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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列奥·洛文塔尔著 马欣
译
列奥·洛文塔尔（Leo Löwenthal，1900—1993），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文学社会学家和传播理论家。作为社会研究所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始终致力于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运用于文学、大众文化以及社会问题的分析与研究。代表作有《文学与人的形象》（1957）、《文学，通俗文化，社会》（1961）等。
洛文塔尔将自己定义为社会学家，艺术在其视域中是进行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载体。因为艺术涉及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艺术形象也蕴含了一切思想和情感；艺术不仅提供了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因素，而且展现了与广阔社会相联系的全景画卷。所以，通过艺术作品可以研究人们的社会行为方式与文化观念的变迁，“以文学艺术为主要资源来阐释个体和社会的形象”，能够“借此增进我们对过去社会规范和价值的理解” [2] 。当然，他也注意到文学社会学研究的展开所必然面临的资料的可靠性与典型性等问题。但是，这些并不妨碍他坚持认为，不论是一流的还是二流的作品都能够从社会学的意义上得以阐释，且无论何种类型的文学作品都能或多或少地反映它所处时代的特质。换言之，作为创造性艺术的文学与作为大众化商品的文学，无论表面上如何泾渭分明，都奔涌着社会历史的潜流。探讨艺术的意义，研究艺术实践中人们的社会行为和角色，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它是分析作为个体的人与塑造人的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意愿的能力。
《文学社会学的任务》（1948）是洛文塔尔文学社会学研究的代表性篇目，他在1932年发表的《文学的社会地位》（ Zur gesellschaftlichen Lage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可视为其“文学社会学”的另一个版本。这篇论文旨在探讨如何对文学作品及其相关现象进行社会学阐释，进而确定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框架。研讨的主题包括：文学的表现形式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联，作家在社会中的地位，文学现象与历史情境的关联，文学领域中的社会学预测，社会状况对于作家与读者的影响等问题。为说明文学社会学的预测功能，他选取挪威作家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1859—1952）的作品进行解析，证明汉姆生在其本性上倾向于法西斯主义，从而使文学作品的虚构形象与产生它的特定历史情境勾连起来。洛文塔尔注意到，技术变革及其带来的社会、经济成果，对文学生产与接受的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他指出文学社会学所面临的迫切任务：重释通俗文学的社会功能，探明作家的创作意图及其对读者的潜在影响，通俗文学的媒介形式与其折射出的读者心理，经济与政治周期对于文学生产的影响，以及技术、媒介与大众阅读、作家创作之间的交互作用，这些问题的提出，对于当代的文学社会学研究仍具有很强的启示价值。
文学，不论是高雅的还是通俗的，其社会学阐释都隶属于同一领域。迄今为止，社会学还未曾就这一领域投以专门的关注。自从文学研究从严苛的法规和哲学那具有强制性的历史合法性中解放出来，人们发觉，只要博览群书和擅长文墨便有足够的资格，从历史的、美学的或社会学的观点出发进行批评实践或达成共识。专业学科的传统任务是文学史叙述与文学作品分析，而这些科目已被大众文学、畅销书、流行杂志弄得目瞪口呆。此后，它们对一切三流或四流的作品都采取傲慢的、不予置评的态度。也就是说，一个重要的科学领域还未曾展开，一项研究还有待完成，这正是社会学投入到解决此问题的时刻。 [3]
以下论述，并不以系统或详尽为目的，而是试图呈现已推进工作的概况与全新的未来任务的边界。
对文学与社会系统的关系问题的阐释，可以分为两步进行。首要的任务是将文学放在每个社会及其不同阶层的功能框架当中进行厘清。文学在某些原始社会以及在若干文化高度发达的社会当中被整合入其他的社会表现形式，较之文化和宗教仪式，它并不具有独立的存在形式，而更多的是一种有关迷信的习俗与宗教礼制的衍生物，正如它在部族颂歌、早期希腊悲剧或是中世纪受难剧中所呈现的面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世俗社会的文学与其他的文化活动相分离，并且可以独自承担、完满完成各项任务。如同早期浪漫派文学作为避难营来成全那些政治失意者们的空想，或者成为社会颓丧群体的避风港，正如当前的通俗文学现象。文学还可以通过颂扬特定的统治制度，并且为达成其教育目标做出贡献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工具，就像专制主义时期西班牙和法国剧作家所处的状况。
接下来的任务是对文学的形式进行研究。尽管有关这项工作的研究资料还不够丰富，但这项工作仍然能够引出社会关系当中富有价值的洞见，如同以上蕴含价值的研究。史诗与抒情诗、戏剧及小说，它们都产生在一个与人类特殊的社会命运相勾连的特定的关系当中。当我们重新聚焦过去每种社会状况下的文学形式时，个体的孤独感或集体的安全感、社会的乐观主义或者绝望情绪，某种心理学的自我反思的兴趣或对一种客观的价值标准的坚持——这一切人类观念都能够作为我们重新思考的出发点。 [4]
富有创造力的作家本身便是知识分子。当他们完全根据自己独特的审美标准来使用客观的原始素材时，这些素材对其而言只是一个用来激发其创作的宝库。如此一来，他就化身为知识分子态度的代言人。如果对这种最古老的脑力劳动进行更多的关注，社会学家对知识分子角色的激烈讨论或许会跃升到一个更为具体的更高层次。对此，首先要进行历史文献分析，既有对作家特殊功能的分析，又包括对作家自我认知的分析——就其与社会的关联而言。
这里需要指出几个出发点来进行思考。从主观的自我反思的层面看，我们发现作家呈现出的形象包括先知的、传教士的、制造娱乐的、具有严苛技巧的、政治的与追逐利益的。从客观的层面看，我们必须调查他们的声望与收入来源，与此同时，他们受到来自社会控制部门的或多或少的压力，以及科技与市场机制所施加的影响。此外，我们特别激活的注意力与艺术作品的传播，以及作家所身处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状况也在起着作用。它们作为重要的主题案例需要进行系统的研究，在这里我们仅仅指出作家与宫廷、研究院、沙龙、图书俱乐部及电影工业之间的关系。 [5] 此外，还有一些问题横跨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例如在现代书刊的生产条件下，作家在多大程度上还是一位独立的生产者，或者他其实已经成了出版社和经纪人的一名雇员。
我们在这一主题下，开始进入文学社会学的传统领域。这一领域有无数的专著和文章，它们出自那些生活在不同区域与使用不同语言的作家，所探讨的是国家、社会、经济或是各种社会现象。尽管这些多少可信赖的关于事实的资料库大都出自作家之手，并且因此就一切社会理论问题而言或多或少带有一些随意性，但我们却不能轻易将其推到一边。他们将文学当作从属性材料进行利用，并且认为某一时期的原始材料越匮乏，文学价值就越高。此外，这一特定群体——作家群，对于特定社会现象的认知有助于我们知识的增长，并且因而来自作家群的这些材料隶属于历史与意识形态社会学的入门级研究。
尽管如此，一位在纯文学领域（Gebiet der Schönen Literatur）有着文学兴趣与分析经验的社会学家，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去解释经由社会学定义的文学材料。他的使命还在于，对文学主题与母题的社会内涵进行研究，而这些主题与母题则远离国家与社会方面的事务。一位独创性作家对自然或爱情，特定的姿势或情绪，人类的社会性或孤独的特殊处理，以及他在作品中对反思、描述或对话的重要性的承认——所有这些现象从社会学的角度乍一看似乎用处不大，但事实上它们对于想要研究社会环境，在多大程度上渗入到个体生活的私密领域而言却是真正的原始材料，个体生活归根到底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展开的。文学对于过去的时代经常是唯一可利用的信息来源，从中我们可以提取关于私人礼俗方面的知识。
当代流行的传记作品的缺陷在于，它们不仅试图通过与我们当代人的心理进行类比的方式来解释文学形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解释创造他们的整个社会情况的方式。但是，像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或浮士德这样的文学形象却不能仅靠类比来进行解释：生活在今天的人根本无法再次体验她们的困境，因为形成其冲突的外部环境已经一去不返。她们在某一时代的社会现实中被塑造完成，这些时代的社会现实与人物性格的社会学分析所提供的材料，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艺术作品的意义与功用。倘若那些号称是文学心理学家的人足够诚实则须得承认，这些女性若生活在今天，就会被当成既愚蠢又令人沮丧的精神病患者，她们最好去找份工作或者接受精神病方面的治疗，从而将自己从幻想与压抑当中解脱出来。
文学社会学家的任务在于，将文学作品的虚构形象与产生它的特定历史情境勾连起来，进而使文学阐释学成为知识社会学中的一部分。他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把主题与风格的私人方程式转化为社会方程式。 [6]
我在大约30年前对现代作家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所进行的分析便是其中一例，这项研究后来被证明是在文学领域展开社会学预测的成功案例。 [7] 这项特殊的工作就是对与社会问题没有直接关联的主题和母题进行分析，因为这些主题与母题被限定在私人领域。这项研究表明，汉姆生在其本性上倾向于法西斯主义。事实至少一次证明，文学社会学家能够进行预测。汉姆生现出纳粹支持者的原形时，曾让大多数同时代人吃惊不已。
在这儿，我仅能举出几例这类的分析。汉姆生关于自然的讨论是极富启发性的，专制国家的个体都被灌输，从诸如种族或土地这样的自然因素中去审视生命的意义。他们一再被告知，除自然、种族以及自然的共同体外，他们无所归依。正是汉姆生勾勒出的与认可的泛神论式的对自然的迷醉，通向了个体与自然力强制性的统一。而这仅仅是一条看似跨度很长的道路。
从对自然迷醉的梦幻世界到法西斯主义社会现实的过渡，当中经过了对各种形式的喧嚣、残暴的自然力的描绘。以下这段就是一个被汉姆生不断重复改写的例子：
天空吹来一阵风，它突然发出隆隆的声响朝辽阔的远方刮去……接着闪电划破天空，很快……雷声翻滚，犹如群山间爆发的巨大雪崩……闪电再次袭来，雷声渐进，骤雨落下，回声震耳，整个自然都在咆哮着……更强有力的雷鸣电闪与倾盆大雨。 [8]
康德曾用自然的崇高概念来说明雷雨体验，并将这一概念界定为：弱小的人作为纯粹的自然生命，在面对自然强力的时候会生出关于自身的无意义感，崇高与其说是自然的特质，不如说是人所具有的经验。人虽然可能会受到自然的压制，但是跟人的灵魂强度与精神力量相比，这种屈服仅仅是某种偶然的和表面的东西。 [9]
康德的社会意识所理解的自然是沉默的，无论是对它从人那里遇着的东西，还是它为人提供的东西皆是如此，然而在汉姆生那里，为了让个体与社会的无能为力被掩盖起来，狂风如何咆哮都不为过。暴雨恰好提供了一个契机，去体验和表达个体的微不足道。汉姆生对崇高的理解与康德恰好相反。“当面对周围袭来的自然强力，我瞬间陷入悲伤，感到自己微不足道，我悲叹着思索着：此刻我是什么样的人，或者我已然迷失了，抑或我根本就不存在？接着我大声呼号自己的名字，想要通过应答而获得自我存在的确认。”
[10]
恐惧作为隐蔽的情动与晚期泛神论密切勾连。康德对于人类自律的公民自豪感，没有为对暴雨的畏惧感留下任何空间，而这种恐惧在汉姆生身上则呈现为一种无差别的混杂，它出自对自然物与精神困境的廉价的同情。
汉姆生的雷鸣世界预示了多愁善感与粗暴野蛮之间的亲缘关系，二者在法西斯主义中被统一起来。
节奏的法则对汉姆生的自然概念具有特殊意义。四季的节律循环在他的小说中被反复提及，像是对自然现象本身的一种模仿。“接着秋天到了，凛冬将至。” “但生活还得继续，春去夏来。”最后节奏原则成为了一种规范特质。一些人出问题了，“因为她们不愿跟上生活的节奏……但任何人都不应该与生活对抗”。甚至，性关系也遵循自然节律。入秋之时牧羊女定会步入猎人的小屋，正如她在春天时要来到他的身旁。“秋冬节气攫住她，令她的感官沉睡。”
当人无法在任何一处打破自然规律，他的自我意识在自然面前便是完全失效的。这一新的意识形态使无能和顺从焕发光辉，表面上具有自主性的个体却在某种较为强大的力量面前缴械投降。如果人们不将对他而言全然陌生的自然律法作为自己所要屈从的对象，那么便得做好准备陷入到对某种无意义生活的恐惧之中。社会对自然节律之谜的应对方式是盲目的纪律，正如行军列队的节拍。
汉姆生对爱情与妇女角色的态度是：倘若她把内在天性与恰当生活的自然性统一到她作为家庭主妇与母亲的职能当中，便能获取她所专属的位置与幸福。在汉姆生那里，有一种很明显的倾向，就是将妇女的价值降格至纯粹的生物性功能——生儿育女。这种倾向将另一特性与汉姆生关于自由主义社会的构想联系到一起，这种构想在法西斯主义中的实现。“一位真正的女孩应该结婚，成为一位男子的妻子，成为一位母亲，最终归于尘土。”自然功能的神圣化倾向会导致，敌视女性们孜孜以求的改革、解放与充沛的才智以及嘲弄“现代女性”。真正的个体满足，似乎仅仅在性爱领域才能实现。但是，这并不代表感观上的愉悦与个体性的发展之间有着某种确定性的关联。在这儿，更多地在起作用的是同蔑视女性经常密切相关的厌恶与憎恨：“快来指给我看，野生的云莓在哪儿，古斯塔夫说道，谁能不听从呢？……谁会不这样做呢？妇女们常常无法将一个男人与另一个男人区分开来。”
汉姆生将性滥交包裹在自然神话的话语当中。但是，在这种充满妥协意味的幸福和满足中却缺乏对伴侣的兴趣，而是受制于完全的被动性，即一种人们须得执行的律法：“他抛掉一切疑虑并且很快熟稔起来，望着赫哈梅的胸部，轻抚她的膝头，抚摸她、拥抱她。有人将它称为自由意志。”法西斯道德相对主义的门徒汉姆生，会恶毒地提醒坠入爱河的人们，爱情只是出于纯粹的自然本性。
汉姆生对农民、流浪汉给予特别的同情，正如在德国纳粹主义前期历史当中，一个多数来自流亡文人的自负的个人主义阶层所扮演的角色，他们都具有英雄主义情结。汉姆生作品还预示了纳粹主义的现实，在当中我们发现流浪汉是暴虐者的前身，这种人格类型会对着干枯的树枝落泪，同时又将拳头伸向妇女。在跟流浪汉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勾结的过程中，延伸出对英雄强力进行膜拜与谄媚的话语。在汉姆生的所有时期的作品中，这一单都有大量的证据予以表明。在他后期的一部小说中，流浪汉奥古斯特渴望“用枪打掉正欲偷窃某人钱夹的男人手中的刀”，因为这意味着无聊日子里的一件“奇闻”。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作品中也有这样的浪漫桥段，只是没有加入法术犯罪，或者，当此之时，资产阶级的精明观念已被讥讽为真正的贫乏——“未曾有雷电降临”。在他早期的作品中，甚至直接向“巨型半神”摇尾乞怜，并且在无意中透露出一种政治实践，英雄主义的意识形态已为这种政治实践铺平了道路：“强大的恐怖分子是最伟大的存在，他拥有的力量是杠杆力，可以将天体撬动。”这几乎就是在赞颂领袖了。
最后，简要提一下汉姆生对人类整体之间相互关系的看法。极具讽刺的是，在崇尚改革的自由主义的文学当中，人们将“蚁丘”作为一个更高级的社会目标与组织的标志，但在汉姆生那里却把这一生物学比较，颠倒为整体人类存在的无计划性的象征：“噢，小小的蚁丘！所有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在交叠的道路上遇见彼此，它们推推搡搡，时而互相践踏。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时而互相践踏。”
这幅关于生活及人们的漫无目标爬行的画面，为反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画上了句号，回到了自然神话的起点。
文学社会学家在大众传媒研究领域的首要任务是，发展关于阅读对于人们的价值所在 [11] 的经验研究。但是，他不能简单满足于历史研究、传记研究与分析性的工作，并将其他工作都推给他从事经验研究的同行。因为一些具有较高社会价值的特定因素，它们虽然在影响规模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仍然需要对它们进行理论层面与文献层面的社会学研究。
所以首先要明确，我们对包罗万象的社会状况之于作家与读者影响的了解程度。战争时期或和平年代，经济繁荣期或大萧条对于文学生产是否具有促进作用？拥有特定水准、特定形式与特定内容的文学作品是否或多或少占据优势？不同时期的销售市场、出版商、发行量，以及书籍与杂志间的竞争是怎么样的？我们对公共图书馆与大学图书馆，在军队和医院的读者量（再根据变化着的社会关系进行细分）知道多少？文学消费与其他大众传媒，包括书面形式的有组织的休闲活动之间关系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又知道多少？ [12]
任务之二与社会控制领域相勾连。即对程序控制之于文学生产与传播的影响的了解有多少？我们将对下述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进行分析，例如，税收资助公共图书馆；再比如，欧洲施行国家剧院补贴与美国罗斯福新政期间向作家提供公共基金资助。我们必须研究高级的、令人向往的公共奖项所产生的影响，从诺贝尔文学奖到由出版社组织的有奖征文，从普利策奖到城市与国家向成功作家颁发的奖项，这些成功作家恰好就出生在这些地区。我们当然也应该研究“操纵型控制”现象：出版商的宣传活动、读书俱乐部和电影产业给予的预期展望、杂志连载的巨大市场、平装书的出版等。此外也不能忽略所有与书报检查相关的系列问题。它包括的制度化限制，从天主教教会的禁书目录到地方禁止销售某种书籍和杂志的规定。最后我们还需要分析和系统化我们所了解到的非正式控制的影响，这些影响来自书评、广播、关于作家的推广性的文章、煽动性文章、文学八卦以及私人谈话等。
任务之三涉及技术变革与其带来的社会、经济成果，它们对于某一位作家的成功绝非最无关紧要的社会决定因素。
[13]
出版业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发展，它们能够以低廉的价格来出售各种层次的文学产品，只有那些给人印象更为深刻的大众媒介的生产模式才能将其超越。以下问题将值得研究：在过去十年中，作家的收入是否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技术程序的改善（包括作家自己的工作设备），技术发展是否改变了作家群体的社会地位。我们对技术变革在大众媒介的更新换代中产生的累积性影响的了解还比较少。越来越多的人们阅读更多的书，是由于他们看了更多的电影，收听了更多的广播，或者是恰恰相反？或者是由其他原因引起的？
印刷材料的易获性，是否与教育机构为所有年龄段提供获得它们的方法有一定关联？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德国广泛的、多层次的、有目共睹的接受现象，可以作为一则例子，来说明对于一个作家的成功起到至关作用的社会决定因素。对于可以使用的书籍、杂志与报纸内容的研究表明，德国资产阶级具有明显特征的心理需求，可通过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得到满足。 [14] 与关于汉姆生的研究不同，这里我们能所关注的不是作品，而是作品接受的社会情境。
德国资产阶级即便在古典自由主义时期，也从未在政治上取到过决定性的影响。这一点导致他们在对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统治集团的认同与悲观主义的、被动性的态度之间持续地摇摆，一旦甘心服从于一种强势的领袖人格，即便拥有唯心主义哲学传统也无济于事。随之而来的是施虐与受虐反应，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那些进行拷问与自我拷问的主人公身上，可以寻找到构建认同体验的丰富材料。
人类社会积极的生活进程恰好在德国资产阶级宽广的视野之外，在这视野当中一切播种的驱动力，即生产力的全部领域都被放逐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接受中就有一例：他的作品在内容上有一缺陷，即缺少世俗幸福范畴。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幸福需要对现实进行某种积极变革，排除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为此不仅需要彻底变革现存的权力关系，还迫切需要重新构建社会意识。他的驱动目标本质上是使社会幸福的实现成为可能，意味着陷入到与当前权力机构直接的冲突当中。幸福范畴在那些资产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当中所扮演的是微不足道的角色，必须从这一阶级的总体关系上才能得以把握。一种令人满意的社会状态向这一没落的阶级关上了大门，因而关于幸福的真正含义的意识也便与他们无缘了。
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缺乏道德行动力与脱离社会团结的例证，这样的观点目前可能会受到质疑，认为这一评判并不是太适合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据称他是对人们充满爱与怜悯的传道者。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关于爱与怜悯主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表述都在发生变化，它或许以一种雅致的笔触表述为“分外的静谧，只有一种隐秘的悲伤颤抖着穿过它，像是无尽的怜悯” [15] ，或是用痛苦的大众化的表达：“他的心由于同情、怜悯而震颤” [16] 。以下这段极其幼稚的文字或许可以作为其社会涵义的标注：“他对被压迫者与颓废者的偏好逐渐变成‘俄国式的怜悯’的病态的形式，这种怜悯将一切正直、诚实的劳动人们都排除在外，而仅仅遍布在妓女、杀人犯、醉鬼以及类似的一群无用之人身上。” [17]
如此粗糙的表述，却指出了一些完全正确的东西。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接受中完全忽视了以下错误，即爱在他那里只停留在思想层面，是一种仁慈的心境，理解它的前提仅仅是，激烈防御一切社会变革、基本逃避一切实际的道德行为。社会矛盾的显露与改革的必要或许归因于对爱和怜悯的要求；在这儿它似乎成了激活人们思想与行动的情绪入口，此处或许存在意识形态领域“爱”的概念的最精确的标记。它保留一种纯粹的思想过程：一种随遇而安，没有诉求。行动的诉求与获得权力的意见，很少能够进入这一相对软弱的阶层的社会意识，他们能够宣誓的正义，不仅会撕碎他们与统治阶层的团结，而且还将指出他们与被统治者共同的阶级利益。
如果文学社会学家想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研究领域受到重视，那么他必须至少提供一个研究计划，它既要有效针对区域问题，同时还要能够关联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研究经验。迄今我们已划定了四个可进行理论分析的主题范围，将以同样的方式勾勒出四个可进行经验研究的领域。
要想厘清人们在特定社会状况下，或更进一步，在一个特定历史瞬间，渴望从大众文学中获得何种满足，就得对作品内容有精准的认识。因此我们需要对大众文学作品的内容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分析盘点；它应该比较地进行，并且在时间设定上不晚于19世纪早期。尽管有关这类作品隐性内容的推测性意见并不缺乏，但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研究还很有限。 [18]
如果我们仅仅举出广为接受的意见，那就是，大众文学的主要任务在于为遭受挫折之人的逃避冲动打开一个出口。我们如何知道，这一点在曾经是正确的，或者到今天仍然是正确的呢？或许今日小说内容的功能，与其说是逃避现实，不如说是提供教益：文学已经成为一种真正廉价且容易获得的工具，使人在令人困惑的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中得以辨明方向。读者在寻求应对其精神问题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期待一种简明易懂的心理分析疗法，使其能够通过认同与模仿的方式找到走出内心的困惑的道路。有一种自信的态度，它属于逃避现实，因为更可能出现在个体保持完整的时代，而不是我们当今的这个时代。在当今这个时代，脆弱的自我、虚弱的自我意识，需要外部的支撑来维持自身，不论此种假设是否正确，它都能有效推动对于大众文学向读者提供的认同及模仿方案的研究。人们可能还会得出这样一种结论，与较早期的作品相比，我们同时代的小说具有更复杂的情节表现与更快速的情节推进，而沉思与描述的部分则日渐缩水。
比如，若将今天的通俗历史小说与前代的进行对照，将会别有一番趣味。我们或许会发现，老一代作品试图勾勒出一个时代的全景式图像，而今天这幅图像被拆解为大量的形象、情境与行为的碎片，并且让读者失去了坐在看不见的英雄身边的快乐，而这样的英雄人物曾作为那些作家驾驭形象的标尺。在现代生活的压力下产生出极其脆弱的自我，反过来这一自我又遭受新的压力，因此，放弃仅仅认同某一种形象、内在的精神生活、理论上的观念与价值，就成了一种必然。
文学读物的经典情境消失了，在此类情境中，读者从主人公的孤独、艺术作品的独一无二里，分享到了选择与命运曾想遮蔽掉的孤独。一种秩序井然的集体经验取代了它们的位置，这种经验导致以心理操控为目地的技巧的应用而生并得以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发掘出新的原始材料 [19] ，而系统性的社会学研究还有待完成。
人们必须区分读者从文学当中寻求的东西与作家在读者的意识之外传递出的东西。汉姆生的情况就是说明这类艺术问题的一个例子。
人们的观点与态度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文学作品的影响，不仅取决于作品表面的内容，也取决于它隐含的内容。要将隐含内容从作家撰写的整个内容中分离出来，自然是一项还未找到成熟解决方案的任务。但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廉价的社会实验室，在这里不需要在采访上花费太多的时间与金钱。作家或多或少地（通常是更少地）意识到，他们通过自己试图传递的“信息”来产生影响，而这些信息便是他们自身人格及个人问题的一种写照。要明确作家的立场，就应该唤醒他本人以及通过艺术灵感创造的人物形象，并且让他接受问询与最新的心理实验。
比方说，我们可以利用标准化的意识形态问卷，来了解大众文学中的代表性作品，来明确作家的态度，以及他对于人性、社群的敌对状态、历史灾难与自然灾害、性、群众与伟人的差异等方面的观点。我们可以分析收集来的问卷，且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一个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标准，从而确定作家的社会立场。我们甚至能够大胆预测他的行为与他即将完成的作品的类型。如果进一步扩大作品样本，还会了解到这些大众媒介的代理人对自身的看法，以及这些隐藏起来的自我对于读者的潜在影响。
此种类型的实验，可以通过分析文学材料中主人公的性格结构来得以完善。社会心理学的最新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现成的结构症候群，它们来自意识形态的与投射测试的反应实验。在它们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大概率的诊断出，一个人究竟是权威性人格还是反权威性人格。这些诊断对于政治、道德与情感行为的预测具有显著的价值。单纯的描述经常具有误导性，而通过这些新方法可以纠正这些错误。 [20]
在进行大众文学显性内容或隐性内容的研究时，某些边缘性的出版物应该得到比以往更多的关注。我们在这儿特别思考一下漫画 [21] ，以及那些成年人和青年都非常喜欢的作品。对这些材料内容的全面分析，必将获得大量具有承续价值的假说，其承续价值源自于观念、价值与情感所产生的情境今日可能再次出现。
因此，不仅要研究类人与超人神话序列中明显的原初母题，而且也要留意另一类材料，它们在日常悲欢的乔装下现身，却关联着现代社会的早期发展阶段，特别是19世纪宁静的生活方式。如果将这些材料与传统的、资产阶级文学的意识形态及情感内容进行比较，或许能清楚地看到，现代读者如何在学会顺应及适应体制与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的白日梦之间摇摆，尽管这种生活方式不可能实现，或者说实现它的历史条件已不复存在。如果将成年人的内容与青少年内容进行划分与相互比较，或许能够发展出某种假说，它将推动关于不同意识层面以及心理学深层意识领域关于情感好恶的系统性研究。
我们就主题范围的描述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且指出文学作品的成功有三种不同的社会决定因素。为了更加明确哪些研究是必要的，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其中的两种因素。
其涉及的首要问题是，经济与政治周期的不同阶段是否带给文学作品不同的影响。这项研究任务会要求调整功能上的内容研究。应该将来自萧条期与繁盛期、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文学作品的典型样本汇集成一份详细的清单，这份清单非但不局限于列举小说主题，还首先应关注情感活动模式，可以有把握地认为，从这些模式中特别清晰地投射出读者特定的满足与挫折体验。例如，作品使用美满结局或悲惨结局的特定区别能够被证明作为一种假说被提了出来。当经济危机到达最高点的时候，逃避现实的去认同充满纯净幸福的白日梦，很有可能成为文学景观的主要特质。而如今开放式的伪悲剧结尾并不少见，这是由于相对的繁荣环境允许文学经验带领我们更加贴近现实，甚至允许文学经验传递出特定的观念，这些观念涉及我们自身心理和文化方面的缺陷。
在确定什么样的内容与主题受到所有社会情境的青睐之前，还需要选取许多其他的关系进行研究。对过去45年间两次战前的经济危机与两次战后的经济周期进行比较研究，或许能得出一点事实，通过这一事实可能会预测出，什么样的文学主题和内容永远受欢迎。教育工作者与作家可能给出非常显豁的结论，以至于他人无法给出更切近的论断。
在技术起着决定作用的领域，我们要去研究普通人的阅读能力如何在广播、电影及电视经验的影响下被限制。我们对于病理上的阅读障碍知道许多，但是对精神的选择性阅读相对了解较少。 [22] 什么内容被阅读并被记住了，什么内容只是被浏览或干脆被跳过，类似的研究将会是有趣的。有关读者阅读能力的高低与被接受内容多寡的确切认知，将会让作家极大地节约时间成本；而对于社会学家而言，这些材料将会证实其内容分析的结论。
研究任务的理论规划总是有缺陷的，因为它包含尚未兑现的允诺。然而，我们希望能够唤起，传播研究专家对令人不安的结论与邻近研究分支任务的兴趣，并且能够看到对自身研究领域的潜在贡献。
我想以一段个人的经验作为结束。当社会学家在研讨课，或者讲堂，讨论文学作品，他将会遇到一种矛盾的反应：学生们首先表现出对新科学经验的浓厚兴趣，但是一段时间后，部分学生会拒绝对诗意的作品进行分析的“肢解”。由于学生还没搞清什么是真正好的，什么是逊色一些的，故而要求生动的指导来照亮他们知识的暗区。他们期待获得一种“可靠的公式”，这套公式能够让他们在教育与纯娱乐之间这片模糊而庞大的领域中开辟出一块空间。学生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的诉求已然呈现出文学的社会学阐释所正处在的特殊的发展阶段。
[1] 本篇译自Leo Löwenthal，“Aufgaben der Literatursoziologie”，Leo Löwenthal Schriften Band I Lieratur und Massenkultur ，Herausgegeben von Helmut Dubiel，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80，pp.328-349。
[2] Leo Löwenthal， Literature ， Popular Culture ， and Society ，NJ：Prentice-Hall，1961，p.xxiv.
[3] 这是具有症候性的，迄今为止在美国还没有一个系统、全面的文学社会学与艺术社会学的书目。最具价值的原始文献已经出版了近10年。参见Hugh Dalziel Duncan，“General Bibliography”，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Society ，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53，pp.143-214.
[4] 在这方面具有说服力的研究是卢卡奇的《小说理论》。这一问题也在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的《文学形式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Literary Form ，Baton Rouge，Louisiana，1941）中有主题式呈现。
[5] 对于这一领域具有客观价值的研究，可参见Albert Guérard， Literature and Society ，Boston，1935。
[6] 我认为埃里克·本特里（Eric Bentley）的作品《作为思想家的剧作家》（ The Playwright as Thinker ，New York，1946）是一个成功的尝试，它将私人事件转化为社会事件，且用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对其进行说明。
[7] 参见Leo Löwenthal， Literature and the Image of Man ，Boston，1957，Kapitel Ⅶ。最初的标题为《克努特·汉姆生——论权威意识形态的史前史》，载于《社会研究杂志》1937年第六卷，第295—345页。
[8] K.Hamsun， Die letzte Freude ，Sämtliche Romane und Erzählungen，Band Ⅱ，Deutsche Buchgemeinschaft，Berlin，Darmstadt，Wien 1959，S.661.
[9] 参见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Reclamausgabe，S.140f。
[10] Die letzte Freude ，S.661.
[11] 参见Douglas Waples，Bernard Berelson与Franklyn R.Bradshaw的开创性工作 What Reading Does to People ，Chicago，1940。
[12] 参见Paul F.Lazarsfeld， Radio and the Printed Page ，New York 1940。
[13] 霍克海默发表在《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1941年第9期上的文章《艺术与大众文化》（ Art and Mass Culture ），为现代技术变革及其在社会艺术领域的影响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作者在文学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在诸多方面受到这篇文章的启发。
[14] 参见Leo Löwenthal， Die Auffassung Dostojewskijs im Vorkriegsdeutschland ，Kap.IV von Teil 1 dieses Bandes。
[15] Hermann Conradi，“Dostojewskij”，in Die Gesellschaft ，Bd.6，（1889），S.528.
[16] L.Brehm，Dostojewskij，“Dämonen”，in Der Deutsche ，Bd.5，（1906），S.346
[17] C.Busse， Geschichte der Weltliteratur ，Bd.Ⅱ，Bielefeld und Leipzig 1913，S.346.
[18] 我要致谢艾奥瓦州立大学的拉耶夫·奥耶曼（Ralpf H Ojemann），在他的指引下我注意到一篇由伊夫林·彼得斯（Evelyn Peters）完成的出色的博士论文《小说材料中对儿童行为类型的研究》（ A Study of the Types of Behavior toward Children Approved in Fiction Materials ，1946）。
[19] 参见Frank Luther Mott， Golden Multitudes ，New York，1947；Alice Payne Hackett， Fifty Years of Best Sellers ，New York，1945；Edward H.O'Neill，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Biography ，Philadelphia，1935。
[20] 参见Th.W.Adorno u.a.，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1950。
[21] 参见Coulton Waugh， The Comics ，New York，1947，p.354。
[22] 参见Rudolf Flesch， The Art of Plain Talk ，New York，1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