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一书认为，南阳汉代画像石墓是中国古代墓制的一次重要改革。从南阳汉代画像石墓早期的形制和装饰来看，汉代画像石墓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不仅是丧葬观念的变化，同时也是墓葬礼制的变化。如果我们要为南阳汉代画像石墓进行溯源的话，无论从墓室的空间发生的变革还是空间装饰的变革，均是从春秋战国时期的随枣走廊及其周边一带开始的，而且这种变革也一直在不断地进行。当随枣走廊进入西汉时期，政治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墓葬的形式也开始了它多元化的时代。新中国成立后的考古发掘资料向我们提供了诸多这方面的信息。
自古以来，以密闭、隔绝为特点而构筑的椁墓为中国传统式埋葬设施。汉代初期以后，代表传统形制的竖穴椁墓明显趋于衰退。而新的形制逐渐成熟，汉代画像石墓是横穴土坑墓，而横穴土坑墓的一大特点就是室墓空间格局。中国的墓制，如果说椁墓是新石器晚期至封建社会初期的墓葬礼制标配的话，那么室墓是封建社会初期以后墓葬礼制的标配。考古发掘资料显示，墓制礼制改革是与战国后期的社会变革同步发展的。椁墓向室墓的转变，战国时期的棺椁墓已经开始出现了端倪。我们就以随枣走廊一带的战国墓葬为例，该地区迄今发掘的战国墓葬，要数曾侯乙墓的规模最大，规格也最高，棺椁结构也可以代表当时的丧葬理念。在曾侯乙墓出土的大型漆彩绘棺椁上，我们也发现有方孔造型。此外在彩漆棺外侧也同样发现了方孔的图形。在仔细审视的过程中，会发现这些彩绘的画面中，方孔的造型与间隔板上开凿出的方孔造型存在这一定的关联，它们之间有着彼此呼应的关系。因此，表现形式、开凿及绘画等虽不相同，但制作和描绘方孔的功能及用途方面应该是一致的。 [24] 进入战国中期以后，随枣走廊及其周边一带的墓葬在椁内间隔板上开凿方孔的现象逐渐增多起来，不仅是大型墓，就连中小型墓葬中也多有发现。例如，江陵雨台山Ml66的木椁是典型的间切形非对称式椁，由棺厢和两个随葬品厢组成。棺厢和侧厢的间隔板上开凿有高0.13米、宽0.10米的小方孔。从其造型、位置、表现手法以及方孔和间板之间的大小高低比值来看，与上述大型墓没有什么区别。 [25] 同墓地的雨台山M321、M406内埋设比较单纯的非对称式间切形椁，这里只用一块隔板将椁内分成头厢和棺厢，在仅有的一块间隔板的下侧中央位置也开设一个小方孔。中小型墓葬所见方孔的造型规格一般都比较小，且方孔的位置还未固定。但它与大型椁墓的方孔制作一样，标志着强调密闭、隔绝性的传统椁形制已经从椁的内部空间开始发生变化，即已经把原来的密闭空间打开缺口，椁的内部开始逐步转向相互连接和开通。这种在椁内间隔板上开凿方孔的现象，正是椁内的密闭空间走向开通的第一步。 [26] 然而这一时期随枣走廊及其周边一带墓葬的四侧椁壁结构对外界仍处于全面封闭状态，故可以明确指出：以开通方孔为代表的开通现象仅仅限于椁内。这种限于椁内各空间相互连通的方孔造型，有可能是为椁内墓主人的灵魂提供一个能够自由回旋的通路而设计的。换句话说，方孔的出现也许象征着死者灵魂的游离。 [27]
如果说方孔的出现是楚墓空间结构发生变化的第一步，那么门窗的出现是楚墓空间结构发展的第二步，同样在曾侯乙墓出土的漆棺上，该墓出土的大小漆棺外表都发现了用黑红漆描绘的方框形门，以及连续方格式的窗造型。截至目前，这是已发现最早的装饰门窗资料。曾侯乙的漆棺椁规格是目前考古发掘最大的一具，涂红、黑漆的彩绘纹饰也最复杂。特别是内棺（图3-1），在长侧外壁描绘一组覆斗形纹饰，其两侧还描绘有持兵戈并排站立的神怪人物（图3-2）。这里的覆斗形纹饰似乎是当时表现门建筑的造型之一，其两侧持戈并立者则当属门卫形象。同一棺的头侧正中位置还描绘有连续方格纹饰，比起覆斗形的门造型来，此方格纹饰似更接于表现格子窗的造型。 [28] 另外，该墓中年轻女性陪葬漆棺的一部分也发现描绘有相类似的装饰门窗图案。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曾侯乙墓的方孔制作以及装饰门窗的造型及表现手法等都显得比较成熟，这种有意识地表现椁内开通的思考与造型的出现期，应当比曾侯乙墓的年代更早一些。 [29]
图3-1 曾侯乙内棺
图3-2 曾侯乙内棺神怪人物
战国中期以后，装饰门窗的造型显得形式多样。湖北省江陵天星观为大型楚墓的代表，墓圹中央构筑的间切形椁由棺厢和六个随葬品厢组成，棺厢位于椁中部，与棺厢邻接的东、西南侧厢的间隔板外表都描绘有装饰门扉的图案。 [30] 河南省信阳M2，同样也在间切形对称式椁的间隔板上用白色鲜明地描绘出装饰门扉的图案。 [31] 与此同时，有不少中小型墓也采用描绘或雕刻手法，在间切形椁内隔板上来表现装饰门窗造型的湖北省江陵九店M537是一座比较单纯的间切形椁墓。这里仅用一块间隔板将椁内分成棺厢和头厢，在间隔板的上方，采用线刻加浅浮雕手法，并列雕出两行计8个小方孔，以表现格子窗造型。 [32] 江陵溪峨山M2也属于单纯的间切型椁，同样采用雕刻手法在头厢和棺厢之间的隔板上划分上、下两部分来表现门窗造型。间隔板的上半部雕出8个小孔相连，表现格子窗装饰，同间隔板的下半部则用浅浮雕刻出一扇门扉造型。 [33]
随枣走廊及其周边一带战国墓空间结构变革的第三步是模仿门扉。墓葬中棺椁的变革，除了在椁内的隔板上开凿方孔、描绘或雕刻门窗的造型以外，还出现了完全模仿实物的门扉，这种门扉能够开闭自如。
根据发掘资料，椁内设置模造门扉者最早出现于战国中期，与开设方孔及表现装饰门、窗的图案造型相比，这种模造门扉在造型上更接近实用性门、窗建筑。而略有不同的是，模造门扉的一般高度大约等于实物门扉的三分之一。
湖北省荆州市砖瓦厂M2的间切形椁自身体积并不大，椁内只设一块间隔板简单隔离棺厢和头厢，但这一块间隔板上也精心雕凿出并列两组门楣和门框造型 [34] 。溪峨山M16 [35] 及江陵太晖观M50等墓例亦是同样，都是根据棺厢与侧厢之间的隔板大小及设置场所来设计构成一组或并列两组门扉形式，且在每一组门扉上都精巧而形象地刻画出门柱、门轴、门楣、扉板等造型，属于典型的模造门扉构造 [36] 。
战国晚期以后，随枣走廊及其周边一带墓葬率先出现的椁内开通现象更趋于流行，其突出表现在间切形椁内的模造门扉明显增加。这一时期的模造门扉一般以双扇扉为主，也存在一部分单扇扉。模造门扉的平均高度一般在0.60米左右，其中规格最大者可以达到1米。 [37]
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在椁内制作的模造门扉亦逐渐增大，并呈现出复杂化趋势。湖北省黄冈市国儿冲M1的棺厢设在椁正中，其前后左右四面用间隔板隔为四个随葬品厢。在棺厢长侧的两隔板中部各开设一组双扇门模造门扉，制作精致，并且规格较前例有所增大。 [38] 其他如湖北省雨台山M54、江陵秦家嘴M2 [39] 、湖南省长沙市广济桥M5等都设置有同类模造门扉。特别是雨台山M54在头厢和侧厢隔板上开设的双扇门扉高度为1.01米，宽0.63—0.68米，与该墓椁壁的高度相比，其比值由以前的三分之一增至二分之一，较战国中期的同类楚墓模造门扉明显增大。楚墓模造门扉由小到大的变化过程十分清楚。 [40]
以湖北省云梦睡虎地M7 [41] 、睡虎地M39 [42] 等为代表的随枣走廊及其周边一带墓葬，这种特有的制作和配备模造门扉的椁墓，一直延续到秦末汉初。在一部分随枣走廊及其周边一带的汉代椁墓中，也发现有制作和使用模造门扉的现象。战国随枣走廊及其周边一带墓葬中新开创的椁内开通现象，即密闭型的椁内隔板上开设方孔，以及采用装饰门窗的表现形式来象征椁内开通，不久又发展到在椁的隔板上制作模造门扉，并且伴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种模造门扉逐渐由小变大，趋于复杂化。虽然这种椁内开通出现种种变化，却始终没有超出椁内范围，更不具备实用性。因此，随枣走廊一带在椁内制作模造门扉的象征意义，也就只能停留在死者灵魂的出游、回旋范围去理解。 [43]
通过上述考察和分析，从墓地的规划配置、坟丘形式到埋葬设施主体部构造、等级规制以及椁构造由简到繁的逐渐复杂化等，都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随枣走廊及其周边地区墓葬的构造特点及超越传统性，颇具地方特色。特别是墓室所独有的现象，即在椁内间隔板上开设方孔到装饰门窗再到设置模造门扉等一系列的发展变化，把以往注重密闭隔绝性能的埋葬空间，变革成为具有开通意识，逐步实现室墓的格局。这一现象标志着随枣走廊及其周边地区人们生死观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为后世横穴汉代画像石墓的创立，起到了铺路奠基的作用。 [44] 随枣走廊及其周边地区产生的汉代画像石墓的空间结构完全是按照此地的棺椁空间结构发现而来，在发展的过程中，有的仿照此地战国时期的间切形棺椁墓的模式营建画像石墓，而有的模仿西汉初年的回廊式棺椁墓营建画像石墓，而回廊式棺椁墓也脱胎于战国时期的间切形棺椁墓。无论如何，这两种方式均与战国随枣走廊及其周边地区的棺椁墓有着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