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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笔者在导论中指出的那样，近年来我国城市医养融合机构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对“医养分割”现状的一种积极回应。由于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等基层社会组织的积极探索和国家、地方政府的持续推动，城市医养融合机构及其运作模式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具体运作模式，已从最初的内部延伸模式迅速向外部协作模式演化。但目前学界大都倾向于把医养融合看成一种理所应当的现象，因而把实施医养融合机构的组织与运作模式及其变迁也看成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进而把医养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基本归结为内部管理和制度供给两方面的问题，致使相关研究多偏向于对策讨论。这本来也无可厚非；问题是，如果不从医养融合参与主体的不同行动逻辑入手，对医养融合机构及其运作模式的演变进行一个比较系统而清晰的解释，就难以把握有关现象的发展规律，更难以提出有效的对策。实际上，城市医养融合的发展也是一种制度变迁过程，其主要动力是处于不同位置的个体、群体或组织在当前制度条件下的利益分化难以弥合，且维持最低限度的制度稳定所要付出的代价成本远远超出相关主体的底线预期，在公共诉求的推动下制度便出现了自我更迭或外力重塑，与此同时，不同群体和个人的行为依然受其所处场域的制度逻辑制约。
我国城市医养融合的基本内涵是医疗资源与养老资源的互相耦合及嵌入，而参与这一过程的不仅是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还包括国家、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社区、企业、社会组织和老年群体等。正是由于这些参与主体采取不同的行动逻辑，才推动了医养融合机构及其运作模式的变迁。因此，本章拟在对我国城市医养融合不同发展阶段及其相应模式的特点进行概括性介绍的基础上，通过对几个主要参与主体的行动逻辑进行比较细致的分析，尝试搭建一个较为系统的解释框架，以便为以后各章的讨论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