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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我国面临越来越大的养老压力，而由于家庭结构的变迁，我国城市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及其保障的实现越来越依赖于社会。但是，目前我国养老服务供给总体上无法满足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及健康管理等医养一体化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各种类型的医养融合机构应运而生。尽管这种新型服务组织确实能够较好地整合医疗和养老的资源，但在实践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亟须从理论上加以澄清。更具体地说，本书的选题主要基于以下社会事实：
1.人口老龄化和养老社会化的基本事实
根据联合国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该国家或地区就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
当前，我国处于快速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急剧增加，截至2020年11月1日，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有2.64亿人，占总人口18.7%，并以年均4.04%的速度持续增长。
据2018年全国第六次卫生服务统计调查数据，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慢病患病率占59.1%，失能比例占6.7%。
也就是说，老年人口增长的趋势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期，老龄化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通过创新发展养老体系、提高养老服务质量，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回应亿万老年人的美好生活向往，更好地推动老年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是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以及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战略窗口期的重大课题
。从历史的角度看，家庭养老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基本承担了老年人物质供养、生活照料以及精神慰藉等诸多功能。然而，计划生育国策的全面深入执行，国民生育观念的变化，培养后代成本的急剧攀升，导致我国家庭规模不断缩小，传统家庭结构体系和分工模式进行了再调整，由于家庭结构的快速转型，以家庭为主要载体和资源来源的传统养老模式已无法适应老年人的需要，家庭养老的功能和作用不断被弱化，因而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一套社会化的养老体系。尤其在人口集聚、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镇地区，核心家庭中的子代普遍面临着相当严峻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导致其投入父辈生活赡养和精神慰藉上的时间和精力相当有限，城市老年人养老诉求的实现与保障越来越依赖社会化养老服务模式。
2.多元养老需求与养老服务供给的矛盾
由于我国存在庞大的老年群体，尤其是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对日常照料和医疗护理的需求高度叠加，所以对多层次、多元化的医养融合服务需求非常迫切。但目前城市养老系统与医疗系统基本处于“分而治之”的隔离状态。在该系统的框架下，一方面，养老服务绝大部分以日常生活照料为主，缺乏医疗护理、健康管理、心理慰藉等服务，老年人养老的多元化需求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疾病治愈但仍需要康复的出院老年人，因为“医保钱”不能转为“养老钱”以及找不到适合继续康复治疗的养老机构而不得不连续出院转院、想方设法地占用医院床位。如此一方面造成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享受到“养老和看病两不误”的一体化服务，绝大多数老年人得不到专业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服务；另一方面则导致有限的医疗资源被不合理占用，从而使急需住院治疗的重症病人无法住院治疗，也可能造成过度医疗，给医保基金造成巨大的负担。
因此，当前的“医养分离”状况不仅使城市老年群体的多元化需要得不到满足，而且也使公共养老服务既有失公平，又大大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当务之急是有效整合医疗和养老服务资源，使老年人获得便捷、连续、及时和专业的服务，尽量缓解供求矛盾。
3.养老政策倡导鼓励与实践困境并存的局面
为满足老年人的医疗护理和日常生活照料一体化需求，2013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35号），明确要求“积极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随后，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进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相融合，推动各地积极探索医养融合模式。这些政策涉及财政补贴、医保报销、税费减免、土地使用、人才培养、金融支持、社会资本引入等方面，对推动医养融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打开了医养融合参与主体准入的大门，对各参与主体提出鼓励发展的意见及要求，尤其是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养老机构医养融合发展。
但是，医养融合的相关职能部门涉及多条线上不同政府部门（主要涉及民政、卫生、人社、土地、税务、财政等部门），由于不同部门的出发点有所差异，而且目前缺乏相关国家政策规范和引导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因此不同部门之间出台的政策协调性很低，无法形成政策合力；而且目前国家政策多是宏观指导政策，缺乏操作性政策，导致医养融合政策在基层难以落地执行。因此，没有很好地推动医养融合各相关主体发挥协同作用，导致政策效果有限，医疗资源和养老资源相互阻隔、老年人养老服务缺位现象明显，机构养老资源浪费现象较为严重，无法满足老年人的医养一体化需求。政府部门各自为政、多头管理和宏观政策基层落实难已经严重影响了医养融合的可持续性发展。
4.资源配置公益属性与效率追求的平衡
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组织，尽管人们基本上都承认两者均具有公益性的成分，但由于医疗机构专业化水平高、规范性强、人财物力投入大，加之迄今为止的医疗资源，特别是优质资源仍处于高度稀缺状态，因此，医疗机构往往注重经济效率；而养老机构更侧重公益性，但财政对养老机构建设整体投入不足，大部分养老机构赢利能力很弱，这种差异使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在采取一致性行动方面存在很大的困难。
对于大中型医疗机构而言，由于患者多、经济效益较好，发展医养融合不仅会分散其医疗资源、增加其运营成本，而且还会带来不必要的医疗纠纷，因此大中型医疗机构缺乏开展医养融合服务的动力。中小型医疗机构由于医疗条件有限、合法性地位较低，因此难以获得养老机构及老年人的青睐。“养老机构需求强，医疗机构愿望弱”的非均衡地位增加了医养融合发展的困难。
基于上述情况，必须从观念、理论和制度等方面寻求突破，以便为医养融合的普惠化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提供坚实的支撑。在已有研究中，一般认为医养融合发展困境出于合作框架、合作方式的相关制度设计不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供给的不足导致医养融合发展困境。由此，一些学者将化解医养融合发展困境的探讨落在具体的制度创新和规则建构上。总体而言，由于城市医养融合尚处于起步阶段，学界主要从分析医养融合发展的具体环节所存在的问题入手，力图通过弥补制度及规则的不足来化解医养融合发展困境，而对医养融合模式演变的内在机制、不同主体的行动逻辑、未来发展方向等方面则缺乏较系统的研究。因此，针对困境提出的对策运用到实践的效果也不尽如人意。
事实上，医养融合机构不仅要面对法律制度的影响，而且要面对文化期待、社会规范、观念制度等制度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本书拟从新制度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对城市医养融合不同参与主体的行动逻辑进行研究，具体是以我国城市医养融合发展的过程为脉络，以医养融合机构为对象，重点考察不同参与主体的行动逻辑，探讨各参与主体之间互动的方式、特点、困境及其原因，揭示医养融合具体运作模式演变的基本机制，同时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一些典型案例的分析，比较城市医养融合不同运作模式的特征，以便探寻一种较优模式及其实现条件和具体路径。笔者认为，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比较系统的分析，不仅有利于加深人们对医养融合内在机制的认识，也有助于破解医养融合实践方面的一些难题，从而推动医养融合的健康发展。
本书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从理论上看，有关城市医养融合方面的研究仍存在很大的拓展空间。近年来，随着城市医养融合实践的持续推进，部分学者已经关注到这一现象并着手开展一些研究，同时也取得不少成果。但总的来看，目前相关研究绝大多数属于探索性、描述性研究，尤其缺乏对医养融合模式演变内在机制、未来发展方向和路径的比较系统的理论研究。因此，从一些新的，或许更适当的视角展开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无疑有助于人们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我国的城市医养融合发展的现状、特点及其未来趋向。
2.从实践上看，我国城市医养融合的发展仍面临诸多困境。从当前以至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构成巨大的挑战。城市医养融合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对这个挑战的一种积极的回应。但毋庸讳言，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城市医养融合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许多急需突破的瓶颈问题，其中模式选择最为突出。因此，如何在对现有各种实践模型进行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一个优选的理论模型，然后探寻该模型的实现条件和主要路径，无疑有助于促进城市医养融合的健康发展，有效减少医疗资源的结构性浪费，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满足老年人医养一体化的多层次、多元化的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