜《澳门前地空间》，《文化杂志》（中文版）2004年冬季刊总第53期。
[43] 参见许政《澳门宗教建筑》，中国电力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