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一般以为，西方文明进入近代是以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初期发生的几件大事为标志的。它们分别是1453年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1299—1923）攻陷君士坦丁堡，1455年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1398—1468）发明铅活字印刷术，1492年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1451—1506）发现新大陆，1517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开启宗教改革（Reformation）。而这其中，尤以新大陆的发现对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产生的影响最大。很难想象，如果没有15世纪下半叶开启的“地理大发现”（Age of Discovery），欧洲的近代思想文化与科学技术何以会传播到世界各地。“地理大发现”时期既是欧洲由中世纪晚期过渡到近代初期的重大转折时期，亦是西方文明走出欧洲、远播全球的重要历史阶段。正是“地理大发现”缩短西方与东方的距离，促进欧洲进一步认识中国，同时也使中国的知识、文化与信仰“走出中世纪”。这个过程始于明朝中期，绵延若干世纪。

明中叶以前，中国与欧洲的交往曾经出现几次高潮，且以中国的产品与技术“输出”为主。秦汉时期，中国丝绸远销罗马；唐宋之际，中国“四大发明”先后传至欧陆；元代和明初，中国瓷器更是风靡欧洲。而与此同时，域外对中国的影响则主要伴随宗教文化的“输入”：汉唐时期是佛教，宋元时期乃至明初是伊斯兰教。总体而言，明中叶以前中国与欧洲的交往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有时也伴随战争，但思想文化交流只是附属品。

中国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文化交流均肇始于宗教传布，具体而言，就是儒家文化与外来的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基督宗教文化的交流。明中叶以前，主要是佛教、伊斯兰教与古老中华文化的相遇与会通，其次则是基督宗教与儒家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明末以降，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中西文化的直接对话，均以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之在华传播为媒介。

16世纪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化交流之一。明末清初，中国与欧洲的交往成为人类文化交流的主线。此时的中国，无论是综合国力还是科学技术均日渐式微，但是，西方文明的东渐和中国文化的西传依然保持着大体平等互惠的格局。此期，承担中西文化交流使命的是以耶稣会士（Jesuit）为主体的天主教传教士。耶稣会士多是在宗教信仰上坚定、热忱，在学术领域颇有造诣的地理学家、天文学家以及其他实用科学家。他们视野广阔、学识精博，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的科学文化知识介绍到中国，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取信于中国官民。同时，他们还把中国的许多思想经典翻译成西方文字在欧洲传播，开启中西文化空前的大规模交流。因此，耶稣会士成为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之中坚力量。

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一个中学西传明显盛于西学东渐的流动过程。传教士虽然将部分西方文化与科学技术传入中国，但其为迎合中国官民的喜好，也会“违心地”传播一些谬误。如将中国的地理位置绘制于世界地图的中心，即属典型例证。而且，其传播范围仅限于庙堂之上和官宦阶层，对整个中国社会影响甚微。相反，中国的思想文化对18世纪的西欧，特别是对启蒙运动，影响至深且巨。欧洲早期有关中国的比较具体的知识，正是由传教士传回。他们塑造的整体中国形象，成为其时欧洲人认识中国的起点和勾画自己心目中“中国”的基础，深刻地影响了欧洲人对于中国的看法与态度。这些传教士既是广泛意义上中国思想文化西渐的最早传播者，亦是欧洲汉学的奠基者。

进入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走向全球扩张的帝国主义阶段，西方文化的“输出”亦与帝国殖民扩张结伴而行，相得益彰。19世纪初，因为新教传教士来华，中西文化交流再次拉开大幕，且持续近一个半世纪。虽然这一百多年间中国发生过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导致中西文化交流跌宕起伏，甚至波涛汹涌，但总体而言，其发展趋势是交流领域日渐广泛，交流程度逐渐深入，交流规模不断宏大。同时，中国迎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由于中国因为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而脚步沉重地迈向近代，所以与明末清初相反，晚清民国中西文化交流呈现出西学东渐远盛于中学西传的另一种流动态势。新教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兴建学校、编译书籍、传播西学，将西方的价值理念、科学知识、教育思想、医疗技术乃至生活方式等传播至中国，很快让长期置身于闭关锁国之境的中国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并极大地推动中国社会转型，加快中国现代化进程。正是因为此次中西文化交流的广泛深入与巨大影响，激发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强调“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并最终结束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就是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既互相冲突又融合会通的过程中渐趋形成的。

异质文化的相遇，会导致冲击、竞争乃至败落，亦有可能走向交流、融合并达至会通。中国和西方的接触，对双方的历史都起到过冲击作用，所以影响是相互的。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大舞台，由东而西和自西徂东，始终是双向互动的。西方对近世中国的影响肯定巨大，而与此同时，中国对西方的影响也不可小觑。无论是明末清初还是晚清民国，传教士在向中国引介西学的同时，也把中国的文明传播到西方，使西方对中国有进一步的认识，对西方文化的发展同样产生冲击与促进作用。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将中国的经籍、史地、文学、艺术等广泛传入欧洲，对欧洲的政治、思想、文学、艺术、建筑、生活等方面，尤其是启蒙运动产生很大影响。晚清民国，一些新教传教士更能直接阅读中国古籍，深谙中国的风土人情。他们将《论语》《中庸》《大学》等中国的重要经典翻译成西方文字，介绍到西方，让西方人了解并研究中国的儒家思想与传统文化，再次掀起欧美的汉学热潮。所以，文化交流从来不会是单向的，只是某一方时强时弱而已。

自明末中西文化交流大幕拉开，中国知识分子便开启关于东西方文化异同、优劣的论争，可以说持续至今。佛教文化与儒道文化一起，构筑成中国古代精神生活的支柱与中华文化的基石。基督宗教文化背后，屹立着由源远流长的“希伯来—希腊”文化发展至今的西方现代工业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明末清初和晚清民国，是西方学术思想在中国传播的两个重要阶段，一直由传教士充当主角。但由于传教士所代表的西方宗教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思想理念格格不入，所以，两种文化的相互融合可谓荆棘丛生，举步维艰。但是，无论过程如何曲折，明末以降四个多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很大程度地改变了中国的知识、文化与信仰结构，却是不争的事实。

传统儒家文化与基督宗教文化的交融，远远没有获得像与佛教文化那样水乳交融的成果。在这个意义上，吸收、消化西方文化并使之“中国化”，还远远没有形成。从历史来看，中国的主体文化不可能被佛教文化或基督宗教文化同化，但也不可能把佛教和基督宗教排斥于国门之外。无论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必然使得中西文化从碰撞、交流走向融合，而且无法阻挡。总之，对待异质文化要有包容和开放的心态。只有做到包容和开放，才能更好地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并达至文明互鉴。

故此，如何在人类文化的整体结构中认识东西方文化的角色、性质及其对人类文明的意义，以帮助人类为未来的继续生存做出最佳选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