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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汉代画像石的使用到发现历经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从西汉中后期南阳出现汉代画像石墓算起，到20世纪20年代南阳汉代画像石被发现，南阳汉代画像石在南阳这块大地上已经沉睡了将近2000年。在这将近2000年里，历代不乏土夫子光顾汉代画像石墓的现象，这些土夫子在掠取较为珍贵的各类器物之后，有的墓葬就被暴露于荒野，一些汉代画像石墓开始被人拆毁，有的汉代画像石就被移作他用，有的散置墓地周边。从1973年3月在南阳市李相公庄发掘的三国曹魏墓中出土的汉代许阿瞿墓志画像石得知，此时汉代画像石墓已经被拆毁并作为建墓材料再次使用于曹魏墓葬中。 [3] 现存的南阳宛南书院旧址，以及南阳市改造前的魏公桥、七孔桥就使用大量的汉代画像石垒砌，南阳市北黄渠河上的“玉石月牙桥”、方城县博望桥（图1-1）下的“石人大睡觉”均带有汉代蟾蜍画像石与汉代人物画像石。除此之外，在南阳宛城区、卧龙区、唐河县、方城县、邓州市等地的寺院、道观、民宅中，汉代画像石也多次被作为建筑材料再次使用。南阳汉代画像石未被发现之前，它一直作为稍有一点作用的建筑材料被予以利用，学术研究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南阳汉代画像石的发现时间，据后来的一些学者考证，在1923—1924年，南阳籍著名学者董作宾 [4] 、杨章甫等人在南阳市区首先发现了一些石刻画像。1931年夏，白河泛滥，位于南阳西南十八里草店村河边的汉代画像石墓被冲出，石墓被当地驻军宋天才部私掘，出土物凡三担，皆被运送出宛，下落不明，仅余画像石在原处。 [5] 董作宾闻后即有回宛发掘之意。 [6] 1933年7月董作宾在山东滕县调查汉代画像石。8月，董作宾转往河南南阳草店调查汉代画像石墓 [7] ，但是具体的调查经过和持续时间并不十分清楚，根据石璋如所编《考古年表》中谓“其余城乡散存画像石亦甚多” [8] 的说法，可以得知其调查范围之广。也就是在此次考察中，董作宾将四块汉代画像石移至南阳民众教育馆保存，此事被孙文青记录于《南阳汉画像访拓记》的附表四第一条备注中。其中三幅汉代画像石拓片被孙文青《南阳汉画像汇存》收录，列为书中的第六六、七〇、七三图。 [9] 这三石现存南阳汉画馆。另外，董作宾还用照片和模型的方式复原了草店汉代画像石墓，照片和模型后收入孙文青《南阳汉画像汇存》一书，真实直观地再现该墓的整体面貌，此种情况，被有关学者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界用模型复原墓葬的先河 [10] 。
图1-1 方城县博望镇博望桥
董作宾此次的访拓应该也拓制了一定数量的拓片，其后这批拓片归于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2年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文物图像研究室汉代拓本整理小组出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汉代石刻画像拓本目录》一书，并建立了网络数据库。
在其后的1927—1928年，时任河南省通志馆编修、曾任河南省博物馆馆长的南阳籍著名教育家、方志学家张中孚，奉命回宛赈灾，“访拓宛境金石于荒桥古寺中，得画像数石”，“重往寻访，又得数石”。次年，“复有所增，计先后所获已有四十石之多”。收集拓片数十幅带回开封，委托当时担任河南省博物馆馆长的关百益 [11] 选取其中的40幅，于1930年9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南阳汉画像集》一册。该书图像部分除第一图为山东潍县陈簠斋所藏南阳汉代画像砖，第四图和第四一图非汉代之外 [12] ，余者皆为南阳地区汉代画像石，每块注明了原石尺寸、图像内容和发现地的说明。关氏还为该书作《南阳汉画像集序》一文，文中对于汉画的雕刻技法做了概述和区别，并认为“或为剔地阴文隐起象，或为镂地阴文隐起象” [13] 。这部图录，是中国最早介绍南阳汉代画像石的书籍。从此，南阳汉代画像石逐渐被学术界重视。
1932年，南阳籍学者孙文青开始收集访拓汉代画像石。他先后发现和发掘了草店汉代画像石墓，得到汉代画像石27块，画像44幅，并撰有《南阳草店汉墓画像记》，发表在1932年10月6日《国闻周报》第10卷第41期。另外，他在南阳县石桥镇东门外汉墓得到汉画像25幅及随葬品数十件；在南阳县北广阳镇桐庄太子岭汉墓，得到汉画像6幅。还在南阳城内及通往各县的交通道上，发现了274块画像石，并制作了144幅拓片，记录了这些画像石的出土、分布及画像内容情况。 [14]
1933年，孙文青赴开封后，又托张禹九、王洗真、蔡一木几位友人代为访拓。8月，孙文青完成第一篇关于南阳汉画像石的文章《南阳草店汉墓享堂画像记》 [15] 。也是在这一年，又完成了《南阳汉墓中的星象及斗兽图》一文。 [16]
1937年，孙文青《南阳汉画像汇存》一书在金陵大学出版，该书收录了孙文青的两篇序文和董作宾所拍摄草店墓的发掘照片（图1-2、图1-3、图1-4）和复原的模型照片（图1-5、图1-6），并有商承祚所作跋文。同年，孙文青由开封重回南阳任县志馆副馆长。1939年，在董作宾的斡旋下得到中英庚款董事会资助，在友人刘尧庭、刘寿之协助下继续调查南阳周边的画像石，完成《南阳汉画像汇存》二、三、四卷 [17] 。
图1-2 南阳草店墓发掘照片
图1-3 南阳草店墓发掘照片
图1-4 南阳草店墓发掘照片
图1-5 南阳草店墓复原的模型
图1-6 南阳草店墓复原的模型
1942年，在当地驻军修筑工事时翻修马路出土了一批画像石，经国民党第145师黄樵松师长许可编《南阳汉画像汇存》第五卷。后来的四卷至今并未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孙文青将四卷的原稿捐赠南阳档案馆，将500余张汉画拓片捐赠南阳汉画馆。 [18]
1944年9月1日，孙文青《南阳草店汉墓画像集》一书出版，该书收录作者自序、袁同礼所作序文、发现记述、提要、考释、编校后记等文字，该书是第一部以整座墓为材料的画像集，并开始思索南阳汉代画像石墓的画像配置规律。
正因为孙文青多年痴迷汉代画像石，并长期考察、收集、研究南阳汉代画像石，逐渐加深了他对南阳汉代画像石的认识。因此，在南阳汉代画像石早期的研究方面，孙文青是一位绕不开的学者，虽然他的考证和论断也有瑕疵，但总的来讲，还是有许多观点对今人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孙文青先生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
（1）通过对南阳西南十八里草店汉代画像石墓和石桥东门外汉代画像石墓以及广阳镇桐庄西太子岭汉代画像石墓的发掘，总结了汉代画像石墓的墓葬结构，发现了南阳汉代画像石墓葬图像配置的基本规律，并对民间流散的汉代画像石进行了原有墓葬位置的还原，在此基础上，根据图像在墓葬中原有的位置对其意义做了相应考释。孙文青先生的这些研究，虽然在当时还属于南阳汉代画像石研究的初期探索阶段，但从今天的研究视角来审视，无不使我们感觉到孙文青先生学术视野的敏锐。
（2）在孙文青先生的研究中，有一项研究也属于他在南阳汉代画像石研究过程中的一大亮点，也就是他首次把南阳汉代画像石分为六大类，分别为天象图、地域图、历史图、礼乐图、游戏图、祥瑞图，并对其画像的来源问题以及粉本问题进行了探讨。关于粉本来源问题，提出了文献对画像的影响以及宫廷壁画对民间画像的影响。
（3）迄今南阳汉代画像石墓的发掘，已经有119座，但从来没有发现汉代画像石祠堂。但在《水经注》中记录南阳市唐河县湖阳镇湖阳公主庙北有石室并有刻铭“珍之玄孙桂阳太守玚，以延熹四年遭母忧，于墓次立石祠，勒铭于梁，石宇倾颓，而梁字无毁”。还记录了湖阳城南石庙数间。让人惊奇的是，在孙文青《南阳汉画像汇存》第四图，记述此图原石出自南阳城北阮堂“殆为祠壁石”的天象石，这也是南阳汉代画像石研究中首次提出南阳有汉代画像石祠堂的说法。这些提法与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的记述相吻合。但孙文青是如何判定的，今人已经不得而知。
随着孙文青汉代画像石拓片的收集与研究，其学术成果不断地在学术界产生影响，而且对文学界也产生了影响。鲁迅就是其中之一。
鲁迅先生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而且还是一位著名的金石拓片收藏家，尤其对汉代画像石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甚至到了痴迷的状态。其收藏的汉代画像石拓本数量甚为可观，而且在日记、书帐和书信往来中多有关于画像石拓本收集的记录。1930年11月15日，三弟周建人在关百益的《南阳汉画像》一书出版后不久，为鲁迅购买一册。由此开始，南阳汉代画像石才为鲁迅先生知晓。通过现今鲁迅先生的书信，可知鲁迅先生真正开始收集南阳汉代画像石拓片是在1935年至1936年之间。1935年11月5日至12月29日，在短短的54天的时间内，鲁迅先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为收集南阳汉代画像石拓片，连续发出七封书信，即11月15日、12月3日、12月21日致台静农信；11月5日、11月18日、12月21日、12月29日致王冶秋信。1935年8月11日，鲁迅在给台静农的信中说：“南阳画像，也许见过若干，但很难说，因为购于店头，多不明出处也，倘能得一全份，极望。《汉圹全集》未见过，乞寄一本。”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此时鲁迅已开始准备收集南阳汉代画像石拓片。鲁迅通过台静农和王冶秋，由王冶秋委托他在北京上学时的好友杨廷宾 [19] 、王正朔、王正今等人着手组织拓制南阳汉代画像石拓片。从书信中的统计来看，至1936年鲁迅收到南阳拓本共231幅。 [20]
1986年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选200幅南阳汉代画像石拓片编为《鲁迅藏汉画象》（一）。编者还亲赴南阳汉画馆将拓片和原石进行了核对，但未及一一核对。
鲁迅先生在收集汉代画像石拓片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探讨汉代画像石的一些相关问题。通过鲁迅给王冶秋的信可以得知，南阳汉代画像石是“古之阔人的冢墓中物”；并把南阳汉代画像石与别处的汉代画像石比较，发现南阳汉代画像石“稍粗”。从而也从一个侧面道出了南阳汉画像石的艺术风格是粗犷豪放。所以鲁迅给予南阳汉代画像石“唯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的论断。此外，鲁迅还倡导汉代画像石为版画创作提供滋养，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新版画。这也是鲁迅藏汉代画像石拓片的初衷之一。把汉代画像石中的一些造型风格利用到书籍装帧中去，是鲁迅在汉画研究方面的一大贡献，这虽是一种实践设计，不是理论研究，但为后来艺术设计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其意义非同一般。
南阳汉代画像石的学术影响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保护呼声也越来越高。1935年，时任河南省第六（南阳）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罗震，顺应南阳文献会及南阳籍著名学者张中孚、董作宾、郭宝钧、徐旭生、孙文清等人的呼吁，会同秘书李静之、建设科长李丹五、教育局局长吴重辉、民众教育馆馆长王恒超，辟教育馆隙地一块，筹资兴建汉画馆（图1-7）。工程历时数月，计建单檐廊庞式展室3间，廊房26间。采用壁间镶石的陈列方法，展出南阳汉代画像石118块 [21] ，命名为“汉画馆”，罗震亲笔题写馆名，并撰写了《南阳汉画馆创修记》碑文 [22] 。
图1-7 1935年时任河南省第六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南阳保安司令罗震题写的南阳汉画馆
第二个对南阳汉代画像石著文进行专门研究的是滕固先生，其《南阳汉画像石刻之历史的及风格的考察》一文 [23] ，首次对山东、南阳两地的汉代画像石进行了风格方面的概括，并提出了南阳汉代画像石是“拟浮雕”、山东汉代画像石是“拟绘画”。该文还对南阳汉代画像石的年代问题、墓室结构与画像、野兽图像、乐舞图像等做了探讨。滕固留学日本和德国的经历让他较之孙文青在看待图像时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在对待材料推断问题时，比孙文青更为精确。文中第一部分从文献和当时可见的汉代雕塑实物的情况推断南阳汉代画像石的大体时代应该在东汉早期。第二部分通过图像内容和在墓葬中的位置认识到画像石存在一定组合程式，并对俑与图像的关系做了提示。第三部分提出野兽图像中存在一些外来因素，承认汉代图像受到外来影响的说法。第四部分提出乐舞的场景所描述的是巴俞舞，并作了文献上的分析。 [24]
在近年的南阳汉代画像石研究史梳理过程中，发现佛罗伦斯·艾斯库（Florence Ayscough）1939年准备离开北京的前夕，一位商人带来一包77张（后又增加了36张）拓片让其检视，并讲述其为一单姓中国学者的旧藏，原欲出书，结果身死未成。其子无能力出版，决定转让这批拓片。艾斯库买下这批拓片之后，在裴德士（W.B.Pettus）、章学楼（Zhang Hsüehlou）、白桂岑（Pai Kueits'en）的帮助和建议下进行了图像内容的初步辨识。他将关百益《南阳汉画像》一书的序文译作英文，并由方志彤（Achilles Chih-t'ung Fang）做了校对和笔记。译文之后，他还对画面中的动物形象的选择和象人（masked man）、“百戏”、神话形象与《天问》《大招》等古文献中的文本的关系问题提出了初步的认识，并将《大招》译为英文。 [25] 文章虽不长，但较为准确地切中实际问题。这部著作收录南阳汉代画像石拓片18幅。
关于这百余张拓片后来的归属问题，至今还不得而知，但是该文却是第一次将南阳汉代画像石介绍到西方学界，估计关百益和孙文青也未必能想到南阳汉代画像石相关研究会被发表在西方的杂志上。
历史进入1949年10月1日，华夏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处生机盎然，南阳汉代画像石的保护与发掘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学术研究也日趋活跃起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时代。
1956年12月，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田汉考察南阳，他对南阳汉代画像石饶有兴趣，首先参观了南阳汉画馆，后又查看南阳市内砌有汉代画像石的魏公桥、七孔桥。他呼吁当地政府保护汉代画像石，另建新馆。并且直接找到河南省省长吴芝圃，建议省政府拨专款改造魏公桥、七孔桥，抢救汉代画像石，建造新馆。1958年，河南省人民政府拨专款2.7万元，在南阳武侯祠内建了一座汉画馆。1959年9月8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题写了“汉画馆”（图1-8）馆名。1999年12月新建成的南阳汉画馆正式对外开放。
图1-8 郭沫若题写的南阳汉画馆
1949年以后南阳汉代画像石的考古发掘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迄今南阳已发掘汉代画像石墓119座，这119座汉代画像石墓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把该地区汉代画像石墓的发展脉络清晰地展现了出来。现就南阳早期、中期、晚期具有代表性的汉代画像石墓做一简要介绍。
（1）南阳西汉中后期画像石墓的考古发掘
南阳西汉中后期的汉代画像石墓，是汉代画像石墓在该地区的萌芽期。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早期的墓葬，主要有湖北随县聂家湾汉代画像石墓 [26] 、湖北随县唐镇王家湾汉代画像石墓 [27] 、唐河县湖阳镇汉代画像石墓 [28] 、唐河县石灰窑村汉代画像石墓 [29] 、南阳杨官寺汉代画像石墓 [30] 、南阳赵寨砖瓦厂汉代画像石墓 [31] 。早期的汉代画像石墓，有一点有必要予以说明，就是该地区早期的汉代画像石墓大多分布在湖北北部和唐河县，所以南阳汉代画像石墓的兴起应该在湖北北部和唐河县这一带。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么作为墓葬变革的地点为什么不发生在南阳郡的宛城一带，而发生在南阳郡下属的一个县？笔者推测，这个地方的文化和经济应该是有一定的特殊性，相关资料表明，自新石器时代至夏商周，唐河县与枣阳以及随县一带，有一个南北文化走廊，考古学界称之为“随枣走廊”。随枣走廊位于襄阳市东部枣阳、随州一带，西北起唐河、白河河水交汇处，东南至安陆东南端的水河谷，其西与南阳盆地相连，在这个区域中，北面是桐柏山，西南面是大洪山，形成了一个较为平坦而又狭长的平原，交通便利。随枣走廊是夏商周三代通往南土的首选路径，更是重要的军事屏障，同时也是曾国的国都所在地。
（2）南阳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画像石墓的考古发掘
南阳汉代画像石墓到西汉晚期，已经处于一种迅猛发展的状态，在湖北随县、枣阳县和南阳的唐河县、宛城区、卧龙区朝气勃勃地发展起来。此时，唐河县仍然是一个主要的流行地。此期的汉代画像石墓，主要有唐河汉郁平大尹冯君孺久墓 [32] 、唐河针织厂汉代画像石墓 [33] 和唐河县电厂汉代画像石墓等 [34] 。
我们在梳理西汉中期和西汉晚期的汉代画像石墓时，也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一是出土器物的特殊性，比如湖阳墓东室的葬具为漆棺并饰金箔，金箔的图案有鸟、猪、虎等。此外，还出土有鎏金凤凰、鎏金龟纽铜印、玉佩等，表明了墓主人较高的身份和奢侈的生活习性。二是回廊形墓，比如王莽前后的汉代画像石墓，大多墓室结构是回廊形画像石墓。回廊墓是汉代新兴的墓葬形制，最早见于西汉的木椁墓，是诸侯王、列侯的一种特殊葬制，如长沙象鼻咀 [35] 和咸家湖陡壁山 [36] 、北京大葆台 [37] 、江苏高邮天山 [38] 等西汉木椁墓中，皆在“黄肠题凑”内设置了前后室和回廊结构。这些资料给我们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信息，说明南阳汉代画像石墓在早期出现的时候，与诸侯王、列侯墓的形制有密切关系，是否有的画像石墓是诸侯或列侯的墓葬，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去考证。现在发掘的这些早期汉代画像石墓，基本上是有回廊的墓室结构。这里面还存在一种身份不够高，但也采用画像石回廊的形式，说明这些墓的主人不是诸侯王，但又要模仿诸侯王墓的形制。
（3）南阳东汉早期画像石墓的考古发掘
南阳发掘的东汉早期画像石墓，数量也比较可观，主要有南阳英庄汉代画像石墓 [39] 、邓县长冢店汉代画像石墓 [40] 、南阳军帐营汉代画像石墓 [41] 、唐河针织厂二号汉代画像石墓 [42] 、方城城关镇汉代画像石墓 [43] 、南阳县王寨汉代画像石墓 [44] 、南阳西郊麒麟岗汉代画像石墓 [45] 等。东汉早期汉代画像石墓，已经在南阳地区遍地开花，墓葬的结构也越来越宅邸化，基本上完成了从竖穴椁墓形式向横穴室墓形式的转化，并逐渐形成一种范式，向其他地方传播。此外，在空间上，也逐渐在墓室之中完成了天界、仙界、人间、人间和冥界交叉、冥界五个图像体系的配置规律。这种配置规律，营造了墓室之内的一个小宇宙，也就是把汉代人对宇宙的思维观念复制于墓室之内。这开启了中国墓葬的新纪元，并对以后中国以及亚洲的墓室空间营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4）南阳东汉中晚期画像石墓的发掘
南阳东汉中晚期的画像石墓，从数量上来讲，处于江河日下的局面，墓葬主要有当阳县刘家冢子东汉画像石墓 [46] 、襄城茨沟汉代画像石墓 [47] 、新野县前高庙村汉代画像石墓 [48] 、桐柏县安棚汉代画像石墓 [49] 、南阳市中原技校汉代画像石墓等 [50] 。由于政治原因，东汉中晚期南阳郡政治影响力下降，经济衰退，尤其是黄巾起义对南阳毁灭性的打击，南阳地区汉代画像石墓的营建数量明显减少。表现在墓室结构上越来越不够规范，画像石的数量也越来越少，画像的内容也逐渐单调，艺术风格也显得呆板。这说明南阳地区汉代画像石当时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