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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选题由笔者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李杰研究员提出。从东盟认同发展现状与演变研究该选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东南亚地区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有着重要且独特的地位。“重要”是指东南亚诸国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古代东方四大奇迹就占其二，即柬埔寨的吴哥窟、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而独特性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历史上的东南亚地区没有形成地区性的统一王朝，诸国未曾以共同的政治身份出现在世界舞台之上，长期处于东方文明的边缘地带。但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长达近四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过程中，东南亚逐渐成为西方社会的外围地区，从而也成为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相互冲突与交融的前沿地带。
其次，摆脱西方殖民体系以后，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较为成功，被视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最后，从五个东盟创始成员国扩展到东盟十国，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东盟的一体化进程随之不断深化，东盟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地区组织向世界体系迈进。
尽管东南亚地区在历史上没有形成统一的王朝，但东盟的地区合作却成就斐然，东盟认同正在发展和强化。“有一件事必须牢记心头，一个特定时刻的历史进程，不论是政治、经济或人类活动的其他方面，不仅是环境，而且是以前所取得的动能的产物。”
伊恩·莫里斯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在老的核心地带非常有效的技术扩展到新的社会和环境，且后来的核心地带会超过原先的核心地带，他将其称为后发优势，提出随着社会发展的变迁，那些原先微不足道的地区可能会发现落后之中蕴藏着优势。
曾经作为东西方文明边缘地带的东南亚地区理应受到重视。
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历史渊源颇深，在春秋时期已经有了贸易往来。“朝贡体系”对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合作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也有学者认为朝贡体系是中国一厢情愿的。郑永年认为应该重新评价“朝贡体系”，朝贡体系并不是中国的帝国主义，而是一个自由贸易体系，并非中国总是吃亏的不可持续的交流模式，而是一种双赢状态，对朝贡体系影响下的中国与东南亚合作方式不应完全否定。
随着中国与东盟合作的深化，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一带一路”战略更加凸显了东盟及地区认同的重要性。
“认同”及相关问题在不同学科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但学界对东盟认同理论的系统思考较少。笔者将用以下问题来带动对东盟认同的分析：人类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如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待地区认同的形成？东盟认同由哪些内容构成？倘若东南亚历史的发展进程形成了“东南亚特质”，那么它具有哪些特点？东南亚认同模式在形成过程中经历了哪些价值观的交锋与转化？东盟一体化与东盟认同之间是什么关系？哪些因素影响了东盟认同的建构？东盟认同建构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有何影响？东盟认同发展的前景如何？
本选题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学术和现实意义两个方面，东盟认同研究是东盟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1.学术意义
第一，以东南亚地区认同研究抛砖引玉，引起学界更多地关注非西方地区的认同研究。不同学科对认同的研究可谓浩如烟海，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为甚，且绝大多数以西方为背景，对东南亚的认同研究较少。尽管历史理论研究出现了向东方转向的趋势，但对东南亚地区关注仍然不够，而国内对于东盟认同的研究更是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
第二，研究东盟认同有助于丰富学术界对于“认同”问题的研究。学者们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后现代主义思潮等方面对认同问题进行了诸多探讨，但普遍意义上认同概念研究的缺失导致了“认同”定义的差异。“东盟认同”属于集体认同，学者对集体认同的研究成果丰硕，尤以欧盟认同研究为甚，但东南亚地区有其特殊的地理、文化及其历史发展进程，东南亚政治和文化均非高度一致的地区，且域内国家之间的差异大于欧盟成员国。“东南亚”
这一概念是现代的和外来的，东南亚人虽然也知道地区、种族、文化上的一致性，但直到近期才获得东南亚认同感。
第三，从历史文化视角研究认同。通过关注东南亚地区观念与观念交锋之后的峰回路转，阴阳互动中一以贯之的精神脉冲，来探究东南亚的文化特点与东盟认同形成及发展的相互促进。东南亚文化有多元、包容、认同紧张和脆弱性等特点，本书将“东南亚”理解为一个地区与文化结合的概念，而非单纯的政治实体概念，从东南亚原始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等文化源头来解释东南亚文化的更新与发展，捕捉时代变动背后的文化信息。尽管东南亚认同的形成历经了各种危机和转化，但本书目的并不是仅仅考察东南亚的过去，而是从东南亚的过去来认识东盟的现在和未来。认同和文化问题对东盟今天的发展至关重要。尽管东盟认同问题既是政治学的重要命题，同样也值得从历史理论角度进行深入探讨。
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西方自由民主政体遭遇的挑战及其治理困境进行系统性的反思，福山从“历史的终结”到新近对政治衰退的研究，尤其是对影响政治秩序的三大要素的思考和重新排序，即国家、法治、责任制政府（民主），对国家能力给予了更大关注，但福山认为道路崎岖但重点并没有改变，依然坚信自由民主制度是历史的终点。而西方著名学者对于福山的批判也是从未停止，如现实主义理论大师米尔斯海默（Jone Mearssheimer）、建构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卡赞斯坦（Peter Kazenstein）等人。米尔斯海默强调权力和利益，认为历史不会终结于某种特定的制度，而会在人们的论辩中继续发展；卡赞斯坦不赞成福山对于制度的过分强调，卡赞斯坦重视文化和认同在塑造政治过程中的规制性作用，指出权利和政治之间的互动不应只是重视制度，其更具有丰富的文化向度和知识内涵。
东盟认同研究对于理解东盟认同形成及文化特殊性与当前东盟现状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2.现实价值
东盟认同研究对深化认识全球化与地区化之间的关系、全球化过程中“认同危机”的研究、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东南亚地区认同的形成有利于地区的稳定和全球化的真正实现。当前全球正处于剧烈变动的时期，全球化不仅带来了世界经济与科技的发展，而政治与社会的分离倾向也不断加剧，为了争夺能源、生存空间、资源等，全球范围内的冲突不断，而受到认同这种“软材料”的滋养和塑造，使得各种冲突更加复杂和剧烈。
当下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的传播尚未完全控制，有学者认为世界历史发展出现了逆全球化倾向。“认同危机”与“分离主义”之间形成了恶性互动，随着全球化肆意向世界蔓延，认同问题的重要性逐渐显现。虽说地区认同对全球化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但我们认为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必由之途，地区化是全球化的过渡和重要保障之一，地区认同的形成和强化有利于世界的稳定和全球化的真正实现，随着东方世界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的凸显，东南亚地区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作用愈加重要，东盟作为中国的重要邻邦，对这一地区的认同研究势在必行。
其次，东盟认同研究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密切相关。中国与东南亚诸国之间的交往源远流长，但东盟与中国的对话进程始于1991年。1997年双方确立了睦邻信任的伙伴关系，2002年11月双方制定了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2003年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政治互信进一步增强，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贸区如期全面建成。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和东盟的依赖性不断增强，二者均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10月提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和平与友好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交往的主旋律，但历史上双方并非没有争端和冲突，当今南海问题成为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之间争论的焦点。历史上的冲突是双方共同的历史，让彼此意识到过去的冲突与现在的团结之间关系紧密，我们应该以自己的方式反思过去的历史，根植于双方共同有的利益来重新认识历史。尽管现实和未来发展要求我们成为命运共同体，但命运共同体的情感却来源于过去。无论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还是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都要求强化对东盟认同的研究。
建构主义学者温特将“共同命运”看作集体认同形成的四个主要变量之一，而且相较其他变量“共同命运”更为重要，当然，“共同命运”和“命运共同体”并非同一概念，但都强调了认同的重要性，“共同命运”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前提。但是如何深化中国与东南亚战略关系方面仍然面临挑战，而强化认同是重要突破口之一。不论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还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均与东盟认同密切相关。基于共同命运的认同，才有可能成为命运共同体，东盟对于中国在各个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中国提出了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但对东盟本身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深入研究并不多，此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所以东盟认同研究亟须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