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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庆、山东两省市的调研来看，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实施以来，不仅促进了两省市各级党委政府全面树立新发展理念，着力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而且推动了工业企业对新发展理念的认知，进而实现生产行为的转变。解决了矿山开发、自然保护区内违建，以及禁养区畜禽养殖污染等一系列重大生态环境问题，提升了生态环境质量，为实现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效支撑。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将“督政”作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有效地推动了重庆、山东两省市各级党委政府发展理念的转变，增强了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有力保障。除此之外，也推动了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行为。
在两省市的调研中发现，它们都普遍感受到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的力度、广度、深度前所未有，直接触及基层，促使基层党委、政府领导提高了对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切实明确了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担当。在与基层相关部门座谈中，与会的职能部门领导均认为：当前地方主要领导不再把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作为负担，而是作为推动地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升的一个有效措施。在此背景下，各级领导干部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担当意识得到了提升，真正树立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对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有效组织保障。在重庆市合川区调研时，区生态环境保护分局领导讲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实施之前，向区主要领导汇报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之时，往往要等到领导听取其他部门工作汇报之后，才有机会听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汇报；现在，只要是汇报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特别是有关生态环保督察工作，主要领导会第一时间听取生态环境分局领导的汇报。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地方主要领导干部对生态环保督察工作的重视，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视。
地方主要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意识提高的同时，也实现了思想的大转变，特别是在工作中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根本遵循，全面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一是在思想上认识到生态环境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与支撑，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保障。二是在决策上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依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以及省市督察发现的问题，制订系统的整改方案，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恢复以及生态环境建设，全面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三是在行动上不仅仅是解决点的问题，更多的是通过生态环保督察，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实现了由外来督察的推动向自主行动的转变。四是在保障上注重了制度机制的完善，地方政府通过生态环保督察，关注的重点不再仅仅是生态环境保护行动的实施，特别是实施了哪些工程，更关注工程实施的成效，以及需要哪些制度机制保障成效的可持续性，为此制定相应的制度及长效机制。
多年来，只要是涉及生态或者环境问题，无论是党委政府决策层，还是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无一例外地都认为是环境保护部门的工作。因此，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一直都是环保部门的单打独斗。在此情境下，环保部门难以协调其他相关部门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之中。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实施以来，这一现象得到了极大改变，生态环境保护不再是环保部门自己的工作，不再是环保部门的单打独斗，而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行动，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为地方领导干部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而且能够及时有效地协调相关工作，采取统一行动，解决生态环保督察发现的问题。二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为相关部门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逐渐建立并强化，采取的协同行动更加有效。无论是重庆市及所属各区县，还是山东省各地市级及所属各区县，都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为契机，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各职能部门不再是被动参与生态环境保护，而是积极主动地融入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之中，助力了地方实现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的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事实上，生态环境问题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积淀下来的，有些问题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后果，带来的社会影响极大，长期得不到解决，人民群众极为不满。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实施之后，各级党委政府以此为契机，加大资金投入，解决了一批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突出问题，办成了一批长期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实事求是地讲，无论是地处长江上游经济欠发达的重庆市，还是地处黄河下游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的山东省，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长期以来并没有对生态环境问题给予高度重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实施以来，针对生态环保督察发现的重大问题，省、市、县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问题的整改。以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为契机，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以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提升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水平，确保整改成效。
正如上述所讲，由于过去对生态环境问题没有给予高度关注，新的生态环境问题不断出现，与旧的生态环境问题叠加在一起，导致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积累。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欠账非常多，生态环境保护任务繁重。换句话说，当前这些生态环境问题并非短期内产生的，而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积淀下来的。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也并非能够在短期内完成。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的实施，对重庆市、山东省反馈了一大批环境影响大、群众意见大、形象破坏大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长期存在而得不到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群关系，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成为令地方党委政府“头疼”的老大难问题。整改反馈意见为重庆市、山东省地方政府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关键目标，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从根本上解决了自然保护区内违法违规问题整改和矿山生态恢复治理任务。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是全方位的督察，推动了各级党委政府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生态环保责任，构建了大环保工作格局，推动持续开展大气、水环境治理，积极做好土壤风险管控，强化重点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监管，持之以恒改善环境质量。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促进了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大气质量优良天数显著增加，土壤、水域等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为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筑牢了生态基础；为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态产品需要，提供了更清新的空气、更洁净的饮水、更安全的产品，人民群众的生态福祉明显提升。
长期以来，生产主体关注的是产量及利润的实现，即关注的是经济效益，而非生态效益，产业发展方式较为粗放，由此导致了生产行为的负外部性。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的实施，倒逼了企业生产主体意识及观念的转变，促使了其生产行为的绿色化转型，进而推动了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提升。
在改革开放之初，无论是工业企业还是农业生产，都高度关注生产力的提升，以增加产出能力。在这个阶段，全社会都认为资源免费供应，而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根本认识不到生产行为会导致资源的枯竭及生态环境的破坏。正因如此，行业过度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环境保护问题，更没有意识到环境问题会产生的严重后果。近年来，人们的生态环境意识逐步提高，源于工业企业或者农业生产的环境污染而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的实施，促使了工业企业主体转变了观念，增强了社会责任意识。企业内部不仅设立了环保部门且配备了环保专员，并以清洁化生产为核心，提升企业能效；还不断建立和更新环境保护基础设施，解决企业环境污染问题，实现了环保工作从被动到主动的内在转变。
改革开放之初，对于工业企业而言，设备、工艺及技术较为落后，对资源的利用方式较为粗放，一方面造成资源的过度利用，另一方面导致环境污染。若采用清洁生产技术，或者转变企业的生产行为，无疑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作为理性经济人，生产主体自然不会主动转变自身的生产行为，由此可能带来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特别是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的实施，促使生产主体全面推行绿色生产理念，克服将生态环境保护与生产力发展对立起来的思维，实现了生产主体从理念到行为的转变。企业也逐渐承担起绿色转型的社会责任，不断提升产品“绿色含量”。
产业发展影响生态环境的质量，反过来，生态环境也会影响产业发展的成色。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如山东省鲁西南地区）而言，长期以来聚焦经济发展，采取全民招商，缺乏企业进驻的门槛底线，通常来说，只要能带来税收，什么样的企业都可以进驻。污染企业的发展，导致了该地区环境的立体化污染，对当地群众的身体健康造成了极大影响。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的实施，基于生态环境保护艰巨任务，倒逼地方政府对企业进驻严格把关，依据环境规制，严格环境标准，严把产业发展关，将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企业拒之门外；同时，持续淘汰和化解落后过剩产能，推进产业体系绿色升级，提升了区域产业发展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