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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曾预断：“风险是永恒存在的”。
人类所面临的高风险需要积极作为的政府，
而风险防控的复杂性、紧迫性，对政府的应急能力是场严峻的考验。政府需要不断改进风险规制理念、创新风险规制方式。在众多的政府风险规制手段中，公共警告以其独特的优势已经广泛运用于风险规制实践。面对风险防控的复杂任务，公共警告具有诸多值得珍视的价值，它具有较灵活、低成本等优势，有利于助推公众风险信息知情权的实现，在保障公众权益免受风险侵害方面效果突出。
目前，许多国家已经广泛使用大量的灵活和简单的非正式行政行为，以克服传统行政法治主义机械、僵化的缺陷，有效应对行政任务日益多元、复杂的客观需求。
特别是由于经济、科技的发展，政府治理方式不断发生变化，传统惩罚类型的有效性受到限制，行政机关使用新型治理手段的动机越来越强烈。
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提出改进和创新执法方式，加强非强制行政手段的运用。
助推理论的预设是不完全理性的“社会人”。政府有必要让人们在没有明显强迫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决定。政府为人们保留了选择的自由，并指导他们做出正确的决定。
“助推”是在不使用强制手段、不增加当事人成本的情况下，有效实现立法目的的规制手段，具有低成本、弱强制、高效能的优势。
作为一种“助推”方式，公共警告具有灵活、成本低、影响广、效果突出等优势，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执法任务繁重与执法资源有限、执法成本过高之间的矛盾，克服传统风险规制手段的机械、僵化的弊端，极大地满足了当前复杂多样的行政任务的需要。因此，美国桑斯坦教授认为，信息监管工具的应用是近几十年来法律领域最显著的成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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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警告具有较强的灵活性。现代社会的风险无处不在，然而，风险实际是个概率问题，而且降低风险的措施可能会取消某些收益或引发新的风险，因此，需要对风险进行成本与收益的权衡。
每个人的处境和对风险的态度都有所差异，由于风险的不确定性，传统行政强制手段对风险的规制往往会过于僵化，可能对私人自由造成过多的干扰。公共警告能极大地满足当下行政任务复杂多元的需求。与传统强制行为相比，公共警告不是通过发布禁令，而是通过发布风险信息，使公众能够快速了解风险信息，并以灵活的方式影响人们的行为，从而实现防范风险的行政目的。公共警告的行为方式相对简单，可执行性强。在防范风险的同时，它不会直接干涉人身自由或其他利益，具有很强的灵活性。
风险不能完全消失为零，而只能被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至于何谓“可接受范围”，除科学性判断外，还受到个人主观认识的影响。
例如，政府可以选择发布公共警告来提醒人们吸烟有害健康。再如，在传染病暴发的高峰期，有些人本应躲在家里，但却不得不从事传染风险较高的工作来维持生计。又如，餐饮食品安全等级制度在许多国家已经得到广泛使用，这其实就是在公众知情基础上的风险共担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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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公共警告具有低成本的优势。在许多情况下，危险的来源和范围很难确定，如果使用传统的执法方法，执法成本可能过高，甚至不可能。然而，通过公共警告来发布风险信息，这种执法方式成本低、效果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行政机关的执法压力。因此，在2011年美国“改善规制和规制审查”行政令中，也将信息工具看作是一种减少规制成本、维护选择自由的柔性工具。
知情权，又被称为“知悉权”“了解权”，是指公民知悉和获得信息的权利。
中国宪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知情权，但是，知情权可以从中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表达自由权利引申出来。人权是人应享有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国家的目的就是保护基本的人权不受侵犯。
中国已经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也明确了知情权的内容。2007年，党的十七大将“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写入报告。2019年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条明确规定“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因此，中国越来越重视对公众知情权的保障。
知情权的内涵一直在不断丰富和发展，公众对权利保障的期待和要求也与日俱增。政府有义务让公众了解他们所掌握的有关风险的信息，因此，“风险信息成为新的知情权客体”
。例如，美国《应急计划和社区知情权法案》规定，潜在的风险受影响者有权了解有毒物质的信息。在风险社会里，对公众风险信息知情权的保护显得尤其重要，可以说，“公民知情权保障已经成为风险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起点，直接关系人们生命、健康、生活、学习、工作等各个方面的权益保护”
。当人们被告知风险即将到来时，尽管可能会有一些恐慌。但是，政府并不能因此而隐瞒风险信息，因为在未知的信息盲区，人们往往会做最坏的猜测。因此，人们需要知晓最新和准确的信息来消除顾虑。有调查表明，51.4%的受访者认为，加强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有助于澄清谣言，减少恐慌。更何况，风险的消除，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公众的配合。因此，政府应保障公众的风险信息知情权，有效抵制恐慌情绪的影响。
其实，助推方式并没有限制人们的选择机会，也没有显著改变经济激励机制，相反，它通过心理和社会机制为个人选择建立了一个“环境”，其目的是优化选择和改善福利。
在信息社会里，信息传播的成本更低、速度更快，信息规制工具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为公共警告的运用提供了便利。传统的命令控制型规制手段因频繁失灵和低效率而被学界所批判，在各种风险共生的当下，
作为一种“助推”方式，公共警告利用其较灵活、影响广等特点，充分回应公众的风险信息需求，及时发布风险信息，有助于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实现。如果政府不能向公众提供足够的信息或者公众缺乏畅通的信息渠道，那么所谓的面向公众的政府，也就沦为一场滑稽剧或悲剧或悲喜剧的序幕。
更为重要的是，确保有关风险的信息更加公开的两大原因是效率和民主。
通过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实现，使公众获悉有关风险知识，有利于实现风险决策民主。
行使公权力的目的是体现人民权利的要求，是广大人民的福祉。
因此，政府必须依法行使职权，保障公众的基本权利不受侵害。风险一旦变成灾难，就会对公众造成巨大的伤害，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无法补救。例如，如果地震预报预警信息没有及时发布，地震灾害一旦发生，很可能死伤成千上万的人。在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公共卫生等各种风险共生的当下，
行政任务更加复杂，而传统执法方式的规制范围有限、规制成本较高，规制效果有限，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现代风险治理的需要。因此，必须实现从事后补救转向事前预防，通过风险规制活动有效防范各类风险。
作为一种“助推”方式，公共警告的发布极大地缓解了信息化社会里政府风险规制的压力。
然而，与正式制裁相比，公司对不利信息发布手段的恐惧更甚。 [4] 政府通过发布风险信息向公众发出公共警告，可以将风险规制的关口前移，克服事后救济的不足，起到事前预防风险的作用，保障公众权益免受风险侵害，有效缓解行政任务繁重与执法力量有限的矛盾。在风险规制实践中，公共警告发挥了其独特作用，收到了较好的风险规制效果，受到广大民众的青睐。尤其是对于已经被消费者购买的有害产品、食品等，最高效的方法就是发布公共警告。调查证明， 86.7%的受访者认为，“加大曝光力度”对于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非常重要。
美国凯斯·R．桑斯坦认为：“开示与风险相关的信息是最令人感兴趣和潜在的最有效率的策略。”
可以说，公共警告有效地弥补了命令控制型手段的弊端，更加符合风险社会和信息社会的风险治理制需求，一直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