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述评

本书重点考察东盟认同缘起、发展和特点，从而展望东盟认同的未来发展趋向。近年来东南亚学者越来越认可从地区视角来研究东南亚的重要性，但东南亚的地区主义研究主要集中在地区合作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层面，而非地区认同。 ^[2] 现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与主题相关的国内外文献加以述评。

针对“东盟认同”这一主题，笔者查阅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暨南大学图书馆、云南大学图书馆（Springer电子图书数据库、优阅外文电子图书、剑桥图书在线、剑桥期刊在线、金图原版外文电子图书、JSTOR期刊全文数据、Ebsco-ASP数据库、维普、万方、超星等中英文数据库）、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香港中文期刊论文索引、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香港期刊在线数据库、政治大学图书馆网站（台湾）等相关数据库。

从笔者所掌握资料来看，国内未见对东盟认同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梁志明、王子昌、曹云华等学者的学术论文对东盟意识进行了较早讨论，近年来有部分学位论文主要从国际关系视角进行了关联性探讨。唐世平在2006年的文章中就指出，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以经济、政治（包括安全）问题为主，以中国在1994—2004年间发表的关于东南亚研究的主要文章来说（以《东南亚研究》和《南洋问题研究》为例），关于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论文约占总数的70%， （见表0-1）。孙来臣也曾发文指出，中国东南亚学术界没有实现与世界东南亚研究接轨，尤其是对东南亚历史文化的研究，“没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功底，政治经济的研究可能只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以上两位学者明确指出了当时国内东南亚历史文化研究较为薄弱的状况。随着国内东南亚研究的推进，近年来这一状况发生了较大改观。罗仪馥基于国内主要国际关系期刊论文，对2007—2017年中国的东南亚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区域国别研究是国内学者最为关注的主题，从国别研究的主题来看，国内学者最为关注的是东南亚政治，其论文数量约占国别研究论文总量的40%，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类论文占比分别为17%、17%和15%、6%。 从罗仪馥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虽然政治仍然为东南亚研究最重要的主题，但社会文化类论文占比增长较快，约为32%，但历史类论文呈现出减少的趋势。同时，高艳杰等也指出，“东南亚研究中的历史研究越来越被边缘化，主流东南亚研究刊物中的历史类论文之比重过低。”

国内对于东盟认同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关于东南亚社会文化的相关成果不断增多。文化认同是东盟认同重要的内容构成之一，我国老一辈学者陈序经、姚楠、朱杰勤等学者就已经对东南亚文化进行了深入的专题研究，近年来关于东南亚社会文化的论文也是不断增多。其次，直接与东盟认同研究相关的文献只有少量期刊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国内对东盟意识或认同研究强相关性的论文是在21世纪初才出现，采用单变量或简单变量对东盟认同相关内容及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再次，对东盟一体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最后，极少基于历史理论的视角来研究东盟认同问题，且对东盟现实认同的建构也极少关注。

东盟认同的缘起、建构措施与文化认同密切相关，尽管以梁志明、贺圣达为代表的学者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国内东南亚文化研究，且对东盟认同研究缘起的论述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但总体而言，国内东南亚社会文化发展的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东盟认同研究则更为欠缺。相较而言，包括东盟相关机构及其成员国学术机构的学者对东盟认同的研究更为深入，东盟、欧洲、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对东盟认同相关探讨较多。

东南亚历史文化对东盟认同发展有何影响？东盟一体化进程与东盟认同的强化有何关系？东盟认同的内在建构包括哪些措施？建构主义对东盟认同发展有哪些贡献？针对以上四个问题，东盟认同研究的主题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东南亚历史文化对东盟认同的影响研究

东南亚文化的同一性和多样性对东南亚地区认同的影响问题，在学者们之间存在不小的分歧，早期东南亚历史文化发展与东南亚地区意识缘起、文化及宗教与东盟认同的强化、文化同一性与东盟认同的关系是其三个核心主题。

1.早期东南亚历史文化发展对东南亚地区意识缘起影响研究

历史意识依赖的记忆是由现实认同的需要决定的，认同以及认同形成的传统体现着历史意识的文化价值。 本书所指东南亚早期历史是指从史前到公元1500年左右的历史，沃尔特斯、安东尼·瑞德、肯尼斯·R.霍尔、贺圣达等学者对东南亚文化一体化和多样化进行了探讨，并对其与地区认同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相关论述。

沃尔特斯（O.W.Wolters）基于文化和地区关系的研究，主张对东南亚进行跨学科研究。针对大部分研究均侧重于现当代东南亚的特点，沃尔特斯关注早期东南亚历史，包括地理、血缘观念、宗教、文学、东南亚的欧洲视角等。其著作《东南亚视野下的历史、文化与区域》强调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地区身份认同。由于20世纪80年代东南亚地区认同处于要紧关头，而对地区早期历史的探讨极其缺乏，故沃尔特斯重点探讨东南亚早期历史，他认为区域一体化认同可以在东南亚史前时代和原始时期找到源头。 ^[3] 沃尔特斯通过探讨东南亚由史前时代向原始时期转变的文化模式、东南亚历史的界定和地方文学等，剖析了东南亚文化的“本土化”过程，与赛代斯等人的东南亚文化观念形成了鲜明对比。古代东南亚的地区一致性主要是由于该地区与印度长时间、大范围的海上交往所致，从而该地区普遍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影响，东南亚各国的统治者们也就能够拥有一套共同的信仰规范和价值体系。大量印度文献在东南亚的传播使得该地区有了形成共有文化认同的可能。沃尔特斯对赛代斯关于东南亚文化的理论方法以及亨利·布鲁格曼提到的“欧洲共同遗产”的概念进行了批判和发展，他指出人们研究的所有地区历史均会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对东南亚文化的研究就应该将重点放在东南亚文化自身上，受本土化的影响，东南亚地区不大可能存在使印度文化和传统大范围留存的土壤。 早期东南亚地区受到了印度文化的重要影响，但其将外来文化与自身文化相结合从而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文化。格兰特·埃文斯（Grant Evans）在吸收沃尔特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东盟的文化活动引起“语意统一”感和文化统一性的增强，导致在一定程度上从地区角度认同自己，如认为自己既是马来西亚人，又是东南亚人。尽管有了这样的发展，但寻找东南亚文化统一性的来源却很少集中在当前或近代历史中。沃尔特斯的观点没有直接将东南亚表述为文化区，认为次区域文化的特征与共有文化的特征一样重要。东盟文化和认同经历了对其他文明的发展和再造，东南亚历史观念是东盟认同形成的重要背景，文明之间不断冲突以及东南亚自身文化的更新导致了东南亚地区认同的诞生，赛代斯忽略了东南亚地区对外来文化的批判发展，而沃尔特斯却过度强调东南亚地区不可能出现对印度文化传统的大范围保留，大有忽视东盟认同观念随着历史发展进程具有继承性的倾向。

沃尔特斯以东南亚古代史为研究对象，在东南亚地区内贸易史的视角下将古代东南亚看作一个整体，而安东尼·瑞德是在年鉴学派总体史理论指导下，强调从东南亚文化特征着手可将该地区文化看作一个文化整体。他认为东南亚的社会文化特质使其呈现出了与中国和印度不同的整体特性，东南亚核心特质包括“灵魂”观念、女性在生产生活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债务确立社会责任等。 维克多·李伯曼对东南亚的文化整合也进行了论述，指出中南半岛中西部地区在社会文化上存在许多相似之处，比如该地区小乘佛教占据主导地位，他也对安东尼·瑞德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如认为瑞德忽略了很多文化和政治上的变革及东南亚文化渊源等本土因素。 安东尼·瑞德在强调东南亚文化特质及其地区文化认同的同时忽略了历史文化具有流动、变迁或自我更新的特点。东南亚社会文化研究是东盟认同研究的基础，贺圣达的《东南亚文化发展史》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介绍东南亚地区文化发展的专著 ，把东南亚文化放在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贺圣达对沃尔特斯和安东尼·瑞德等人关于东南亚文化整体性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认为东南亚文化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该地区很难有共有的核心价值观。恰如瑞德所言，东南亚居民并未因文化特质共同性而产生共同的文化体系和价值体系，形成对东南亚文化上的认同，以菲律宾巴朗盖村社时期的马来人族群为例，部落认同并没有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 毫无疑问文化的变化特征是东南亚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但某些价值观念的传承同样值得注意，如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以及文化的本土化等。

肯尼斯·R.霍尔（Kenneth R.Hall）探究了东盟认同的缘起，涉及对东南亚文化中自我认同观念的梳理。他在《东盟的根源：公元1500年左右马六甲海峡地区的认同》一文中指出，面对1500年前后国际社会日益扩张所致的个人主义和毁灭性趋势，马六甲海峡地区并没有像20世纪的学者们所认为的那样混乱和孤立。尽管经历了诸多政治和宗教变迁，16世纪的东南亚海岛和大陆国家仍对过去200年间东南亚地区所取得的社会经济成就充满自信。这些成就既是国际性、地区性和地方性交流网络共同作用的产物，同时还是1500年以前马六甲海峡地区所形成的共同遗产。满者伯夷和吴哥在1500年前后塑造地区包容性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两个早期的文化中心对20世纪东南亚政治体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4] 肯尼斯·R.霍尔从全球视野出发论述了1500年前后马六甲海峡地区与世界的联系和交流，并认为这些交流对东盟起源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东南亚前殖民时期历史意识进行了关注，让14—15世纪的地区文化和社会变迁进入了东盟认同研究视野，但其主要侧重点仍是满者伯夷和印尼、吴哥和柬埔寨国家之间的文化与政治体制的继承性问题。

2.文化、宗教与东盟认同关系研究

文化与宗教对东盟认同发展的影响通过诸多文献得以体现，但不少学者认为东南亚地区还是基于一种共同文化。

文化的重要性在20世纪80年代的东南亚研究中就已经开始受到重视。《东盟：认同、发展、文化》是由20篇论文组成的论文集，来自八个国家不同学科的优秀学者聚集一堂讨论东盟的发展。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东盟国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的文化发展。学者们指出东盟国家共有文化的存在明显不同于民族文化。其中O.W.沃尔特斯、G.W.宫（G.W.Gong）、莎朗·西迪基（Sharon Siddique）、R.P.阿南德（R.P.Anand）四人的文章最具代表性，他们认为必须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东南亚文化的发展，包括前殖民时期和殖民时代东南亚文化的根本改变。沃尔特斯的文章《东南亚视角的文化、历史与地区》在前文所述内容基础上，对史前东南亚的双侧谱系、曼荼罗理论、海洋作为交流的一种方式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提出精英互动为理解当代东南亚地区一体化模式提供了一个框架。 ^[5] 埃斯特雷亚（Estrella Solidum）认为东盟是基于共有文化在精英阶层间建构的地区共同体组织，该文在价值观等方面并不统一，概念框架缺乏一致性，虽然文章中提到诸多例证，但这些具体的例子中并没有提出一种一般文化模式。 ^[6] 现代化与东南亚文化的关系是东南亚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方面，论文集《东南亚宗教、价值与发展》由布鲁斯·马休斯（Bruce Matthews）等人主编，文章是从1982年在新加坡举行的东南亚研究国际会议论文中挑选出来的，主题涉猎广泛。尽管这些文章相对陈旧，但有文章在当时已经对现代化如何影响东南亚文化和宗教进行了讨论。安德烈亚斯·巴斯用马克思·韦伯的理论探讨了西方企业经济模式是否适应东方世界的问题，他认为西方体系与东方精神融合也许未尝不可。也有学者对习惯法在东南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评析，强调传统习惯对当今东南亚社会变迁的影响，其余文章论述了宗教信仰与东南亚国家发展的关系。文章主要是从国别角度来分析宗教和价值观对地区国家发展的作用，但在80年代已经开始讨论工业化、现代化与东南亚发展关系的理念有一定的先见之明。随着东南亚在世界体系中重要性不断增强，如何让东盟真正进入世界舞台成为地区发展的重要议题。论文集《东南亚文化与21世纪》由唐·爱文依据1995年新加坡举行的东盟信息文化委员会会议的论文编辑而成。东盟文化信息委员会年度会议旨在评估东盟各个文化信息项目的实施进度，同时批准各成员国所提出的新项目。文章分别对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泰国的文化与教育、文化与家庭观念、文化与艺术进行了论述。 ^[7] 多种文明在东南亚交汇形成了地区文化的多样性特征，但处于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也造就了东南亚文化的同一性基础，殖民入侵客观上促使了东南亚共同命运感的产生，新的时代背景给东南亚国家认同感的形成提供了新的基础和机遇，该文回归文化传统和地区同一性去寻求东南亚地区发展的研究视角值得肯定。

在多样化的东南亚国家，宗教对东盟认同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影响，且宗教和政治的界限并不明确。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许耀峰主编的《走进伊斯兰世界：东南亚宗教认同政治》主要基于以下问题：宗教表面上支持先验的世界观，那么为何宗教似乎不可避免地干涉世俗政治？宗教和政治之间能否有明确的界限？我们如何描述和解释宗教可能超越国家权威和边界？东南亚伊斯兰教人口增长以及地缘政治重要作用的强化，导致伊斯兰教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8] 在国家世俗权力之下，人们要求认可宗教认同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他想要传达的是不应对东南亚穆斯林形成对抗或暴力的简单印象，而要理解宗教认同在伊斯兰教占主导地位的公共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无论在伊斯兰教为主流宗教的国家还是伊斯兰教属于少数派的国家，政治和宗教精英的竞争都会呈现不断强化的态势，伊斯兰教将会继续在东南亚宗教和政治的纠缠中发挥重要作用，且与东盟一体化的推进和认同紧密相关。然而，该著作并没有回应东南亚地区的穆斯林文化论争。阿利斯泰尔D.B.库克（Alistair D.B.Cook）主编的《东南亚文化、认同与宗教》以东南亚的体制、文化和地区发展所致的诸多问题为出发点，收集了新加坡国立大学2006年首届东南亚研究生论坛的优秀文章。通过研究禽流感在东南亚的传播和防治、地区内的被迫迁移与恐怖主义、亚齐冲突的缓解、以马来西亚为例的东南亚伊斯兰复兴运动以及新加坡认同等问题，来说明文化、认同和地区发展对地区一体化的作用。 ^[9] 但论文集主要是从地区安全视角来分析东南亚地区和国际所面临的安全挑战，而库克强调东南亚内部作用的重要性对本书写作也具有启发性。

由于东南亚文化和宗教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对东南亚文化认同的根源仍是众说纷纭，对东南亚文化认同存在与否的质疑之声也一直存在，有学者对地区文化同一性与东盟认同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3.文化同一性与东盟认同关系研究

东南亚文化多样性和同一性的争论不仅存在于早期东南亚历史文化研究之中，二战后东南亚历史文化同一性问题同样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克里斯托弗·罗伯茨（Christopher Roberts）在其文章《地区和认同：多面东南亚》中，论述了东南亚地区意识起源、文化同质性及认同的概念。他认为地理位置接壤、相互依赖、国际体系权利——三组相互依存的变量，成为东南亚地区主义存在的基础，然而，文化和认同观念同样重要，因为文化和认同观念代表了一种长期作用、相互依存的自然结果。因此，文章认为作为一个独特地区，东南亚起源最重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作用。 ^[10] 此外，当代东南亚的建构是地区文化、民族和宗教多样性的结果，并且在殖民独立前缺少国家和地区间关系的规范。

“文化政治”拥有一套完整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涵盖所有的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并且构成社会精神领域的灵魂。《东南亚认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的文化与政治表征》一书是由乔尔·S.卡恩（Joel S.Kahn）收集的八篇论文编辑而成，卡恩认为学者对东南亚政治表征关注较少，而文化和认同观念是该文各章的共同主题，于是便将看起来联系并不紧密的八篇文章以东南亚认同和文化为线索组成了一部著作。 ^[11] 其中，第一章和第四章分别对新加坡国家认同、现代泰国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文化进行了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蔡明发（Chua Beng Huat）在第一章探讨了新加坡在建构国家认同过程中固有的矛盾和问题，指出其既非得益于独立斗争和“想象的共同体”，也非基于传统的再创造。他认为国家认同建构是为了经济而不是民族和宗教，既要创建像个人主义、实利主义、进取与竞争这样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同时也要创建一个非政治化的官方“文化”，其主要基于“多元民族主义”和亚洲价值观。 ^[12] 克雷格·雷诺兹（Craig Reynolds）在第四章中认为，泰国当代民族文化并非源于全球化的“话语形构”（discursive formation），而是长期兼容并蓄（eclecticism）传统文化的结果。《东南亚的同一性：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的文化与政治表征》将抽象的全球化和现代化概念进行了具体化，也对文章进行了巧妙的安排，并在引言中解释了东盟认同及相关问题，围绕四个核心问题对文化政治进行了详尽分析，即人们对全球性身份认同和政治认同的程度、当代世界转向“文化和认同”的原因、如何定义文化政治的复兴，以及公民应该怎么做。卡恩对文化概念本身的实用性提出了怀疑，认为后民族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情感在东南亚出现，并不是西方理论传播的结果，而是后殖民时期新一代东南亚知识分子的努力所致，即东南亚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对地区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指出，在最近的10—15年间我们亲历了世界范围内文化政治的复兴，主要表现有东欧和中欧的民族主义、亚洲的社群主义、非洲的部落文化、北美的种族和民族运动、澳大利亚和美国土著的权利运动、西欧的国家文化与移民的冲突等，这些都是基于价值观的共享，世界的联系性在不断增强，这正是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所说的“承认的政治” ^[13] 。该文没有对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文莱等当时已经为东盟成员国的国家进行分析，尽管文化和认同观念是文章的核心线索，认为东南亚文化政治拥有一套完整的价值观和历史观，由于文章结构所限，其想要表达的内容并不完全，但对东南亚地区文化认同的强调与后来东盟一体化不断强化的事实相互印证。

梁志明、王子昌等学者对东盟认同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梁志明在2001年发表的论文指出，在经过不断的整合和协调以后，在东南亚逐渐形成了一种地区合作的东盟意识和兼顾相互利益的风尚，21世纪东盟的成功之路是不断强化东盟意识。 随后王子昌在《东南亚研究》连续发文对东盟认同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东盟意识主要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东盟成立之初的地理范围意识就包括了整个地区国家；其次，东盟的地区文化特征意识明显，主要表现在成员国对“东盟方式”遵守、运用以及部分领导人和学者对“东盟方式”的研究；最后，东盟有自主的整体性意识，其以整体形象来维护地区及成员国的共同利益。 他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东盟合作的基础与动力，认为文化认同是东盟合作的基础。 同时指出随着东盟的扩大和环境的变化，东盟意识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王子昌主要从国际关系视角对东盟认同主要内容及面临的问题进行了相关的探讨，且采用单变量或简单变量进行以上问题的分析。李尔平等人的《从“了解”到“认同”——东盟大学生“东盟意识”实证分析》一文是与东盟认同主题相关的最新文章，但主要以《东盟十国意识和态度调查报告》 ^[14] 为支撑，并无太多创见。

东南亚文化的整体性与多样性特征受到国内外众多著名东南亚史家的关注，学者们也并非为强调东南亚的一体化而强调文化的整体性，文化统一性与地区认同之间并非绝对的正相关，但就长远来看，文化整体性对东盟认同的基础作用不可否认。东南亚在某些历史时期有较强的整体性，但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文化的自我更新和差异性同样不容忽视。

建立在多样性文化意识和历史传统之上的东盟文化认同，能否成为撑起东盟一体化进程的基石？东盟一体化进程与东盟认同相互促进。

（二）地区一体化与东盟认同关系研究

东盟一体化进程呼唤东盟认同的发展，东盟认同的形成是东盟一体化的主要目标之一。学者对该问题的探讨主要表现在地区一体化与东盟认同、次区域社会文化一体化与东盟认同、欧洲一体化对东盟一体化和认同的影响等三个方面。

1.地区一体化与东盟认同互动研究

东盟一体化与东盟认同密切相关，东盟认同对东南亚一体化具有动力性作用，既是一体化的基础，又是一体化的目标。学者们对东盟认同的重要性进行了强调，但对东盟一体化进程与东盟认同之间相互促进的原因、动力、特点等没有进行深入探讨。鲁道夫·C.塞韦里诺的《东南亚共同体建设探源——来自东盟前任秘书长的洞见》一书，对东盟共同体的建构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认为从长远利益来看，如果将社会文化共同体设想为发展东南亚认同感、建构地区意识和培养东盟人民间相互理解的手段，那么，东盟共同体的核心应是社会文化共同体，这种身份、意识和理解对东南亚安全共同体的建构，具有极大的实质性作用。建构东盟区域身份和相互理解是长期的、永无休止的努力过程，他认为在文化共同体的建构方面落后于其他两个共同体。 如果东南亚不成为社会文化共同体的话，它将不能成为持久的政治安全共同体或有效的经济共同体，不能成为最真实和最具深刻意义的东盟共同体。其观点不但凸显了东盟认同的重要性，也强调了社会文化共同体建构的基础性作用。杰弗里·B.科克拉姆在《东盟区域一体化：制度设计与东盟方式》一文中，通过分析东盟成立后框架内协议的发展，来探讨地区一体化进程。他认为尽管东盟一体化受规则和价值观的影响，但政府间主义是理解东盟一体化最好的途径。虽然不少协议在框架内制定且有法律性质，但效力和透明度较低，而对成员国而言，国家主权是最重要的战略利益。 ^[15] 查尔斯·E.墨里森（Charles E.Morrison）的《东盟：论坛、会议、共同体》一文认为从政治经济背景来看东盟合作演变的话，东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东盟合作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新的地区安排对东盟有何影响？东盟扩大对地区政治和其他形式的合作有何影响？ ^[16] 从地区秩序的角度看，东盟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东盟为地区间精英的对话提供了渠道，尽管主要考察的是东盟经济合作，但查尔斯·E.墨里森认为象征东南亚统一的政治意义和价值仍然是主要的。

近年来随着国内研究水平的提高，部分以年度出版物形式出现的著作对东盟一体化进行了追踪研究，包括对东盟社会文化一体化的研究，但并没有完全改变后者研究较弱的现状。如《东盟研究》《东盟发展报告》（黄皮书）、《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发展报告》（蓝皮书）、《东南亚地区发展报告》《东南亚报告》等，尤其是《东盟研究》进行一体化追踪，为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社会文化共同体辟以专栏。2006年，韦红在《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及其对中国的意义》一文中提到，“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以关注人的发展与安全、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以及在保护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培养地区认同为特征” ，后来东盟文化认同、文化共同体等字眼逐渐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东盟一体化与东盟认同之间的关系不断紧密。东盟共同体强调主人翁意识、归属感和认同感，以一个愿景、一种认同和一个共同体为追求目标，但东盟十国的确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认同、规范和历史发展进程，应通过发展民主、法制、人权等，将东盟共同体建设成为一个“以人为本”的地区组织，培育共有价值观，从而增强地区认同意识。 2010年以后，东盟共同体为核心的专著不断出现，如《走向一体化的东盟》《全球生产网络与东南亚区域一体化》和《从东盟到东盟共同体》等。无论是专著还是论文，对东盟社会文化一体化与东盟认同的研究均相对薄弱，尚无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

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了一体化与东盟认同互动关系的重要性，如强调政府间主义、共有价值观、地区意识因素对东盟共同体建构的推动作用等。学者们研究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对东盟认同的研究仍处于呼吁与发起阶段。

2.大湄公河次区域社会一体化与东盟认同发展关系研究

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社会一体化对强化东盟认同建构具有促进作用。《大湄公河次区域：从地域到社会经济一体化》由2010年东南亚研究所举办的“大湄公河次区域：从地理通道到社会经济走廊”会议论文编辑而成，对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及云南经济合作及其一体化进行了分析，书中第六章探讨了深化湄公河次区域与东盟和东亚一体化。 ^[17] 大湄公河次区域发展了基础设施、改善了人民经济状况，但没有真正改变地区公民的社会环境，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经济增长。 ^[18] 该文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的诸多数据进行了综合分析，但没有澄清地区与地区社会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作者们呼吁五个次区域成员国与中国的云南、广西两省建立互利互信的合作机制。就整体内容而言，该文主要论述了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尽管在第十章对大湄公河次区域面临的挑战也进行了分析，但真正涉及次区域社会一体化的内容极少。 ^[19]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对东盟一体化具有促进作用，但目前其合作内容主要停留在经济层面，对五个次区域成员国间认同的强化作用有限。

3.欧洲一体化对东盟认同影响研究

从区域一体化角度来看，欧盟对东盟从产生到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且欧洲一体化和认同研究更加成熟和深入，欧洲认同研究是本书借鉴的重要参考对象之一。

曾任东盟秘书长的王景荣认为东盟地区一体化的种子在1992年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时就已经耕植，在此之前的合作只是地区合作，而非地区一体化。东盟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东盟一直在学习欧盟的丰富经验，计划完成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但他指出东盟并不能完全使用欧盟模式。东盟作为一个政府间组织的性质不同于欧盟，欧盟在灌输欧洲认同方面相对成功，而东南亚在建构东盟公民归属感问题上相对较弱，人们已经认识到公民投身其中是东盟共同体建构的前提条件。大部分欧洲人会讲多国语言，而东盟也可以通过促进成员国民众语言的学习来强化地区公民间的了解。 ^[20] 东盟的不断成长需要对欧盟的借鉴，而东盟的强大与欧盟的利益息息相关。《又一个国家集团？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融入欧盟和东盟》一文中，讨论了欧盟成功的地区一体化经验是否可以运用到东盟认同的建构上，以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地区一体化在欧盟与东盟内部的兼容性，有助于说明建立一个超国家认同的必要性。尽管目前主要是以利益交换为基础的一体化，但东南亚政治精英已经表达了支持“东盟意识”或“认知地区主义”的意愿，以不断增加地区社会的稳定性和凝聚力。 ^[21] 尽管东盟内部缺少有效的超国家机构，但这些构想试图和“想象的共同体”一起寻求政治和经济的合作，目的是在地区水平上复制一种准国家概念，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与欧盟成员国之间产生了共鸣，但试图培养地区归属感和认同建构的原则还没有在东盟语境下进行探讨。

诺埃尔（Noel M.Moradal）在《欧洲与东南亚：多元主义与社会连带主义之间的东盟—欧盟地区间主义》中，运用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框架探讨了东盟与欧盟的关系，探讨实用多元主义和社会连带主义的概念，进而分析东盟与欧盟的关系，理解亚欧会议的动力和本质。文章认为东盟和欧盟之间的区际关系主要取决于相互的认同，多元主义与社会连带主义明显地体现于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欧盟主要被认为是东盟的战略伙伴，东盟试图平衡与其他域外大国的关系，特别是处理与崛起的大国关系。尽管欧盟认为其致力于东盟的社会经济发展，然而，双方伙伴关系仍然是狭隘的，甚至是肤浅的。 ^[22] 多元主义和社会连带主义概念在理解东盟与欧盟关系中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指出二者间的区际关系取决于相互的认同，双方关系的深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东盟共同体的建构需要东盟、次区域和成员国不同层次的共同参与，也需要借鉴欧盟经验，东盟认同是共同体建构的基础和目标，共同体建构亦可增强地区凝聚力。

（三）东盟认同内在建构研究

学者对东盟包容性的内在建构进行了诸多讨论，包括东盟认同的社会调查、东盟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东盟认同建构方案等三个方面。

1.东盟认同的社会调查研究

新加坡国立大学埃里克·C.汤普森（Eric C.Thompson）先后对新加坡的东南亚观念以及东盟十国地区意识进行了社会调查，两次调查对象均为青年群体。为了解东盟认同的发展变化，2014年东盟基金会又进行了最新一次的东盟认同社会调查。

国家认同状况是地区认同现状的重要参考变量之一。汤普森在2006年的文章《新加坡例外论及其对东盟区域化的影响》中，对新加坡特殊性以及东盟背景下新加坡的角色和未来进行了讨论。文章基于2003—2005年汤普森对新加坡国立大学本科生的东南亚观念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新加坡人有强烈的、将东盟作为一个地区的感觉，但他们对新加坡与地区成员国关系具有矛盾的情感。新加坡的国家认同建立在不安全感和与邻国的矛盾情感之上，新加坡与东南亚其他国家间缺少共识，尤其是与邻国关系反映了地区内的这种矛盾情感。 ^[23] 在东盟基金会的支持下，埃里克·汤普森等人于2007年开展了一项东盟地区认同和态度的社会调查研究，次年发表了其研究成果——《东盟十国意识和态度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表明认可自己的东盟公民身份的大学生比例为76.8%。此次跨国考察对年龄在20岁左右的2170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中涉及东盟文化的相似性、同质性及地区民众的整体性态度等问题，均可看作衡量东盟认同水平的重要指标。该报告表明，目前东盟各国大学生具备初步的东盟意识，尽管调查主体只是东盟十国国际学校的部分大学生，但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盟年青一代地区认同的态度。东盟成员国地区认同水平各异，真正强化地区民众东盟认同意识的过程任重而道远。 ^[24] 东盟基金会认为与2007年的调查相比较，东盟年轻人对地区整体的观念、态度、意识发生了变化，故而需要重新调查。为了解当前东盟年轻人的意识水平和地区观念，东盟基金会联合东南亚研究中心（ISEAS），在2014年对东盟十国进行了调研。考虑到青年群体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2014年调查的目的同样基于当前成员国对东盟的认知水平和取向，为政策制定者提供证据。此次调查对象为来自东盟十国21所知名大学的4400名学生，平均年龄为20.5岁。为照顾受访者不同的文化背景，该调查问卷以英语为主要语言，同时也包括了各成员国的语言。 ^[25]

东盟非常重视东盟意识和认同的发展。虽然成员国的认同水平不尽相同，且成员国的经济水平与东盟认同水平并没有呈现正相关，但这并没有否定东盟认同的发展前景。三次调查主要关注了年轻大学生群体的东盟意识和认同态度，尽管说年轻人群体是东盟的未来，但东盟与诸多学者倡导的强调人民群众及其市民社会的重要性并不一致。

2.成员国视角下的东盟认同研究

民族认同、国家认同、超国家认同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三种集体认同概念，本书将东盟认同也分为三个层次，即超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但为行文方便，本书在民族国家诞生以后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作为大致相同的概念进行论述。尽管东盟与欧盟认同的超国家性认同不同，但东盟认同仍具有某种程度的超国家性，东盟认同是历史进程推动下不同层次和各个方面认同综合作用的结果。虽然民族认同与东盟认同之间存在抗拒性，在吸取多元主义研究的基础上，本书认为东盟认同与民族认同可以兼容互补，在“东盟方式”的引导和完善之下走向不断深化的共同体。

学者对越南、新加坡、老挝三国的国家认同与超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阮武东（Nguyen Vu Tung）在《越南的东盟成员身份：建构主义解读》一文中，通过对越南东盟成员国身份的探讨，重点阐述了东盟成员国身份问题及其相关的概念逻辑。由于运用建构主义理论和方法来解决该问题，故而认同问题是文章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他对越南决定加入东盟是物质利益发挥了重大作用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是历史进程导致了越南和东盟之间更好的合作，这一进程包括越南对自身及其邻国观念的重大变化、成员国之间合作的增加导致越南和东盟之间的共同利益的认识提高、精英阶层间互动的增强、新的国家认同的形成等。 ^[26] 范光明（Pham Quang Minh）在《探寻东盟认同》 ^[27] 中通过精神、历史、文化来研究东盟多样性身份认同，讨论了东盟认同的越南视角，认为东盟认同和同一性主要取决于成员国内部的政治意愿和外部因素，如全球化和大国关系。但两位学者均忽视了文化多样性所致的东盟认同脆弱性特点。

《新加坡的例外主义及其对东盟地区主义的影响》一文认为新加坡的国家认同建立在不安全感和邻国的矛盾情感之上。 ^[28] 这是对东盟国家的地区认同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未成正相关现象的解释。塞尔瓦拉（Selvaraj Velayutham）的专著《应对全球化：新加坡民族、文化与认同》，对全球化背景下新加坡的未来走向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探寻不同国家文化来应对全球化的目的是要打破民族国家正处于危机和衰退的广泛假设。塞尔瓦拉力求为新加坡政府应对全球化过程中不同的方式提供评估，并在第五章探讨了新加坡人反思国家认同和归属问题的经验和理解，以及新加坡人对一系列与国家认同、归属感、全球化相关问题的不同回应。他们在日常生活层面认同自己为“新加坡人”，而非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欧洲人。 ^[29] 尽管没有直接涉及东盟地区认同，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加坡国家认同和归属感的探讨对地区认同的理解具有启发意义。

东盟成员国身份帮助老挝深化了地区认同感。瓦达那·尔塞娜（Vatthana Pholsena）在《战后老挝：文化政治、历史与认同》中探讨了老挝民族认同的觉醒等相关问题，认为少数民族的政治认同将会继续发展，农村和城市的政治认同也会进一步强化，这种情况会越来越暴露于全球化的语境之下。通过非政府组织、国际机构等组织，多样性全球语境正在流向老挝，其进程也许会随着老挝民主化进程不断推进。 ^[30] 瓦达那对老挝在全球语境下的文化认同走向持观望态度，他关注的重点偏向于政治。马丁·斯图尔特—福克斯（Martin Stuart-Fox）在论文《老挝在东盟的发展和认同困境》中，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基于超越与同情的佛教价值观视角来反思老挝在东盟的发展和认同困境。他认为虽然老挝已经加入了东盟，但其对东盟成员国身份有所保留。老挝必须克服地理劣势、种族及文化分歧等，这些困难比任何一个现代欧洲国家所面临的都要艰巨，老挝要建立一个明确界定且广泛认可的国家认同是困难重重的。此外，回顾老挝过去的历史，可能轻易会被强大邻邦吞并或分割，这种恐惧感犹存。不管其经济发展前景如何，极其脆弱的老挝国家和文化认同感让老挝人对一体化深感不安且有防御心理。要了解老挝对东盟成员国身份有所保留的原因，必须要探讨历史、文化与认同之间的联系性。 ^[31] 而经过10年的发展，老挝却成为东盟十国中“感觉自己是东盟公民”的回应率最高的国家（96%），新加坡赞成比例却最低（45.4%） ^[32] ，其中缘由值得深究。马丁·斯图尔特—福克斯对当时老挝的地区认同前景进行了较为悲观的分析，然而在2007年的东盟意识的社会调查中出现了与其担心截然不同的调查结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老挝的地区认同建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从建构主义理论、文化和地区背景三个方面探讨国家认同与超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已经得到学界的支持，地区一体化究竟会走向何方是国际学界在不断争论的问题之一，就目前的发展现状而言，国家认同仍然是基本的政治身份标志，但传统的民族国家认同受到了全球化的严重冲击也是不争的事实。

3.地区认同建构方案研究

东盟认同建构方案具体表现为东南亚区域认同建构中的政治方案、社交网络媒体与东盟认同建构、社会文化共同体建构与东盟认同、东盟语境与东盟认同建构。

首先，全球化时代东南亚区域认同建构中的政治方案研究。在全球化给东南亚带来各种问题之时，一个旨在建立一种同舟共济的东盟认同模式是否会得到地区民众的大力支持？克里斯蒂娜从认同与现实认同之间的差距来探讨东南亚认同建构中的政治方案。《多样性同一？东南亚地区认同建构》主要探讨东南亚地区一体化和地区认同的关系。把寻求地区认同当作必须解决的问题，努力整合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等与地区认同建构相关的问题。该文包括三个主题，即地区认同建构的复杂性、地区主义与地区合作、多样化所致的紧张。多民族社会地区认同建构的困境在老挝和缅甸表现明显。他结合了不同的著作以便更好地理解东南亚地区认同建构的矛盾过程，初步的结论是东南亚还未形成一个多元、包容的社会，东南亚地区认同建构仍是一项精英政治工程。 ^[33] 克里斯蒂娜的目标是研究东南亚地区认同建构中的政治方案，指出认同是一个恒定变量，需要不断协商来解决争议，争议的解决取决于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尽管文章的蕴意是呼吁市民社会的真正建构，但重点是东南亚认同建构中政治方案的探讨。

克里斯蒂娜指出地区认同建构仍是一项精英政治工程，本书论述的东盟意识并非指东盟认同早已蕴含在历史进程之中，克里斯蒂娜提醒我们东盟认同的内涵以及地区民众观念对东盟认同建构至关重要，只是东盟精英认同对于东盟认同建构而言是无源之水。

其次，社交网络媒体与东盟认同建构。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里斯蒂安·杰夫·科尔特斯·奥斯汀（Cristian Jeff Cortez Agustin）就社交媒体对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进行了探讨。在《东盟愿景2020：通过社交媒体及其他国际关系参与方式建构东南亚视觉文化与经济的集体身份》一文中，他认为南海问题所致的领土争端问题在东盟持续发酵，但东盟决心致力于东盟共同体的建构。社交媒体是最能感受到东盟努力建构“一种认同”的重要平台。通过地区间镜像的构思、交流、借用甚至剽窃，社交网络媒体的信息收集将会呈现东南亚地区形象如何影响东南亚经济文化的崛起。因此，面对地区内的领土争端和地区一体化，通过互联网可使集体认同渗透到社会各领域。 虽然社交网络媒体的信息搜集将会呈现东南亚地区形象如何影响东南亚经济文化，但其关于东盟认同与社交媒体关系的探讨缺乏法理和学理性。

再次，东盟认同建构措施是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构的重要内容之一。《东盟基金会年度报告》《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蓝图》等文件对如何促进认同建构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且将其作为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构的重要内容。

从2007开始，《东盟基金会年度报告》每年均对“东盟意识和认同”进行专题研究。东盟基金会从成立之初就将强化东盟意识和认同的作为其目标和任务之一。1997年成立之初的目标之一是强化东盟意识，促进东盟人民之间的互动，更加广泛地参加东盟活动，尤其是通过人力资源开发，使民众认识到自己作为社会成员，有潜力和能力为促进东盟国家发展做出贡献。强化东盟认同是东盟基金会的四大任务之一。《东盟基金会综合报告（1997—2012）》对东盟基金会1997—2012年的工作、成绩、成就进行了详细论述，该报告是东盟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通过综合研究和数据搜集所得，将东盟基金会事项分为三个阶段，即1997—2007年、2008—2010年、2011—2012年，每个阶段均对如何强化东盟意识和认同进行了分析。 ^[34] 综合《东盟基金会综合报告（1997—2012）》和《东盟基金会年度报告（2005—2014）》可以看出：尽管促进东盟认同几乎在所有东盟首脑会议和部长级会议上不断重申且内容涉及诸多方面，但直接参与其中的公民只是一少部分，而真正对东盟认同了解并支持的主要是部分学者；东盟基金会主要致力于促进青年人群体的东盟认同意识；将地区协调、一体化研究、东盟文化和艺术的交流研究、东盟意识调查、次区域一体化研究、网络建设研究、鼓励微小经济产业的合作等作为强化地区认同的内容和方法。《东盟基金会年度报告》中关于东盟认同的研究，几乎没有从历史文化发展的视角来探讨东盟意识的发展。

东盟自身对东盟认同研究最重要的文件是《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蓝图》，其对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和构成要素进行了分析，且认为建构东盟认同是其构成要素之一。东盟将立足于多样性同一精神，主要促进不同层次社会的东盟意识和共有价值观，从促进东盟意识与共同体意识、促进东盟文化遗产保护、促进文化产业的创造力和民众参与共同体建构的广泛性等方面，对东盟认同的建构从战略目标到具体措施都进行了展望和分析。 ^[35] 《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蓝图》中对东盟认同建构的展望和分析重点是具体措施的探讨，主要出发点是地区利益，通过认同建构措施深化归属感、不同层面的共有价值观、东盟地区文化特质、地区凝聚力和以人为本的东盟一体化，这五个要素是影响东盟认同建构核心要素的组成部分。

朱拉隆功大学阿马拉（Amara Pongsapich）在《保护弱势人群、建构东盟认同、缩小发展差距》 ^[36] 一文中，基于四个官方文件探讨了东盟文化共同体的发展及东盟与日本的合作，文件中包括《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蓝图》。他呼吁通过强化人们的参与和主人翁意识来促进以人为本。东盟认同是东南亚地区利益的基础，该认同包括集体人格、规范、价值观和信念以及成为东盟共同体的期望。阿马拉认为通过促进东盟意识和共同体观念、促进保护东盟文化遗产、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参与共同体建构、努力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等方面可建构东盟认同。他提出的东盟认同建构的建议和措施主要是基于《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蓝图》，且主要目的是强化东盟与日本在各领域的合作。迈克尔·E.琼斯（Michael E.Jones）基于东盟制订的成员国一体化计划对地区民众的地区认同提出了疑问，提出并回答了以下问题：东盟通过何种策略使得公民心态从民族国家过渡到地区意识？地区和国家组织机构如何促进不同群体间东盟认同的形成？什么样的关系将形成公民的“我们”意识？在这一过程中教育如何发挥作用？文章认为东盟认同的脆弱对建构动态体系和培育社会关系是一种挑战，建构地区认同是东盟的首要任务。 ^[37] 通过对地区认同演变的介绍、东盟认同存在问题和东盟认同强化及培养对策的分析，琼斯最后落脚于文化革新和教育来促进东盟认同的发展。阿马拉和迈克尔·E.琼斯都强调从文化视角来强化东盟认同。

学者和东盟相关文件对东南亚的现实价值认同、强化东盟共同体意识措施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尽管强调了文化对于东盟认同的作用，但其侧重点仅是地区文化间的交流，而忽视了从东南亚地区的早期历史中寻求东盟认同的历史意识。

最后，呼吁通过语言的东盟语境来强化东盟认同。语言对东盟一体化和东盟认同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泰国易三仓大学的几位学者在2012年、2014年发表两篇文章，强调在语言层面加速东盟语境的建构，从而强化东盟认同。

为实现东盟一体化，需要培养和强化地区间人们的交流和理解，东盟领导人认为地区语言之间的相互学习为可行方法之一。《我们还有东盟认同吗？泰国大学生对东盟的社会语言学观点调查》一文中，调查了泰国大学生对第二语言的认识和学习态度，希望从调查结果中找出学生们倾向于学习哪种语言来促进东盟国家间的交流。作者指出通过教育来提高东盟认同意识是东盟领导人认可的主要手段，地区认同的建构需要民众态度的转变，语言的交流和强化只是东盟认同形成和发展的方式之一。 有文章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受访者能否理解每个国家的“东盟英语”（地区英语口音多元化）。 ^[38] 结果将有助于提升人们对“东盟英语”认识，理解英语口音多样性的原因。他们认为在教学中应继续强调英语在东盟的传播，以此促进跨文化交流。

如何强化东盟共同体意识与东盟认同的现实价值密切相关，而从语言学角度来探讨东盟认同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研究视角。语言学家帕尔默指出“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可以相互协调和启发”，语言是文化的传播工具。语言的交流和强化、强调英语的东盟语境是东盟认同形成和发展的方式之一。该研究成果也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构过程中强化汉语的文化交流功用具有借鉴意义。

（四）建构主义学者对东盟认同的研究

建构主义学者将东盟认同的重要性提升至新的高度。美国著名学者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是运用建构主义理论研究东盟认同的权威学者。《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运用一种融入而不是超越建构主义的线性逻辑的分析框架，通过分析东盟建构历程，主要论证了以下两个问题：（1）国际政治既由物质力量所决定，也由观念力量所决定，规范（norms）以及认同在国际政治的规则中同样起作用；（2）权力政治并不是国家介入国际关系唯一的或偏好的途径，通过正和的相互作用和社会进化进行共同体建构也是国际生活现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东盟方式是东盟集体认同的共识。 不少人认为，东南亚的地区术语和地区主义观念是二战后逐渐出现的，但阿查亚认为，东南亚地区认同并非西方或者新近的产物，历史表明，即便东南亚人民没有总将自己想象成该地区的一部分，但将东南亚作为一个地区仍然有较长的历史渊源。 ^[39] 有学者指出，阿查亚的东南亚地区主义是政府和精英阶层的观念，较少涉及民众，精英阶层已经形成高度保守的地区主义被忽略了。 ^[40] 2006年3月24日《布朗世界事务杂志》（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对阿查亚的采访中，阿查亚对东盟认同以及东盟在东亚地区所扮演的角色、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也对自己在《寻求认同：东南亚国际关系》中提出的部分观点进行了回应，认为东盟认同是内外共同作用的结果，东南亚是一个被创造的地区，尽管外部力量和知识分子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自我创造同样不容忽视，在过去的研究中该地区的内部因素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地区内部拥有共同的历史遗产和过去，在西方知识分子和东南亚民族主义领袖的影响之下形成了独特的地区观念。东盟认同的建构是面向自主创造，而非被外部力量所操纵。 ^[41] 2008年阿查亚在《文化、地区主义与东南亚认同》一文中，从三个维度探讨了东南亚文化与地区主义的关系，首先是地区定义中的文化地位以及历史文化和观念如何作为“想象”东南亚共同体的基础；其次是在地区主义议程中文化部署的不断增强，特别是文化共同体的建构；最后是流行文化的传播以及与其他亚洲大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42] 阿查亚认为文化和文化产品在地区主义和地区认同中均不是独立的因素。同时，在其他相关论文和著作中也对东盟认同进行了探讨。 ^[43] 2012年出版的《建构东南亚：地区国际关系》是阿查亚新近出版的从国际关系视角全面探讨东盟认同的论著。著名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南亚史专家安东尼·瑞德如是评价该书：“该书的论述具有里程碑意义，阿查亚对寻求东南亚认同和将其作为想象的命运共同体意义重大。”该书的具体目标是研究地区主义对地区认同观念的影响。该书是《寻求认同：东南亚国际关系》的拓展，主要包括了两章全新内容，即第二章和第八章，第二章分析了论著的框架，借鉴最新的有关地区认同的文章和评论；第八章探讨了1997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东南亚区域观念所面临的挑战，对东南亚地区概念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同时扩大了研究视角，将前殖民时期的东南亚国家与国家体系纳入了研究范围。 ^[44] 尽管该书扩大了研究视角，将前殖民时期的东南亚国家与国家体系纳入了研究范围，且历史学家安东尼·瑞德、安东尼·瑞德米尔纳（Anthony Milner）、人类学家阿南达·达惹（Ananda Rajah）等人对该文赞赏有加，但文章的主要目的是建构东南亚地区研究与国际关系学科之间的对话方法。

从现实角度出发，在地区一体化不断发展的同时，分离主义也逐渐蔓延，从民族、地区、国家到区域，分离主义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秩序的重要因素，东盟认同危机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唐纳德·威瑟比（Donald E.Weatherbee）在《东南亚国际关系》和《东盟认同危机》中对东盟认同问题进行了探讨，其对东盟认同的分析是基于建构主义理论。《东南亚国际关系》第一版对当时东南亚国际关系进行了全面介绍，写作目的是作为学生教材。 ^[45] 而第二版中唐纳德·威瑟比将新的时代背景及其东盟一体化进展融入其中，在引言中探讨了东盟认同问题，认为共同体不只是有共同的利益，还应有共同的价值观，试图借鉴建构主义理论将利益从认同中分离出来（权力和利益之所以具有意义是因为观念在起作用），对建构主义而言，共同体是通过知识、规范、文化以及其他合作联系来促进集体认同的形成。对东盟而言，缺少法律或制度进程并不重要，而一种东盟身份的相互认可才是最重要的，解决认同与制度相脱离的现状，首先要弄清“是什么连接了国家行为与认同”。扩大了的东盟包括军事集权国家、伊斯兰教专制主义的国家，这使得认同建构困难重重，想要理解东南亚国际关系，仅仅基于“集体认同”的范式是不够的。在涉及实际的战略选择时，东盟集体认同是让步于国家利益的。 ^[46]

唐纳德·威瑟比从各种容易混淆的概念出发，探讨了地区主义的起源、认同和利益、东盟认同与民主等，认为东盟认同只是存在于东南亚国家、民族、宗教、阶级领导阶层间的一种认同，这种特殊的东盟认同并没有在民众中引起共鸣，有些公民甚至没有完全巩固的国家认同 ^[47] 。东盟的公民认同的确是东盟认同建构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但是唐纳德·威瑟比认为，缅甸、越南等国的加入，会强化地区认同危机，但从社会调查报告的结果来看，结果并非全然如此。国内专门研究东盟认同的学位论文和专著较少，且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主要以建构主义理论为基础进行了相关探讨。

综上所述，东南亚的地区认同，既不是完全来源于过去，也非新近的产物。同时，学者们的研究反映出东盟研究存在四个方面的缺略。

首先，认同的建构性特点决定了未来要求东盟成为命运共同体，但对共同命运认同的意识和情感来源于过去，故而历史意识对现实认同的影响不容忽视。虽然多样性和变化性是东南亚文化的主要特点，但文化认同传承性和可塑性等特性，必然凸显东盟认同历史视角的重要性，东南亚地区认同价值观念的变迁和传承是东盟价值观建构和形成的基础。

其次，内在建构和外部互动均为东盟认同建构的重要方面。

再次，东盟认同的内容主要体现在文化认同，而身份认同和国际认同建构没有受到重视，二者可能是以后东盟认同强化的重要内容。比如建构主义理论反映出东盟认同建构的精英阶层特点，忽视了东盟认同建构中民众间的文化交流。

最后，东盟认同的未来发展前景值得关注。历史理论是以人类的过去、现在、未来的统一过程为认识客体的，应以研究人类未来的状态为目的，把人类未来的预期纳入历史中思考。 东盟未来发展要求东盟认同的形成，东盟认同过程的研究要求注重未来的眼光。 bttSMhS3k6QGmC5Z8pqizwBa5FbdOz6tebV6xwkox0e48P9DxLQmZp5xvIzw5G0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