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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来，尽管中非民间人文交流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尤其是在领域拓展、人员增加、交往深度等方面发生了质的飞跃，但由于民间人文交流的特殊性，即许多时候交往印象易受个人或个案的影响，以及西方对中非民间人文交流的大力抹黑与持续打压，中非人文交流尤其是民间人文交流仍显滞后，当前中非民间人文交流亦存在一些问题。
其一，中非民间人文交流活动处于官方引领多、民间主导少的状态。目前，中非民间人文交流中的品牌项目均由官方或半官方机构着力打造。中国官方因为有充足的资金、人员且政策执行力强，有力保障了多项人文交流活动的持续开展。例如，中南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建立后，不仅定期举行交流会，还积极拓展合作领域，促进了传媒、体育、旅游、青年、妇女、教育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入。在这一过程中，民间交流得以开展并取得一些收效。在教育和文化传播领域，中国在非洲的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和孔子学院依然是主力军。总体而言，中非人文交流的固有机制以及合作项目主要集中在官方合作范畴内。近年来，虽然半官方的中非民间组织愈加活跃，积极举办文化联系和交流活动，大力推动中非人文交流的开展，但仍然带有些许官方性质。民间自发的人文交流活动在议题设置、计划执行、后续维护等方面仍存在短板。
其二，中非民间人文交流活动开展数量多，但实际效果上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国与非洲在社会和人文领域开展了大量合作项目。据统计，在医疗卫生领域，目前，中国在非洲45个国家派有医疗队员总数近千人，共98个工作点。在教育领域，中国支持30余所非洲大学设立中文系或中文专业，配合16个非洲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非洲合作设立了61所孔子学院和48所孔子课堂。在民间交往方面，截至2020年，中国政府已累计向16个非洲国家派遣484名青年志愿者，与53个非洲国家100多个妇女机构（组织）建立联系和交往，在毛里求斯、莱索托、吉布提、津巴布韦和苏丹等国建立中非妇女友好交流（培训）中心。由此可见，中非人文交流覆盖领域广阔、进展迅速，已形成规模效应。然而，中非民间人文交流活动效果有限，在推动更多非洲民众了解中国制度与中国方案等方面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其三，中非民间人文交流活动传统形式多，仍需探索更多新颖方式。中非人文交流活动主要以举行文化交流为核心。相关协会定期举办文化交流年或者开展文化节等，媒体传播主要侧重翻译相关中国影视、书籍等传媒作品，并以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教育合作依然侧重介绍中国传统文化，近年来加入对减贫等中国发展经验的介绍，但仍面临受众少、开展频率低的问题。此外，在经贸和医疗卫生领域，人文交流形式单一问题尤为突出。在经贸领域，中非城市间的友好关系过度依赖某个行业或者某企业的经贸合作友好关系，存在较大风险。在医疗卫生领域，双方人文交流主要形式是人员交流与高层互访，个别地区有针对某一具体专业的项目研究合作。 [20]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双方在公共卫生与传染病防治方面的交流才有所提升。事实上，随着网络和新兴媒体的快速发展，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人员往来的影响，中非人文交流活动应根据中非实际需求，继续探索更加丰富和新颖的方式，充分利用新技术带来的便捷与沟通方式。
其四，中国是中非民间人文交流的主要推动者，但在非洲国家存在分布不均，缺乏语言人才等问题。21世纪以来，中国和非洲都获得了高速发展，中国更是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但在全球最不发达国家非洲占33个，已成为全球贫困人口最多的大陆。除发展问题外，非洲仍面临严峻的安全与社会问题。因此，在中非人文交流活动中，非洲54个国家仅有个别大国能够在双边交流中积极介绍自身文化，实现人文交流的对等与互动。此外，中国对非人文交流还存在语言和翻译障碍。事实上，中国能够胜任中译外的高质量翻译人才严重不足。翻译公司质量参差不齐，很多翻译工作交由在校学生完成，而学生水平有限。同时，翻译语种集中在英语、法语和阿拉伯语等，缺乏对非洲当地语言如斯瓦希里语、豪萨语等熟练掌握的人才。上述条件严重制约了中非平等人文交流活动的开展，亟须改善。
其五，西方强力抹黑和打压中非民间人文交流活动，对中非双方增进了解造成严重影响。西方通过殖民历史对非洲社会形成强大的外塑作用。非洲国家独立后，西方国家陆续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政治导向性援助、民主化以及教育培训等方式输出西方价值观，对非洲民众的意识形态产生了较强的影响。如今，非洲老一辈领导人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大量的非洲青年是在西方价值观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使得非洲民众对中国的印象与态度存在代际撕裂。近年来，中非合作不断深入，引发西方担忧，西方国家遂采取多种手段对中非合作进行抹黑和造谣。由于非洲目前存在的价值观代际差异等问题，西方对中国的抹黑和打压在非洲获得了一定的收效，不仅阻碍了中非合作，更威胁到中非民心相通与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1]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55页。
[2] 邢丽菊：《中外人文交流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21年版，第64页。
[3] 刘永涛：《人文交流：概念、视野和运行机制》，载邢丽菊、张骥主编《中外人文交流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第37页。
[4] 郝平：《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铺路石》，《人民日报》2015年6月18日。
[5] 刘永涛：《人文交流：概念、视野和运行机制》，载邢丽菊、张骥主编《中外人文交流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第42—43页。
[6] 景兆玺：《试论唐代的中非交通》，《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7] 陈嘉雷：《探索中非文化交流合作新路径——中非文化合作交流示范区建设研讨会综述》，《非洲研究》2018年第2期。
[8] 《商务部：前9月中非贸易额1852亿美元 达历史同期最高》，人民网，2021年11月17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1/1117/c1004-32284858.html。
[9] 《支持非洲发展是国际社会共同责任》，光明网，2021年1月13日，https：//m.gmw.cn/baijia/2021-01/13/1302031073.html。
[10]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新华网，2021年11月26日，http：//www.news.cn/world/2021-11/26/c_1128101798.htm。
[11] 李安山：《中非合作的基础：民间交往的历史、成就与特点》，《西亚非洲》2015年第3期。
[12]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新华网，2021年11月26日，http：//www.news.cn/world/2021-11/26/c_1128101798.htm。
[13] IMO，“Global Mobility Restriction Overview”，November 16，2020.
[14] 赵雅婷：《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非洲发展治理与中国角色》，《中国非洲学刊》2021年第1期。
[15] 刘天南、蔡景峰：《中非人文交流：机制、局限与对策》，载李安山主编《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57页。
[16] 习近平：《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人民日报》2018年9月4日。
[17] 习近平：《同舟共济，继往开来，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21年11月30日。
[18]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新华网，2021年11月26日，http：//www.news.cn/world/2021-11/26/c_1128101798.htm。
[19] 马丽蓉等：《丝路学研究——基于中国人文外交的阐释框架》，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159页。
[20] 徐薇、刘鸿武主编：《中国—南非人文交流发展报告（2018—2019）》，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