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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是20世纪最富独创精神的学者之一，在20世纪的学术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他拥有多种头衔或称号，诸如文化学家、文化史家、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威廉斯自己更喜欢这个称号）、英国“新左派”（及其代表人物），等等。他的写作涉及现实生活问题和人类文明成果的诸多方面，覆盖了众多领域，从不同角度对文化与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与那些囿于象牙之塔、制造专门知识的职业哲学家不同，他注重学术，但他更注重现实，他的每一部著作都有很高的专业水准和强烈的问题意识，在人类思想史上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
身份、认同、社会主义决定了威廉斯的文化理论以及文化与意识形态研究的性质和意义，成为他独具特色的文化哲学的基础。不少研究忽视了这一方面，把威廉斯降低为一个一般意义的文化研究者或文化理论家，以至于遮蔽了他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研究的真正意义。
在威廉斯看来，文化是我们所处时代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加以解决。文化是我们的一整套生活方式，具有基础性地位，它不是被决定的东西。这种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的文化，与其时代的政治是密不可分的。阅读威廉斯的著作时，人们普遍地感到这些著作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它们对于当代问题的思考，不仅如此，而且这些思考大多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发现了这个特点，他指出：“在威廉斯的著作中，内含的一个观点是：工人阶级的文化一向是，并且仍将是民主的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真正体现者。” [1] 威廉斯重要学术成就的突出特点就是他始终把思想的重点放在那些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民众的生活境遇中，为他们的地位、尊严及其政治利益而奋斗。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个坚定的战士，试图通过“文化”问题的研究及其解决，反对或校正资本主义体制下那些不公正、不正义的现象。
雷蒙德·威廉斯是英国“新左派”的领军人物，也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这个简单的判断指出了威廉斯的身份特征，但只是抽象地传达了一些信息，还不能说明他是什么人，也没有展现他的丰富性。关于威廉斯，英格里斯（Fred Inglish）在为他所写的传记中有一段令人眼花缭乱的精彩描述。英格里斯以列举的方式展示威廉斯的多重身份：乡下人、工人、社会主义者、知识分子、作家、批评家、激进分子、民主党人、铁路工人的儿子、平凡的父亲、热情的倡导者、冷静的评判员、热忱的朋友、冷淡的老师、男权主义者、平等主义者、欧洲威尔士人、剑桥教师、孤独者、巴黎公社之拥护者、健谈的朋友、高尚的沉默者 [2] ，等等。这个无与伦比的清单在展示威廉斯丰富性的同时，也突出了他多重身份背后的一个坚硬内核——明确的社会主义政治立场。
威廉斯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写作并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著作，展现出非常开阔的学术视野与相当广泛的研究领域，在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语言学、影视学、文化理论、文学批评以及小说与戏剧的创作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和建树。其主要学术著作有：《文化与社会：1780—1950》（1958）、《漫长的革命》（1961）、《传播》（1962）、《现代悲剧》（1966）、《乡村与城市》（1973）、《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1974）、《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1976）、《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77）、《政治与文学》（1979年）、《唯物主义和文化中的问题》（1980）、《文化社会学》（1982）、《走向2000年》（1983）、《社会中的写作》（1984），等等。另外，威廉斯逝世以后，后人整理了他的两部文集《希望之旅的资源》（1989）和《现代主义的政治》（1989）。除了学术专著，威廉斯还发表过数百篇论文和多部小说、剧本，如长篇小说《边境》（1960）、《第二代》（1964）、《志愿者》（1972）、《为马诺德而战》（1979）、剧本《科巴》（1966）、《乡村来信》（1971）等。
这两份清单从不同的侧面比较丰满地描述了威廉斯的形象，也揭示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就是他的工人阶级出身这一身份所具有的决定性的意义。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是威廉斯的政治立场和学术立场，也是他的写作和思想的意义和价值的源泉。在当代学术研究中，那些怀有学术至上观念的人，常常忽视甚至故意隐瞒某位思想家的身份或立场，仅仅讨论他的所谓“思想”或学术，写下一篇一篇的文字，大大遮蔽了意义或价值，这已成为当代大量无意义写作的根源所在。
威廉斯出身于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当地的一名铁路信号员。他的家乡是一个矿村，地处威尔士和英格兰接壤的边境。乡村生活给予他很多东西，成为他日后批判剑桥和城市文明思想的基础。威廉斯的父亲和祖父都赞成和支持工党，积极投身工人运动。他父亲后来还成为当地工党的负责人。威廉斯自少年时代就受到家庭政治氛围的强烈影响，经常参与工党的一些政治活动，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开始并一直密切关注工人阶级的现实处境和社会状况。1937年，世界青年大会在日内瓦召开，威廉斯16岁时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一个重大收获就是在日内瓦买到的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思想。就在这一年，他撰写了一篇评论，激烈地批判英国政府及其支持者，揭露他们的欺骗行径。这篇评论充满了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也展现出威廉斯超出常人的识见和才华，曾经在当地轰动一时。在威廉斯读中学的时候，他还成了一个左派读书俱乐部的成员，为当地工党候选人做过积极的工作。
1939年，威廉斯获得一份奖学金，这使他有了进入剑桥大学学习的机会。在剑桥大学，威廉斯就读于三一学院。不久之后，威廉斯加入了社会主义俱乐部，还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学生支部，并成为这个支部的重要成员。剑桥生活给他带来的感受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他大开眼界，从偏远乡村和下层工人阶级进入中上层社会，开始体验一种精英文化生活；但是这种变化和精英文化生活也给他带来不少麻烦，他很难甚至不能适应这种氛围和生活，他曾经熟悉的乡村和工人阶级生活不断地涌现于他的脑海，并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经常回望他那丰富多彩的乡村生活和工人阶级的美德。这种心理状态及其后果，在他后来的生活和学术中反复出现，一直发挥着深刻的影响。威廉斯始终关注工人阶级，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他长期致力于成人教育、积极参与创办《新左派评论》，都与这种心态及其后果有关；而他那独具特色的文化理论及其研究也与此密切相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引起威廉斯的高度关注。1941年7月，他应征入伍，在英军装甲护卫师任坦克连上尉。他在战争中有较好的表现，编过军队报纸，并开始关注军队中开展的成人教育工作，诺曼底登陆时还在一支小分队担任指挥。1945年10月他重返剑桥，继续大学学业，开始研究易卜生的戏剧，并就易卜生戏剧写作毕业论文，获得学位。威廉斯积极投身成人教育事业。1946年9月，他作为一名指导老师加入牛津大学校外成人教育班级委员会，并在牛津工人教育协会的成人教育班上担任教师，主要讲授文学课程。1947年至1948年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值得一提就是《政治与文学》杂志的诞生，创办者就是他与沃尔夫·曼考维兹（Wolf Mankowitz）和克里夫德·克林斯（Cliff Kerslin）。也就是从这个时候，他对文化问题开始进行系统的研究。进入50年代，英国思想界变得活跃，英国“新左派”异军突起，他成为“新左派”的一员，积极参与创建《新左派评论》。《新左派评论》大量介绍卢卡奇、葛兰西、布莱希特、萨特、戈德曼、阿尔都塞、本雅明等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著作和思想。《新左派评论》的工作和研究，深深地影响了威廉斯，他思想的重大转变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1961年，威廉斯接受一项任命，成为剑桥大学基督学院英文系讲师，正式开始了大学教师的职业生涯。1972年年底，威廉斯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教授，专业领域是政治科学。美国的生活深刻影响了威廉斯，他置身于与英国截然不同的美国“电视环境”，他研究和撰写了《电视技术和文化形式》，系统地研究新兴电视媒介。新兴传媒引起他巨大的兴趣，直到晚年，传媒都是他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1974年，威廉斯升任教授，此后他一直在剑桥从事教育和研究工作。但是他对剑桥的某些现象或精神氛围没有留下什么美好的印象。他的学生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纵论雷蒙德·威廉斯》中对此做过生动的描述。伊格尔顿说，“他的长相和说话不像一个大学教师，更像乡下人，热情而质朴，与上流中产阶级一贯的那种乖巧而简慢的作风形成很大的反差。他对教员公用室里上演的那些漫不经心的恶作剧一直很不习惯，甚至多年以后，在为F.R．利维斯写的一篇出色的讣告中，仍然说剑桥是 ‘世界上最粗野的地方之一’……到处听到冷酷、卑鄙、残忍的语言” [3] 。伊格尔顿还说，与剑桥相比，威廉斯总是觉得哺育他长大的那种文化更可贵。伊格尔顿这里所说哺育威廉斯长大的那种文化就是他曾经生活过的乡村。这也是威廉斯在《城市与乡村》这部著作所讨论的那个乡村，它具有独立的文化和价值，威廉斯强调那个乡村的重要性，并不是出于一种乡愁或怀旧，他所肯定的是一种与城市平等的独立的文化和价值。这是一种认同。对于威廉斯来说，这种认同极为重要，是他学术和思想的一个核心的部分，那就是工人阶级及其互助和团结。诚如伊格尔顿所说，威廉斯青少年时期经历的团结互助的工人阶级生活对他产生了极大影响，对他思想的形成是决定性的，事实上，他整个的政治追求都得益于这种影响。
工人阶级出身决定了威廉斯的政治认同——社会主义。从青年时代到老年时代，虽然经历不少变化，但一直贯穿始终。威廉斯对社会主义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和理解，他认为，社会主义如果要实现自己的目标，那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成功地描述了社会文化的重大变革，二是真正参与到社会文化重大变革的过程之中。因此，研究社会文化既可以建构新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同时更能够在内容和形式上丰富文化研究。这与他的“共同文化”理想十分一致。威廉斯晚年提出一种“共同文化”（common culture），把这种文化与追求民主与平等的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从而赋予其一种明确的政治价值取向。
威廉斯对英国早期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于欧文、莫里斯、托尼等人的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分析，在研究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威廉斯对利维斯主义的精英主义文化观提出了批评，并以此为基础为英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发扬寻找出路。除了理论批判以外，威廉斯还把文化研究深入到实践中，考察工党、合作社、工会等“民主机构”的实践活动中出现的文化问题。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威廉斯提出一个重要观念：文化不只是智识与想象性作品的总和，实质上也是整个生活方式。由此，威廉斯摆脱了传统文化观的束缚，极大地创新了文化理论，文化不仅具有了社会实践性，而且具有了政治性或某种阶级属性，而威廉斯对于工人阶级文化的肯定正是这一文化观念的必然结果。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文化才从被决定的状况下解放出来，成为“社会的真正基础”。在《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中，威廉斯指出，工业革命以来，工人阶级一直都在生产文化，但这种文化绝非狭义的文化，这是由他们的特殊地位决定的。不管是在工会和合作社运动中，还是在政党里面，工人阶级生产的文化都具有集体性民主机构的性质。这就是说，工人阶级文化是一种大众文化，具有一种强烈的社会性的、共同的集体观念。威廉斯认为，这种工人阶级文化或大众文化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平台，充分地表达了民主、平等、自由的观念。而且更进一步说，这一平台还为第一个社会成员提供了参与文化生产的机会，使共同文化的发展成为可能，民主、平等的观念和价值由此深入人心，大大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最终使社会主义文化的理想成为一种社会实践。
文化在威廉斯那里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和价值，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他的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贯穿始终。不仅如此，文化也是一个“主要武器”，威廉斯以此反对英国传统的精英主义文化，并通过大众文化的发展走向他所期望的共同文化。对威廉斯来说，文化研究不仅是一种学术方式，更重要的它是一种实现民主理想和社会主义的重要途径。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可以把威廉斯的社会主义大致理解为这样一种思想方式或策略，即通过文化研究或文化批判消除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一些弊端，并以文化的方式促进带有平等、民主政治理想的社会主义的实现，从而使大众或工人阶级获得社会生活中的一种“主体地位”。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威廉斯把文化放大到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东西，强调社会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必须在这种变化及其过程中考察社会的各种要素，考察这些要素呈现的文化现象，使文化从“被反映、被决定”的从属地位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决定性要素，成为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种基础。对于威廉斯来说，重要的是正在兴起的大众文化或工人阶级文化及其诉求，它是精英主义文化的实际对立面，文化斗争就是要以这种大众文化反对精英主义文化，以便争取和实现文化领导权。威廉斯认为，作为总体和作为个体大众或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是至关重要的，这种主体意识的觉醒在文化斗争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威廉斯在文化和社会主义研究中发展出一种新的方法，一方面重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整体结构，另一方面又重视作为主体的大众的主体性，二者的结合，在某种意义上纠正了单一决定论的某些弊端。这种在描述社会结构的基础上突出和强调个体主体性的致思方式，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威廉斯的学术涉及众多领域，他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但他最重要的贡献还是文化理论及其文化研究。他的文化研究和文化理论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跨度，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和因素，并有清晰的脉络、逻辑和价值目标，构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哲学。只有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才能真正理解他各个不同时期，从各个不同角度进行的文化研究。就文化哲学来说，威廉斯至少在三个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即大众文化理论、“文化革命”和文化唯物主义。
文化概念。威廉斯认为，“文化”是英语中最复杂的两三个词之一，具有多义性，文化概念因此十分模糊和含混。文化是人文社会科学普遍关注的对象，但不同的学科领域、不同的思想脉络对于“文化”有着不同的定义。在《文化分析》中，威廉斯指出，文化一般有三种定义。第一是理想的（ideal）文化定义。这个定义表明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这种完善的状态或过程以某些绝对或普遍价值为根据。如果采纳这个定义，那么，文化分析就是对生活中或作品中构成永恒秩序或普遍人类状况的价值的一种发现和描写。第二是文献式（documentary）文化定义。这个定义表明文化是一个整体，它由智力和想象力的作品构成，它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保留了人类的思想和经验。在这种定义之下的文化分析实际上就成为一种批评活动，人类思想、人们的各类体验和经验的形式与惯例，包括语言上的一些细节问题，等等，都通过这种活动加以描写和评价。这种批评涉及范围很广，意在发现、阐明和评价“世界上构思和写得最好的作品”，同时也对传统发生兴趣而走向一种历史批评，也就是说，这种文化分析在分析某个特定的作品时，试图通过历史批评把它与特定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关联起来，彰显人类的思想和经验。第三是社会的（social）文化定义。在这个定义之下，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以及对这种生活方式进行的描述，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分析实际上就是对这种特殊生活方式的阐释，重在发现其意义和价值。它一般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是阐释和揭明艺术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是阐释和揭明与这些艺术密切相关的那些日常行为和制度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威廉斯提醒人们，对这些特殊的意义和价值进行深入研究，并非为了通过比较的方式建立一种标准，而是要在社会过程的发展中考察这些特殊的意义和价值的变化及其变化方式，进而发现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或“趋向”，从而总体上更好地理解文化和社会。 [4]
文化是一整套生活方式。这是威廉斯文化理论和文化哲学的核心观念。“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这一命题最初不是威廉斯提出的，它的发明权应当归于诗人兼文艺批评家的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然而有趣的是，艾略特虽然提出了这个著名命题，但他没有真正把握“整体的生活方式”的意义，或者换句话说，他对整体的生活方式的理解是偏颇的。艾略特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和文化精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把文化仅仅理解为艺术和哲学之类的东西，而这些艺术和哲学之类的东西转化为运动、食物和哥特式教堂等宗教生活的规仪和行为，就是他所说的整体的生活方式。威廉斯扩展并改造了这一命题，赋予它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含义。不仅如此，而且威廉斯还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方式，即通过“关键词”方法描述和展现那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在《文化与社会：1780—1950》这部影响很大的重要著作中，威廉斯选取“工业”“民主”“阶级”“艺术”四个概念作为核心范畴或“关键词”，通过不同的代表性作家的用法，描述了它们在历史进程中意义的变化，展示出与这种变化密切关联的文化现象，生动再现了1780年至1950年英国近两百年的文化史。
工业革命是威廉斯特别关注的重大历史事件。威廉斯指出，工业革命改变了一切，给社会历史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文化观念的嬗变与更新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但是，工业革命也产生了诸多负面现象，其中之一就是工业主义的出现。工业主义不断演化，严重扭曲了社会关系，迫使人性进入一种全面异化状态。正因为如此，威廉斯认为，工业主义及其后果必须成为文化研究的批判内容。
艺术是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艺术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充满了想象，作为文化的表征，是人的心灵和精神的守护者，它总是以积极的方式不断促使人性走向完美。威廉斯指出，在工业革命这一历程中，还有国家和民主两种政治制度，它们作为在工业革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政治制度，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使其免于工业主义导致的过多的破坏。因此，文化中交织着两种力量，一种是艺术，它是一种内在力量；另一种是国家和民主，它是一种外在力量，二者相互促进、共同作用，成为人性完美发展的动力。文化的目标或终极目的就是使人性不断向着完美的方向发展。
工业主义的另一个负面作用就是阶级对立的形成，精英文化在此基础上不断壮大，则逐渐发展成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和自身统治的工具。与此同时，作为精英文化对立面的大众文化也在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发展。大众文化彰显一种新的文化理念，实现并表征着新社会的发展方向。
威廉斯通过这种关键词方法和关键词研究，揭示出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中文化的变化及其本质性特征。威廉斯指出，“文化”这个概念的意义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改变，最初指的是“心灵的普遍状态或习惯”，后来不断演变、发展，成为“包括物质、智性、精神等各个层面的整体的生活方式”。在威廉斯那里，文化概念具有四个方面含义。
第一，文化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首先表明，文化不仅仅是观念或某种艺术形式，文化就是人们现实的社会生活。经济、政治、意识、语言等构成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总体，文化存在于这种社会总体之中或者就是这种社会总体自身，作为这种社会总体的文化总是通过包括艺术、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和宗教等在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这样的文化概念，对工业主义造成的物质与意识、肉体与灵魂之间的撕裂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同时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模糊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绝对界限，把文化提升到社会实践的决定性地位。由此可见，威廉斯的文化理论及其文化研究实质上就是对工业文明的一种反思和批判，试图通过文化摆脱工业主义造成的普遍困境。这种视野下的文化既是一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整体，而文化变革也是一个过程，也是整体性的。事实上，文化就是这种观念以及它所中介的行动及其整体性的社会后果。
第二，文化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强烈地指示着文化的一种社会性本质。在上面的段落中，我们曾以提到威廉斯的三种文化定义以及与其相应的文化类型：理想的文化把文化规定为一种人类追求完美的活动；文献式文化把文化规定为一种人类的智力和想象活动，其结果就是某种作品；而社会的文化则把文化规定为一种现实生活，它既存在于艺术和知识的观念形态之中，也同时存在于社会制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更表明了文化的社会性本质。显而易见，威廉斯的这种文化观念突破传统的文化概念，文化因此不再局限于艺术、文学和其他形式的知识生产之中，成为某个历史时期人们全部的现实生活，成为社会生产过程、家庭和社会组织的活动共同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文化分析从此不再是某种文本研究，而成为一种发现与阐释，目的在于描述和阐发一个历史时期的生活方式及其意义和价值。
第三，文化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根本上传达出一种文化平等的强烈诉求。整体的生活方式所表达的就是所有社会成员的现实生活，为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所共同创造，也为他们所共同拥有，作为这种生活方式的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共同文化，这是威廉斯后来倡导的一种文化观念。
共同文化是威廉斯的一种文化理想，目的在于超越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及其意识形态，以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把所有社会成员纳入其中，在为大众文化争得地位的同时，达到一种文化平等的状态，为实现民主开辟道路。但是，威廉斯的共同文化曾经遭到一些批评，有人认为它消解了斗争性，而且很可能会影响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利益。比如他的学生伊格尔顿认为，把文化局限于艺术和智力生活，很有可能会排除工人阶级；而把文化视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则可能无可避免地怀有强烈的政治动机，因为一旦把文化概念扩展而将工会和合作社之类的机构包括在内，那么就可以合法地认为，工人阶级已经产生了一个完整而复杂的文化。
第四，文化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表明了文化的特殊性、多样性以及二者的统一。文化作为生活方式总是存在于特定民族之中，并因此具有鲜明的地域或种族特征。这与赫尔德的观念具有相似之处。赫尔德认为，文化不是一种关于普遍人性的宏大叙述，相反，文化是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它是具体的和独特的，因为赫尔德强调每一种生活方式的不可替代性，认为它们都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与赫尔德大致一样，艾略特也强调这种独特性，他认为一个民族最具有代表性的活动和爱好是完全独特的，这些活动和爱好就是“文化”。威廉斯认为一种文化是整个民族的产物。他指出，每一个民族都处在不同的地区，有着属于自己的环境、语言和风俗，这些都是独特的，决定了他们同样独特的民族经验和情感，形成了民族自身的生活方式和民族自身的历史，而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的文化具有这种鲜明的民族性是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
文化是平常的。文化的平常性是威廉斯文化理论又一个独特内涵。威廉斯认为，很多人对于文化存在着一种误解，威廉斯说，这些人听见“文化”这个单词时最为典型的反应就是伸手去拿参加舞会的服装。他们的错误就是误解了文化，因为他们把文化理解为节日和假日的事物与活动，而没有把文化理解为普通的东西。这种对于文化的理解是简单化的，它根本不是真正的文化。在威廉斯看来，真正的文化是平常的、普通的。这就是文化的平常性，这种平常性与文化作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这种文化观念密切相关，是它的一种必然结果。正是因为文化是普通的、平常的，它才可能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实际经历，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个体才能真正置身其中并加以创造。艺术、智识、文学批评、历史批评等作为文化的形态或表征，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掌握或创造的，但它们绝不能代表全部文化，它们只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一部分文化遗产。威廉斯认为，事实上，文化遗产及其“意义和价值”是在代代相传的日常生活中慢慢铸造而成的，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置身于体制和习俗之中，他们的经验甚至家庭记忆等，都是文化遗产的一个部分。
“文化是平常的”，这个关于文化本质的一种理解，曾经遭到一些质疑或批评。伊格尔顿认为它过于抽象和空洞，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则批评它削弱了文化的革命性，阿诺德甚至更直率地认为它根本就不具有革命性。虽然受到一些批评，但是这个关于文化理解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其重要性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理解。首先，它意味着文化观念的一种转变，与精英主义的文化观念及其传统分道扬镳。其次，它为大众文化打开了方便之门，大众、大众文化和工业社会及其文化问题等，才可能得到关注和思考，从而进入思想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大众文化理论。最后，它具有一种强烈的现实指向，一旦承认文化的这种平常的、具体的特性，就必然以文化研究的触角伸向大众的生活，工业化及其相关的文化问题才能真正地进入思想，而成为理性研究的内容和理性反思的对象。
大众文化理论的崛起。威廉斯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重新思考“大众”，并根据时代变化理解“大众”的内涵，从而导致大众文化研究和大众文化理论在文化研究史上的重大转向。在《文化与社会：1780—1950》这部著作中，威廉斯深入考察了文化与社会及其内在关联。威廉斯发现，“大众”的产生是工业革命的一种结果，“大众”的出现几乎与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壮大是同一个过程。威廉斯清楚地认识到，随着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发展，英国社会及其社会生活发生许多重要的变化，工人阶级不断成长，随之而起的文化现象变得越来越突出，其阶级意识和文化意识也在形成或觉醒。而大众传媒文化的兴起，又在新的语境中促进了这种阶级意识和文化意识的发展。在现代生活的语境下，大众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工人阶级文化——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突出的甚至是主要的文化现象，在文化生产和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这样的认识，威廉斯深入地研究所有这些新兴文化形式，诸如大众文化、通俗文学、传媒电视等，重点分析了大众文化的兴起以及大众文化经验及其重要意义，纠正了当时流行的文化研究轻视大众文化的作用、意义和价值的偏颇观念。
大众与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工业社会及其文化问题、电视、传媒以及以技术为媒介的文化等都是大众文化的体现，也都是威廉斯深入讨论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彰显着威廉斯的文化理念及其特征：文化是一整套生活方式，文化是平常的，文化是具体的，文化是通俗的，文化是现实性的。大众和大众文化的面貌和边界逐渐清晰，其意义和价值也不断呈现出来。大众文化登上历史舞台，其意义是深远的。文化是永恒的或超越的？文化是否具有某种阶级属性？如果抛开这些不论，但至少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文化带有某种政治性，或者确切地说，文化是政治的。一直以来，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Baron Giddens）等人都十分强调文化是政治的这一观念，这是英国文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对于威廉斯来说，文化也是政治的，它在更深的层次上表征着对于大众或工人阶级某些价值的一种政治认同。
重视大众文化或工人阶级文化经验，是威廉斯独树一帜的文化理论的鲜明特征之一，这也使他的文化理论具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实践品格。物质构成、组织结构、家庭活动、阶级趣味或个体经验等作为各种不同的要素构成总体的生活方式，彰显着大众文化及其文化经验，成为他文化理论中的核心内容。这一新的理念及其蕴含的实践性，使威廉斯最终改变英国的文化研究传统，走向一种新的文化理论或文化哲学，即文化唯物主义。
文化唯物主义：一种新的文化哲学。文化唯物主义是威廉斯文化理论和文化哲学的核心，包含着一系列论题：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文化的物质性；文化分析、文化功能——感觉结构；文化类型——工人阶级文化或大众文化；文化领导权；“文化革命”；走向共同文化等。这些问题和内容，体现着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的独特方法和深刻的思想特征，即政治与文化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思维方式及其文化研究的现实关怀和政治诉求。很多研究忽视这个方面，把现实性的文化唯物主义变成了生硬、僵死、抽象的概念分析，把英格里斯所描述的那个斗士般的威廉斯变成了一种幽灵般的存在。
文化唯物主义是威廉斯文化哲学的标识性概念，它针对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理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一种新的文化理论或文化哲学。威廉斯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全新的阐释，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马克思进行了明确论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5] 。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马克思的这个思想表明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其核心之点在于：经济事实构成了一个社会阶段的经济基础，人们必须从经济基础出发考察由经济事实中介或决定的政治的、权力的和道德的观念及其意识形态的诸种形式，只有如此，才能科学地认识这些观念和意识形态及其本质。如果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可以说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一种社会文化观。
威廉斯虽然也主张一种社会文化观，但他反对“决定论”。威廉斯认为，“决定”一词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是一种否定，否定了外在于人的权利或神话的抽象性意识的存在，主张在人们的现实关系和实践活动中考察“决定”及其作用。但是，后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教条主义的理解，他们把“决定”仅仅看成一种机械论的东西，认为经济基础直接决定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而在一定意义上否定了人们的主体性以及思想、意识的能动作用。威廉斯认为，这种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威廉斯认为，“决定”这个词的一般含义是“设定限制”，庸俗马克思主义对“决定”的理解与此完全相悖。威廉斯坚持要从人们活动的实际联系中去理解和认识所谓“决定”及其作用。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威廉斯并没有否定“决定”这个概念，事实上，他十分强调“决定”概述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威廉斯指出，没有某种决定概念的马克思主义是毫无价值的，而拥有太多决定概念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彻底无能的。
威廉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根本性问题集中在对“基础”的理解和阐释之上。他在研究中发现，马克思所讲的引起社会变化和发展的基础不是仅仅指经济范畴，而是指生产活动。马克思认为，这种生产活动是实践性的，只有这种生产活动而不是单一的经济范畴或经济事实才能成为社会历史变化发展的基础。威廉斯指出，马克思想要告诉人们的是，重要的是物质生产本身，但是不能把这种物质生产看作一般的范畴，必须把它看作一种实践性物质生产活动，根据一定的历史条件加以考察，才能理解和把握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威廉斯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这种物质生产活动是不断运动变化的，正因为如此，他所讲“基础”就不可能仅仅指一种单一的经济状况，而必须是一种或一些活动，而且这些活动是人们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威廉斯指出，这样一来，我们对“基础”的讨论，就不是讨论一种或一些经济事实，而是讨论一个过程或活动。因此，不能认为这个过程就具有有些人所认为的上层建筑所具有的那些不变的属性。威廉斯认为，必须把“基础”理解为一个动态和矛盾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和理解“基础”的内容及其真正内涵。威廉斯指出，马克思使用“基础”与“上层建筑”这对概念，事实上只是一种比喻，目的在于表达一种结构性关系。因此，“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就是一种结构，用来描述和说明观念和事物之间的那种内在联系。我们看到，在这样一种结构中，一定的“基础”与“上层建筑”都是历史性的，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威廉斯认为，我们还必须看到，“基础”与“上层建筑”在社会历史的不同阶段，它们所指涉的东西可能会“倒置”：这个历史阶段的上层建筑，在另一个历史阶段就很可能成为物质性的“基础”，这是威廉斯最具独创性的观点之一。
对于“上层建筑”这个概念，威廉斯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解。马克思曾经有过一个观点，认为“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了整个上层建筑。马克思的这个说法，容易使人把上层建筑理解为文化或意识形态。威廉斯认为，“上层建筑”的概念具有三种不同含义：其一指反映现实生产关系的法律和政治形式，其二指特定阶级的意识形态，其三指变革现状而进行的一切努力和实践活动。
必须重新阐释和理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威廉斯认为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现代主义的弊端。现代主义最大的弊端是它所带来的经济至上、经济决定论以及经济对人的控制，必须彻底批判和清除。对现代主义的这种激烈态度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他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的重新阐释。二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的理解上所导致的问题，即教条主义和机械论，它们僵死地把决定论局限于单一的经济事实之中。因此，必须清除经济至上主义或经济决定论。威廉斯认为，社会生活是整体性的，事实上，人们经济生产的实践活动中的生活经验是至关重要的，它们已经升华通过观念的形式存在，并且与人们的物质活动贯穿始终。因此，物质性并不仅仅是现代主义或庸俗马克思主义眼里的经济事实或经济活动。不仅如此，而且“上层建筑”也绝不仅仅是一些观念，它还包括各种制度机构和实践活动，而所有这些都具有某种物质性，也因此具有某种“基础”性地位。由此可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相互渗透甚至是可以倒置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威廉斯认为，要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来代替“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创造一种新的文化理论或文化哲学。由于在恢复和坚持文化的物质性的同时坚持和强调对文化和社会的总体性把握，导致威廉斯走向一种新的文化理论即文化唯物主义。
必须在物质性或物质生产的背景中，抓住日常生活实践进行文化研究，这是文化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要求。威廉斯认为，文化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相对的，可以说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形式，它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地研究物质文化和文学生产的理论，语言和文化是它的主要领域和它的出发点。它有两个突出特征。其一是，文化唯物主义视域中的“文化”是社会的整体的生活方式，由物质、知识和精神的东西体现出来。“文化分析”或文化研究的全部目的就是把握和认识某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以及它的意义和价值，并以此为基础重建这种生活方式。其二是，文化唯物主义注重语言和语言的使用及其意义的变化，强调“有活力的语言”和“语言的发展历史”，通过考察语言的变迁或语言的历史来发现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威廉斯指出，文化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具有其基本概念，如文化、语言、文学、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等，也有自己的理论方法和理论体系，虽然如此，但它仍然只是历史唯物主义内有关物质文化和文学生产的特殊理论，它始终是一种马克思主义。
威廉斯不仅创立了新的文化哲学，还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化观察、文化研究的方法，文化研究不再是一堆零散的现象描述，而是以一种经验观察为基础、以哲学思想为引导的严谨的逻辑研究，成为一种社会批判和实践建构的方式。
文本细读。文本细读本来是英美新批评派的术语，含义主要是文本具有独立存在的性质，有其自身的组织结构。批评要从文本自身发现意义，而不能从外部或作者意图那里寻找意义。比如诗歌批评，就是要在诗作为诗的结构中发现诗的意蕴，而不是那种传统的批评方式，用散文的方式寻找诗的善和真，使诗成为哲学或者科学。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含混的七种类型》（1930）是这种方法的代表。威廉斯采用的方法和这种所谓“文本细读”表面看来比较类似，但实质上大相径庭，他关注的恰恰是新批评派反对的东西。他从来不把文本看成独立的，也不去关注所谓文本内部的组织结构，他要追寻的是作者的意图及其语境，也就是他力图发现的文本与社会的关系。威廉斯总是在历史语境即社会背景下，通过文本细读，以知识结合的视角对社会历史语境、政治意识形态和大众的生活方式进行解读，把社会与文化联系在一起，展现出文化的产生、文化形态以及与其相应的社会历史阶段及其整体的生活方式。
关键词。也就是所谓“关键词批评”或“关键词批评方法”，也有些人把它看作一种词汇分析、语言分析方法。这种判定如果不是降低了威廉斯的水准，至少也是不准确的。“关键词”或“关键词方法”肇始于《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一书。在该书中，威廉斯联系社会发展考察“文化”一词的语义嬗变史，开始了其“关键词批评”的早期实践。当年，威廉斯本想让《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作为《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一书的附录出版，但是由于出版社提出的必须删减的要求，威廉斯只好忍痛割爱撤下了这部分内容。此后，威廉斯进一步深入思考，不断增补完善，该部分内容终于付梓，1983年再版时又增加了21个词条，总词条量达到131个之多。威廉斯突破了传统的文学研究范式和学科疆域，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兴盛的文化语境中，另辟了从社会大视角和多语境出发诠释文化及其时代新质的新路径。
从语言问题去理解“关键词”，可能导源于对于伊格尔顿的某种误解。在《纵论雷蒙·威廉斯》中，伊格尔顿指出，从《文化与社会》到《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语言问题一直是威廉斯思想上“热情探究的问题之一”。但是，伊格尔顿还指明，威廉斯之所以如此关注语言问题，原因在于他对语言的独特看法，这就是：词语是“社会实践的浓缩”，是“历史斗争的定位”，是“政治智谋和统治策略的容器”。
威廉斯虽然重视“关键词”，但他从来都不是独立地讨论单个语词，他总是把关键词与文本相联系，又把文本与语境即社会历史相联系，通过用法导致不同意义的分析，揭示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的变迁及特征。这与其说是一种批评方法，不如说是一种思想方式。与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语词分析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考古学一样，都是一种哲学方法。
超越现代主义。现代主义、现代性问题，是当代世界核心性问题，也是威廉斯关注的重要问题。对于威廉斯来说，反思和批判现代主义的弊端，目的就是消除它们的弊端从而超越它们。正因为如此，威廉斯认为，必须从一种理论的视角或者说从理论上认识现代主义，弄清楚正在发生的东西，进行明确的解释，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揭明未来的发展方向。
现代主义之弊。威廉斯对现代主义的批判是多方面的。他认为，“现代”所标示的历史阶段是大有问题的。在威廉斯看来，工业与民主是改变世界的主要力量，它们大大提升了人类支配对象的能力，使人类能够控制自然而成为自然的主宰，这是一个不断强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不断地加大控制自然的力量，完全征服自然，追求丰裕的物质财富，来满足自身的利益和需求。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以及他们以此获得的满足都只是单一的和暂时的。事实不止一次地证明，所有这些对于自然的征服都绝不是人类真正的进步，因为它完全破坏了人类自身的生存条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生存危机。现代主义对于自然的征服和控制的后果是严重的、灾难性的，甚至“几乎扼杀了我们整个的共同生活”，使人类面临越来越大的危机。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威廉斯强调，必须扔掉现代主义的工业模式，加强人类对于工业的控制，促进工业的良性发展。
民主问题也同样如此。威廉斯认为，就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而言，人们的确进行了很多研究和探索，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做法，试图实现民主的本质。但是，尽管如此，但实际没有收到什么好的效果，与过去没有什么差别。人们在民主问题上的努力不过是对固有的支配模式的重现，都只是把旧的意向投射到未来。
英国是现代工业最早发达的国家。威廉斯认为，工业革命最早出现在英国，英国的现代化进程体现了现代主义最为典型的特征，为研究现代主义提供了最为完整的样本。威廉斯把现代主义的发展过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从文化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表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必然走向“终结”，这是不可避免的，是由其自身的逻辑决定的。
第一阶段：16世纪晚期至19世纪中期。这一时期可以看作“现代”的开端。相对于“中世纪和古代”而言，“现代”标识着旧时代的终结，是一种创新和变革的力量，极大地促进了时代的进步。这个阶段是现代主义的初期，其弊端还没有真正出现。可以说，这个阶段的现代主义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最符合现代主义精神的。
第二阶段：19世纪晚期，特别是1890年至1940年。这一时期可以看作现代主义发展最完备的阶段，同时也是它的弊端最充分展露的阶段，“现代主义”不断壮大，发展成为一种整体性的文化运动，并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这种状况的出现，与现代传播技术密切关联，后者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到了19世纪晚期，文化生产媒介迅猛发展，新的媒介如摄影、电影、收音机、电视等相继出现，改变了文化生产的手段和方式，各种各样文化流派应运而生，相互竞争，极大地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创新成为现代性、现代主义的发展动力，也成为它最为典型的表征。这个阶段的现代主义已经丧失了最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开始出现各种弊端，走向终极的衰退或颓废。
20世纪50年代之后，现代主义尽管没有完全销声匿迹，但已经受到各种各样的批判，失去了原先的影响力。后现代主义、消费社会的出现，导致社会的多样化多元化，现代主义的影响力处于一种不断消解的过程之中。
在现代主义的有关讨论中，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普遍把现代主义看作一种意识形态。威廉斯也不例外。在他看来，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人类的控制性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密切相关。事实上，现代主义意识形态不过是人类控制性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一种极端形式。在现代主义的发展中，工业和民主两大动力起着决定性作用，它们带来了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也同时给人类带来了麻烦，现代主义弊端都和这两种东西有着理论和实践方面复杂的渊源关系。
什么是现代性？它所产生的影响到底是社会创新发展的冲击，还是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力量催生的巨大副作用？这个问题一直被反复追问和审查，其核心就是如何评价我们置身其中的现代性。我们看到，现代性自17世纪工业革命以及随之发生的资本主义革命以来就一点点产生并不断变化。它伴随在巨大生产力和革命创新思想的诞生过程中，给予人民财富、自由、新的社会面貌，它就是此类社会过程中的社会组织形式及其文化特征。然而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这样一个现代性所主导的社会进化的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问题。不论是生态环境的恶化，还是经济危机的发生、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当今恐怖主义的产生，在某种意义上，都被归为“现代性问题”，并有各种不同的称呼，在吉登斯那里，它是“现代性的后果”；在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那里，它是“生活世界殖民化”；而在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那里，它直接就是一种“文化悲剧”。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里就现代性的产生用“断裂”和“动力”作用这两个同时运作的过程解释现代性的产生机制。吉登斯认为，无论什么社会形态，当其过渡到另一个社会形态时，都不可能一帆风顺，这个过程总是充满着障碍。过渡阶段实质上也是转型阶段，在这个阶段，两种社会形态之间就会产生断裂。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这种断裂性及其特征。第一是变迁的速度。现代性所带来全方位的变迁，其速度之快和程度之激烈十分惊人，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变迁都无法与之相比。第二是变迁的范围。全球化带来社会变迁是全方位的，全球每个地方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与其他地区联系在一起，变迁波及所有的地区。第三是现代制度的特性。在现代性开始之前的历史中，我们不能简单地发现某些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社会形式。我们能够发现一些事物，它们与前在的社会秩序有着某种连续性，但这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连续性。
形态的发展靠某些动力来推动，吉登斯称之为动力机制。吉登斯指出，如果没有动力，社会将会陷入僵化，呈现一种停滞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断裂性与动力性又是统一的。两者共同导致现代社会的产生。而具体地说，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又包含三方面。首先是时空分离、脱域机制和反思性。时空分离首先促成脱域的形成。其次是给合理化组织提供了运行的机制，导致理性化组织成长，如科层制和民族—国家，以它们特有的动力和能力发挥作用，这引起地区和全球发生联系。最后是现代世界由世界历史演进而来，但它展现出一种急进意识，这种急进意识能够扬弃世界历史，从而塑造现代世界。
脱域机制包括两种类型，在当代社会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二者都可归为抽象的体系。第一种是象征类型，通过符号形式加以表达，人们广为熟悉的是货币。第二种是专家系统类型，这是由技术成就或职业专家们组成的大型领域，这些领域构成了我们今天所生活的物质和社会环境。律师和医生构成的专家系统最为显著。专家系统主宰着现代社会，这个社会内部存在着时空间距，有时这种时空间距是巨大的，正因为如此，在现代社会中，信任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时空间距的加剧使我们对社会种种现象不用拥有全部知识，这样就导致对信任的需要。信任被定义为对人或系统的可靠性具有信心。
反思性指的是社会实践不断地被由这种实践而来的信息核查与修正，从而根本改变其特征。现代社会的抽离性特征导致一些对明显问题的认识。首先是需要对抽象系统给予普遍的信任，尤其是得信任专家系统。但现代性所带有的新的风险总是对我们的信任构成威胁。
从17世纪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开始发展出来的现代社会的制度性力量（诸如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军事力量、监督系统，等等），在全球化的进程开启和不断加深之后，进一步加剧了现代性的进化。各个国家及地区的组织与个人、族群与社会，伴随着这个外来或自身进步的力量，都经历了“断裂”，形成了自身的“脱域”机制力量，并且也在这现代化进程的过程中不断进行着反思。现代性制度在全球化下的扩展表现为：形成了全球化的经济体系、劳动力和工业产业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迁移，各国的军事力量和军事事件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国际关注甚至变得不仅是国家内部的事情，为了监督各国对自身的威胁和自身的发展形成了各式各样的合作和监督组织及机制。这样的全球化进程，又进一步把现代性问题扩展至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变得不仅仅是现代化国家的问题，而且是全球性的问题，如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生态环境问题、国际军事干涉、恐怖主义，等等。这些看似国际性的问题也会直接和间接影响个人生活，如恐怖主义危及个人安全、经济危机导致个人失业、网络信息安全危机导致个人隐私受到侵犯，等等。
与一般性的现代性理论不同，吉登斯更注重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他以社会运动、世界性的灾害威胁和未来的后现代全球秩序为出发点，讨论现代性、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状况，认为当代的一些社会运动都从不同的方面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回应，体现为：自由言谈与民主运动、和平运动、保护生态环境以及劳工运动，其最终目标是战争的消失和全球秩序的协调，体现出一种“以全球为己任的现世关怀”。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吉登斯反对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他坚持认为，应当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因为日常生活的形态、个人的行动正在朝向积极的方面改变。他提出了一种独特的结构理论，但他强调的重点不是结构对个人的束缚作用，也不是行动论者倾向于个人的行动，在他看来，结构和行动、个人和社会并非二元对立。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彼此塑造、影响的关系。但他用“现代晚期”一词来代替“后现代性”。
我们知道，社会的发展会带来剧烈的社会变迁，且在变迁中又有联系，每个年代的社会都离不开对前代社会的继承和发展。人类社会绵延发展至今，创造和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具有丰富的知识积累，以及对发展着的现代化过程的不断适应。
可以说，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在解决个人与社会、结构与行动方面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在当今这个愈加复杂多元的“后现代社会”，如何能较好地解决“现代性”或“后现代”的问题，吉登斯认为，从四个制度性维度的反思性实践能够改善。但是，反思性实践能否改变后现代带来的无中心化、碎片化状况，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因此，在多元文化、无中心、碎片化的当今，也需要有关于反思性的重新思考。反思性并不意味着怀疑一切，多元也不意味着拥抱无中心，相反只有在一定的中心思想引领下，社会的发展才不至于出现没有方向的散乱和混乱。因此，这样的中心仍需不断地努力发现。在现代性条件下，构建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考虑社会历史的这种实际状况，它已构成构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一个实践性基础。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共同的启蒙运动背景使意识形态与现代性具有天然的亲缘性，意识形态与现代性的核心理念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千丝万缕的深层联系。意识形态突出地反映了现代性的核心理念，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意识形态的特征及其形态带有鲜明的现代思维与知识的色彩。现代以来，那些最有影响的意识形态理论都以现代性的核心理念与价值为目标。英国学者乔治·拉雷恩（George Larrain）深刻地指出：“意识形态概念本身是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和工具理性的胜利而出现的。” [6] 拉雷恩认为，必须从两个方面看待和理解现代性。一个方面是社会的组织结构。现代性作为一种标志，表明资本主义主导新的世界体系开始形成，开始建构一个世俗化社会，市场、商品、劳动力等由此成为世界性的，流动超越了民族的范围；新型民族国家建立起来，发展出一整套适应自身的现代行政组织与法律体系。另一个方面是思想文化，反思性的认知体系建立起来，对社会历史与人自身进行深刻的反思，这种反思性认知体系建立在启蒙主义理性原则之上。与此相应，教育体系建立起来，知识创造和传播的规模越来越大，各种学科相继出现，各种思想流派应运而生，这些思想文化具有强大的助力，使社会的发展向着既定的理想目标迅速迈进。安吉拉·默克罗比（Angela Morganby）指出，晚近的文化研究都在关注现代性问题和后现代性问题，而人们过去所非常熟悉的意识形态概念和霸权概念不见了，默克罗比说，这是一种具有强烈戏剧性的变化。 [7]
与这些思想家相比，威廉斯对现代主义的批判更为激烈。威廉斯认为工业和民主是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也是现代主义的内生力量，二者都根源于人类的一种控制性思想方式。
威廉斯指出，工业就是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及其成果。在漫长的社会历史进程中，人类总是不断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并以此作为人类能力的表征。威廉斯认为，现代工业的建立及其高速发展，是人类的思想和行为控制自然的直接结果。然而，人类对于自然的控制，不仅改变了自然的形态，而且更重要的是造成接连不断的灾难，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危机和疾病早已成为严重的世界性问题。威廉斯强调，必须认真反思和批判人类控制自然的思想和行为，创造一种新的文化或文明。
如果说工业是人类控制自然的一种方式，那么，民主则是人类控制自身的一种方式及其结果。在社会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都充满了人类的控制行为，阶级、国家、法律等都是这种控制的形式和结果。威廉斯指出，许多人十分向往的现代民主也不例外。然而，社会历史中的民主是复杂的，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对民主的看法是不同的，即便是现代主义思潮，其中对于民主也有各自的观点和立场。威廉斯认为，保守主义期望保守和沿袭旧的做法，而社会主义则要求创造一种新的生存方式。表面看来，这些做法似乎都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都是富有美德的人们正在进行的崇高事业，以拯救陷于灾难的人类。但是，从深层次看，无论保守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不过是人类控制性思维方式的一种重现。威廉斯指出，这种支配性、控制性思维方式，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行动上，实际上都已经成为人类民主的最大障碍，阻碍着现代民主进程的进展。以“赋予人民民主的权利”这句人们经常听到的口号为例，就可以看到这一点。这个口号本身就具有一种强烈的支配性。威廉斯说，人们必须清楚，“民主权利”是民众固有的，绝不是被给予的，“赋予人民民主的权利”必须换成“发挥民众的民主权利”，才是正当的。威廉斯深刻地指出，民主的真正意义在于，民主是一种权利，但更是一种能力，一种建构真实的自由和平等尊重生命的能力。
威廉斯认为，从历史和现实状况来看，控制性思维方式深刻影响或制约着人们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比如决定论与反映论，它们都是控制性思维方式制约人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一种表现，当然它们也都是现代主义工业引发并倡导的控制性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一种结果。经济决定论对经济生活的极端化和抽象化，在资本主义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人们总是不断地感到这种经济决定论的无时不在，每个人都处在经济运行规律之中，他们必须竭尽全力去适应这一规律及其过程，他们根本不可能成为社会历史的主体，而只能是被经济生活控制、被经济规律决定的客体。
威廉斯坚决反对这种抽象的决定论，在他看来，这种决定论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正确地认识文化，一直把文化置于一种从属的地位，它或者把文化还原为某种经济状况或经济活动，或者把文化直接看成某种经济地位决定的现象，而从来都不认为文化是真实而有决定意义的。威廉斯指出，必须破解这种经济决定论，而破解的关键就是发现和肯定社会历史过程中人们的文化经验及其价值。威廉斯试图通过文化的物质性及其基础性地位对抗经济决定论，用文化唯物主义彰显文化在社会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以消除现代主义弊端，为人类文明寻求另外的出路。
与一般文化研究不同，威廉斯特别重视传播技术并把它作为文化唯物主义研究的重要内容。威廉斯敏锐地注意到，传播技术已经渗透到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导致现代人技术化生存方式的发展，文化已经深深地打上了传播技术的烙印。传播技术不是一种单纯的技术手段或某种理念，它已经成为现代生活方式的一种要素，与现代人类生活融为一体，发展成一种文化形式。研究传播技术在文化创新、文化发展中的意义和价值，已经成为文化唯物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文化转向。文化转向也称为葛兰西转向，是威廉斯根据葛兰西领导权理论对于文化本质的进一步思考。
文化主义范式。英国文化研究长期存在着两大范式，就是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一文中概括的文化主义范式和结构主义范式。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等人都是文化范式主义的代表人物。从英国文化的历史来看，文化主义范式是文化研究的初期阶段居于主导地位的范式。这种范式要求，要以社会学、人类学和社会理论为基础，把文化规定为一种以人们的社会生活经验为内容的整体的生活方式。威廉斯指出：“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 [8] 这种文化理念要求，文化研究不只是阐发某些伟大的思想和艺术作品，更重要的是描述那些特殊的生活方式，从而发现和阐明其中蕴含的那些意义和价值。因此，威廉斯说，“它研究特殊意义和价值、目的不在于对它们进行比较以确立一种标准，而是通过研究它们的变化方式，去发现从总体上更好地理解社会和文化一般发展的某些一般 ‘规律’或 ‘趋向’” [9] 。
文化领导权。文化领导权是葛兰西的标识性概念，也是他文化理论和政治哲学的标志。葛兰西对于文化领导权的讨论和建构思路是这样的：文化领导权属于上层建筑领域。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概念应包括两个方面，“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 ‘阶层’：一个可称作 ‘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 ‘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 ‘政治社会’或 ‘国家’。这两个阶层一方面相当于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行使的 ‘霸权’职能，另一方面相当于通过国家和 ‘司法’政府所行使的 ‘直接统治’或管辖职能” [10] 。因此，“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 ‘统治’和 ‘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 ‘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 ‘领导’” [11] 。
威廉斯比较全面地吸纳了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但又进行了很大的改造和创新。威廉斯认为，从传统的定义看，领导权一般用于政治领域和国际关系领域，其含义是一种统治或主导的权力。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里，这种关于统治或主导的权力被大大扩展，用来讨论某个特定社会的阶级关系上，其含义更加明确，意指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葛兰西使用领导权概念，进一步扩展了它的含义，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领域引起一个重大转折。威廉斯认为，领导权是一个新型概念，它包含了“文化”和“意识形态”这两个概念，但同时又超越了它们。说“领导权”超越了“文化”和“意识形态”概念，是什么意思呢？威廉斯说，“是指领导权强调了那种 ‘整体的社会过程’同权力的分配状况及其影响密切相关。只有在抽象意义上才能说 ‘人’决定并造就其全部生活，在任何一种现实社会中都存在财产不平等，因而在实现这一过程中也存在能力地位的不平等。所以，葛兰西提出有必要确认主导方面和从属方面”，而“正是通过对这一过程的整体性的确认，领导权的概念才超越了意识形态，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仅是观念、信仰的意识体系，而且还有由种种特定的、主导的意义和价值实际组成的活生生的整体社会过程”。 [12]
威廉斯认为，领导权概念所包含的那种“主导和从属的种种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它们是一种实践意识，渗透了整体的社会生活。正因为如此，威廉斯指出，领导权概念的含义是多样的，领导权属于意识形态，那些能够清晰表达的、高层次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的那些“操纵”和“灌输”的控制方式也是领导权的一种表现形式。但领导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实践和期望构成的整体，影响和控制着人们的全部生活。这就是说，“领导权是一种活生生的意义和价值体系——既具有构成性又在构成之中——当它们作为实践被体验时，它们常常显现为互相加强。领导权因此为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建构起一种现实感，一种绝对的意义——因为一旦越出经验事实，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在其生活的大多数领域内便难以行动。也就是说，领导权是最强意义上的一种文化，而文化又必须被看作特定阶级的活生生的主导和从属的关系”。 [13]
这就是威廉斯所理解的“领导权”概念。威廉斯指出，与传统意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这两个概念相比，这种领导权概念具有“两个现成的优点”。其一，它更清晰地表明了特定阶级的那种主导和从属的关系，与发达社会通行的那些社会控制形式更为接近。它既可以描述现代社会中那些民主选举的实际状况，也可以分析“私人生活”等领域的主导和从属的关系。其二，它是一种全新的视角或方式，能够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现代社会的文化活动，无论是文化传统还是文化实践，都可以这种新的方式加以考察。
“文化革命”是威廉斯文化理论的核心，与经济革命、政治革命一起共同构成威廉斯独具特色的革命理论。同样，“文化革命”也是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中倡导的整体性、彻底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革命”主要集中在文学、教育和传媒领域，是威廉斯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的意义和价值标准的一种斗争形式。“文化革命”作为一条思想线索贯穿了威廉斯漫长的革命理念以及他整个的文化研究。
威廉斯的革命思想根源于他所处的英国社会状况，吸纳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思想，形成了以“文化革命”为基本手段的漫长的革命理念，试图通过文化批判形成新的“文化共同体”，从而实现一种“共同文化”的梦想。对威廉斯来说，“文化革命”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它既是一种斗争策略，也是一种文化研究的总体目标。
威廉斯产生的非常重大的影响，在“二战”以后的英国知识界是首屈一指的。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在文学理论、文化研究和社会学领域的许多工作都是开创性的和启示性的。德沃金（Dennis Dworkin）高度评价威廉斯及其多方面的思想贡献，他指出：“雷蒙德·威廉斯在英国马克思主义中居于中心地位。他是 ‘二战’期间最多产的和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他的著作所展示的视野在亲美的左翼文化中是无与伦比的。它包括政治著作、文化理论、思想史、文学批判主义、历史语言学以及对戏剧形式、小说、电视和电影的批判性的和历史性的考察，他还发表了几部小说。” [14] 法国文学理论家和思想家戈德曼也指出：“威廉斯在思想界的地位从许多方面看都是无与伦比的。他的确是战后英国最有才华、读者面最广、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作家……你很难找到这样的人，他既能在单独一篇理论作品中说明许多不同的文化领域，又能详尽地对许多不同的文化领域进行分析。” [15]
走向共同文化。共同文化是威廉斯批判精英文化、弘扬大众文化的基础，也是他文化研究和“文化革命”的最终目标。关于共同文化，威廉斯指出：“在谈到共同文化的时候，我们所要求的是一种自由的、贡献式的、创造意义和价值观的共同参与过程，而这正是我一直想加以界定的。” [16] 在这里，威廉斯清楚地表明，共同文化是一个过程，是自由的，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这个过程是文化平等的创造过程，也是价值和意义的创造过程。这样的共同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和发展的过程，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社会的所有成员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创造，不断地重新定义其意义和价值。因此，它不会走向终结。伊格尔顿深刻地把握了共同文化的这个特征，他指出，共同文化贯穿着这样一个重要观念：它完全是一种社会价值，这就是说，所有社会成员创造着它，所有社会成员又不断地对它提出批评。共同文化也讲到阶级关系，但意义与平常人们所说的阶级关系的意义是不同的，平常人们关注的重点是阶级差别或阶级对立，而共同文化所讲的阶级关系则是不同阶级的共在和平等的关系。伊格尔顿还说，共同文化强调一种共同责任，那就是民主，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人人都可以充分参与。平等是共同文化的价值理念，是一切组织及其活动的基础。
威廉斯共同文化的思想或理念，是他思想的底色或基调。在《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中，威廉斯就特别强调平等观，把它作为共同文化的前提和原则，一切社会成员的文化权利都受到尊重，每一个人都平等地参与文化活动，共同创造意义和价值。如果所有社会成员不能平等地共同参与文化活动，也就不可能形成共同经验，不能创造共同文化。而且，更进一步说，共同文化与过去那种历史传承的固定文化不同，它是一种不断被规划、调整的发展着的文化，有着共同信念和一定的组织形态。但它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为不同意见留有足够的空间，这就是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它生存并持续发展。
参与性。它是“共同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因为威廉斯主张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文化是平常的，所以，就不可能是某个群体或阶级单独的，也不能是少数人的事业，少数人或者精英无论具有多大的才能都不可能创造一种共同文化。威廉斯说，“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的特定生活形态的意义似乎来自他们共同的经验，来自他们复杂的总体表达……而是广泛的创造” [17] 。
差异性。它是“共同文化”的另一个基本特征。威廉斯一再表明，“共同文化”绝不是那种历史传承的、完全统一的、不可变化的文化。威廉斯指出，无论什么社会阶段，其社会成员都是千差万别的，不是所有人都用一个声音说话，不是所有人都看重一样东西，也不是所有人都用一个大脑进行思考，不仅如此，而且每一个社会成员对社会文化财产的占有也不是均衡的。正因为如此，威廉斯强调“共同文化”的目的并不是建立那种简单的“意见一致的社会”或“步调一致的社会”，威廉斯说，有丝毫这类的想法都是非常危险的，而且我们每一个人也绝不想那样。事实上，这种状况也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差异性是普遍存在的，这种差异性，导致了文化差异，这是不可避免的。人们思想的重点、关注的问题以及他们的选择和取舍都是不同的，差异性决定了共同文化的包容性。
动态性。它是“共同文化”的又一个基本特征。威廉斯说，他自己从来都相信，目前的斗争就是要创造公共意义。斗争是真正的论坛，旨在创造这样一个社会：社会的意义和价值是共同创造的，也可以受到共同批评，社会成员是共同的、平等的，阶级关系及其相互排斥消除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一种现实的共同的平等关系，这就是“共同文化”。威廉斯说，在发达社会，这种“共同文化”正日益成为革命的复杂实践。正因为如此，“共同文化”没有止境，它是行进的，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说这个进程已经自我实现，或者也不能说“共同文化”已经完成。
威廉斯留下了大批学术遗产。对于我们来说，这笔遗产意味着什么？又该如何继承呢？
几十年来，威廉斯一直受到各类不同类型学者的关注，出版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威廉斯的生平、思想、性格、阅历以及他所涉及的每一个领域，都有研究者和相关的著作。
国内关于威廉斯的研究与国外相比起步并不算长，但是发展比较迅速，除了大量译介威廉斯的著作以外，也对他的文学、文化理论和文化哲学及其相关问题都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评论。这些不同类型的研究，注重考察威廉斯在伯明翰学派中的地位，注重考察威廉斯与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联系，强调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的独创性及其意义，它们几乎涉及了威廉斯漫长学术生涯中的所有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威廉斯的研究持续不断，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有一个问题似乎少有触及或未被真正触及，那就是他为何研究？为谁写作？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对威廉斯来说，这是他的出发点，是一个目的论和动力学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价值问题。如果没有它，对威廉斯的整个研究意义就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那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评价这位20世纪的坚强战士呢？
[1] 张亮编：《英国新左派思想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9页。
[2] 参见Fred Inglish, Raymond Williams ,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15。
[3] [英] 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页。
[4] 参见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61, p.41。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
[6] [英] 乔治·拉雷恩：《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与第三世界的在场》，戴从容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7] 参见 [英] 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田晓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8] [英] 威廉斯：《文化分析》，载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
[9] [英] 威廉斯：《文化分析》，载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页。
[10] [意] 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11] [意] 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12] [英] 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页。
[13] [英] 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页。
[14] [美] 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历史学、新左派和文化研究的起源》，李凤丹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
[15] [美] 戈德曼：《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28—429页。
[16] [英] 威廉斯：《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祁阿红、吴晓妹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43页。
[17] [英] 威廉斯：《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祁阿红、吴晓妹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