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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枣走廊及其周边地区的战国墓葬，一直在棺椁结构上不断地进行变革，并朝横穴室墓的方向发展。至西汉中期，随枣走廊及其周边地区墓室空间结构的变革一直没有停下它的步伐。作为一种全新的丧葬形式，回廊画像石墓在随枣走廊及其周边地区出现，标志着横穴土坑墓的正式诞生。伴随着室墓的登场，墓葬的装饰形式也接受了传统和革新的挑战。西汉中期以后，随着横穴室墓的成熟和定型，这种全新型的墓制迅速向帝国领域的四面八方推广和普及开来。 [45]
至于汉代画像石墓作为一种崭新的墓葬形式，为什么在随枣走廊及其周边地区出现，这与随枣走廊及其周边地区的特殊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上文已经提及，随枣走廊从新石器时代已经是一片适应人类生活的热土，也是从这个时候，随枣走廊已经成为南北文化的交汇之地，中原的仰韶文化与南方的屈家岭文化及石家河文化三种文化因素在此交集，从而形成了一种多元文化的氛围，这种多元的氛围，就是一种遗弃与革新的氛围。在他们面对多种文化时，他们有所取舍。如此一来，造就了随枣走廊人民的一种革新精神，与中原文化相比，他们的被动继承意识要弱很多。
这种根深蒂固的革新意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提升，会越来越强。两周时期的随枣走廊及其周边地区棺椁墓的变革，同样是随枣走廊文化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尤其是棺椁墓中各类门窗的出现，展现了随枣走廊一带人在墓葬变革中的一种革新意识，也更体现了他们顺应时代的发展，满足当时人们对亡灵在地下的各类需求，并给予最好的服务。
如果我们将战国郑韩地区出现的画像砖椁墓视为中国棺椁墓的第一次变革，那么随枣走廊在西汉时期出现的画像石墓就是中国棺椁墓的第二次变革。第一次是把木椁变成以砖代椁，那么随枣走廊及其周边地区与郑韩地区恰恰相反，是以石代椁的形式，而这种以石代椁的形式与郑韩故里相似的是，郑韩故里的砖是有画像的，而随枣走廊的石椁墓也是一种带画像的。
在这种对比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相似的问题，战国时期郑韩地区画像砖椁墓与随枣走廊画像石椁墓的墓主人身份有着较为相似的地方。根据现有的考古发掘材料，郑韩故里画像砖椁墓的主人几乎均是士一级的墓葬，产生这种墓葬的原因，是基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导致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崩坏，原有的社会秩序被破坏，社会阶层变化频繁，即上层贵族社会地位的下降和下层庶民社会地位的上升 [46] 。在具体的社会中，频发的战争造成兵源不足，使得原本由贵族充任的车战主力——士，越来越多地由平民担任。平民虽承担了贵族中士的作用，但他们却并非贵族，不宜在丧葬中使用贵族专用的铜礼器，于是使用仿铜陶礼器便成了一种变通之法。 [47] 这种变通就表现在陶器取代了铜器、木椁被空心砖所取代上。另外，在当时社会动荡的情况下，没落的贵族和上升的庶民在经济上相对困难，而作为重要经济支柱的手工业中的制陶作坊也顺应了时代潮流，生产出了价格低廉、可以代替木料的砖。砖制作简单，韩国都城所在地区为平原地带，砖的主要原料即黏土非常充足，而且制作成本低廉，适合大批量生产。 [48] 此外，战国中晚期周代的丧葬制度尚未全面解体，当时的丧葬观念仍然是按照身份的高低来决定棺椁的层数。空心砖的厚度基本与木椁墓外椁板的厚度相近。 [49] 空心砖墓的出现，是为了满足当时既要表明身份、又希望能够减少开支的一部分下级贵族的需要。
随枣走廊及其周边出现的汉代画像石墓，其思想动因应该也与战国时期郑韩地区画像砖椁墓产生的动因有一定的相近性。由于随枣走廊及其周边地区在两周时期一直是曾国的都城所在地，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及，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一些青铜器就可以看出，长期存在着诸侯、卿、大夫、士四个阶层。随着秦国统一全国，随枣走廊及其周边地区的贵族也一个个走向没落，但他们贵族的血统使他们一直自命不凡。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西汉中期，随枣走廊昔日的没落贵族或一些中下层官员，他们想与平民产生身份上的区别，但又不敢僭越当时的棺椁制度，同时借鉴战国时期郑韩地区画像砖椁墓的丧葬形式，以一种新的，同时又坚固的画像墓的形式来进行安葬。
在迄今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早期汉代画像石墓，几乎出现在随枣走廊及其周边地区，而这些早期的汉代画像石墓，与其之前的棺椁墓相比，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依然呈现出随枣走廊及其周边地区棺椁墓的影子，最为突出的就是墓室的回廊形结构和间切形结构。
（1）湖北随县唐镇聂家湾汉代画像石墓墓室结构（图3-3、图3-4）。在随县王家湾北约4千米的聂家湾后面，是一座用石材构筑的平顶多室墓，墓室方向正南，方向180°。有四个并列的墓室，即东、西室和东、西侧室，皆呈长方形，其建筑桔构及大小基本相同，每室内宽为1米，各室之间均有门通连。四个墓室共宽4.74米，各长3米、高1.62米。石料与墓1的石门相同，亦非当地所出。所用石条和石块的规格不一，都是预先经过修整的，使其五面平整，仅一面粗糙。墓葬年代属于西汉中后期。 [50]
图3-3 湖北随县唐镇聂家湾汉代画像石墓室平面图
图3-4 湖北随县唐镇聂家湾汉代画像石墓室墓门立面图
（2）湖北随县唐镇王家湾汉代画像石墓墓室结构（图3-5）。该墓处于随县唐镇北4千米之王家塆西侧，墓室方向10°，是一座砖石建筑的双室墓，墓室平面呈方形，分墓门、椁室、壁龛三个部分。除墓门外，全部用长34—36厘米、宽17—18厘米、厚5—6厘米的素面砖砌成。墓室正中为另砌有50厘米厚的一道砖墙，将墓室分隔为两个棺室，由于隔墙已遭严重破坏，从残痕无法看出两室是否有门相通。棺室的平面皆为长方形，结构亦相同，长2.84米、宽1.7—1.74米。墓门有二个，由七块（门楣石二、石柱三、门槛石二）长条形石灰岩石构成。墓葬年代属于西汉中后期。 [51]
图3-5 湖北随县唐镇王家湾汉代画像石墓平面图
（3）唐河县湖阳镇汉代画像石墓墓室结构（图3-6）。该墓位于唐河县湖阳镇西北二里许，墓南北长5.54米、东西宽5.98米、高2.78米，墓室由三个并列的券洞构成。中室前部有通向东、西两室的过道。东过道高0.66米、宽0.4米。西过道高0.64米、宽0.4米。三室大小基本相同，长4.76—4.8米、宽1.42米、高2.06—2.09米。墓门由三个门楣、四个门柱、六个门扉和槛石构成。此外，墓室中的东室，发现大量棺灰中夹杂着金箔和漆皮，同时还发现了鎏金凤凰和鎏金铜印章，说明了墓主人应该有一定的级别。该墓年代属于西汉中后期。 [52]
图3-6 唐河县湖阳镇汉代画像石墓平面图
（4）唐河县石灰窑村汉代画像石墓墓室结构（图3-7）。该墓位于唐河县黑龙镇公社石灰窑村，墓室方向213°，北距唐河县县城26千米。墓室南北长3.97米、东西宽3.34米、高1.50米。室内中间有一道隔墙，把墓室分成东、西两部分。隔墙靠南端有一门洞，东西相通。东室墓门有门相、门柱、门扉和顶门石。门扉有门枢，门楣有臼窝。西室墓门仅用两块石板封堵，外用一石条支顶。两室的后部都呈不规则的弧形。西室后部留有生土二层台，台上满置器物，东室未留立层台。墓壁和隔墙的绝大部分都使用碎毛石片砌垒。墓底和墓室后部未经砌筑。该墓全部用石材构筑。 [53]
图3-7 唐河县石灰窑村汉代画像石墓平面图
（5）唐河汉郁平大尹冯君孺久画像石墓墓室结构（图3-8）。该墓位于唐河县湖阳镇新店村。墓室方向方向95°，墓室东西长9.5米、南北宽6.15米。墓室建筑分前室、中室和后室三个部分。前室从前大门到中大门，包括前室和南、北两个车库，这一部分除各门的门框、门相和门扉是石质外，其余皆为砖结构。中室从中大门到后主室，为一近似正方形的“天井”式“院落”建筑，除顶部用砖叠券为覆斗式之外，其余均为石结构。后室包括南、北主室，南、北、西“阁室”，为石结构。墓由大门、前室、南车库、北库房、中大门、中室、南主室、北主室、南阁室、北阁室、西阁室11个单位组成。墓门共八道，除南、北车库门和中大门上有门框、门相而无门扉外，其他如墓大门、南北主室门、南北阁室门均有门框、门相和门扉。墓室的后部，围绕南北主室的南、北、西三面，有三个阁室，三阁室相通，形成对称的回廊式建筑。墓大门由南、北两门侧柱、一门相、一门槛和两扇门扉组成。门高1.42米，宽1.40米。前室平面东西呈长方形，长2.90米、宽1.76米、高2.30米。南车库由库门和库室组成，门高96厘米、宽114厘米。北库房平面呈长方形，建筑形式和南车库同。门高98厘米、宽104厘米。中大门位于前室与中室之间，有门相、两侧柱和门槛，无门扉。门高1.34米、宽1.28米。中室南北长2.5米、东西宽2.03米。南、北两面门与阁室相通。主室东西长3米、南北宽2.56米、高1.24米。南阁室阁室东西长5.90米、南北宽1.10米、高1.34米。西阁室也可称墓后室，南北长3.20米、东西宽0.98米、高1.34米。北阁室有阁门和阁室，东西长5.90米、南北宽1.10米、高1.34米。冯君孺久墓是介于纯石和砖石混作墓之间的一种较特殊的墓葬形制，但结构更为复杂。该墓在前室之前又增设了一甬道和左右两耳室（车库），结构为砖石混作，除了前室、甬道及南北耳室以砖砌筑和券顶外，其他各室仍用条石盖顶，以石板砌墙体，类似纯石墓构造，呈现出由纯石墓向砖石混作墓过渡的特征。墓顶除了使用早期常见的石条平顶和砖券拱顶外，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墓顶形式——砖券穹窿顶。该墓的年代属于新莽时期。 [54]
图3-8 唐河汉郁平大尹冯君孺久画像石墓平面图
（6）唐河针织厂汉代画像石墓墓室结构（图3-9）。该墓位于唐河县南关外针织厂，墓室方向105°。墓室长5.08米、宽4.52米、高2.23米，由墓门、前室、南北两主室、南北两侧室和后室组成。除两侧后端直接通往后室两端外，两侧室前门安有门楣，其他各门均安装有门框、门楣。前大门并有门扇，整个墓室建筑坚固、均衡、对称。墓门由两侧柱、一中柱和两块门楣筑成两个南北并列的墓门，门高1.32米、宽1.16米。前室南北长方形，长4.56米、宽1.12米、高1.80米，地平比主、侧室低0.22米。主室长3.08米、宽1.02米、高1.58米，正中筑一道留门隔墙，分成南北两主室。侧室和后室两侧室门与前室通，仅设有门楣，无门扉，门高1.12米、宽1.58米。后室两端与两侧室相通，没有设门，长4.56米、宽0.72米、高1.58米。墓室为纯石结构，用特制的石料130块，在距地表深1.60米的方形土圹里砌成立方体的墓室，平面呈回字形。墓室所用的石料，墓底32块，墓壁44块，门额8块，门扇4块，墓顶34块，封门6块，顶门柱2块。 [55]
图3-9 唐河针织厂汉代画像石墓平面图
（7）唐河县西冢张村M1画像石墓墓室结构（图3-10）。该墓位于唐河上屯公社下屯大队西冢张村，墓室方向139°。墓为砖石混合结构，平面呈回廊形结构。墓室通长5.26米，最宽处5.20米。由前室、南北二主室、北侧室、南侧室、后室组成。北侧室、南侧室和后室形成回廊，侧室和后室之间没有设门。前室平面呈长方形，南北内长260厘米、东西内宽84厘米。主室平面呈长方形，在主室中部用梁柱、过梁组成隔墙，将主室分成南北两主室，通过梁柱之间空间，使两墓室相通。两主室均呈东西长方形，北主室内长268厘米、内宽94厘米，南主室内长260厘米、内宽96厘米。主室南、北、西三墙壁宽均30厘米，为双平砖错缝垒砌。北、南两墙壁向内微凹。北侧室内长456厘米、内宽80厘米。南侧室内长444厘米、内宽78厘米。后室内长334厘米、内宽40厘米。石料主要用在墓门、北侧室门、南侧室门、主室门及中间隔墙等处，其余部分均用小砖垒砌。该墓现有石料15块，其中门楣1块、门柱4块、门扉2块、其他8块，另有画像石14块，画像15幅。该墓年代属于西汉晚期 [56] 。
图3-10 唐河县西冢张村M1画像石墓平面图
（8）唐河县电厂汉代画像石墓墓室结构（图3-11）。该墓位于唐河县南关发电厂，墓室方向205°。墓室南北长7米、东西宽6.55米、高2.82米，由前室、东西两主室、东西两侧室和后室组成。两侧室后端与后室两端相通，除前大门安装有门框、门楣、门扉外，主室及侧室前门仅有门框、门楣而无门扉。墓门用一根中柱、二根侧柱、二根边柱和二根门楣石构成东西并列的两个墓门，门高1.24米、宽1.40米。门框和门楣上均凿有门枢，装有两扇能够关闭的门扉。前室东西长方形，长6.05米、宽1.70米、高2.2米。南壁即墓门内壁，北壁即两主室、两侧室门的外壁，由一根中柱、二根侧柱、二根边柱、四根门楣石构成东西并列的四个门，门高1.14米、宽1.17米、厚0.32米。东西两壁用26层灰砖砌墙，与南北两壁门楣平齐。主室在墓室中间，长3米、宽2.6米、高1.68米。正中用立柱三根、横梁二根筑成一道隔墙，分成东西两室。侧室和后室两侧室门与前室相通，门高1.31米、宽0.86米、厚0.32米。墓室平面呈回字形，共用石36块。该墓年代属于西汉晚期。 [57]
图3-11 唐河县电厂汉代画像石墓平面图
从墓葬形制上看，冯君孺久墓结构复杂，由库房、中室、主室、藏阁等11个单位组成。墓室的后部，围绕主室的南、北、西三面，有三个藏阁，三藏阁相通，形成回廊式建筑。 [58] 具备这种结构特点的，还有唐河县针织厂汉代画像石墓、唐河县电厂画像石墓、唐河县西冢张村汉代画像石墓等。这些墓葬也基本具备回廊这种模式。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湖北随县唐镇聂家湾汉代画像石墓、随县唐镇王家湾汉代画像石墓、唐河县湖阳镇汉代画像石墓、唐河县石灰窑汉代画像石墓均属于西汉中后期的墓葬，而唐河县汉郁平大尹冯君孺久墓、唐河县针织厂汉代画像石墓、唐河县电厂汉代画像石墓、唐河县西冢张村汉代画像石墓属于西汉末年的墓葬。这些墓葬在南阳地区汉代画像石墓的发展过程中均属于早期墓葬。
随枣走廊及其周边地区出现的早期汉代画像石墓，其中有一些是回廊墓，根据目前考古发掘的材料所知，回廊墓是汉代新兴的墓葬形制，这种墓葬形制是在战国时期棺椁形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就其回廊墓的规格来讲，与战国时期的棺椁形制一脉相承。关于回廊形墓制，根据目前发掘的考古资料，最早见于西汉的木椁墓，此类墓葬形制，是诸侯王、列侯的一种特殊葬制，诸如此类的墓葬有长沙象鼻咀汉墓 [59] 、长沙咸家湖陡壁山汉墓 [60] 、北京大葆台汉墓 [61] 、江苏高邮天山汉墓 [62] 等西汉木椁墓中，皆在“黄肠题凑”内设有前后室和回廊结构。上述几座木椁墓的时代均在武帝前后。尔后，这种回廊形逐渐扩大到其他类别的墓葬中，包括崖洞墓、砖室墓和石室墓。属崖洞墓的有河北满城陵山一、二号墓墓主为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如果说西汉初期、中期这种形制是专为诸侯王、列侯所享用的特殊葬制，那么，在西汉中期和晚期，已有如“郁平大尹”（郡太守）一类的官吏，便在某种程度僭制享用这种形制了。 [63] 在回廊形画像石墓中，尤其是在随枣走廊及其周边地区的早期汉代画像石墓中，规模超越郁平大尹冯君孺久墓规模的还没有发现。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唐河针织厂汉代画像石墓、唐河电厂汉代画像石墓、唐河县西冢张村汉代画像石墓的墓主人级别应该与冯孺久一样。由此可见，在西汉画像石墓出现的初期，墓主几乎都是具有一定身份的官吏。这些官吏在级别上与诸侯王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在丧葬过程中，又想通过墓葬提升自己身份，与一般官吏和地主区别开来，但在实际操作中又不敢直接使用回廊形的棺椁墓，而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这种变通的方式，可以避开制度的制裁。于是，以石代椁变相的回廊形墓就成为一种新的墓葬形式。可以想象，下层的官吏和一些没有身份的地主，他们也会仿效使用画像石墓的那些官吏，以同样的方式来进行丧葬。这样一来，汉代画像石墓就从此开始流行开来。
随枣走廊及其周边地区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一片人类生活的热土，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它是中国早期历史上一个及其重要的文化交汇之地。在两周时期，曾国长期定都于此，形成了诸侯、卿、大夫、士四个阶层，影响着人们对贵族生活的向往，观念之中一直保留着强烈的阶层意识。表现在墓葬上，也极力与贵族进行攀比。时至西汉时期，太守或者基本相同的官员，他们毕竟无法享用回廊结构的木椁墓，以石代椁的形式也许对这些官员来说也算是一种最为理想的方式。随枣走廊及其周边地区的汉代画像石墓的产生原因，与战国时期郑韩都城产生的画像砖椁墓的原因几乎一样，均是中下层官员墓葬礼制方面一种间接的僭越。在其后的进程中，随着这种丧葬风俗的流行，对一些贵族也有影响，甚至略高于太守级别的人员，也使用画像石来营建墓葬。此外，汉代画像石墓出现于曾国故都，战国画像砖椁墓亦是出现于郑韩都城，其思想动机也几乎一样。至于墓室之中的画像，是源于随枣走廊及其周边地区棺椁漆画装饰与棺椁上面覆盖的帛画。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画像石中所见的传统装饰题材和意匠得到不断的继承和发扬。然而，墓葬装饰性的改革和创新则更突出表现了汉墓的室墓特点。在这种室墓中，随枣走廊及其周边地区人们的宇宙观在汉代新型的画像石室墓中得到了恰如其分的展现，这种展现，在其后的历史中受到越来越多的人青睐。正因为如此，在二三百年中，这种新的丧葬形式不断地向全国各地普及，同时也造就了中国丧葬历史上的一朵奇葩，绽放在中国的文化苑囿中。
表3-1 南阳汉代回廊画像石墓一览（按发掘时间顺序排列）
[1] 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358页。
[2] 襄樊市博物馆：《随枣走廊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江汉考古》1995年第4期。
[3] 襄樊市博物馆：《随枣走廊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江汉考古》1995年第4期。
[4] 黄凤春：《随枣走廊话曾国——随州的曾侯墓地》，《中国文化遗产》2013年第5期。
[5]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京山发现曾国铜器》，《文物》1972年第2期。
[6] 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考古发掘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7期。
[7]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安居出土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12期。
[8]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安居出土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12期。
[9] 随州市考古队：《湖北随州义地岗又出土青铜器》，《江汉考古》1994年第2期。
[10] 随州市考古队：《湖北随州义地岗又出土青铜器》，《江汉考古》1994年第2期。
[11]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京山发现曾国铜器》，《文物》1972年第2期。
[12] 郭兵：《湖北随县发现曾国铜器》，《文物》1973年第5期。
[13]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发现商周青铜器》，《考古》1984年第6期。
[14] 郑杰祥：《河南新野发现的曾国铜器》，《文物》1973年第5期。
[15] 随县博物馆：《湖北随县城郊发现春秋墓葬和铜器》，《文物》1980年第1期。
[16]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安居镇发现春秋曾国墓》，《江汉考古》1990年第1期。
[17] 随州市博物馆：《随州东城区发现东周墓葬和青铜器》，《江汉考古》1989年第1期。
[18] 湖北省博物馆：《随县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页。
[19] 湖北省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擂鼓墩二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期。
[20]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擂鼓墩战国东汉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2年第2期。
[21] 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擂鼓墩砖瓦厂十三号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4年第3期。
[22] 王京传：《随枣走廊两周时期文化变迁和社会结构——以该地区出土青铜礼器为根据》，《齐鲁学刊》2016年第6期。
[23] 俞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24] 湖北省博物馆：《随县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25]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页。
[26]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页。
[27] 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61页。
[28] 湖北省博物馆：《随县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29] 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61页。
[30]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
[3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87页。
[3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33] 湖北省博物馆江陵工作队：《江陵溪峨山楚墓》，《考古》1984年第6期。
[34] 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荆州砖瓦厂二号楚墓》，《江汉考古》1984年第1期。
[35] 江陵县博物馆：《江陵溪峨山楚墓》，《江汉考古》1992年第4期。
[36] 湖北省博物馆等：《湖北江陵太晖观50号楚墓》，《考古》1977年第1期。
[37] 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61页。
[38] 黄州古墓发掘队：《湖北黄州国儿冲楚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3年第3期。
[39] 荆沙铁路考古队：《江陵秦家咀楚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8年第2期。
[40]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页。
[41] 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42] 云梦县文物工作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1期。
[43] 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69页。
[44] 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69页。
[45] 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236页。
[46] 卜友常：《汉代墓葬艺术考述》，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6页。
[47] 印群：《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周墓葬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21页。
[48] 卜友常：《汉代墓葬艺术考述》，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6页。
[49] 李德文、秦让平、汪欣、邓刚、杨亚宁：《安徽六安市白鹭洲战国墓M566的发掘》，《考古》2012年第5期。
[50] 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北随县唐镇汉魏墓清理》，《考古》1966年第2期。
[51] 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北随县唐镇汉魏墓清理》，《考古》1966年第2期。
[52] 南阳地区文物工作队、唐河县文化馆：《唐河县湖阳镇汉画像石墓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5年第3期。
[53] 赵成甫、张蓬酉、平春照：《河南唐河县石灰窑村画像石墓》，《文物》1982年第5期。
[54] 南阳地区文物队、南阳博物馆：《唐河汉郁平大尹冯君孺久画像石墓》，《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
[55] 周到、李京华：《唐河针织厂汉画像石墓的发掘》，《文物》1973年第6期。
[56] 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唐河县西冢张村画像石墓发掘简报》，《洛阳考古》2018年第3期。
[57] 南阳汉画像石编委会：《唐河县电厂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
[58] 南阳地区文物队、南阳博物馆：《唐河汉郁平大尹冯君孺久画像石墓》，《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
[59] 单先进、熊传新：《长沙象鼻嘴一号西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60] 肖湘、黄纲正：《长沙咸家湖西汉曹撰墓》，《文物》1979年第3期。
[61] 北京市古墓发掘办公室：《大葆台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6期。
[62] 梁白泉：《高邮天山一号汉墓发掘侧记》，《文博通讯》1981年第32期。
[63] 赵成甫：《南阳汉画像石墓兴衰刍议》，《中原文物》198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