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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斯文化哲学思想十分独特和深刻，它的形成有着更为深刻的现实语境，与他所处时代的英国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密切相关，我们可以说，威廉斯的文化哲学思想完全是当时社会历史状况的一种反映，也是对这种社会历史状况的一种深入思考和深刻批判。“二战”后英国社会的状况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一是英国的衰落，二是“新左派”思潮的兴起，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威廉斯文化哲学思想重要的历史背景。
“二战”摧毁了人们对于文明的梦想。欧洲大陆和英国都受到这场战争的重创，昔日的辉煌已经远去，未来的图景也十分渺茫。英国著名女作家萨拉·沃特斯（Sarah Waters）的小说《小小陌生人》（ The Little Stran ger ）以独特的方式展现了这种状况。故事发生在1947年，在百厦庄园里展开。那是一个典型的英国田园风光的庄园，也就是19世纪的奥斯丁所描绘的那种庄园，安祥、美丽，处处散发温暖的情调，那是达西和伊丽莎白那样的上流社会的人们谈情说爱的好地方。但是在“二战”之后，在萨拉·沃特斯的笔下，那种美好的庄园，因为年久失修变得萧条破败，每个人都在这萧索孤寂的境遇中彷徨。《小小陌生人》宛如一曲时代的悲歌，成为战后英国的真实写照。
战后英国的衰落是多方面的。从经济方面看，英国受到重创，在世界发展中失去了领先地位，已经没有过去的那种辉煌。英国是工业革命最早的国家，曾领先欧洲和世界，成为世界工厂，并在全球范围内开辟了许许多多的殖民地。“二战”之后，英国传统强势的工业渐渐失去自身优势。美国推行的“马歇尔计划”也给英国经济带来重大影响，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成为世界经济新的霸主，英国对于美国的经济依赖越来越强。由于新技术的广泛应用，英国传统的产业结构也被迫改变。为了适应新兴的变化，谋求经济的重新振兴，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进一步扶持老牌工业的同时，又想方设法发展新兴工业。政府积极进取，采取许多措施，以适应变化了的新的产业结构。除了观念上的调整之外，政府制定和通过了不少法律法规，保护和促进新兴工业的发展，然而，结果却令人遗憾，这些措施没有收到预想的效果。英国工业革命取得巨大成效后，英国就长期以工业强国自居，但是由于工业居于主导地位，其农业一直处于薄弱地位，长期以来，英国人民生活必需的农产品，政府则主要通过进口获取。但是经历“二战”的洗礼带来的深刻影响和重大变化，英国对外的贸易逆差不断加大，不仅如此，而且它原有的众多的殖民地越来越少，过去那种从殖民地获取粮食的做法也无以为继，农业问题越发严峻，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粮食补给的危机成为一个现实问题。面对这种危机，英国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试图通过发展农业，以解决目前的危机。但是英国属于传统的工业国家，“重工轻农”一直存在，整个社会和大大小小的政府都难以改变这种传统和现实状况。农业改革虽然大力推行，但成果却未能如愿。
英国是老牌殖民国家，拥有庞大的殖民地帝国。但是1945年到1979年，英国殖民帝国逐渐瓦解，深刻地影响了英国的经济生活。在这长达30多年的历史中，英国经济一直发展缓慢。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情况稍稍好转，英国的经济迎来了一个好的阶段，有了相对平稳的发展。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经济发展虽然依旧缓慢，但一直保持着增长的势头，物质财富有了不错的积累，失业率也相对维持较低一些的水平，社会整体的消费水平呈增长趋势。问题出现在70年代中期。在这个时期，英国出现了更加尴尬的局面：从统计数据看，英国是发达国家中经济增长最慢的国家，贸易逆差也达到最高水平并且居高不下，英国货币的购买力迅速降低。
在这样一个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英国的工业快速下滑，改变了过去的工业结构，大批的产业都遇到了问题和麻烦，问题最为严重的是煤矿业、钢铁产业和纺织业。英国政府出台一系列方案，试图改变这种状况，摆脱困境，但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英国似乎已经无力回天，往日的辉煌似乎已经烟消云散，一去不返了。
经济领域出现的问题必然导致社会方面的巨大变化。事实上，“二战”之前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出现的一些问题，“二战”之后这些问题更加严重，使英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历史上，英国曾经出现过所谓“日不落”的局面，英国女皇也号称“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和印度女皇”。但是从1901年“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和印度女皇”维多利亚撒手人寰，昔日那个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国”的强盛时期也一去不复返，过去人们熟知的那个贵族社会消失了，英国社会出现很大变化，涉及各个阶层，传统道德与宗教信仰的约束力和规范作用不复存在，政府对人民失去了防范，放松了对于文化的严格管理，所有这些都为新思想、新学说的创生准备了条件，提供了方便。这种状况也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机遇，马克思主义能在英国传播开来，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在英国这样的国家是前所未有的。
资本主义经济的衰落及其所导致的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性问题。很多学者都比以往更关注现实社会，他们的研究重点也都转移到民生问题。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出现了一些激进的学者，他们对于当前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十分不满意，因此转向马克思主义，试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观察、分析和解决英国所面临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在英国因此得到长足进步，这是思想文化领域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但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浅薄化和庸俗化倾向等，有些甚至可以称为英国庸俗马克思主义。威廉斯非常重视这些问题，认为必须深入批判，肃清流弊。他的学术主题和任务之一就是对英国这种浅薄化和庸俗化进行反思和批判。
文化及其问题受到关注是另一个显著的变化。从发生学的视角看，这是不难理解的。从1945年起，经历战争严重创伤的英国赢来了一个和平时期。时代和社会都发生重大的变化，英国政府为了适应新的变化，工作重心迫不得已发生转变，经济重建成为当务之急，英国社会也随之发生重要变化，阶级矛盾有所缓解，工人运动逐渐走向低潮。经济政治社会的这种变化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们大多数从政治、经济领域的研究转到文化领域的研究，文化现象、文化问题和文化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一些问题也随着文化研究的盛行不断产生。所有这些都深深影响到威廉斯思想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威廉斯的文化哲学思想正是对这些社会文化现象和文化问题的一种回应。
威廉斯文化哲学思想产生和成熟于20世纪50年代之后，这与英国的社会现实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个时候英国的社会文化发生重要变化，思想运动也很有生气，威廉斯就是这些变化和思想运动的一个最为活跃的部分。战后英国的社会文化催生许多新的思想，产生了很多思潮，“新左派”、成人教育运动和文化转向是英国当时的三大社会思潮，这三个因素是影响威廉斯文化哲学思想的关键要素。威廉斯不仅受到“新左派”思潮的影响，他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从威廉斯的写作和教育活动来看，他是战后英国“新左派”的社会与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也是英国“新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战后英国的成人教育运动，它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条件，深刻地影响着威廉斯文化哲学思想的形成，并使这一思想具有了鲜明的英国特色和时代烙印。在学术活动和大学教师的职业生涯中，威廉斯还积极倡导成人教育，并亲自实施教育工作，对他来说，成人教育既是一种职业培训，更是一种文化启蒙。威廉斯在成人教育领域工作了十几年，这些经历对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意义，使这个工人家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对于大众文化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文化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深入研究，改变了法兰克福学派一直以来大众文化批判的方向，在大众文化研究中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方向。
然而，对威廉斯文化哲学思想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应当是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和文化思潮。英国思想界产生了一种文化转向，其推动者就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这种文化转向为威廉斯文化哲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思想环境，不仅如此，这种文化转向还成为他思想发展的原动力。文化转向是英国的一种文化思潮或社会思潮，塑造着英国文化研究和思想发展的鲜明特点，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英国学术和思想的一道亮丽的风景。从学术和思想发展的历史来看，英国的文化转向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20世纪的英国社会状况发生了很有大变化，与以往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可同日而语，在变化了的社会中，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过去那种单纯地以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为显著特征的统治方式披上了一层文化的外衣，渗透到大众文化之中，这是英国文化转向的深层原因。因此，大众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成为当时的一种思想潮流。从那个时候的状况看，当时知识分子文化研究的重要主题就是文化批判。这样一种文化转向，实质上是以大众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研究开始介入政治，通过大众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对资本主义及其社会的问题展开批判。以大众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为核心的文化转向，与当时盛行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不断交流、融合，成为现代英国学术的两大思想传统。
从思想和学术活动来看，威廉斯是英国现代学术思想中的两大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文化主义——的开创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威廉斯的文化哲学思想可以说是这两大思想传统的一种有机的融合。对这两大思想传统，威廉斯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有效的继承，在此基础上，威廉斯的文化哲学思想展现出两种重要的特质：一个是在知识层面上，创造了文化社会学的理论范式；另一个则是在哲学层面上，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威廉斯把二者结合起来，创造出新的思想范式，即一种新的文化哲学，在20世纪的学术和思想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这样一种新的文化哲学为武器，威廉斯对少数人或统治阶级代表和创造文化的文化精英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对文化领导权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确立了文化的大众化立场，确定和加强了文化在社会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文化社会变革和实现民主的强劲推动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文化的政治功能，把实现人类共同文化作为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目标。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在英国出现，这种社会思潮从学术对象到思想都具有十分鲜明的英国特色，因此，一般称为英国马克思主义或者“新左派”，我们这里把它称为“新左派”。英国“新左派”试图引入马克思主义观察分析和解决英国的社会问题，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认为并坚持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十分清楚的是，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无论“新左派”的构成多么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倾向，他们都强调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思想上，他们都坚持这一方向。不仅如此，那些“新左派”人士还都有明确的政治诉求，这使得英国“新左派”成为一种思想和政治相互融合的思潮。英国“新左派”的这种特点，与英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紧密相关。
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经历了一个不同于他国的独特历程。从历史上看，英国对马克思主义并不陌生。马克思虽然很早移居英国，在英国居住了很长时间。但是，在英国这样一个老牌工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播。这部分地因为英国具有深厚的经验主义传统，不仅在知识分子中间，即便是在英国大众的思想中，英国经验主义也是根深蒂固，这使大多数英国人一直对外来的思想理论持有一种抑制态度。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英国生活了很长时间，但他在英国的主要活动，也大多限于德国侨民这样一个小的圈子，和英国工人运动和英国一般群众很少接触，也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3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开端，马克思主义在英国开始得到很好的传播。这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造成的。在西方世界，法西斯主义不断膨胀，各国出现大的经济萧条，英国也置身其中，饱受其害。这样的现实撞击着英国知识界，一批知识分子相继转向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经验主义传统里撕开一个口子，开始迅速传播，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是，这种状况持续不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受到阻碍，在英国也渐渐失去最初的影响力。
进入20世纪50年代，形势很快发生变化。卢卡奇等人开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欧洲迅速传播，形成了一种强劲的潮流，出现了很多不同的流派，诸如法兰克福学派、德拉·沃尔佩学派和阿尔都塞学派等，这些学派从不同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有了新的发展，影响遍及欧洲很多国家。但是英国有很大不同，英国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少兴趣，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也不加重视。英国“新左派”思潮的兴盛，使英国人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状况大大改变，马克思主义在英国得到了很大发展。“新左派”运动的那些人物，无论他们曾经受到欧洲经济危机的打击，还是经受过残酷战争的磨难，他们都没有放弃希望和追求，向往繁荣、渴望和平，是这些经受苦难的人共同的愿望。这种强烈的愿望促使他们研究、探索，试图突破传统，寻找新的出路。不少人把目光转向了苏联。苏联欣欣向荣的发展，与国内萧条的经济形成鲜明的对比，经验主义的信仰开始动摇，在反思经验主义流弊的同时，他们转向马克思主义，有的甚至寄希望于共产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与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思想、观点和立场。当时的一些重大事件，如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匈牙利事件等，给英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带来了强烈震撼，他们开始怀疑苏联共产主义，认为英国绝不能实行这种共产主义，必须探索新的道路。他们认真研究，广泛讨论，创办刊物，思考马克思主义及其在英国的发展，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著作和理论，影响深远，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爱德华·汤普森的工人阶级史，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劳工史和农民问题研究，雷蒙·威廉斯的文学及文化理论，等等。这一批知识分子都具有极其深厚的文化修养和丰富的生活经验，也具有先进的思想和强烈的富国诉求，开创和推动了英国“新左派”运动，马克思主义在英国有了巨大的发展。
威廉斯与“新左派”有着密切联系，他既是这个运动的开创者，也是其有力的推动者，随着“新左派”的发展，他的文化哲学思想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从某种意义上说，威廉斯及其文化哲学思想就是英国“新左派”这样一场政治文化运动的直接产物和重要收获。
英国“新左派”都有他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他们大多都热衷于文化研究，这些构成了英国“新左派”思潮的两个重要特点。李庆本指出：“英国 ‘新左派’一方面不同意庸俗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另一方面也不满于法兰克福学派站在精英主义立场来研究文化的方式。” [1] “新左派”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认为统治阶级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同时也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文化，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化总是处在统治阶级的控制之下。因此，文化不是单单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它同时也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意志的表达，由于这样的原因，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性构成了文化的本质属性。英国“新左派”在深入研究文化特性的基础上，把文化的本质和功能揭示出来，在文化哲学的研究领域发起了一场深刻的革命。这就是所谓“文化转向”这个概念所具有的真正含义。
英国“新左派”的批判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表现为某种文化批判。要认识他们的文化批判，首先必须明确两个问题，一个是它与现代主义批判的联系，另一个是它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从英国“新左派”文化批判的内容和主题来看，它和现代主义的批判具有某种同源性和亲缘性，或者说具有某种逻辑的一致性。他们发现，所谓现代的社会危机，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的危机，必须进行彻底的文化批判，这与现代主义批判具有同样的思想旨趣。威廉斯强烈批判资本主义，他说，资本主义罪不可赦，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几乎扼杀了我们的整个共同生活”， 20世纪的人类生活非常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威廉斯指出，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的历史使人们看到，工业化社会为资本主义增加了丰裕的财富，但是资本主义财富的增加并没有使人民更加幸福，相反，它使整个社会陷入日趋严重的两极分化，使公民权利的不平等状态日益加剧。然而，这样的不平等也产生了一些积极因素，唤醒了大众的主体意识，为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支撑。英国“新左派”因此才能够把“大众”“大众文化”作为标识性概念，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文化批判理论，以便从文化批判的视角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揭露其种种弊端，提升“大众”的文化意识，以此来对抗资本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把大众文化从否定性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强调“大众文化”的工人阶级性质及其意义，他明确指出，这种大众文化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的，体现着工人阶级的利益和价值观念，是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一种民主斗争的形式。
从英国“新左派”文化批判的内容和主题来看，它不仅与现代主义批判具有很强的一致性，而且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强的内在一致性。在威廉斯所处的英国，社会历史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经济与政治的剥削和压迫依然存在，但是过去的那种尖锐性大大弱化，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被文化的超越性掩盖。资本主义的文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导致了文化危机，刺激了文化批判及其多样化的展开。可以说，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带有某种文化批判的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新左派”的文化批判以及文化转向与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点是内在一致的。
文化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有相当一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从政治经济批判转向文化批判，从文化批判的视角，认识和把握当代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当它从方法问题进而涉及实质问题时，就几乎倾全力于研究上层建筑了。而且，最常为马克思主义所密切关注的，拿恩格斯的话来说，是远离经济基础、位于等级制度最顶端的那些特定的上层建筑层次。换句话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典型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国家或法律。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 [2]
与此相应，英国“新左派”也大多关注文化及其问题，试图通过文化研究揭示英国的社会历史状况以及思想的任务，在彰显文化重要性的同时，从精英文化转向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和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以新的观念和方法理解和把握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因此，英国的文化研究及其重要贡献需要认真研究、深刻把握。邹赞认为，英国“新左派”的文化研究及其贡献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理解。“一是第一代新左派顺应时势地批判了斯大林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与误读，尝试还原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貌，并结合英国的知识传统和社会文化情境，强调人道主义和日常生活的意义维度。二是第一代新左派在超越 ‘基础—上层建筑’机械模式的基础上重新界定文化的位置，激活了文化的社会实践意义与介入功能，某种意义上说，新左派运动就是一种运动行为。三是以霍加特和威廉斯为代表的英国新左派再度发掘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推翻 ‘文化—文明’传统设置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森严壁垒，建构起一个整体的、日常的有机文化定义，为60年代的机制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四是英国第一代新左派运动既反对建立在实证主义、普世论与客体化基础上的美国领导权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又十分关注英国本土的民族身份与文化认同，试图将一套清晰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从而促成了一种别具英国特色的文化马克思主义。” [3] 英国“新左派”作为当代西方最重要的学术思潮之一，创造了新的文化阐释模式，对文化理解和文化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学术和思想发展史上的一笔丰富遗产。
在这一点上，我国学术界高度一致。张亮也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指出：“作为英国二战后最重要的思想运动，“新左派”运动为当代英国思想留下了一笔巨大遗产。首先，活跃在当代英国思想舞台上的重要左派思想家都出身于“新左派”运动，他们的思想都以各种方式受到“新左派”运动的深刻影响。其次，“新左派”运动提出了许多重大观念，如今它们已经演变成文化研究、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重要理论主题。最后，“新左派”运动为英国左派政治想象引入了一些新的主题（如英国治理的非集权化、强大的市民社会的重要性等）。” [4]
威廉斯虽然是英国“新左派”的创始者和推动者，但是“新左派”的发展及其思想方向对于威廉斯来说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在许多方面促使威廉斯不断总结、反思，最终建立起一个新文化哲学范式，为20世纪学术和思想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