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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的南阳，与今天的南阳市大致相当。秦昭襄王三十五年时所设置的南阳郡，所辖包括今栾川、鲁山以南，汉江以北，西峡、均县以东，信阳、随县以西的地区。 [19] 汉代延续南阳郡制，除西北部的丹水、淅县在元鼎三年割予弘农，建武十五年又重归南阳外，郡境几无变化。 [20]
《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分三辅为六尉郡，河东、河内、弘农、河南、颍川、南阳为六对郡，置大夫，职如太守”。南阳作为当时的六个重要地区之一，是重要的特别行政区。《汉书·食货志》亦有云：“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汉书·地理志》：“宛，……有工官、铁官。”由此可见，在两汉时期，南阳在特殊的地理战略位置上，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此外，关于南阳农业的发展，许倬云先生有深入论述，认为南阳的雨水比关中地区充足，处于产稻区与产麦区交界的有利位置，气候条件更为优越，大规模兴修的水利工程又保证了农田的灌溉，使其很快成为继京畿地区之外的新经济核心区。 [21] 同时，随着地方教育的不断发展，南阳还逐渐成为儒学盛行、学术活跃的文化中心 [22] ，而西汉都会、东汉陪都的地位又使其一直处于两汉政治的核心地带 [23] 。
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经过长期的经济积淀，再加上春秋时期已经发展起来的冶铁业，南阳在秦代已经开始了它的腾飞。到西汉时期，南阳的经济已经是异军突起。此时的南阳郡无论是冶铁、农业还是商业，均已在全国出类拔萃，其郡治宛城，已与洛阳、临淄、邯郸、成都一样成为天下名邑。
（1）冶铁业
两汉时期，南阳是全国冶铁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正因为有了这样一项支柱产业，不仅改变了南阳一带的农业生产工具，提高了农业收入，同时也很大程度上成为推动南阳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迅猛发展的重要原动力。
南阳盆地铁矿资源较为丰富，据矿业部门调查，有中型矿床1处，小型矿床18处，矿点45处，主要分布于今南阳市桐柏、方城、南召、镇平、内乡、淅川、西峡等县。 [24]
根据目前考古工作者的考古发掘，南阳已发现冶炼作坊有桐柏毛集铁山庙、桐柏毛集铁炉村、桐柏固县镇张畈、桐柏黄小庄、方城赵河、鲁山黄楝树、鲁山西马楼、泌阳铁王、泌阳上河湾等九处。
铸造作坊3处。一是南阳瓦房庄遗址，位于南阳市老城区北关外瓦房庄西北，汉代应属宛县，总面积约28000平方米 [25] 。二是鲁山望城岗冶铁遗址，位于平顶山市鲁山县城南关与望城岗村之间，由东西两个岗地组成，北距护城河约500米，南距望城岗村约200米。现存遗址东西长约1500米，南北宽达500余米，面积近百万平方米。该遗址目前已经正式发掘了近2000平方米，发掘点主要集中在毛家村南和贺楼村南两个区域。 [26] 三是泌阳下河湾遗址，位于驻马店地区泌阳县马谷田镇南岗行政村下河湾村东，汉代属比阳县，该遗址南北长约400米，东西宽约300米，面积在12万平方米以上。 [27]
也正因为南阳铁矿资源丰富，为冶铁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南阳冶铁以及铸造的迅速发展，使南阳生产出的铁器工具销售到全国各地。根据近年的一些考古发掘资料，铸有“阳一”“阳二”“比阳”铭文的南阳铁器在其他地区不断被发现，其中陕西省永寿县和江西省清江县均有不同程度的出土。这些考古发掘资料说明当时南阳铁官生产的农具的销售情况，在中国的西北和东南地区也有远距离的销售。
（2）水利工程
南阳的冶铁业不仅为南阳的经济发展插上了一双翅膀，同时也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冶铁业的发展，除了改善农业生产工具外，对农业生产之外的其他行业也是一种巨大的改变。就以水利灌溉来讲，冶铁业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水利工程修筑的工具改良，为修筑大量的水利灌溉工程提供了保障。
根据近年的考古发掘报告，在南阳一带发现大量的汉代水利工程，其数量之大，在汉代诸多郡中，尤其是长江以北的郡中，数量名列前茅。说明在汉代时期，南阳不仅商业比较发达，其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十分先进的。
两汉时期南阳的水利工程，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总共发现27处，遍布南阳郡的各个县。有汉穰县西，今邓州市大西门外岔股路村北的六门陂；汉新野县，今新野县西北的邓氏陂；汉穰县北，今邓州市赵集镇堤南高村北的汉堤；汉涅阳县，今镇平县贾宋镇马河湾东北的严陵河水坝；汉安众县，今邓州市东北，新野县西北一带的安众港；汉朝阳县西，今邓州市刘集镇陈桥村西南钳卢陂；汉朝阳县北，今新野县西南，上港乡瓦亭陂一带的樊氏陂；汉堵阳县，方城县城关镇大凉亭村一带的堵阳陂；汉湖阳县，今唐河县上屯乡上下杨背之间的堰陂；汉湖阳县，今唐河县西南部一带的赵渠；汉湖阳县唐子山西南，今唐河县湖阳镇南的唐子陂；汉湖阳县，今唐河县南部龙潭镇韩庄北的汉垱；汉新野县北，今新野县沙堰镇的沙堰渠；汉安众县东部，今卧龙区陆营乡沐垢河下游一带的安众港；汉丹水县，今淅川县东南部丹江库区一带的阿堤；汉冠军县西北，今邓州西北的楚堤；今内乡县的郑渠；今内乡县东的上默河堰；汉舞阴县城东，今泌阳县西北羊册镇一带的马仁陂；汉宛县北，今南阳市北的上石堰；汉宛县东南，今南阳市东南的马渡堰；汉新野北，今新野县北白河故道上的蜣螂堰；汉新野北，今新野县沙堰镇一带白河古道上的沙堰；汉宛县东北豫山东，今南阳市东北独山东的豫山三十六陂；汉宛县的玉池陂；汉新野县北部的无名陂；汉新野县南部豫章大陂。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有了水利的保障，农业的丰收已经不是问题。这同时也为南阳成为富庶之地奠定了基础。这一大批农田水利工程的修建以及农田水利网的形成则极大地推动了农业发展，成为农业兴起最重要的内因。
（3）庄园经济
丰富的铁矿资源，促成了冶铁业的兴旺。而冶铁业不仅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也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也正因为如此，出现大量而且种类繁多的农用工具，这也为修筑大型的水利工程提供了强大的保障。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南阳地区占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它占“天时”，从气候方面来说，它属于南北气候的交界线上，既不属于北方的干旱气候，又不属于南方的多雨气候，小麦、水稻都可种植。其次它占“地利”，地下的矿藏，尤其是大量的铁矿资源为冶炼、铸造、生产、销售各种农用工具、兵器以及其他工具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所以说，冶铁业不仅影响了南阳地区的经济，同时也影响了南阳地区的农业，带动着汉代南阳庄园经济的发展。
庄园经济，是在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条件下，以地主庄园为单位的一种大地产制经济，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地主庄园，是汉代时期大地主阶层经营地产的一种形式，它以封建土地私有制下的大地产制为基础，以宗族组织为依托，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纽带，役使奴隶和依附民进行生产，开展农、林、牧、副、渔、工、商等多种行业的综合性经营，是一种自给程度较高的经济实体。另外，每个庄园一般都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人武装，负责保卫庄园的安全，是一种半独立化的准军事组织 [28] 。
汉代庄园经济是私有制经济的产物，井田制结束以后，土地开始私有化，极大地激发了生产力的发展。至汉武帝时期，为了快速发展经济，汉武帝把商业经济中的重头戏盐、铁、酒的经营权收归国有，从而促使社会资金流向地产行业，不仅炒作土地价格，还加剧土地兼并。与此同时，又促使农民开垦大量荒地。在某种程度上，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空前绝后的土地开垦热潮，为农业发展以及农业丰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所以说，汉代的庄园经济，是汉代崛起的一个物质基础。如果没有庄园经济，土地私有制经济进展步伐会慢一些；如果没有庄园经济，汉代的军事也不可能如此的强大，征服匈奴也是不可能的。
作为汉代经济重镇，南阳在庄园经济的发展中也毫不示弱，甚至起到了一个排头兵的作用。但南阳的庄园经济并不是从汉武帝时期一蹴而就的，而是在西汉后期元、成之际发展壮大起来的。
据文献记载，光武帝刘秀外祖父樊重就是南阳当时庄园主的代表之一，樊重主要活动在西汉后期元、成时期，他所经营的地产当时已经闻名于世。至樊宏时期，樊氏地产已经在全国颇具影响。《后汉书·樊宏传》载：“（樊重）世善农稼，好货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勤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阪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货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 [29]
又《水经注·比水篇》引司马彪曰：“（樊重）能治田，殖至三百顷，广起庐舍，高楼连阁，波阪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蠃梨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兵弩器械，赀至百万。其兴工造作，为无穷之功，巧不可言，富拟封君。” [30]
到东汉时，南阳庄园经济愈演愈烈，继承着西汉庄园经济的发展模式。此时的地方豪强势力更加炽盛，土地兼并问题势不可当，大量农民失去土地，从而使国家的经济利益受到严重损失。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光武帝刘秀下诏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也正是在这次检核过程中，南阳郡成为全国度田不实情况最严重的郡之一。当时，各郡向光武帝刘秀禀报度田情况，光武帝刘秀窃见陈留郡官吏的牍牒上有“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字句，使其实情暴露，太子刘庄向光武帝讲述了“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光武帝刘秀令人拷问陈留吏，结果正如太子刘庄所说。时宗室刘隆任南阳太守，与当时南阳大量的庄园经济主实施了弄虚作假、蒙骗皇帝的行为，后因其为开国功臣，刘秀免其一死，废为庶人。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南阳，庄园经济主之多，情况之复杂是难以想象的。建武七年（公元31年），刘秀任命杜诗为南阳太守，杜诗在上任的第二年就上疏提出要“退大郡，受小职”。并非杜诗谦虚恭卑，而实际上是杜诗在深知南阳庄园经济主兼并役使行为恶劣，自己也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所作出的无可奈何的政治选择。
南阳庄园经济的快速发展，造就了一大批富商大贾以及拥有万金的大庄园主。这批人在经济上得到满足之后，渴望政治上也有所作为，从而提升家族的社会地位，于是就凭着雄厚的经济实力踏入仕途。西汉文景时期，南阳张释之以钱财买官，后来官至廷尉；孔仅，冶铁有方，“致产累千金”，出任西汉武帝的大农丞，官至九卿。西汉末年游学京师长安的南阳人刘秀、刘隆、邓禹、卓茂、张堪、阴识等人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这些人在东汉建立之初纷纷成为东汉王朝的中流砥柱。
西汉时期，作为与长安、洛阳呈三足鼎立之势的南阳，一直受到西汉王公贵族的向往，据文献资料显示，西汉时期封在南阳的王侯约30个，其中出使西域的张骞被封为博望侯，王莽被封为新都侯等。南阳在西汉政权中，身份显赫者达13人之多，如张释之、孔仅、杜周、直不疑、杜延年等，他们为西汉政治社会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新莽时期，南阳人以刘秀家族为代表的庄园经济主纷纷登上政治舞台，扮演着新时代的开创者。首先是刘秀的族兄刘玄子为更始帝，其后是刘
、刘秀的起义军席卷全国，推倒了阻碍历史发展的新莽王朝，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推动着历史的车轮前行。
在此过程中，南阳人邓禹、刘赐、刘嘉、刘信、贾复、李通、陈俊、岑彭、杜茂、马成、马武、任光、吴汉等人既是刘秀的亲密朋友，又是刘秀的得力干将，与刘秀一起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了东汉王朝。因此，在东汉王朝中，南阳籍的功臣在中央政权居统治地位。正如《剑桥秦汉史》所云：“强烈的地方主义是整个这场内战的典型特征；光武帝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他家乡南阳郡的胜利。通过他，来自南阳的人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期中取得并保持显赫的地位。” [31]
正因为刘秀在南阳起兵，带领南阳家族成员和亲朋好友推翻王莽政权，造就了一大批新时期权贵。据不完全统计，东汉建国初期，南阳人任公的就有10人，九卿13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东汉初年担任大司马的南阳人吴汉，其任该职长达19年之久；其后南阳人刘隆担任该职7年。由此可见，在东汉初年，东汉的最高军事权一直控制在南阳籍的功臣手中，从这一点来说，南阳人对东汉政权的巩固做出了深远的贡献。
据《后汉书》记载，收录并被立传的南阳籍官吏达195人，其中任三公的27人，任九卿的38人，被封为王侯者120人。光武、明、章帝时期，南阳籍官吏有53人，和帝、灵帝时有51人。除此之外，南阳的外戚集团在东汉的政治舞台上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东汉195年的历史当中，有五位皇后均为南阳籍人，她们是光烈阴皇后、和帝阴皇后、和熹邓皇后、桓帝邓皇后、灵帝何皇后，这五位皇后影响东汉政治长达81年之久，几乎占据东汉历史的二分之一，深刻影响着东汉的政治走向。
在东汉历史上，从南阳走向东汉政治舞台的大官僚占据半壁江山，而且从东汉政治权力中心走向南阳的达官贵族也为数不少。根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时期7位公主、28位王侯被封在南阳。
《后汉书》中把南阳称为“帝乡”“南都”，从当时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来看，南阳确实比长安更为发达。如果我们今天审视历史地图，会发现，南阳、洛阳、长安，这三个城市呈现一个倒立的三角形，南阳正处在倒立三角形的交汇点上，向西410千米到达长安，向东220千米到达洛阳。在当时，南阳的影响力仅次于洛阳。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所言：“洛阳与南阳是东汉两个最大的中心城市。”这个第二大都市，又是东汉众多南阳籍各地官员辞官后返乡养老的居住地，所以说，南阳在东汉时期始终是政治炽热的一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