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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来看，中非之间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汉朝时期就有货物往来。唐朝时期，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快速发展使得中非间有了人员往来。除上文提及的杜环外，唐朝史书最早记录了非洲黑人来华的情况。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舒奈使者（一名黑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到达中国。贞观十三年，甘棠黑人使者与疏勒、朱俱波共贡方物，他们当时是通过中非陆上丝绸之路与疏勒等国使者共同来华的。 [6] 在宋代，我国与非洲建立了最早的外交关系，当时外交使团到达了东非海岸的桑给巴尔。元朝时期，更有中国使节及旅行家到达马达加斯加和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记录。明朝时期，郑和下西洋为中非间的人文交流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到了清朝时期，由于殖民与奴隶贸易等影响，中非间的交流陷入低潮。但在反抗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追求民族解放事业的过程中，中非民众再次团结起来，相互支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非人文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通过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以及77国集团等与广大非洲国家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努力。在困难时期，中国依然积极援助非洲，参与了修建“坦赞铁路”、派遣医疗队、建设“马里糖厂”等项目。此时，一些来往于中非间的技术人才及工人与当地居民之间进行了人文交流活动。不过，由于总体经贸、文化等往来较少，中非关系主要是政治领域的往来，中非间人文交流也受政府主导，民间交流较少。
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召开后，这一状况得到显著改善。2009年，中非合作论坛第四次部长级会议正式发布《中非合作论坛——沙姆沙伊赫行动计划（2010—2012）》，将中非关系提升至“全方位合作”的“新兴战略伙伴关系”。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中非共同将“坚持文明上交流互鉴”作为夯实和加强双边关系的五大支柱之一。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人文合作”被列为“八大行动”之一。在中非合作论坛这一中非最大合作平台的保驾护航下，中非人文交流活动开始如火如荼地展开。
文化是中非交往的重要纽带，中非传统文化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注重感性思维和重视情谊，具有强烈的集体主义与家庭观念，倡导独立自主发展等理念，这些都成为中非文化交流与中非跨文明对话的基础。 [7] 2000年以来，中非在政治、经贸、安全、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交往日益增多。尤其是经贸领域，中非贸易额在2000年时约200亿美元，2018年便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短短十几年内增长十倍。即便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强烈冲击，中非经贸关系一直保持高位运行。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答记者会上提及，2021年1—9月，中国与非洲经济贸易合作的各项指标均呈现上升态势。其中，中非贸易额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为1852亿美元，同比增长38.2%。中国对非洲全行业直接投资总量达到25.9亿美元，同比增长9.9%，已超过疫情前2019年的同期水平。中国企业在非新签承包合同额535亿美元，完成营业额269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2.2%和11.6%。这些数字充分显示出中国企业对非洲未来发展和非洲市场前景的信心。 [8]
中非合作在经贸领域的长期高速发展带动了中非人文交流，尤其是民间人文交流的升温。其一，中非经贸合作互利共赢，中国关注非洲民生发展，以改善非洲民生为目标的人文往来增长迅速。中国同非洲的经贸往来与西方国家有显著的区别。由于双方共同的历史经历和发展中国家定位，中非合作秉持平等友好、团结互利的理念。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并探索有效的发展治理路径，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实现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从边缘逐步向半边缘再向中心的跨越。中国通过合理规划，开展精准扶贫，在2020年年底实现了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积累了丰富的减贫经验。中国深知非洲对于发展及改善民生的需求，因此，中非合作也聚焦民生改善，帮助非洲改善发展能力，提升自主选择权。根据《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截至目前，中非合作成果遍布众多领域。其中，中国在非洲建设的各项基础设施包括超过6000千米的铁路和公路、近20个港口和80多个大型电力设施；中国援建了130多个医疗设施、45个体育馆和170多所学校，在民生领域有效维护和改善了非洲民众的福祉。贸易投资方面，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比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之初增长了100倍，3700多家中国企业在非洲各地投资兴业，为非洲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强劲动力。 [9] 由经贸和改善民生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中非往来中，中非民众交往呈几何级数增长，大批中资企业遵守当地法律法规、雇用大量非洲工人、保护环境、为当地经济增长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受到非洲民众的普遍好评。
其二，在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以下简称“中非友协”）、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以下简称“中促会”）等民间组织的引领和推动下，中非民间人文交流稳步推进。中非友协成立于1960年4月，是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工、青、妇等17个全国性人民团体发起的全国性民间团体。中促会推动举办了六届中非民间论坛，在中非民间人文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多年来，中非间的各类民间团体与华侨华人组织越发活跃，其通过举办多种交流论坛，发布倡议引领行动等，在中非民间人文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20年，中国政府已累计向16个非洲国家派遣484名青年志愿者。中国已与53个非洲国家100多个妇女机构（组织）建立联系和交往。中国在毛里求斯、莱索托、吉布提、津巴布韦和苏丹等国建立中非妇女友好交流（培训）中心。 [10]
其三，中非民间人文交流覆盖领域越发丰富，双方在教育、医药与公共卫生、青年、旅游、文化创意产业、遗产保护、智库以及地方等领域的合作成为新的亮点。第一届中非合作论坛中，关于文化合作的内容仅提及“扩大文化交流，尤其是高层文化代表团、艺术和体育团组的互访，增加各类艺术展览和增加对对方文化的研究和介绍”。而第二届中非合作论坛通过的纲领性文件则有4个条款涉及文化交流与合作，《北京行动计划》包括了“民间交往”内容。 [11] 到第五届中非合作论坛时，中非人文交流与合作已成为双边政策文件中的独立章节，双方合作的领域更加广泛。其中，文化和旅游活动发展如火如荼，截至2020年12月，中非签署并落实了346个双边政府文化协定执行计划。2013—2020年，中方组派艺术团赴非140国（次）举办演出。在影视和智库方面，中国企业为1300万非洲用户提供11种语言、600多个频道的节目资源。近年来，中国对约200部中国优秀视听作品进行面向非洲的多语种译制，在十余个非洲国家举办中国电影展映展播活动，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非洲影片在中国电影节上展映。中非双方学术研究机构、智库、高校开展课题研究、学术交流、著作出版等多种形式的合作，优先支持开展治国理政、发展道路、产能合作、文化与法律等课题研究与成果分享，推动壮大中非学术研究力量。 [12]
其四，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非民间人文交流活动受限，但中非合作抗疫为非洲控制疫情传播、疫后经济复苏等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一方面，疫情使得国家间人文交流面临更多阻碍。根据国际移民组织（IMO）的统计，2020年3月11日至11月16日，共有224个国家（地区）发布了107164项旅行相关措施。其中，29348条为入境限制，77816条为入境条件（conditions for entry）。 [13] 虽然线上会面、远程教学等现代技术手段满足了人们的部分交流需求，但对于旅游、体育等诸多领域来说，疫情的负面效应仍然不容小觑。2020年3月以来，中非间的人员往来数量下降，诸多文化、旅游等交流活动无法开展，这对中非民间人文交流的持续发展造成障碍。另一方面，中国积极支持非洲抗疫，在此过程中加深了中非间的民心相通。中国对非洲疫情及时跟进，反应迅速，援非措施充分尊重非洲意愿，满足非洲需求，并于2020年6月召开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巩固抗疫成果；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非洲疾控中心等多边组织通力合作，使援助得到更加合理地分配，精准抗疫，增强收效；中国政府、企业与民间联动，多层次全方位地向非洲分享抗疫经验，并提供抗疫物资，各类援助案例不胜枚举。 [14] 中国积极落实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坚定承诺，截至2021年年底，中国已向包括非洲在内的全球110多个国家提供了超过17亿剂次新冠疫苗。并且承诺在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1亿美元基础上，再向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无偿捐赠1亿剂疫苗。
21世纪以来，中非民间人文交流发展进入快车道，展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中非民间人文交流的重要性凸显。中非双方积极合作，为推进人文交流创设并提供多项制度保障。中非合作论坛成立后，其功能逐渐丰富与完善，成为中非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历届论坛颁布多项官方文件及行动规划，并在论坛主导下开设多种分论坛，促进了中非全领域的人文沟通与往来。在官方文件方面，2009年，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中非双方签署了《中非合作论坛—沙姆沙伊赫行动计划（2010—2012年）》，明确提出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包括“文化上交流互鉴”。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通过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2016—2018年）》把“文化上交流互鉴”再度列为中国对非关系的五大支柱之一，同时，“中非人文合作计划”也成为中国对非十大合作计划之一。 [15] 2018年，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人文交流被列为中非合作“八大行动”之一，习近平主席在会上宣布实施人文交流行动。中国决定设立中国非洲研究院，同非方深化文明互鉴；打造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增强版；实施50个文体旅游项目，支持非洲国家加入丝绸之路国际剧院、博物馆、艺术节等联盟；打造中非媒体合作网络；继续推动中非互设文化中心；支持非洲符合条件的教育机构申办孔子学院；支持更多非洲国家成为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地。 [16] 2021年11月29日，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实施“九项工程”，其中第八项为人文交流工程。明确指出，中国愿支持所有非洲建交国成为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地国。在华举办非洲电影节，在非洲举办中国电影节。举办中非青年服务论坛和中非妇女论坛。 [17] 由此可见，在历届中非合作论坛的官方声明与行动文件中，人文交流的重要性被多次提及，涉及内容也更加广泛。上述文件为中非人文交流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第二，中非民间人文交流发展迅速，参与组织与人数不断增长，合作领域持续拓展，双方交流愈加深入。从最早的仅局限于文化节和中非青年交流，到第五届中非合作论坛中，民间人文交流在规模、人员、领域、深度等方面得到全方位的扩展。中非人文交流在文化、教育和传媒等领域进展迅速，相关群体如妇女、青年、学术界、民间组织等的交流也越发频繁。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民间交往形式不断扩展，中非建立了各种各样的论坛。中非合作论坛还建立了许多文化对等交流项目，如“20+20中非高等教育机构合作计划”“中非智库10+10伙伴计划”等，并推出了许多文化活动，如“中非青年大联欢”“相聚北京”“聚焦非洲”等。据《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介绍，目前，中国在毛里求斯、贝宁、埃及、尼日利亚、坦桑尼亚、摩洛哥设有中国文化中心，已与突尼斯、肯尼亚、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签署互设文化中心或设立中国文化中心的政府文件。 [18] 中国累计向非洲国家提供了约12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在非洲46个国家合作建设了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拓宽了中非语言文化交流之路。中非双方建立了150对友好城市关系，34个非洲国家成为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的目的地。
第三，中非民间人文交流活动主要伴随官方人文交流活动得以开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些自身特色。由于中非间地理位置相距较远，文化差异较大，中非双方政府是双边人文交流活动最重要的主导方，中非人文交流是随着双边关系深入发展而不断展开的，并逐渐形成了中非独特的文化交流特色。一是中非民间人文交流传递出中国人独特的交往理念。早在郑和下西洋时期，郑和精神就包括了中华文化的五大内核：（1）政治交往上，睦邻友好、以和为贵；（2）经济交往上，厚往薄来、重义轻利；（3）文化交往上，海纳百川、包容互鉴；（4）实业领域中，披荆斩棘、开拓创新；（5）宗教领域中，求同存异、和而不同。 [19]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后，中非间的人文交流始终秉持“真、实、亲、诚”的观念，中国在对非交往中立足发展导向，致力于发展平等友好、互利共赢的双边关系，注重增加非洲的自主性。二是半官方机构在中非民间人文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策划、筹备、举办了大量民间交往活动，对推动中非人文交流意义重大。例如，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非洲发展基金、中非友协等机构在中非民间人文交流中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三是中非民间人文交流与时俱进，融入并创新诸多新颖的传播和交流方式，进一步加深了彼此了解。近年来，新兴媒体、自媒体、短视频等传播方式的创新和流行助推中非民间交往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