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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枣走廊在中国地理位置上处于南北地理的交会之地——湖北省北部、汉水以东。其范围西北起自滚河入唐白河处，东南至安陆东南端的涢水河谷，其西与南阳盆地相连，东邻鄂东低山丘陵。从地形上来看，北面属于大别山余脉桐柏山，西面是大洪山，其间是丘陵和坡地，大洪山西端紧邻江汉平原。在两山中间有一条西北与东南走向的狭长平原，因从地理位置上覆盖了随州、枣阳的绝大部分地区，在行政区划上包括现在的唐河县南部、随州市、枣阳市、京山县等地，学术界称之为“随枣走廊”。在考古学领域通常对待“走廊”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交通要道，其二是文化交流的通道。纵观从新石器时代至西汉时期，随枣走廊始终是中原文化与荆楚文化交流的大通道，同时也是中国南北之间的军事要地。
近年考古资料显示，在这片区域之内，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至西汉时期，不仅人口密集、经济发达，而且是诸侯、卿、大夫、士等不同阶层汇聚的一个地域，呈现出社会结构多元化的一种组织形态。
1989年至1990年，枣阳市组织文物工作者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文物普查，尤以随枣走廊地区为多。这里原始社会文化遗址分布密集，面积较大，内含丰富，时代序列清楚，为认识该地区新石器时代社会生活提供了较为翔实的资料。主要有陈大堰遗址、二王庄遗址、孙家湾遗址、窑湾遗址、长堰湖遗址、周家古城遗址六处。出土有夹砂红、灰陶，器形有豆、盘、钵、杯、盆、缸、瓮、器座、器盖、三足器等，其中有代表性的器形有：圆锥足、鸭咀形足、凿形足、宽扁足的姚形、盆形级，仰折沿深腹雄，高圈足杯，喇叭形杯，镂孔高圈足豆，双腹豆，敛口钵，大喇叭形厚胎器座，花瓣式钮器盖等。 [2] 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大部分为磨制，种类有斧、锌、凿、镰、铲、球、锥等，其中铲及部分斧、锛磨制精细，表面十分光滑。此外尚有数量不多、大小不一的陶纺轮。从采集遗物的文化特征看，遗址包含有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及石家河文化三种文化因素，尤以石家河文化遗物最为丰富。 [3] 由以上特征可见，随枣走廊的独特地理位置决定了该区域文化的多元性，从而导致文化元素受到南北同期原始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多元化的陶器形制，在多元化的背后，还表现出有共性的一面，同时也反映出多元化文化在此交汇融合后形成自己独特风格发展轨迹的一面。在这些器物中，虽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外来文化中各地曾经出现过的一些典型器在此发现不多，形制也有所变化，只是因调查资料有限尚难找到其明显和独有的地方特色。此外，在湖北枣阳市雕龙碑新石器时代遗址、随州西花园遗址等地均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原始先民们在此聚集生活的情况。说明在原始社会，当时的人们已经感觉到此地不仅属于宜居之地，而且在部落之间的交流方面也十分方便，这样优越的一种地形，是否在当时就是一种南北实物的交换之地，已经不得而知。
在其后的历史进展中，随枣走廊依然发挥着它举足轻重的作用，吸引着世人的目光。根据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发现了大量从西周初年至战国晚期的贵族墓葬。就以此地出土的青铜器为例，可以窥探出西周至战国晚期随枣走廊的政治与社会结构。
西周时期，由于随枣走廊属于要冲之地，成为周王朝控制南土的重要屏障，周王将周之宗亲大多分封于此，形成特有的“汉阳诸姬”政治地理新格局。周文化也对这一区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从考古发掘而知，周代这一区域基本与中原同期文化面貌相同。 [4]
自1966年京山苏家垅出土春秋早期铜器 [5] 开始，随州市、枣阳市及新野县等地先后出土了数量较多的西周到战国时期的青铜礼器，其中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铜器群 [6] 最为引人注目。
重要的发掘有羊子山墓 [7] 、随州桃花坡M1 [8] 和93M [9] 、随州义地岗M83 [10] 、京山苏家垅墓 [11] 、随州熊家老湾墓 [12] 、随州周家岗墓 [13] 、河南新野墓 [14] 、随州季氏梁墓 [15] 、随州徐家嘴墓 [16] 、76和80随州义地岗墓 [17] 、随州擂鼓墩 M1（曾侯乙墓） [18] 和擂鼓墩M2 [19] 、随州擂鼓墩 M33 [20] 和M13 [21] 。通过这些发掘资料，可以看出，随枣走廊区域之内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礼器的形制、纹饰和组合均与中原地区相同，明显属中原文化范畴。相关的历史文献，以及后来出土的一大批青铜器，说明随枣走廊在西周早期已经处于周王室的控制之下了。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是随枣走廊文化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九鼎八簋大墓和大批“曾”铭铜器的存在，而且一直延续到战国早期。这表明随枣走廊已形成了统一的地方政权，从文献记载和有铭铜器特别是“曾侯”铭器来看，这个政权应为曾国。曾国的青铜器分布范围也很广，北起河南新野，南到京山，西至枣阳，东面一直到随州城东郊的整个随枣走廊均有发现。可见，这一时期随枣走廊的政治和文化都是十分发达的。 [22]
青铜礼器在两周社会中具有“明尊卑，别下上”的社会意义。从“三礼”等的记载来看，西周时期“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到春秋战国时期在各诸侯国内变为“诸侯用大牢九鼎，卿、上大夫用大牢七鼎，下大夫用少牢五鼎，士用牺三鼎或特一鼎” [23] 。青铜礼器组合是使用者身份地位的象征，从另外一个方面也反映了随枣走廊贵族社会的构成状况。
也正因为随枣走廊是两周时期南北文化交流之重要地区，反映在贵族社会中分层是十分显著的时代现象，可以分为诸侯、卿、大夫、士四个阶层，是一套比较完整的诸侯国贵族系统。
有曾国这样一种政权的存在，丧葬方面也出现了与中原一样的一套完整的礼制，这种礼制在此地历经七百多年，根深蒂固，不仅影响了一代代上层贵族，中下层贵族以及富裕的民众阶层也深受影响。人们不仅深刻认识丧葬礼制中的用鼎制度，而且对丧葬礼制中的棺椁制度也不陌生，因为丧葬礼制中的用鼎与棺椁是密切联系的一套礼仪。所以，考古发掘的用鼎情况，也为我们揭示了该地各类贵族的棺椁使用情况。例如曾侯乙墓出土的棺椁，就分内棺和外棺，这与《礼记·檀弓上》记载完全一致，其文曰：“天子之棺四重”，郑玄注：“诸公三重，诸侯两重，大夫一重，士不重。”说明此地在七百余年的历史中，棺椁制度一直在延续，以棺椁体现身份的丧葬习俗始终存在。长此以往，人们把棺椁葬制不仅看作身份的象征，更看作一种家族的荣耀。能够使用棺椁，尤其是能像贵族那样风光的埋葬，已经成为随枣走廊一般官吏的一种梦想。这种梦想，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就会把它变为现实。在其后的近百年中，此地出现的西汉画像石墓也就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