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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自上古以来，任何人都不能逃避它，无论时代如何变幻，最终永衡不变的自然规律就是有生必有死。生死观念是埋藏在人类心中的稳定意识形态，它构成了每一个时代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同时也是这一时代的生死观念。所以在探讨人的精神世界时，这是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 [32]
上古先民，对于“死”和“生”往往持一种不去深究的态度，或以为是神的安排，或以为是宇宙的必然。反映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年社会生活的《诗》中，描述了许多人为“生”或“死”发出悲伤的咏叹。儒家先师孔子，在弟子问及“死”时，他只用“未知生，焉知死”敷衍而过。而“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里也是对生命短暂所引发的感伤，更主要的则是功业未建而对未来的鞭策。先秦诸家中庄子对生死的思考最为深刻，其言曰：“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 [33]
至汉代，人们对生命或死亡的体验，则变得非常强烈。西汉早中期羽化升仙信仰进一步转化为浓烈的延长生命的渴望，东汉盛行一时的厚葬及墓葬艺术则反映人们将关注的目光，由现实的生生死死，转向缥缈的仙境，为了实现去世亲人去仙界的愿望，后人则往往想得相当周密，设计了许多极其复杂的环节，这在汉墓画像中均有所体现。
无论是汉代画像石墓、画像砖墓、壁画墓，均体现了汉代人们对死亡的一种信仰，也可以说是一种观念。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命题，其间蕴含着多元的思维。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待死亡，与其他国家或地区有着一定的区别。从新石器时期开始，丧葬已经开始出现薄葬与厚葬的差异，这种差异，反映的是财富与地位的差异；同时，这也是对待逝者的一种尊重和一种孝道，是人类不断地走向文明的标准之一。《左传》有云：“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对一个国家来讲，大事只有两件，一是战争，二是祭祀。而祭祀源自两种信仰，一是天地信仰，二是祖先信仰。祖先信仰相信逝者的亡灵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这种力量会对后代带来护佑，从而使后人生活平平安安，稼穑五谷丰登。
厚葬的习俗虽然悠久，但作为一种丧葬形式，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为支撑。在古代社会，所谓的厚葬，是不惜代价来营建墓穴，不惜代价来配置陪葬品，不惜代价使逝者的服饰穿戴更加华丽高贵。这一切，均是为了使逝者在另外一个世界的生活不仅无忧无虑，而且是钟鸣鼎食、奴婢服侍的生活，依然和生前一样享受。也正因为如此，厚葬的基本条件是物质基础。那么在汉代时期，从汉武帝执政起，汉代的经济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出现了飞跃式的发展，尤其是汉武帝对盐、铁、酒实行专营之后，国库的收入呈现翻倍递增，使汉王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富裕景象。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汉武帝时期的社会财富有过一段记述，其文曰：“京师之钱万巨，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有了文景时期的财富积淀，同时又有了汉武帝各种增加国库收入政策的实施，至汉武帝时期，国家财政的积蓄空前增多。于是汉武帝在即位后的第二年便开始为自己修造茂陵，茂陵规模宏大，修建长达53年之久，由于修建时间长，至武帝下葬时，陵园“其树皆已可拱”。关于汉武帝陵墓之内的陪葬情况，《汉书·贡禹传》记载甚明：“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汉武帝陵墓修建如此奢华，在当时影响巨大，对整个丧葬习俗是一种重大的冲击。作为各级贵族与地主，他们也纷纷效仿，精心营建逝去父母或自己的墓葬。在今天的西安郊外，有庐山之姿态的名将卫青之冢，有祁连山之雄伟的霍去病之冢，均屹立在空旷的田野之中，无不令人感叹陵墓工程之宏大。在《汉书·霍光金日磾传》记载：汉武帝的托孤大臣霍光薨，“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太中大夫任宣与御史五人持节护丧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赐金钱、缯絮、绣被百领，衣五十箧，璧珠玑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 [34] 。霍光的葬礼不仅隆重，陪葬也十分奢侈，完全不亚于帝王的葬礼规格。对于庄园经济的大地主和富商来说，是否厚葬，标志着自己是否具有社会地位。因此，无论是帝王、权臣、地主、富商以及百姓，争相仿效厚葬，于是厚葬风气弥漫于整个社会。
东汉初期，光武帝刘秀在政策方面继续延续西汉的各种制度，同时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庄园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在战争创伤得到医治、经济得到发展之后，作为西汉流行的厚葬习俗在此时得到持续发展。据文献记载，京师贵戚、名门世族或郡县豪家，比附之风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汉书·张衡传》有曰：“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越来越多的丧葬僭越现象频发，政府屡禁不止。厚葬之风愈演愈烈，在东汉的广袤土地上不断蔓延。今天在内蒙古、北京、辽宁地区，依然可以发现东汉时期厚葬的遗存。王符在《潜夫论·浮侈篇》中记述东汉厚葬的情况甚为明了，其文曰：“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宠臣贵戚，州郡世家，每有丧葬，都官属县，各当遗吏赉奉，车马帷帐，货假待客之具，竟为华观，……今天下浮侈富本，亦已甚矣。边远下土，亦竟成仿效。……工匠雕刻连累日月。” [35]
汉代厚葬的习俗通过文献分析可知，大致可以归为四个方面。一是政治稳定，经济发达，为厚葬提供了物质基础。二是帝王厚葬影响整个社会，这种上行下效不仅影响达官贵族，而且对地主阶层和一般百姓也有深远影响。三是灵魂不灭的思想观念。在汉代时期，认为人死之后灵魂不灭，在阴间还会继续生活。所以在墓室营建方面不仅豪华，而且还埋葬大量金银财宝和生活用品，以供在阴间继续享用。四是汉代推行的“举孝廉”制度，“举孝廉”制度是地方官推荐社会上孝道清廉之士给朝廷，由朝廷任命为官。这种制度也为厚葬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多人对待父母生不极养、死乃崇丧，以此博得孝道的美誉。此种例子在汉代举不胜举。
南阳作为西汉的重要经济重镇和东汉的“帝乡”，不仅经济发达，权贵云集，而且还是东汉时期的陪都。因此，流行在汉代的厚葬之风，南阳也是继洛阳之外的又一个厚葬之风炽热的地区之一，大量的汉代画像石墓出现在南阳一带也不难理解。
[1] 丁心敬、王沛悦、杨晓冰编著：《南阳地理》，2001年，未刊本。
[2] 南阳地理志办公室：《河南省南阳地区地理志》（豫内资料）1991年，第1页。
[3] 南阳地区水利志编纂委员会：《南阳地区水利志》，南阳地区水利局（内部发行），第9页。
[4] 韩玉祥、李陈广：《南阳汉代画像石墓》，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5] 韩玉祥、李陈广：《南阳汉代画像石墓》，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6] 武关道，以南阳为一端，联系关中平原和江汉平原关道，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成为秦楚之间的交通要道，途经长安、蓝田县、商州至河南内乡、邓州、南阳之间道路的统称。
[7] 丁心镜、王沛悦、杨晓冰编著：《南阳地理》，2001年，未刊本。
[8] 侯甬坚：《论唐以前武关的地理位置》，载所著《历史地理学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4页。
[9] 郭天江、刘振宇：《南阳的古代道路》，《河南交通科技》1996年第3期。
[10] 王文楚：《历史时期南阳盆地与中原地区间的交通发展》，《史学月刊》1964年第10期。
[11] 王文楚：《历史时期南阳盆地与中原地区间的交通发展》，《史学月刊》1964年第10期。
[12] 未化：《南召县发现猿人牙齿化石》，《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第2期。
[13] 张维华：《南召县小空山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
[14] 小空山联合发掘队：《1987年河南南召小空山旧石器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年第4期。
[15] 南阳地区文管会、文化局编：《南阳地区文物志》（一），未刊稿，1982年6月，第78页。
[16] 《河南南召二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1976年第5期。
[17] 张江凯：《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9期。
[18] 谭其嚷：《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19] 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66页。
[20]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4页，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
[21] 许倬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页。
[22] 《后汉·书儒林列传》中收录的经学大师，有洼丹、魏满、尹敏等三位为南阳人，这些大儒广收门徒，南阳治内郡有郡学、县有县学，还有兴盛的私学；《后汉书·樊宏阴识列传》载，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世号“樊侯学”的樊鯈，教授门徒前后达三千余人。
[23] 借鉴“工业区位论”概念，若将交通条件、资源环境及思想文化基础看作汉代考古学文化发展的一般区位要素，政治地位看作特殊区位要素，那么南阳无疑是当时最具发展优势的“区位单元”之一。参见阿尔弗雷德·韦伯《工业区位论》，李刚剑、张志人、张英保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2页。
[24] 参阅南阳地区地理志办公室《河南省南阳地区地理志》，豫内资料，1991年。
[25]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南阳北关瓦房庄汉代冶铁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1年第1期。
[2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鲁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鲁山望城岗汉代冶铁遗址一号炉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1期。
[27] 《泌阳发现国内罕见冶铁遗址其发掘和研究将推动中国乃至世界冶金史研究进程》，《河南日报》2006年8月3日。
[28] 王彦辉：《汉代豪民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
[29] 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39页。
[30] 郦道元著、王先谦校：《水经注》，岳麓书社2014年版，第434页。
[31] [美]费正清、[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秦汉史》，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32] 卜友常：《汉代墓葬艺术考述》，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12页。
[33] 《诸子集成》，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40页。
[34]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931页。
[35] 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